卷二 论
孔子删诗不删郑卫论
或曰：“思无邪。”夫子以蔽三百，善矣。然删诗不删郑卫，何也？余曰：诗有善、有恶，即有法、有戒。《集注》曰：“诗之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佚志。”其所以不删郑卫者，即示人惩创之意，原以为戒，非以为法，犹《春秋》书乱臣贼子以示诛罚是也，岂以郑卫之诗为善而不删哉？按夫子并未删诗，《池北偶谈》云“孔子但正乐，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尝删诗”。观自卫返鲁云云可见。且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家”语，对哀公问郊，亦曰“臣闻诵诗三百，不可以一献”，知古诗本来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删定也。如经自定，孔子对君岂敢遽谓为“诵诗三百”哉。又《左传》列国卿大夫燕飨赋诗，率皆三百篇中之诗多在孔前，其非夫子手删了然可见。辅广亦谓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传闻之误，与《偶谈》所见略同，则孔子删诗不删郑卫之说，殆后世之讹传也。盖天道福善祸淫，人情崇正去邪，此理千古一辙。如使孔子删诗，必删郑卫。何也？书不云“放郑声、恶郑声之乱雅乐”乎？既恶且放，谁曰不删？彼藉口者，何其所见之不广哉！
香奁无题诗论
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诗之本意也。思无邪，诗之大旨也。历代诗人多有于房帷儿女私情，言之津津，桑间濮上，载之诗话。余见之不能无遗议焉。
近世子弟轻薄，每遇宫体、宫怨、宫词，闺怨、闺情、香奁及《玉台新咏》、《情史》等诗，未有不宝之如珠玉，奉之如师保者，以为前人尚不能无，我辈何乐不为！故凡淫邪之诗，非盈箧即累牍，且以此居然自谓为风雅。间有不为者，群起而非之，以为迂腐。是真举国若狂，而偏指不狂以为狂者也。不知以须眉丈夫之身，而作妇人女子之语，写妇人女子之情，其亦有耻无耻也耶？
昔孔子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深痛其难。古人谓评论女色、谈人闺阃，皆大损阴险，无耻下流所为。由二说观之，则凡以妇人女子之事托诸笔墨，待月西厢之词载之篇章，其心尚可问哉？夫以目之所成、心之所欲不可问，竟大书特书，问之于世，而独不畏贤人君子之所丑，其病狂丧心可知；亦足见风俗之恶，习染之污，何无一挽回也。有为之说者曰：“如李义山之无题等诗，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而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岂亦得谓之淫邪乎？”曰：非也。彼忠愤无聊者，心也；而婉娈者，辞也，心不可见而其辞显。然淫邪者也，天下后世之人，岂尽读其辞而想其心者哉？读其辞而不想其心，开卷只阅其淫艳之语，掩卷谁揆诸至苦之衷。故后世之读义山无题等诗类，以才人浪子目之；解锦瑟诗者，皆指为令狐青衣而言；即爱厥诗者，亦不过以为房帷昵媒之词，与玉台、香奁例称而已。欲其效法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者，百无一二；而不欲其效尤于房帷、昵媒之词者，竟遍天下矣。如子言义山纵无淫邪之心，而实开后人以淫邪之心。此作俑之罪魁也，谓之淫邪，谁曰不宜？古人谓小说传奇家，不以忠孝廉节之事风世，而以才子佳人之事讽世，实足以乱天下之人心，伤天下之风化者，即此意也。纪晓岚宗伯曰：“大凡风流佳话，即是地狱根苗。”可不畏欤？不然天下后世淫邪之徒，艳语淫辞，而皆藉口于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而喻君子以塞责者，此风伊于胡底哉？
宰我冉有从祀文庙论
自古庠序、学校之设，皆所以明人伦。人伦者何？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而其中之最大者，莫如君父。故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圣门仁义、忠孝之训久矣，岂及门未之闻乎？礼父母三年之丧，达乎天子无贵贱，一也。短丧之说，下愚耻言，而宰予以期为久，已为不可；至夫子语以“食稻衣锦，于汝安乎？”而宰我公然曰“安”，其人爱亲之薄，毫不知昊天罔极之恩，此可见矣。季氏身为大夫，鲁臣也；冉求为季氏宰，亦鲁臣也。四分公室，季独居二，富过周公，其不臣甚矣。而冉求为之家臣，不能匡救谏止，反为聚敛附益，其人见利忘义，目无鲁君，此可见矣。礼义由贤者出，二子如此，焉得谓之贤哲哉。其有愧于子贡之师死庐墓六年，闵子之辞费必在汶上多矣。虽有言语，政事之长，不足取也。后世以之从祀庙廷，列在十哲之中，何也？如以为圣门弟子，名列四科置之不论，此为循名而不核实，如舍其短而取其长，此为舍本逐末，均于理不顺。然夫子于二子，一曰不仁，一曰“非吾徒”，“鸣鼓而攻”，其为深恶痛绝明矣。即屏之门墙之外，降之两庑之间，夫子未尝不韪也。且今之圣庙即古之辟雍，学校是也，以不知君父人，高置十哲之上，其何以明伦而以训天下后世之为人臣、人子者哉？然而天下大矣，人才广矣，此心同、此理同，自古及今，岂无见及此者？当其人祀时，盈廷公议，凡在礼臣、谏官必有驳者。如其言之，则所论未尝不是，何以不从？如其未言，则《春秋》责备贤者之辞多，何二子独恕而幸免耶？此皆不可解也，阙疑以俟知者。
文庙迁移论
壬辰作
清湘文庙昉于宋庆历四年，旧基在城东北隅。绍兴十三年，郡守高楫始建于凤凰山，即今地，后皆从之。至明盛，人文叠起，甲于一粤，内而相国、鼎甲、尚书、侍郎，外而督抚，不一而足；等而下之，在所不齿。考其时皆在凤凰山翔凤楼前，未闻有所更变也。至我朝雍正四年，人惑于风水之说，迁之翔凤楼下。伊时科甲联翩，人文亦盛。降及近今少衰，然不过甲榜与显宦乏人，而乙榜民社犹未见其凋零也。说者遂归咎于文庙之太下，乾隆甲申，群起为之迁上，复明时之故址焉。壮丽轩敞，盛称钜观，佥谓前明之盛可以再见。讵庚寅榜发，领乡荐者一；辛卯随即脱榜，止副车一，自有明来未有如斯之陋者也。一时议者又归咎新建太上，群欲移下。在诸君子之心非不谓善，但以愚见窥之，万无此理，试言之。
从来天下文风之盛，由于人，不由于地。毋论芝草无根，醴泉无源，贤才不择地而生，豪杰不待人而起。即以吾州人物言之，前明之盛，如大学士蒋文定伯仲崛起，以名进士而位极人臣；直御史曹心洛父子忠孝，为有明一代伟人，间气所钟，谁云无之。然读其所著《湘皋集》、《忠谏录》等书，学问渊博，未有不由人工而成者也。舒尚书子探花宏志、张尚书孙太史昌彻，年皆未弱冠而入清华玉笋之班，虽其人未享大年，然阅其传皆云博极群书，下笔万言立就，未闻不学而获者也。即吾先人陈氏一门，余先人本姓陈，出继于俞，当时人文科甲，尤为一州之冠。如长史公号南宾，侍郎公讳琬，中丞公讳瑶，都宪公讳珩，司马公讳，主客公讳邦，余亲血祖，太仆公讳邦修诸人，皆以名进士为一代名臣。今读其集，无不学问渊邃，根底深厚。而我主客公其学尤醇。自幼闭戶该书，不窺园林，讲明理学，所著有《遵周录》、《太极图辨解》、《率性篇》、《静斋漫稿》等集行世。及致仕林下，杜门不出，以斯文自任，一时名人无不出其门下，如从弟太仆公，皆其所成立者。时提学殷颜其堂曰“正学清操”。太仆公，郡志载：其少孤，究心经史，于天文、地理、律历诸书，无所不博。又论劾奸相严嵩等疏。夫如是，则其家之人品、学问，顾何如哉？矧明三百年间，士大夫咸聚族于城，彼此鼓励；良师益友不无多见、多闻之助。所以人才蔚起，卓然为一邦之光者，此也。是有明之盛，皆人力之赑员，非文庙之风水明矣。若我朝昔时之盛亦然。凡世家巨族，莫不重聘名师，家弦户诵。每宿一村，咿唔之声达旦。遇乡榜发，吾邑居其大半。会试捷南宫、入馆选者，蝉联不绝。是以衡文者佥称全为人文之薮焉。是昔日之显达，亦无不从学问中来也。降至今日，大谬不然，如是而望科甲不衰得乎？由此观之，所盛在此，所衰在彼。吾州今昔之变迁，实由人事读书之勤惰，不关文庙地运之低昂更明矣，何迁移之云云哉！
如诸君子不忍其衰，欲救其病，则吾州之大，曩有文庙而无书院，固缺陷也；今有书院而无名师，尤缺陷也。此数句今增改定。维今之计，无如鸠众捐金，置学田，广膏火，多购古书颁于其间，以免孤陋寡闻；更重聘大邦有人品学问名师，以为多士楷模；而本地不学无术之士与外荐来之官亲师友，虚应故事者，概不得滥竽。如是正本清源，认真训诲，聚生徒于中，朝夕而磨之，历久不衰，则庶乎其有瘳焉。不然，徒计较于文庙之低昂、风水之有无，犹之业南亩者，不尽力于三时耕耘种作之间，而徒祈神赛社，求丰年于秋获，此必不可得之事也。嗟夫！人不自立，隳惰自甘，纵起孔子于今日，亦不能凿其心而开其孔；矧数尺之地所奉此一虚位，其能为之力哉！此在人不在地之说，仆所以不容己而先为之辨也。余论列左。
是一篇劝学文。——自记
此一篇言理，慷慨而谈，酷似昌黎《谏佛骨表》。——罗筠庄
文庙迁移论（二）
文庙，大典也。唐太宗贞观四年，诏天下郡邑皆立孔子庙，此州、县立庙之始。盖报其正人心、息邪说、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垂教万世之功，亦维持天下后世纲常名教之道，并非培风水、邀科名，为一州、一县求福之地也。圣人一生，浑然天理，私欲净尽，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蔬食饮水而乐在中，不义富贵而如浮云，岂以后世建庙崇祀为重哉？又岂屑与后世作风水科名之计哉？此必无之事、必无之理，不待智者决矣。
今以朝廷崇祀大典，而作世人科名、风水之谋；以世人科名、风水之谋，而敢对之大圣大贤之前，望之礼门义路之内；毋论冰炭不投、缘木求鱼，其毫无忌惮、不诚不敬甚矣。利令智昏，何其愚也！吾人读书穷理，义利之分不可不辨。孔子曰：君子喻义，小人喻利。孟子曰：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宋儒皆训云：义利之辨，不必截然两途，判如天渊。即同一事，凡无所为而为之，即谓之义；有所为而为之，即谓之利。君子小人，舜跖之分，即在于此，不甚远也。如修文庙崇祀圣人，义也；而曰为一州风水起见，则有所为而为，即以利言也。以利言，名虽崇祀圣贤之公，而实则自图一州科名之私，假公济私，有名无实。问之圣人，问之本心，君子乎？小人乎？舜之徒乎？跖之徒乎？明理之君子自必有以辨之。夫圣人万世之师也，闻其风而观感兴起者，上也；望其宫而起敬起畏者，次也；至过其宫而不知敬畏，只作富贵利达之计者，下矣。昔文文山少时人圣庙，曰生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后卒为宋一代忠义名臣，流芳百世。凡百君子胡不于仁义道德、有益于得者求之，而偏于富贵功名、无益于得者求之，何其不读书穷理哉？甚矣！圣贤之道不明，而科举之举误人也。
此一篇言理，指出文庙与风水显然两途。义利、理欲，判如水火冰炭，绝不相投，断不可混而为一。此格物致知功夫，亦正本清源道理，知此自不为风水所感矣。煌煌正论，有功圣门不小。——罗筠庄
文庙迁移论（三）
从来辟雍尊严之地，与清庙明堂并重，即朝廷亦不敢轻言变置。今之文庙，古之辟雍是也，普天下之莫不尊亲、莫不崇祀，一草一木不敢妄动，所以昭诚敬而见慎重也。若迁改，则非倾颓败坏不可。
今吾州文庙新修未至十年，规模阔大，焕然一新，毫未倾颓，即在守慎重百世不迁之例。吾闻旱乾水溢变置社稷坛者有之，未闻科名不利变置文庙。盖旱涝，社稷神之所管也，典守者不得辞其过。若科名，则非文庙所管。以非所管之事，而行变置之法，有是理乎？如此目无圣人，竟不知文庙为何地、圣人为何神？直下同于民社，罪莫大焉。使圣人所居之位坐卧不安，改上改下，不无播迁之苦；倏来倏往，竟同儿戏之行。无礼无义极矣，岂朝廷崇祀之道哉？且一改于雍正，再改于乾隆年间，今又效尤，至再至三。何许子之不惮烦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垄断，独不惧见恶于孟子乎？此固由惑于风水，随声附和而成，亦未有不由吾乡唯诺成风，无人规谏而至。使当甲申有人晓以大义，从中谏止，则当年必不作此无益之举，又何至今日群起攻击，如此之速乎哉？然而科名固非可求而得，亦难历久不衰。如又袖手旁观、群以缄默为高，则今日所行，无非昔日所为。将来科名倘不如愿，势必又行拆毁迁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此辗转效尤，得罪圣贤，此风伊于胡底？此不得不望六乡老成正直绅士，父诫其子，兄诫其弟，同心协力劝止，庶是非之道明，而邪恶息矣。
此一篇言理，直辟迁改变置之非。盖迁改即变置是也。末望贤绅士共劝，亦一片苦口婆心。而明理之君子，皆不得辞其责焉。——筠庄
文庙迁移论（四）
天下文庙已坏而复修者，圣人之功臣也；未坏而擅改者，圣人之罪人也。
何以言之？盖文庙坏，外则观望不雅，内则圣贤不安，从而修之，焕然一新，俾神位各得其所，安居妥贴，丝毫不敢惊动，此之谓敬，故曰功臣。若未坏，则圣贤一切在此，皆得其所，相安无事，最为妥贴。今因科名不利，群起擅改别地，势必拆毁。一经拆毁，大失观瞻，其害无穷。如拆毁乡贤、名宦、孝子、节妇四祠，则四祠之牌位安置何地？其得罪一也。如拆毁两庑，则两庑先贤、先儒之牌位，安置何地？其得罪二也。等而上之，如拆毁大成殿，则大圣与四配、十哲之牌位，安置何地？其得罪更大，三也。后之启圣宫亦然，其得罪四也。纵使一时设法借居他所，终不免位置失宜，苟且亵渎，岂如现成之安然自得者乎？上下四旁无不得罪，故曰罪人。且工程浩大，百工杂乱，秽污不堪。一月庙未造成，即令圣贤诸位受一月秽污亵渎之苦；一年庙未造成，即令圣贤诸位受一年秽污亵渎之苦，宁不恶哉？神与人，一理也。譬如诸君子平日安居此屋，最为妥贴；一旦我因求名求利，而曰君其迁移别所，君其肯甘心俯首乐从乎？此必不能之事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况鬼神哉？事不干己，为一州科名之利而挺身出头，为首迁改，甘得罪于圣贤，一切之众未邀其福，先获其罪，可谓智乎？言念及此，谁不寒心！而诸君子公然为之，总由好胜一偏之见，只知富贵之是，不知道义之非；只知改新求名之利，不知毁旧得罪之害。此真所谓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知避，抑何愚也！谚云：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仆一生直道待人，知无不言，幸在旁观之列。愿效忠告之言，伏乞熟思而深察之，幸甚！
此一篇言理，直辟拆毁旧庙之非，亵渎圣贤之罪，不敬莫大于此。暮鼓晨钟，发人深省。——章笠山
文庙迁移论（五）
人生富贵、贫贱、穷通、得丧，皆有定数。孔子曰“得之不得，有命”。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人命当兴，即匹夫瞽瞍之子，而亦为天子；人命当衰，即天子帝尧之子，而不能有天下。故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如今之科目得失、迟早，自呱地一声，早已注定，岂容人后起强为。毋论古人，即以本朝而论，如溧阳相国史文靖公十八岁时，父因典试江右，命其不许应试。公不遵，竟赴北闱，即举京兆，十九登进士，入翰林，后至六部尚书、八省总督，位极人臣，寿八十二而终。此科名之早而最盛者也。盖不如是之早，则一切官阶何由而至？若遵父命不应试，则年京兆何由而举，进士、翰林何由而联捷哉？此皆有鬼神使之，大数使然，非人力也。如长洲宗伯沈文悫公，学问渊博，为一时名士，应早发矣，乃迟至六十六岁始举于乡，联捷成进士，人馆选，不十年而亦至侍郎，致仕加尚书衔，在籍食俸，寿九十七而终。此科名之晚而亦盛者也。然前此何以如此之困，后此何以如此之亨？此皆有命，不可强也，岂关文庙乎？苏子曰“富贵如花，时至自茂”。此李萧远所以有运命之论，刘孝标所以有辨命之说也。
若一州之大，一人有一人之命，众人有众人之命，参差不齐，此各人之坟山风水使然，何得一例而归咎文庙哉？如谓辛卯吾全脱榜，即归咎文庙不宜迁上，独不思在下不迁，届期而能不脱榜乎？盖其人必先生而后发达，吾全辛卯榜上之人，天与地皆未生，到此如何不脱？此又一定之理数也，其于文庙上下奚涉哉？夫一州气运当兴，即无文庙亦兴；一州气运当衰，即日迁月改亦衰。此理甚明，何其执迷不悟耶？然科名一途，人品、阴德为上，文章次之。如《丹桂籍》、《科场要言》诸书，无不劝人修德砥行，从未有劝人造文庙求风水之一语，此可以知其谬矣。古人云“智者之家，问之于人；愚者之家，问之于神”，此之渭也。是以大圣大贤如孔孟，一生不遇，为命所困，而卒安之若素，不怨不尤，乐天知命，何其无入而不自得也。人不知命，则见利必趋，见祸必避，不知冥冥中自有主宰，强者虽日趋利而不能得，弱者虽日避祸而不能免，岂少也哉？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今试问诸君子，文庙从此改下而即能保其无日不盛者乎？从此改下而即能保其永不脱科者乎？诸君子必曰不能。既曰不能，则权不在我，而仍在天，与迁上者何异？何若不改者，听天由命之为安然自得也哉！况天道循环，盛极必衰，衰极复盛，安知后来者之不居上乎？愿诸君子深思而长计之。
此一篇言数而末归重修德，乐天知命即是君子，居易俟命，道理名论，不磨一字千古文章。——笠山
文庙迁移论（六）
风水之说，余阅古大家书，但有阴阳二宅。阴以卜葬，阳以卜居，皆为一人一家私事而言，从无有公家文庙为天下省垣、郡县大风水之说。此不知出于何经何典，真邪说也。术士惑人，不过偶尔适逢其会，借此欺人，亦唯愚者信之耳。如欲执此为凭，择地而建，一州文庙风水之好，即发一州；一府文庙风水之好，即发一府；推而至于一省，天下无不皆然，则天下应一律矣。何以参差不齐，有盛有衰，有发有不发耶？
山左，圣人之邦。揆以亲亲之义，科名鼎甲应甲天下，兖州应甲各府，曲阜应甲各县。何以至今不闻？此可见圣人大公无我，重天爵而薄人爵，即故土子孙漠不关心，况天下耶！此文庙风水之说荒唐无稽，不攻自破矣。吾州文庙，今昔所建皆在凤凰山，同一地也，何以盛于前明衰于本朝？何以盛于国初而衰于今日？如谓在上者为孤露，则前明在上即今地，何以反盛？如谓在下者为限藏，则雍正迁下，以下又不及国初？盖天道循环，日月中昃，盛极必衰，盈虚消长，自然之理。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是也。今欲迁改文庙，即图一州人士富贵科名，世世子孙弗替，有是理乎？如前迁上者，欲复明时之旧，不惟不能，反致脱榜，已为前车之鉴，此可以爽然自失矣。如曰地理之说亦不可，无此必见真识，定龙真穴的卜得其所而复发福，从未闻无地而发福者。郭景纯《葬经》云“葬乘其止”。止者，脉止于是而不行之义，盖谓龙穴沙水皆止于此。其气聚而不散，守而不走，其地方结；若行龙身上，则走而不守，断不结地，此一定不易之理。今文庙龙脉自后而来，即直下绕州署而去，既下结州署，即不能上结文庙，此有目共见者也。今其地上下一片，皆属行龙；行而未止，并不结穴；即为无地，福从何来？其今昔之盛衰，皆适逢其会耳，迁上迁下，何益之有哉？昔人既误于前，今何必再误于后！劳民伤财，此断断不可者也。古人曰“地理不若天理之可凭，祸福无不自己求之”。如图其盛，则唯有如蓝田吕氏乡约，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凡我六乡绅士，以此四者共相劝勉，共敦古道，不必同流合污，不必求神邀福，闭户读书，各安义命，一切富贵功名听之于天。如此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源远流长，富贵功名不求自至，又何待迁移为哉？管见如此，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此一篇言地理，直辟术士风水荒唐无稽之谬，罪无可逭。中间指出无地一段，更为剀切详明。末归天理，积善劝人，居易俟命，最得立言之旨。然天下术士邪说甚多，不独一州为然。安得天下有权位者，尽将此论刻石各文庙前，俾天下人人共晓此义，其于世道人心不大有裨益乎？罗筠庄《石村诸论》，作于乾隆壬辰、丙申年间。时因辛卯脱榜，众以文庙不利，群欲迁下，正在议论汹汹，王草亭诸公劝石村作文止之。石村见义必为，不避嫌怨，一挥数篇，书告同乡。越乙未秋，州尊陈到任，又以太高为言，而一时好事绅士群起附和，势在必行。但谨愿者皆以为于理不顺，劳民伤财，更为不愿，咸望石村再为文止之。石村遂作书与州尊陈万二公，皆以为至理名言，其议遂寝。此虽孟子不得已好辨之功，亦见一时贤士大夫从谏如流之妙也，可称两美。——内弟谢植本识
文庙考试论
孔子为万世师表，自古帝王恭敬尊奉，无不执弟子礼，北面事之，况下焉者乎？师与君，一也。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文庙何独不然？是以普天之下，头门外皆立下车马碑。其地整齐严肃，平日两学封锁看守，不许闲人妄入亵渎。即凡文武官，非春秋释奠与朔望行香，不得擅至。至则公服，必恭必敬，謦欬无声，未闻喧哗骚扰者也。今吾州不然。凡遇岁科试童子日，竟以此为考棚。三更官未到时，生童毕齐，拥挤喧哗，毫无礼法。及官到后，内则书吏唱名，役人喝大声疾呼；外则呜锣击柝，终日聒耳不休。童子或坐两庑，或坐大成殿上，衣冠不正、边幅不修者有之，放荡无忌、手舞足蹈、履声橐橐者有之，暑天袒裼裸裎者亦无不有之。一日之长，数百之众，大小便皆在其中，秽污极矣。夫以圣贤居处之宫，俎豆馨香之地，而竟使数百人纷纷亵渎，秽污其间，有是理乎？此不待智者而知其非矣。且覆试不一，凡遇考试一日，圣贤即受一日喧哗骚扰、秽污不堪之害。试毕一切案凳，堆满两庑先贤、先儒之前，成何局面？种种不敬，莫大于此。此不知何人作俑，后竟习焉不察也。昔遽伯玉夜过君门，下车无声，不为冥冥坠行，况此昭昭者哉！伏望贤明刺史，惟以圣贤为重，诚敬为心，革除此弊，永远禁止，不许后人效尤。俾圣贤在天之灵，得以安慰，妥协一切，整齐严肃，不致喧哗骚扰，以昭诚敬而肃观瞻，岂不美哉！岂不快哉！
时因亲友谈及迁改一事，余告以三十年前，鲁有《迁移论》数篇谏阻，见乎？众曰：“见。至理名言，谁曰不宜？但迩来文庙又不宜作考棚，遇冬腊试时，山高风冷，亦于试者不便。不若听其迁下，为得君毋阻焉。”余曰：“凡事有当言者，有不当言者。如文庙迁移，不当言也，则不必言；若考试本属亵渎，此当言也，无妨公呈，恳其禁止，断无不允者也，何必默默而反藉此为辞哉。”故并及之。
地理论
地理，理而已矣。士君子读书穷理，当辨是非邪正。古今来地理之书，汗牛充栋。自晋、唐诸名家外，伪作猥多，无识者一为邪说所中，则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此不可不为之辨也。
何为正？如峦头之书，秦之《青乌经》，郭之《葬经》，卜之《雪心赋》，杨之《疑龙经》、《撼龙经》、《倒杖篇》，杨曾之《黄囊经》，范之《黑囊经》，蔡之《发微论》、《穴情赋》，吴之《望龙经》、《道法双谭》，廖之《拨沙经》、《九星篇》、《入式歌》即《浅天机》，刘之《堪舆宝镜》，张之《趋庭经》，谢之《堪舆管见》，皆地理之正宗，不可不读也。何为邪？如理气之书《天机》、《金篆》、《催官》、《玉尺》、《海角》、《青囊》、《天玉》、《元珠》、《夹竹梅花》、《理气三诀》、《地理原真》、《五种秘窍》《铅弹子》第一此书不堪，离讲砂水可笑等书，一则假名伪造，一则以伪传伪，皆地理之邪说，断断不可读也。推而论之，凡言形势峦头者，皆可读；凡言天星、卦例、方位者，皆不可读也。地理之道，只有峦头，并无理气；理气即寓于峦头之中，非峦头之外又有理气。沈六圃《理气辨》曰：“离形何理，舍势何气。”又曰：“大抵此道论入门，从峦头入者，中庸平实，日进于高明；从理气入者，谭空说鬼，日流于卑下。”诚哉是言也！
当今士大夫家，从不留心青乌，一旦亲殁，委之庸流，无异委之沟壑。而今之业此者，大半皆庸夫俗子、星盘理气之流。与之坐谭，可以忘倦；与之登山，无异青盲。而受其愚者，反以为理气异而峦头庸，理气细而峦头粗，抑何下也！《易》曰：“俯以察于地理。”所谓察者，目力是也。地之形势、真假、向背，全凭乎察。《诗》所谓升虚望楚、陟巘降原，皆察也。若理气，罗盘不过用以格方位，其于穴之是非、真赝，毫不能察，何益之有？是以地理用察，罗经用格，地理形势之理，与罗盘方位之理，判然两途，岂可混而为一哉？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余曰：“理气之言不息，地理之道不彰。”此宛陵孟天其《地理条辨三十则》所以不容，已而作也。又有种模棱两可之人，谓“峦头是体，理气是用，不可偏废”。如徐试可《天机会元》可谓渊博，然峦头、理气并载，是非参半，邪正不分，亦属驳杂。叶九升《地理大成》内《山法全书》一种，分门别户，其于峦头，无体不备，井井有条，可称大观，余爱之重之。奈末附“理气”一卷，又《“六经”注》以催官、玉尺、青囊，与葬经并重，不辨邪正，理气三诀又多谬谈。在二子自以为体用兼该，不知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前后，议论自相矛盾，殆所谓不醇者也。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致如此。
近今书之醇者，惟沈六圃《地学》、孟天其《雪心赋辨讹正解》二书，最为地理正眼法门。沈之《地学》只以“龙穴砂水”四字分门，他无一语，精洁之至。其间穴晕桑气，串脉浅深，发前人所未发；末以“理气辨”终之，嘻笑怒骂，胜于斧钺；而其图精细详明，尤为千古所未有。孟之《雪心赋辨讹正解》亦只讲“龙穴砂水”四字，而所注广大精微，更补原赋所不逮；末附以《地理条辨三十则》，发尽峦头之蕴，辟尽理气之谬，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婆心苦口，度世金针。是二书醇乎其醇者也。韩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吾于天其先生亦云。但此三十则虽已刊行，惜乎附于赋后，人未免泛常视之。金陵倪化南《地学形势》采以压卷，刊之简首，俾学者开卷了然，入门知有正宗，不致打入魔道，深为有见。世之欲明此道者，当先读沈、孟二书，尤当先取《理气辨》并《条辨三十则》，熟读而深思之，真知而笃好之，然后极览群书，胸有定见，自不为邪说所惑矣。朱子云：“看山第一是峦头，有了峦头穴可求；若是峦头不齐整，纵合天星也是休。”此千古不易之定论也。然峦头之道贵得真传，约其有“龙穴砂水”四字尽之。何谓龙？五星、九星、六府星、应星、间星、变星，枝干剥换，格局胎伏化气，以及生死、强弱、顺逆、进退之类是也。何谓穴？天机、九星、窝钳、乳突、球檐、葬口，乘金相水，穴土印木，以及盖粘倚撞，吞吐浮沉，倒杖暈法之类是也。何謂砂？蝉翼、牛角、龙虎、案朝、官鬼、禽曜，以及侍卫、夹耳、摆列之类是也。何谓水？虾须蟹眼、金鱼天池、卫龙三合、三堂随龙，城郭以及顺逆、横斜之类是也。此外曰局，顺、逆、横、斜四者而已。然而山本静也取其动，水本动也取其静。四者之中，龙穴为举，砂水次之。然穴较龙为难。《葬经》曰“葬乘生气，灵城精义”，曰“点穴须求三静一动，认气须要百死一生”。杨松筠之《一粒粟总索》，吴景鸾《道法双谭》之穴法，刘伯温之《书总索后》，披肝露胆穴情；孟宛陵之《生气辨》，沈六圃之《穴晕十五篇》，皆穴法之剀切详明者。学者思而得之，道在是矣。然穴之难，不难于穴，而难于认脉、串脉。沈六圃云“行龙之脉，山脊牵连”，俗人皆知；惟入穴之脉，虽老于此道者，未必知也。盖穴之真的全在串脉，而功之精细全在下手，此“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旨也。今之地师多贪大龙大局，不讲穴法。即讲穴，只知窝钳乳突，不知认脉串脉，故所点皆假穴。穴假则又藉口隐怪以欺人，不知今人常且不知，安可语怪？古人云“有怪穴，无怪龙；有怪穴，无怪砂水”，此至当不易之理。又廖金精《怪穴辨惑歌》曰：“大抵奇形并怪穴，只把龙身别认得。龙真穴便真，此诀值千金。假龙无穴不堪安，莫作怪穴看；若将藉口乱安坟，误尽世间人。用怪不能当守拙，缄口休谈说；要知怪穴有真元，须遇异人传。”此“怪”之一字，所以断不可轻信也。
天下事，求人不如求己，信耳不如信目。古人云：“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地。”吾人欲求吉安亲，不必听从野师，只宜熟读峦头诸书，先将龙穴、砂水之理与法了然胸中，以为之体；然后亲山林、覆古坟，以为之用。得一穴芟尽草木，依古人规矩法度，偕同人斟酌再四。虽于依稀仿佛之中，必求确凭确据之处，内外四应，一丝不易，件件合法。然后以杨救贫之“倒杖法”倒之，沈六圃之“穴晕法”求之，孟天其之“深浅法”葬之，置一切理气邪说不言。如此则未有不得吉穴以安亲，未有不受福荫以绵子孙者。不然，逞一己之臆见，舍古人之成规，与夫好谈亥艮，耳受腧受，净阴净阳，则未有不自害以害人者。至于大地鬼神守之，惟有大德者福至自遇，非人力所可强求，亦非术士所能操其柄。人不知修德以天理为凭，而徒贪心大地，日作非分之求，其亦不知自量也。夫余之管见如此，然而此道精微，安所得名师而从之、异人而问之之为快也哉！
三大干论
遍天下皆山也，然莫不有起有止、有祖有宗、有干有枝、有散有聚。其脉胳条理，莫不各有贯串，并非杂乱无章也。欲知山之所始，当观水之所来。试以天下大势言之。
黄河发源于星宿海，须弥为天下群山之祖。天下地舆如伞，须弥如伞顶，如人身之脊梁；四肢分行南北东西，为世界葛溪云。须弥山是天地骨中镇，天心为巨物，四肢分行四，世界惟有南龙入中国是也。其西北一肢，由须弥发脉，历崆峒入沙漠，东尽于三韩、辽东、朝鲜。杨松筠《撼龙经》所谓“西北崆峒数万程，东入三韩隔杳冥”是也。其分枝入中国，为古河西四郡，与山西、直录皆是。又云“河北之龙，起自昆仑”，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泰岳；次一枝南出为析城，又西为雷首；又次一枝为太行；又次一枝为恒山；又次一枝为燕然山，尽于平滦、碣石。《山经》云“昆仑山脚出阗颜，只只都是破军山；连绵走入瀚海北，风俗强悍人粗顽”是也。此为北干。其南行一枝起须弥至番南山，与南干分由番中，上雪山，开大帐，南尽丽水，北底朔方近万里。中以西倾山为顶，穿武都，由终南东出，渐为平地。中平数千里，东起泰山，尽于登莱。一枝由淮南尽于海门，左界黄河，右界川江，前抵长江。《撼龙经》所谓“黄河九曲为大肠，川江曲屈为膀胱”是也。若中国之甘肃、陕西，四川之川西、川北、川东三处，与河南、山东、湖广之湖北、江南之江北皆是。又云“中干龙起自西倾，行陇右，过凤翔、长安”。《经》云：“行行退卸大散关，百二山河在此间；大缠大护到函谷，水出黄河如玦环。”一枝出熊耳为嵩岳、汴梁，出兖州为泰岳。《经》云：“黄河在北大江南，雨水夹流气不绝；行到青齐忽起峰，兖州东岳插天雄；分枝劈脉钟灵秀，圣贤多在鲁邦中。”一枝尽于登莱，一枝尽于沧棣。此为中干。其又南行，一枝由番南山分枝，上云岭，转黔中，由桂岭、庾岭东至建岭；乃转而北，度广信之常山，达徽北之黄山；乃更东下至天目，顺结杭州，逆结江宁，其干梢尽于江阴。如中国之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南皆是。又云“南干脉起自岷山”，绕行而西南，转至云南之境，又越夜郎，逾桂岭至零陵为九疑山，入桂连过大庾岭，出南雄，由汀州从邵武抵广信，走徽州，东行为天目山。一枝为钱塘，一枝分入海门。杨公云：“海门旺气连闽粤，南龙支交相接；此是海门南脉络，货财文武相交错。”又一枝为建康，尽江阴。一枝自灵山逆奔，尽鄱湖。此为南干。所谓天下三大干是也。然其实只有二干，盖中南共一干而分北干，则另出者也。若以天下一本言之，又只有一干，盖中居中方可谓之真大干；南北二龙分居左右，只可谓之大枝。以形势皆居其偏，犹人之左右手足，皆为人所用，而非腹心可比者也。然有三大干龙，即有三大干水，黄河、长江、鸭绿江是也。今以舆图考之，长江与南海夹南条干，龙尽于东海之南；黄河与长江夹中条干，龙尽于海之东；黄河与鸭绿江夹北条干，龙尽于辽东。然皆始于西北星宿海，而同会归于东海，所谓“天下无水不归东”是也，抑所谓“山水发源于西北，财赋尽美于东南”是也。此三大干分布九洲，北干为冀之分，中干为雍、豫、徐、兖、青之分，南干为梁、荆、扬之分。五岳恒山在北干，衡山在南干，唯西岳华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俱在中干。金仁山曰：“天地常形条理，各有脉络贯通。惟泰山在北络、中络、南络之外，特起东山，横亘左右，以障中原，为中国表镇。”或又云：“泰山系北龙从辽东下海，起登莱，结泰山，以作山西外水口之杆门。”章槐墅云“泰山龙脉，国初遣人从长白山踪至旅顺山口，龙脉入海，从诸岛直接登州，起福山而达泰山”，凿凿可据。袁子才曰“余虽未至旅顺，然山左往来，不惟岱岳位震面兑，即观汶、泗二水源流，亦皆自东而西”，则泰山不从中干发脉，又一确证。诗曰：“两条汶泗朝西去，一座泰山渡海来；笑杀古今谈地者，分明是梦未曾猜。”如此，则泰山系北干似乎可凭。然海中奔洪，究属渺茫；人非目睹，终难深信。沈六圃曰：“古黄河原行河间等处，山东一脉本属中干，自周平时河迁而南，今南迁合淮而山东之地脉断，青兖数千里皆与北干相连，用为京师左翼矣。”其说似乎近是。至于垣局，唯北干、中干有，而南干则无。《撼龙经》所谓“天下寻辅知几处，河北河南只三四；更有中南太华龙，出没为垣尽如此；南来莫错认南岳，虽有弼星垣气弱”是也。普天之下，唯中干居天下之中，中有黄河，左有鸭绿江，右有长江，三大合水以为随龙之水；又左有北干，右有南干，两大干龙以为龙虎城郭护缠。前有东南海以为大明堂，中有平原数千里以为中明堂，是山皆拱，无水不围，得局得垣，莫此为盛，所谓“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也。故长安、洛阳为自古帝王之都，此天下第一大正结，即天下第一大局，天下第一大太极圈也。乃张凤藻不知地理，谓“中国形势，如人之右手覆掌，北干如右手大拇指，中干如食指，南龙如中指，云贵广西如无名指、小指，以山西省为居中建极”，不啻呓语，何其谬也！若湖广之荆州、四川之成都，虽沃野千里，局势宽敞同在中干；然偏在一隅，不得垣局，故蜀荆为三分十国之一，其非一统明矣。至于京师，古以辽东、山西为左右翼，后因黄河冲断地脉，而又以山东为左翼，山西为右翼；北枕燕然，南襟河济，王气所钟，故自金、元、明以至我朝皆建都于此，其地之得垣可知。然以局法、水法推之，鸭绿江绕其后，黄河与川江、长江叠绕于前，三大干水襟带回环，周匝无遗。其局之横抱得水，更胜于中干之秦豫矣。朱晦翁云：“冀州有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东以泰山、西以华山为左右龙虎，前以嵩山为案，黄河为明堂水，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为第三、四重案。”袁了凡《群书备考》与徐氏《人子须知》皆谓即幽燕京师，以幽州原在冀州分出也。而《琢玉斧注释》谓指尧都平阳而言，以山西平阳之脉从云中来，京师顺天之脉不从云中来，其说独异。唐子镇曰“北龙燕京为枝，结尧都为正结”，此在北龙一枝则然，若以天下一统言之，则中干秦、豫二省为正结，北干冀、幽二州皆枝结也。况晋省偏在一隅，不落平原，局不中正，形势显然，乌得以之为居中建极哉。大地必有大局，帝都必有垣局，垣局必落平原，此一定之理也。幽燕虽僻处直省之东北一隅，然其开拓平原数千余里，与豫省同居一大局之中，得局得垣，是以皆为帝王之都。不过结作有枝干、正副之分耳，故曰垣局惟中干北有是也。若南干江南之建业虽为六朝建都之所，浙江之临安虽为南宋建都之所，然皆偏在一隅，不能如河北、河南之局落平原，宽广无涯，悉得三垣。故其时南北纷争，天下分裂，不能一统，此可见矣。故曰垣局南干无是也。三干之原委大小如此，沈六圃曰“形象之学不过为士民卜居葬”，此三大干例为京都、省会，俱已用事，谈之何益？不知天下事，有子孙必有祖宗，溯流穷源，数典岂可忘祖？知大干之性情，则小干之性情可得而推；知大干之形势，则天下万枝万干之形势可得而晓。凡地须识大交会、大包裹，大地城郭九重，至于九重之外，犹有重复者。此要眼睛大，不致广大不足以知之。堪舆家论龙，而不知天下之大干，则所见者近而不远，所究者浅而不深，所知者狭而不广。是以圣贤之道，先博后约。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者于此安可变瞳如豆，坐井观天，只识一砂、一水，遂可以言地理哉？
汉高祖、先帝论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之所切，莫大于父母兄弟；身之所修，莫先于孝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视弃天下如敝屣，窃负而逃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礼》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人伦之道，孰有大于君父、兄弟也哉？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治天下之道，千古一定不易者也。况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及其长也，无不知敬。此无他，天性使然。有发于不容己者，岂强而为之哉？
楚汉之争天下也，汉之父太公久为项王执去，从未闻汉急切救回。及楚与汉俱临广武，两军相守，数月不下。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使他人处此则必痛哭流涕，只有急下弃地救父一策。乃汉王则谈笑而道之曰：“吾翁即君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此何言哉？使项王竟烹之，其何以异于自烹其父哉？其人之无人心如此，尚得谓之人乎？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此所以兵追坠子女孝惠、鲁元车下，至再至三；韩彭俎醢，杀戮功臣若草芥；爱戚姬立赵王如意而易太子，致有人彘之祸。真无所不为，无所不忍者也，岂帝王之度哉？其所以能得天下者，不过天意使然，岂彼之力哉？
先帝以匹夫起义而复汉世，其与关、张非真有同胞手足之情也。然其生平，名虽君臣，恩同兄弟，友爱之笃不啻骨肉。及其王汉中、帝成都，而三分天下也，虽非一统，然亦可为富贵矣。古云“富易交，贵易妻”，人之恒情，况帝王乎！乃关公之失荆州为孙权害，先帝痛之，愤不顾身，竟倾国之兵，亲自伐吴，以报兄弟之仇，任孙权请和、退荆州与孙夫人而皆不许。何其重兄弟轻天下、弃妻子如草介哉？此真所谓天下之大丈夫也，岂高祖忍心害理所可及其万一哉？其不幸兵败猇亭，崩于永安，天也，岂先帝之过哉？故人至性厚，虽异姓兄弟不啻同胞；至性薄，纵生身父母无异陌路。嗟夫！人生天地，孝弟二字，其可不讲乎哉？乃后世之论史者，不于此大本论人，而沾沾以成败论，真小儿之见也。即苏氏父子论高祖，老泉以其能用平、勃，东坡病其易太子而不能保赵王如意，皆枝叶皮毛之论，而不知帝王治天下之大道者也。孟子曰：“人而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又曰“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此之谓也，乌足与论世哉！
驳苏子瞻诸葛武侯论
三代以下，人臣出身之正，事君之忠，无有过武侯者。处则先主三顾后而始出，俨然一三聘之伊尹，何其正也！而其才识卓越，早定于隆中一对。出则事下愚之后主，而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其忠也！而其赤心不二，终见于出师两表，前后一贯，言行相符。程子谓其有王佐才，有儒者气象，洵知人哉！子瞻不达时务，妄逞议论，谓以仁义、诈力杂用而取天下，为孔明之所以失；又谓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其与曹操异者几希！此其言似是而实大非，苟非明理通达之士，鲜不为其所惑，此不可以不大辨特辨。
夫荆州用武之地，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皆自古英雄所必争也。当汉末时，曹操踞有中原，孙权踞有江东，而先主地无立锥。天下之大，其未取者仅荆、益二州，殆天留以与先主者也。武侯未出草庐，隆中之对，即以跨有荆、益为辞，是荆、益在所必取，早已胸有成竹，并非到荆见其孤而始袭，到益悖其好而始取也。此三分一定之局，千古不易之论，虽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何得以取荆、益为非义哉？且先主曾与董承共受献帝衣带密诏，日以诛曹为事者也，其取荆、益正天子之所乐闻，而非表、璋据险自固者比也。倘舍此不取，其何以为措足立身之地？其何以兴汉讨贼？其何以不负天子之密诏乎？表与璋，皆天子一刺史，汉室之臣子也，其地并非世守之国。而先主以左将军领豫州牧，位在表、璋之上，其在荆不过羁旅相投，共图讨贼，非与表有君臣之分也，何得谓之与操无异哉？至璋迎先主入蜀，按陈寿志事在建安十六年，为破张鲁，且因先诣曹操不礼后，始诣先主，皆为惧祸而来，并非实心好意。此其时孔明并不在行也耳，即会而欲掩璋者法正、庞统，非孔明也，而先帝不忍也。明年曹操攻孙权，权求救先主，先主遣使告璋去，其意何尝在取蜀也？自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手可立，如何释去？松兄肃发其谋，于是璋斩松，嫌隙始构；并不给军食，所至关隘皆以兵守，不通文书。斯时先主进退维谷，其势不得不取，此璋自取之也。进围成都事在十九年，孔明于是年始奉诏来蜀，相隔四年之久，何得曰“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夺其国”哉？《礼》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时至汉献，乱贼蜂起，而操其首魁也。在表、璋父子以同姓之亲，拥荆、益之众，应群起讨贼如光武之灭王莽，方不愧亲亲臣子之义。乃各据一郡，只图自固，从不知勤王讨贼大义；又不奉天子命，皆父死子继，敢于檀专郊天祀地，等于天子，其为乱一也。而且刘琮虽孤，时已降操，即为汉之叛臣。刘璋，焉子也。焉闻董扶益州有天子气，惑其言即谋之益；及到益，又使其子与马腾通谋，引兵袭长安；久废贡献，遽造舆服法物，窥窃神嚣，实叛臣也。璋立，屡致敬曹操，又受操命为振威将军。是父与子，皆汉之叛臣，死有余辜。《春秋》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其取之理也，谁曰不然？且不取荆、益，转盼即为操有，不惟汉不能兴、贼不能讨，即先主性命皆丧操手，此又时也、势也，皆断断不可缓者。而谓孔明受先主三顾之恩，委托讨贼之重，而可不阶尺土，不取荆、益，徒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一筹莫展，坐以待毙，有是理乎？至谓孔明如仗信义，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尤为无稽。夫自古信义孰有如孟子哉？其以齐王，犹必以齐有千里之地与四境之民，而后可为。故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兹基，不如待时。若滕小国，则只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不敢言王，观此则地与时势其可少乎？且苏子亦乌知仁义、忠信哉？夫取荆、益而后可以兴汉灭贼者，大义也；以同姓不忍而不取者，小信也；执同姓之小信，而忘君父之大义，此不知轻重者也。如伊尹，孟子称其一介不取、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何其后又取人之天下哉？然天下后世卒不以为非者，亦以其理与时势皆不得不如是耳。天下事有经、有权，有常、有变，不可一概论也。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君子时中，当其可之谓时。”如尧、舜时当可禅，舜、禹受之不为泰；桀、纣时当可伐，汤、武伐之不为逆；太甲时当可放，伊尹放之不为篡；管叔时当可诛，周公诛之不为忍。犹之三国，荆、益时当可取，孔明取之不为过，其义一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此之谓也。若苏子所云，殆宋襄之仁，尾生之信，执一贼道，乌足与之言仁、义、忠、信者哉？观其首以仁义、诈力杂用而取天下，为孔明之所以失；既又以操死，丕、植兄弟不睦，而欲捐金十万，仿陈平之故计，作反间之奸谋，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是又舍仁义而言诈力矣。夫明取人之天下不能，而徒暗用诈力，使其手足骨肉相残，不仁不义极矣，其不与曹操异者安在？责人如彼，自行如此，何其前后悖谬、自相矛盾如是哉？况其说必不可行：曹丕奸不亚父，固非项羽之愚可比；而曹植文学之士，素无飢天子之心，观其《责躬》、《应沼》二诗，情真语挚，断不至弑父与君，何得奋其智谋如其所算哉！此皆书生之见，杂霸之学，不知权衡胶柱鼓瑟者也。王弇州讥之，以为苏子书生，不识理势，且又不读书，不考时事，真快论也。而吾犹以为义有未尽，语有未详，故特补而再辨之。
老子舌存齿亡论
老子“舌存齿亡”之说——舌者，柔也；齿者，刚也。刚不如柔，后世奉为保身之法。不知黜刚尚柔，此守雌之见，不可为训也。
《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二者原不可偏废也。刚阳，德也，即仁与义之谓，君子之道也；柔阴，气也，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孔子曰“吾未见刚者”，未闻“吾未见柔者”。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未闻“其为气也，至小至柔”。方正学《戆窝记》云：“士之可贵者在气节，不在才智。”汉汲长儒、吴张子布辈，皆负气自高，直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当时，视人君之尊不为之动，遇事辄面诤其短无所忌，此皆流俗所谓戆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为重人望而惮之，以其气节之足尚也。国家可使数十年无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此言刚之不可无，一也。霍无崖《与王晋溪书》曰：“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软媚者，习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即群咻曰其人粗鄙；遇恬静者，即群咻曰其人立异；遇豪杰者，即群咻曰其人肝胆难测，皆摈而不用。其用者必软熟无气，易驾驭、听驱使者也。此辈人太平时极见忠厚可托；不幸事变，卒至委身寇廷，而倒戈内向皆是也。此言柔之不可用，二也。如虑其太刚则折，古人百折不回之谓何？白香山《折剑诗》曰：“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然而柔曲又何能尽全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岂刚柔之人所能操其柄哉？李萧远《运命论》曰：“凡希世苟合之士、蘧戚施之人，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洁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赂，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思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奢之杀于始，而不戒费无极之诛于终也；知伍子胥之镂于吴，而不知太宰嚭之诛于越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箫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此言刚亡而柔亦未尝不亡，三也。
由是观之，则老子“柔存刚亡”之说，岂可为定论哉？天下事只论理之是非，不论人之刚柔存亡。如其理是，虽刚亡何害？如其理非，虽柔存何益？古今来奇男子，宁为王陵死，不为贾充生；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者，岂少也哉？况刚亡者忠孝节义，流芳百世，千古如生；柔亡者谗谄谀佞，遗臭万年，一败涂地。天渊不同，何辨之不早辨哉？不然只论柔存，不论是非，一味阿谀取容，柔软媚世，如五代冯道，身为将相，历事五朝，竟以寿终，此岂非柔存者乎？然寡廉鲜耻，天下后世唾骂不堪，谓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龙，无异刀斧，而彼犹自号“长乐老”，岂理也哉？昔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之谓也。宗老子何若宗孔子之为无偏、无弊也哉？
杂论
飞云山房一日试一新聿，柔靡不堪用，弃之。越数日，于友案头偶用一聿，劲健非常，纵横如意。问厥所自，则即余曩所弃者也，收置房中，累月大用之。噫！何其前不堪用而今竟大可用也耶？友曰：“毋亦所处有时势之不同，而历练磨砺有浅深、久暂之分者乎？历练浅，则锋颖未开；磨砺久，则精力自健。”既健且开，谁曰不然？然试想其弃之之时，此聿岂料今日之复为我所用也哉？即我当其弃之之时，又岂料此聿今日之可为我大用也哉？使无今日，几令我自失一大可有用之物矣。悲夫！
杂论（二）
鸟之中有所谓画眉者，贵贱子弟，咸设曾缴网之，置以雕笼，饲以厚味。问其何为？曰：“为其善鸣也，为其善斗也。”夫鸟之不善鸣、不善斗，而不获人以厚味饲之者，多矣。斯鸟如是，不居然一有用之物哉！然而殊自苦矣。当其处深山大泽也，栖松竹，宿梧桐，啄香粒，饮清泉，食与居悠然自适。间有得意，春晴秋爽之会长鸣之；有不平，风雨晦明之际大鸣之；哀怒喜乐不一其时，亦不一其鸣。其斗也，或战芳草绿杨之畔，或战落花流水之间，羽翼无所缚，进退随乎已，游刃有余。鸣与斗，谁其强之？谁其迫之？一自入之樊笼，则有鸣不能尽其意，有斗不能尽其力。纵使鸣之尽意，斗之尽力，亦人自强之，人自迫之。欲其如在深山大泽中，随我鸣、随我斗，其可得乎？然此时一身卒不能不鸣、不能不斗，而又不敢不鸣、不敢不斗。夫终其身至于不敢不鸣、不敢不斗，则必至于因鸣而死、因斗而死而后已。呜呼！物之具善鸣、善斗者，何如此之累也耶？彼山之中有不善鸣、不善斗而得以悠悠自适，终其天年，而不为人网罗牢笼者，夫岂非鸣之不善、斗之不善之适足以为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