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辨 书
孔子世家辨
余读《史记·孔子世家》，而知太史公所见为甚卑也。孔子道高千古，德冠百王，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岂以世家重哉？况其间叙家世甚略，在太史公未尝不知孔子所重原不在此。然以孔子大圣，下置之列传不可；孔子布衣，上置之本纪不能；只得以“世家”二字尊之，不知尊之反有以卑之也。按世家首以太伯、太公、周公、召公发端，皆诸侯也。孔子位非诸侯，固不同类；孔子下即接以陈涉、外戚、萧曹、绛侯等人。不知涉等何许人也，敢与孔子一例？淮防侯耻与锋、灌为伍，况孔子乎？此真薰获同器，何拟人不于其伦哉？孔子素位而行，不愿乎外以匹夫而为万世师，不如仍完彼布衣之位，以“传”称之最妙。但独立一传，冠于伯夷之前，而不加一“列”字，以免与哙为伍，即为独尊之道，庶为斟酌尽善云。
又云“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并“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等语，此齐东野人之言，何其谬耶？《家语》云：“叔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微在，从父命为婚。”其文甚明，名正言顺，何“野合”之有？造谤一也。后之解者又以为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如《论语》“野哉由也”之类。不知《易》云“枯杨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何不合礼仪之有？牵强附会，造谤二也。天下事，无非情理。《家语》云“孔子生三岁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既三岁矣，孔子生知天纵，岂有不送葬之理？即不送葬，而其母颜氏既明大义，从父命于家，岂有夫死不知墓处，其子不告之理？何讳之有？造谤三也。即使母讳，而其兄孟皮与邻里乡党，岂有不知、不告之理？孔子又何疑之有？造谤四也。至颜氏死，孔子成立久矣，圣人人伦之至，岂有终母之世不寻求父葬之地，至母殡而犹不知父墓乎？造谤五也。且母死而殡于衢，必无室庐而死于道路，不得已者为之。圣人礼法之宗而忍为之乎？造谤六也。此虽乡愚不为，而谓圣人为之，真呓语也。昔虞舜瞽瞍北面之事，世俗不胜异论，非孟子辟之，后世谓何？此与《檀弓》所载，荒唐之极，断不可信者也！陈灏曰：“孟子谓主痈疽，与寺人瘠环，何以为孔子？”愚亦谓终身不知父墓，何以为孔子？此非世故，不得不辨。《孔丛子》谓此语出于魏臣李由之对魏王，当时孔子顺已斥其造谤诬圣，不足据也。至理名言，真定论哉！史以传信不传疑，今如此狂悖不经，无情无理，何信史之有？此尽信之所以不如无也夫！
李杜名高见忌辨
古今诗语如林，臆说不少。吾人读古人集，当具慧眼，尤当全部熟读，以其理，想其心，合前后、上下而较正之，庶可以概其人之生平，知其人之是非，而不为他说所惑。
如少陵一生落落，文章知己唯一李白。集中诗篇，唯与李居多，篇篇情真语挚，切详明无纤毫猜嫌。而后世之论李杜者，如《学林新编》曰：李、杜同时，以诗名相轧，不能无毁誉。杜赠白诗“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铿，六朝诗之下者，此鄙白也。不知此诗下句即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则其交情可谓厚矣。厚则岂有鄙毁讥刺者乎？此必无之理也。况阴铿为子美愿学之人，如集中《解闷绝句》曰：“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观其以阴铿自待，则又何尝以李似为未足之辞哉？此其诬一也。《韵语阳秋》、《鹤林玉露》又曰：彼此名高见忌，互相讥刺。如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李有饭颗山头之嘲，讥其困雕镌而太愁肝肾也；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就，杜有重与细论之讥，讥其欠缜密而太侈快也。夫饭颗诗白集不载，苕溪渔隐固有辨矣。太白虽狂，然其人最服善。观于见崔颢《黄鹤楼诗》而即心折，岂有见老杜泰山乔岳而不倾倒者乎？此可想矣。即以“改黑长吟”、“一斗百篇”二事论之，正二公之绝技高千古处，何讥之有？此其诬二也。或又曰：太白诗其源出于鲍明远，如乐府《白辞》，太白全篇皆为摹拟，故子美以此讥之。鲍，六朝人杰也，老杜素所钦服，如集中《简薛华醉歌》曰：“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皆美满倾倒语，何以见“俊逸鲍将军”为未足之辞哉？如云庾、鲍系六朝体则薄六朝体者，殆盛于后代之宋人；若少陵与太白诗皆学六朝，而杜口中从无一薄六朝语，更尝以薄六朝为诫。观于戏为六绝句，如“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愧后生”等语，可知清俊一联，是固美李诗之无敌，而非讥刺明矣。此其诬三也。或又以“细论文”三字讥其才疏。夫樽酒细论，不过就上文“渭北江东”，生出怀想深情，此正“知己深交，不可言浅”之意耳。如以为讥其才疏，下一“细”字，其凡古今文人知己聚首，正不必细谈；一云“细论”便讥才疏，使不讥必云“粗论”文矣，言之哂乎不哂？此其诬四也。即以诗法律之诗，起联不尝明明言“白也诗无敌，讽然思不群”乎哉？既曰“无敌”、“不群”，而又寓不足意，此自相矛盾也。少陵为诗法律精严，不应如是矛盾。况此诗上半截赞人，下半截自写其怀，极明极白，毫无疑义。乃后人竟舍极明极白之“诗无敌”、“思不群”六字与“怜君如弟兄”五字不言，而反凭空结撰于极不明、极不白之中，造此影响之语，此亦人言之大可畏也。然此皆由未细该公之全，如《贈李白》、《梦李白》、《忆李白不见李白》与《寄李白二十韵》等作，故妄论如此耳。夫益友之道，首在直谅，有过相规，有善相服。如云彼此名高见忌，诗藏讥诮，此小人倾轧之风，非君子爱才之道也。观杜与李诗“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则可以知其平昔交情之厚。“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则可以见其平日钦佩之极。至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与“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等语，更为太白洗辨其从永王璘之冤，不使才人受污千载，其待白之笃，顾何如哉！岂有讥刺之事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也。后人识见卑污，竟以浮薄之意妄议前贤，真昌黎所谓“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是也。吁！后人诬古人如此，则凡后人之诬后人，不又将何如哉？
李白从永王璘辨
太白一生，飘飘若仙，高气盖世，戏万乘若僚友，视高、杨如奴隶，为人之所不能为，殆千古一人，寡二少双者也。至斗酒百篇乃其余事。而后世之好议论人者，忘大美而摘小疵，谓永王璘一事为从逆，讥太白志大识卑，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此皆以讹传讹，不知太白者也。
王稚登曰：“禄山篡乱，翠华西幸，灵武之位未正，社稷危于累棋。璘以玄宗第十六子，同姓诸王建义旗，倡忠烈，恢复神器，不使未央井中玺落群凶手。此何为逆？白亦王孙帝胄，即慨然从之，未为不可。”夫璘非逆，而从璘者乃为逆乎？然以其诗文考之，白当时避地庐山，并未从璘。即以永王东巡歌而论，一日“天子遥分龙虎旗”，次日“为君谈笑静胡沙”，三日“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卒曰“南风一扫胡尘静，西人长安到日边”。夫首提天子，即夫子作《春秋》书王之意；曰胡正指禄山而言，即夫子《春秋》诛乱贼之意；曰静胡沙、曰扫胡尘静，无非勤王灭胡之意，何从逆之有？至曰“二帝未回，五陵可哀”，尤见太白一片忠君爱国之心，此亦可以见其志矣！如《忆旧游书怀诗》曰：“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又《为宋中丞自荐表》云：“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璘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崖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由此观之，则白之不幸堕落网中，其为永王迫胁所致无疑，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旧唐书》不知，谓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误也。白长于风鉴，最称知人。《新唐书》曰：“白初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夫如是，则白能识英雄于未遇，知子仪之为人杰，岂有庸恶陋劣如永王璘者，竟不知其必败而肯从乎哉？苏文忠公信其必无，李忠定公讳纲谓其不必洗，诚确论也，何识卑之有？如谓白急于功名，欲从永王以自建，则白当日何不俯首从妃子、力士之更为得乎？观于不从高、杨，则其不从永王又可知矣。况从人为乱，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太白为之乎？杜工部当日目睹其事，深知其冤。《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曰“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后，诸生原宪贫；稻梁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鹏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意陈”等语，则其为白洗冤事具而情激，太白无濡踪于永王璘事，更显然矣。名节攸关，此不可以不大辨特辨。
严武欲杀杜工部辨
唐小说家载：严武在蜀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一诗，谓“杜尝侮武，武欲杀杜”之说。范栌《云溪友议》谓：“杜甫性傲诞，在严武幕府，尝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左右白其母，奔救乃止，独杀彝。”又曰：严武镇蜀放恣，危房官杀杜甫，故太白有《蜀道难》之作。《新唐书》不察，采以立传，而不知皆大误也。天下事无非情、理、信，后人之议论，何若信本人之自言为最真？李杜之事，皆有李、杜之诗与年谱可考而证也。鲁皆曰：“以杜诗考之，武来镇蜀，章彝时已人觐，焉有此事？”史失一也。《唐书摭言》载：白始自蜀至京，以诗谒贺。览《蜀道难》一篇，即称为“谪仙人”。事在天宝初，严武镇蜀在至德后，前后相去悬远年岁不符，史失二也。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如使果有此事，则杜之恨武，当没齿不忘，其于武之生前固不应有《将赴成都草堂先寄郑公》五首与《美严中丞枉驾见过》，以及《严公仲夏枉驾草堂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及武之去蜀，又不应有《送严公人朝二十韵》。至武之死后，更不应有《哭严仆射归榇》一诗。八哀诗中与将许中，尤不应有《贈左仆射严郑公》并《正忆往时严仆射》两诗，史失三也。夫囟终隙末，朋友之道，原所不免；然断无生前仇杀，死后犹歌功颂德之理。今以杜诗考之，自始至终，自入朝至死后，千言万语，感旧怀恩，情真意挚，念念不忘，从不闻有纤毫芥蒂，则其两人平日交情之厚，决无欲杀之事，更昭然矣！何新史诸家之谬如此哉？甚矣！知人论世之难也。
乌枭辨
禽鸟得气之先，乌与枭善知人祸，凡祸之将来，辄先啼告人。于是人争恶之，闻其声，群起唾骂之、弹射之，直欲灭其巢、歼其族，使之殆无噍类而后快，盖恶其好言人祸，不言人福也。予试之，验者一，不验者九，此不过悠悠好恶之口耳，乌足论。第枭之鸣以夜，乌之鸣以昼，则不可不辨。
夫昼鸣者，阳道也，君子之道也；夜鸣者，阴道也，小人之道也。乌之鸣如正人君子，忠臣义士，遇事直言，廷争面折不避权贵，不畏斧钺，是以正大光明，昭然青天白日之下。若枭之鸣，则阴柔宵小，惟伏处下人所不见之地，乘人之隙，窥人之衅，鼓唇摇舌，恶声交加，若惟恐人无祸。殆诗所谓青蝇巷伯之类是也，岂可与乌同日语哉？吾闻之乌有反哺之义，枭有噬母之恶，天性宵坏。夫如是，则枭之为人所恶而欲杀之、灭之也固宜；若乌以至孝之性，因直道取憎，意下同枭类，不大可悲也乎？然则古语云：“直如弦，死道边。”于此不诚然哉？噫！彼为乌者，可以知所自反矣。
奉唐安楚夫子书
五伦唯孝为最，百行以孝为先。盖亲，我身之本。无亲，身不能生；无亲，身不能长。其何以有兄弟而友，其何以有妻子而御，其何以有友而得吾交、有君而得吾事哉？此理之易见者也，故君子先务其本。夫子读书人也，孝友之说知之甚稔，固有不待举言而可知者。
第闻之令弟艺甫曰：吾亲老家贫，子妇事奉维艰，鲜克如意。近欲娶一老妪，以为贴身扶掖之人。吾兄辈难之，以为将来称之继母不可，称之庶母亦不可，其事遂寝。此亦未尝不韪。然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孟子曰：“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养志也。”昔老莱子作小儿戏，以悦亲心，彼岂故为是态哉？盖诚见乎亲老则相就日短，相去日长；只有失欢之时，永无日新之理。今日在，则今日幸；明日在，则明日幸。天性之良有发于不能自已者，故如是先意迎志，多方娱悦也。今吾夫子之事亲当喜其年，法曾子而学老莱可也，记可畏其而逆其志哉？且人之不可一日无母也，又甚大矣。古者师侦雕像，丁兰刻木，皆不忍忘其母者也。如举幼年失母，终天之痛罔极，每一念至，未始不五内摧崩。今幸有继母在堂，庶可以事吾继母者事吾母焉。奈陷溺日久，不孝罪深；虽痛责于今日，实难挽于昔年。在吾夫子，二十余龄北堂见背，终天之痛亦与举同。哀思之心，宁不百倍于举？彼古之人像可雕矣，木可刻矣，而吾夫子独不可藉其人以事母之道事之，恍若见生母于尊前也哉？能如是，是母死犹未死也，亦大快也，何继庶之足云？
与朱野塘论文书
文章一道，各随其人之学力、目力高下以为低昂。同一文也，高者见之谓之高，下者见之谓之下，天渊不同。固不能望人说好，亦不能禁人说歹。如人在山上，则所见既高，自无处不知；若在山下，则所见既低，如何能识山上之景？此一定之理也。如使天下俗人皆为说好，则文尚可谓之文乎？况以文章名世者，见解既高，出笔自异，岂肯求好于俗人之口、求合于俗人之目哉？亦唯孤芳自赏，听其天下知者好之，其不知者恶之，可耳！
昔韩昌黎与冯宿论文，书曰：“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小称意，人亦小怪；大称意，人必大怪。及应事作俗天下文字，下笔令人惭，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此文之难知也，明矣。文人之为文也，诵诗读书，尚友古人，慎思明辨，日与古人证是非、考得失，只求其千古道理之是，不顾其一时议论之非，岂屑与时人较长竞短？凡我所信者有古人，古人所信者有我，先后若合符节，不愧古人足矣，此外世人一切之毁誉，原不必计也。以此而言，作者之不祈人知又明矣。然而天下之大，又未尝无识者也。昔孟子书，与荀、杨并列，其称之者不过曰“文人”；至昌黎出，而后始知其为有道之文。赵宋因而得列其书与孔、曾并重，号为“四子之书”。即昌黎在当时《毛颖传》一出，人争非之，而深知酷好者唯柳子一人。以此而言，非柳固不知韩，非韩固不知孟；亦以见惟韩知孟，惟柳知韩。待其人而文自有一定之评，并非空虚无据之谓也。自不遇识者，则是非颠倒。“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在韩昌黎，早已深恶痛绝之矣。故文字相感，远近不论，亲疏不论。有埋之百年而或伸之一时，此一时可凭，有非之亿万而或得之一人，此一人可据者，其文字知己之谓欤？仆为文有年矣，然皆与古为徒，无关于世教勿作也，无关于人心勿作也。从不似近今俗下应酬，文字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不出乎其中，此足下所知者也。愚者昧焉，谓生今日何苦，独孤其诣，而为此覆瓿之用？然扬子云曰：“后世复有杨子云，必好之矣。”仆虽为今世覆瓿之用，而又何憾也！昌黎答崔立之书云：“士固伸于知己，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仆于足下今日亦云。
与陈州尊论迁移文庙书
崇学校，修文庙，正贤有司振兴文教之事，谁曰不宜？但以文庙而为风水邪说所惑，擅自更改，则非也。仆前存著数论告同乡，今闻阁下言及太高，此风水之说未尝不是。但在民间屋舍则然，若文庙则又不可一例而论。试为阁下陈之。
朝廷建文庙，原为崇祀圣贤而设，并非为士子谋风水、求科名而设。高踞其巅，俯视一切，正颜子所谓“仰之弥高”，太史公所谓“高山仰止”，何伤之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高高在上，乐何如之？正不必以此为忧也。如曰山高招风，则唯四面多植松柏，转盼黛色参天，即成巨观；若因此骤改，不唯于理不顺，且将前此数千金化为乌有。而又另起炉灶，此岂白手可以成者乎？势必非钱不行。工程浩大，谈何容易？若照正例，非请帑项不可；若行私法，非科派民间不能。然派非阁下印簿不行，盖民间有官印簿方肯信而出钱，否则惧假冒不出，此恒情也。然科派则累及民间，大干例禁。仆前见报，觉有某县因此被累，可不慎欤？虽云今天下为之者不少，然皆行险而侥幸耳。若有识者，凡事立于不败之地，岂可人云亦云？纵令幸而无事，科派则秉公办事者固多，而假公济私、侵蚀乾没者亦复不少。民间之脂膏有限，诸人之鱼肉无穷，百弊丛生，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前次科派五六千金，民间大受其累；昨闻六乡谨愿绅士皆甚不愿，此以见民力维艰，而在上者不可不体恤也。昔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何必改作？”孔子善之，盖深恶其劳民伤财也。一动不如一静，何若仍旧贯之为得哉？不然，在好事者久有此心，不知民力艰难，不晓是非利害，一闻此语，群起附和，惟恐事之不成，不特闾阎有骚扰之虞，而且圣贤有播迁之苦，甚非贤良父母之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诸论附呈，惟阁下察之。
上沈观察论修《四川通志》书某等顿首百拜，书上总裁阁下：
方今天下诏修一统志，所谓天下一家，四海同风，宝土地、人民、政事是也。然修天下一统志者，自不得不采各省通志以成其书。而修一省通志者，亦不得不采各郡邑志以成其书。但欲斟酌尽善，非认真办事不能。前奉一统志馆檄云：“天下各省所进通志，旧者固多缺略，新者又多草草，大不可信。今特羽书飞催天下各省精修，孔亟务求实在，不可虚浮。”此固认真办事者也。查方伯见之，即开志书局于皇华馆，而以阁下为总裁，以某等为纂修官，谆谆告诫，此亦谓认真办事者矣。但方伯随迁湖南中丞而去，某等孤陋寡闻，有何知识？全仗阁下一人指示，以免贻讥。乃阁下谦下问如何办法，各抒所见以闻，此所谓“舍己从人，圣不自圣”，某等敢不仰体盛心，各献刍荛以进？然志书分门别户，各有专责。某等分修人物列传，不得不以此言。但其间人物上下，非采各郡邑志，谁为左验？然真伪不一，其弊无穷，不得不视缕呈之。
一省通志，犹古一国之史也，此宜公而不宜私。刘知几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也。”然其要则曰“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此则为所向无敌。吕祖谦曰：“史臣者，万世是非之权衡也。禹不能崇鲧，管蔡不能贬周，赵盾不能改董狐之笔，崔抒不能夺南史之简。”公是公非，举天下莫之能逆。元揭奚斯修宋、辽、金三史，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揭奚斯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正心术为第一。如唐吴竞初与刘知几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魏元忠一事，言说已然，可赖宋璟激厉苦切，故转祸为福。说知吴竞所为，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竞曰：“知几已死，不可受诬地下。竞实为之，其草固在。”说屡以情斩改，竞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之董狐。宋袁枢分修国史传，章惇家子孙以其同里，转请文饰惇传。枢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郡乡人，不可负天下。”何其直而信哉！此之谓良史。至于各郡邑志，王阮亭曰：“近世志书，能文简事赅、训词尔雅，无如康对山之《武功县志》；次则王渼陂之《雩志》，吕泾野之《高陵志》，韩五泉之《朝邑志》，乔三石之《耀志》，胡可泉之《秦志》，此系《陕西通志》。赵浚谷之《平凉志》，孙立亭之《富平志》，汪来之《北地志》，刘九经之《郿志》，张光孝之《华志》，皆秦人比美于对山者。按《武功志》七篇，简而有体，质而弥文，辞直而事赅。《官师志》一篇，即武功县之历任各大小官员。善恶并书，以寓劝惩，从不似今之有名无实。《人物志》只载康姓一人，乃明初之大有勋劳爵位者。至于自己高、曾、祖、父一概不书，无虚恢，无隐避，为实录而近理，论者比之太史公书。夫固记载之极轨，志乘之标则也，何其至公而无私哉！此之谓良志，人皆重之、敬之。今则不然。第一无人品心术，动辄营私骫法。以本地人修本地志，断乎不可。昨闻某令与某广文云：如某州、某县志，皆本地缙绅修，全是挟私。人物一卷，一己祖、父、弟、兄，家族独详，他人皆遗而略，大拂人心，众谓之曰“某姓家谱”。又某县志一二孝廉茂才修，其祖、父皆市井驵侩，既乏科名，又非读书士，公然立传；凡相好亲友，不论污吏铜臭，亦皆立传；至于节妇非钱不载，全以利言。又某州志，本地太史公修，乃父虽为大员，其高、曾、祖皆乡里平民，公然三代皆为立传；其以桀、纣为禹、汤，以盗跖为伯夷，无所不至，其不公不法又如此。又有某县志书甫刻出，人众不服，登时毁板者。又有某州四处通衢，大出昭帖，唾骂辱及三代者，此有何荣？伊全不以为耻，不知是何心肠？诸如此类，更仆难数。今日郡邑之志，其可信乎？此之谓秽志，人皆贱之、恶之。今《四川通志》修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元年而止，以后四十五年来，除大小金川阵亡死难者，皆奉诏人祀昭忠祠，以表忠义。其人物事实，某等自为采访立传外，其余各州县人物不得不问之各州县，新修以成其事。若不严加晓谕，仍令本地人修，无异陈寿索米魏取秽史，尽为小人市恩报怨之具，其可采以入通志乎？为今之计，唯阁下会同署方伯，严札各地方官，自乾隆元年后各州、县有未修者，不许本地人修，务另聘外省以及别州、县有人品学问者，秉公认真，不许徇私。如无其人，地方官贤者，即令自己认真纂修，如陆稼书《灵寿县志》是也。限接札十日内尽行通报其修法，总以《武功县志》为例，其历任各官员贤否，务从实直书，以为劝惩。庶使不肖者知畏，不必迴护顾忌，此亦大彰公道者也。然不可一人挟私。至本地人物，凡忠孝、廉节，虽愚夫、愚妇必载，不可以其人微而忽之；庸恶陋劣，虽大员显宦不录，不可以其人贵而附之。盖前人善行不载，即为得罪鬼神；后人伪事冒入，即为欺灭天地，此岂可以任人高下其手乎？一切人物立传之后，即大张告示，开单示众，众服者始令入载，否则删去，以免假伪。其前已修而未公者，即令众人从直指出，登时更正。倘有徇私负固不服者，许众人来局呈明，以便核其是非邪正，罚令重修。此必秉公服众而后可，毋逞一人之私而妄为也。然传宜简而不宜繁，事宜实而不宜虚。如一人为官而祖父三代皆为立传，众人捐资而一家独自修谱，有是理乎？放荡无忌，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此固纂修者之不堪，而亦地方官之碌碌也。若有才学者，是非公私一望自知，何难指摘改正，岂可听其如是？今州、县尤择有人品学问者，为之主持公道，维持名教，认真采访，不许遗漏，不许徇私，不许了草；如有，唯各州、县是问。如此责有攸归，认真办理，洗剔此敝，庶几不为小人所弄，或可存直道于什一。然欲速则不能，速则未有不草草者。请以三月为期，尽送局中藏事，毋得逾限。俾局中可以采择，逐一核实办理，不致哲士遗珠，匪人滥竽，以讹传讹，庶不负各大宪开局纂修之心，亦不负朝廷纂修一统志之大典矣。不然，苟且从事，任人指鹿为马，大失劝善惩恶、显微阐幽之道，岂阁下总裁之心，又岂一统志馆务求实在之意哉？此今日认真办事，所以不得不望之阁下者也。某再拜。
上查方伯书
天下用人之道，莫大于察吏安民。民之安否，系乎吏之贤不肖；吏之贤不肖，又系乎上之察与否。察则不肖者惧，或可改而为贤；不察则贤者危，亦难乎其为贤矣。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非遇阁下，谁其知之。
举一介书生，初登仕版，蒙恩委署定水。人非木石，谁不知感？但闻某厅，其为人也，性情乖张，最难事奉，群畏如虿。举以初仕之人，不知进退，恐其得罪，只得情愿不去，面见恳辞。乃荷再四劝谕，仁诲谆谆，何敢再违？遂束装辞谢，于某日到任。
自到任后，谨小慎微，固不敢得罪上官，亦不敢得罪百姓。一切地方事宜，毋论巨细，大张告示，到处晓谕。士则有教令敦品之文，民则有严申法禁之条，三令五申，不惮烦琐。至于衙蠹殃民、恶诈民财与私锁私押等弊，头门悬大锣一面，许受害之家鸣锣喊冤，立刻究办。每日已牌即坐大堂，至二更方休。遇事随到随办，案无留牍，以民早受一时判断，即早受一时之福。四境相安，颇为无事。但所署昔年与县相换，所前皆县里百姓，县前反所里百姓，彼此难分；所里书役狐假虎威，鲸吞虎噬，鱼肉百姓，群受其害，莫之敢撄。此旧习也。一旦见举日坐大堂，认真办事，群来喊冤赴诉。举告以“上司书役非我所管，尔到所去”。群号泣曰：“如所可去，不来此矣！”不已，只得唤讯。讯后不敢判断，开列供单，送所自办。如是者不一而足。初犹阳从阴违，后竟置之不理，得毋太纵乎？纵则自然猖獗更甚，受害尤多，来县呼冤，无日无之。举见如此，断难坐视不救，只得照例而办，有犯必惩，庶猖獗之风从此少敛。然所闻之更为不悦，日命人来县守御，不许人来县告诉，于是喊冤少息。夫天下百姓上控喊冤者有之，从未有上官百姓、下控喊冤者，此亦千古奇闻也。由是观之，则此地岂可一朝居乎？人生为官，不过欲行己志，恩泽及民而已；朝廷设官，亦不过为民办事，为民请命，伸冤理枉而已。若使日趋奉上官，纵容衙蠹殃民，目睹其害不为之理，城狐社鼠，民命何堪？此得罪百姓者也。如欲日坐大堂，秉公正直，为民伸冤理枉，整顿蠹役奸吏，使民不受其害，民固感激，其如上官不容何？此又得罪上官者也。如曰“宁甘得罪百姓，不可得罪上官”，不惟於心不忍，从来不惯；而且前此诸令无不如此，皆凶终隙末，无一能合，有何益乎？此白香山所以云“宁为百炼钢，不为绕指柔”是也。举再四思维，惟有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伏翼遴员接署，俾举脱然事外，不更感恩戴德也哉。兹拟某日起程赴省，先此上闻，馀难尽言。
石村居官，日坐大堂，爱与百姓伸冤理枉，不爱逢迎，其素性也。初到定水七十日，大得民心。及去，士民群赴泸州道台处请留不已，又欲赴省请留。石村止之。临行士民遮道，扳辕卧辙，竟有堕泪者。周幕友曰：“古人堕泪，吾以为纸上空谈，今日目睹，真难觏也。”后任邓公金榜到，初见余问曰：“自到泸州，贵友俞公之名如雷灌耳，一路颂声载道，愈趋愈奇。昔孔子三月而鲁大治，今未三月，何以至此？不知何术。”余曰：“敝友无术，实心实政而已。”邓公为之拜服。余时同在定水，一切目睹，故记之。——朱芬谷
上刘埕圃文衡书
承惠《试牍存真》等书，拜读之下，不胜钦佩。夫清真雅正，文章正宗，而於四者之内总归一，真非其人固不能言，非其人亦不能教，此一字千古要言不烦，真渡世之金针也。然以举言之，岂独诗文为然哉，作人亦然。
盖天下有真人品、真学问、真事功，圣贤之道是也。唯人无以教之，则假而不真，圣贤之道息矣。若文衡则教人之最大者也，转移风俗莫善于此。三年两试，一省之中，凡各郡、州、县，无不游历殆遍；人物、风俗、艺文之美恶，无不具悉。且与士子最亲近，其任最重，其教最久，三年有成，此之谓也。乃天下之大，士风未见其变，圣贤之学未见其如古者，殆由相习成风，祗以一试了事，绝不认真讲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者也。今阁下人品端方，学问醇正，正中流之砥柱也。唯望不以虚文浮词为重，而以躬行实践为先，平日大张示谕，三令五申，总以明伦敦品实行为第一义，《小学近思录》在所必读，《朱子全书》、《性理大全》在所必看。先严谕各学教官，次严谕诸生童，次通行各郡、州、县，一切匿丧赴试、不孝不弟、干名犯义，以及嫖赌、讼师、衙门鹰犬等事，无不严禁。其生员中有优于行者即行举引，劣者即行褫革。务在时刻留心访问，稽察确凭确据，必公必真，不可如世之徇私姑息。信赏必罚，言出法随，以立其威而令人畏。及遇下学讲书考试，面见时谆谆告诫，教以先品行而后文艺，务以圣贤为必可为，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必不可缺。家谕户晓，苦口婆心，不啻家人父子，以著其思而令人感。又于各书院严加督课教诲，其山长皆为遴选正人而居，尽心而教，共相劝勉，不可如世之虚应故事。如此认真办事，行之三年不倦，而一时士习文风有不蒸蒸日上者，未之有也。此即存真之谓，真之时义大矣哉。古人云“有治人，无治法”。然在今日，非阁下断不能行，非举断不敢望之阁下。伏帷察纳，幸甚！
答王司马论弭盗书
惠书辱问弭盗之策，意欲专主匍匐赤子之说。足下之意诚善矣，意善敢不告之以道！
天下之盗贼，非不知皆朝廷赤子，岂“呱”地一声遂自成其为盗贼者乎？固有所迫而成，亦未有不由相习成风、上无以治而致，顾亦观其时势何如耳。今之有司，皆苟且偷安，颟顸了事者也。平昔任其民之习于不善，从未见一惩恶劝善、家谕户晓之示；而阶下役隶，又任其日与盗贼为伍而莫之禁；及其被盗而来报也，则又置若罔闻，不过奉行故事，命一二役隶鞠之而已。而此隶一签到手，视为奇货，不禁欣欣自得，以先可骚扰于失主，后可以骚扰于群盗。故每至失主家，索酒肉不已，复索钱财，迁延岁月，彼往此来，明知真盗在彼而东涂西抹，借此盗以索彼盗，借此案以翻彼案，饱其囊橐，而犹藉口於真盗之难觅，以便时骚扰于闾阎。而失主弱者无奈，只得听之，有无端费尽而犹未见隶之获一真盗以来偿、有司之治一真盗以结案者。纵有时获盗结案，所得不偿所失，故乡里士民恒有被盗不报，惧此番耗费更倍盗也。呜呼！此盗后加盗，民间之疾苦真可为翘首痛心者也。
然而弭之者，又岂在屠伯以为能哉？必先之自端其品，自明其德，昭然示以清白不可污之节，明白不可欺之心。孔子所谓“不欲”，此正本清源之道也。次之严肃胥隶，不使有分毫之作奸犯科，犯则立毙杖下。而又严行保甲一法，一切户口自己下乡亲编，不假书约之手，以免需索。于是三令五申，示之以孝弟廉耻之义、徙流斩绞之法；择其中之善者、老者，以为各乡师长，每月朔望讲约读法，实力奉行，断不可懈；已则轻骑减从，不时下乡稽查，使之知所为而知所畏。如此，四境人户善恶了然胸中，一家为盗，必严治同甲容隐不报之罪；一家窝盗，必严治同甲纵容不攻之情；一家有盗，必严示同甲相恤共御之义；一人报盗，纸进令出，按图索骥，限以程期，刻期必获。不使隶骚扰、纵放，获则捐俸厚赏，否则重治其罪，信赏必罚。隶不获奸盗则按其罪之轻重，稽其人之久暂，如律以严治之，或投之有北，或置之骈首，初不必少加姑息。如是认真整顿，盗固无一潜踪容身之地，而又知所真畏不能漏网，人虽欲为盗，其可得乎？不然，胶柱古人“无非赤子”之说，姑息养奸则群起效尤，猖狂肆志，是愈驱我赤子良民于盗贼之中而莫救也，岂古人“猛以济宽”之意乎？此郑太叔之所以不能不悔也夫。
上苏太守书
昨奉檄发回生员米思典到县，命县详革。举正坐大堂，随即带问。据称：生于前年雪夜被盗窃骡，生即踪至邻县某家绝迹，虽搜未获赃，然雪夜足迹显然，不得不讼。乃前任案悬两年，未获致盗，反致司控生诬良，发府审理。生在府一月，未见盗面，亦未与盗对质，如何为诬？褫革衔冤，伏恳关盗审雪。当即驳云：此案府既审结，岂有不与对质之理！今尔一偏之词，亦难遂信。渠即投递甘结，呈词如虚情愿加倍问罪等语。举见如此，势难遽详。查此案当年被盗之夜，问众皆云“大雪属实，登时追至某处绝迹，次早围屋搜索不获”。在该生虽不无孟浪之过，然雪夜足迹显然，事出有因，非同凭空诬良者比。况案悬已久，并非举任内之事。今司批府讯详，并未批县。既经阁下讯实，即可由府详革，乌庸县详为哉。川民素称刁健，平昔众证确凿审明之案，渠犹不服翻控，岂有发县不审，凭空详革，可以令彼心服之理？此断不能者也。今虽一偏之辞，然既具结前来，只得据情申请。如肯网开一面，念其雪夜被盗，追踪有因，或两下开释，另缉真盗；或止发戒饬，留伊青衿。此天高地厚之恩，感曷胜言。如云务要详革，即当命县先审，伏乞将案卷发还，俾盗与干证一切关来，对质审实，然后详革，渠自无可置喙。如此庶成信谳，更可折服伊心，此天下之通义也。如其不然，举一介庸愚，有何才能，恳即将原札原犯挈回，径自详复，以免多此一折，岂不美哉？
与朱芬谷书
昨夜月下与君畅饮，一时酒酣，忽发狂言，偶触足下。足下责之甚韪，时身在醉乡不知也。今野塘告余，余甚自愧。余凛戒酒谨言之训久矣，悔而复然，其如之何？在足下平昔以大度待余，余虽诋之弗计也。今竞以友道待余，不藏怒，不宿怨，直明指其非而正告之，且言之无罪，闻之以戒，是爱余之甚者也，不然余何以闻其过而知改哉？既而思之，余今日之失言，又安知非足下平日大度之致哉？愿今以后，凡事毋以余为可恕者。
周子曰：“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获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不悟也。噫，此石村之大过人者。——朱芬谷
与舍弟行素书
一人抱七尺微躯，不能为天地建功业、立民命，亦甚卑矣；况乎不能正心修身，以完全一己丧，降哀秉懿之良，伤父母遗体之重，其何以当人之名而无愧哉？余生也病，床头药物朝夕相亲，五六年来德丧学荒，毫无寸进。今春初奉大人命，复来秀峰肄业，临行再四嘱曰：“尔保守身体，勤学诗书，毋致予忧为望。”伊时余心识之，然犹未知其言之恳恳也。自到院后，身为病损，精神衰惫，形容消瘦，视在家为尤甚，一月身体安者不过数日。诗书一切，医命屏之，恐伤精力。余性癖书，终日默坐，心甚难安。闲取一二卷阅之，以为无伤，孰知阅未竟，心目昏沉，病随即至。噫，是岂上帝困我之心，故至此哉？亦岂诗书之中，我独无分也哉？时遇晴明，二三良友携余逍遥山水，以释愁怀。余身违故土，又困病中，虽身在山水间，对景伤情，此心更增愁恨。惟终日默然闭门静坐，庶几无虞。至诵读诸事，心虽向之，而身实不能也。夫游子离家，父母之心唯疾病是忧，唯成立是望，此理之固然、情之必至者也。余今抱病终朝，诗书未读，既劳二人忧虑，又负期望深心，回思临行叮嘱语，时有不禁汗然泣下者矣。哀哉！二十年来犹然故我，上不能置身青云，以慰我父母期望之心；次不能训诸弟成立，以成尔学问之事；下至一身犹不克保，致为疾病所亏，其何以当人之名而无愧哉？兹因病中离绪愁肠，或感今怀古，或即景伤情，无非写我万种无聊之意，诗成一帙，以志予怀，并以寄吾弟。可于花间月下，高声朗诵读之，以代吾搔首问青天可耳。
答谢培之书
士生三代以上，不可无师；士生三代以下，不必有师。何也？三代上载籍少而贤人多，三代下载籍多而贤人少也。贤人少则师道无人，载籍多则见闻有据，是载籍即吾师也。何师之有？如圣贤之学，自《四子》、《六经》诸史，以及宋儒诸书；诗自《三百篇》以及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诸家；古文自左国史汉以及唐宋大家；时文自俞长城一百二十名家制义，以及方灵皋所选《钦定四书文》等类，流传至今，汗牛充栋，不可言已，岂有一式一义而不备见于古人集中者乎？吾人诵其诗，读其书，择其长以效法之，即吾师也，何必亲受业其人而后可以言师哉！
今人之议论，恒不如古人之详；一人之知识，又不如百家之备。师今人也，一人也。以今之一人，而欲与古之千百人胜，是犹以匹之勇置千阵中，其欲胜也多见其不知量也！且师之所以为师，亦曾师古人来耳，岂真生而知之者哉？然而人之以有师自雄者，陋矣！常见其炫耀人前曰：“吾从某名士，某名士门下篇章字句确有秘传。”人聆之亦习不加察，以为其师如此，其弟可知，而不知皆大惑也。
昔孔子大圣也，为之师者初不闻先有一孔子，为之弟者后不闻再有一孔子。盖生之者天，为之者人也。端木氏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诚确论也。己不自立而欲籍师之门户以为倚傍，其亦无耻甚矣。况同出一师，未必人人如其师。自甘人下，纵起孔子于今日，亦不能化其愚昧。矧彼之所谓师者，又仅在寻章摘句、雕虫篆刻之末哉？吾弟以贫不能从师为恨，此正不必，当勉为豪杰之士可也。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与飞云诸友书
客腊望后二日，接野塘手书。穷乡僻巷，门无驿使，虽有一枝春信，谁其寄之？然阔别日久，人事变迁，不识今岁野塘为赐为商否？芬谷犹寄居临源否？挈眷还桂林否？北溟、桂水仍设帐旧馆否？抑芬谷、北溟、桂水皆天产石麟否？种种情怀，时萦梦寐。然诸君聚首一地，彼此切磋，著作如林；或山巅水湄，或酒榭歌楼；非诗唱旗亭画壁，即赋传洛阳纸贵。高达夫诗曰“知君到处有，逢迎何乐如”之最足怅者，君居桂岭，余处湘江，远水遥山，隔人数百里外。纵云相见有期，亦不过余来桂岭，君下湘江，彼此一会，久则月圆两度，否则一圆半圆而已。年年送别，几折尽堤边杨柳，何天之不生尔我一地耶！
如芬谷自乙酉仲秋一别，渠遂移家临源，冉冉至今两载，竟不能一晤。临源与全接壤，近者如斯，远者其又可卜也耶！以今思之，余昔与诸君同居秀峰，四五良友分韵弹琴，狂歌对酒，或看云叠彩山，或采茶牛仙庵，或漱流栖霞寺，或濯足水月洞，或泛舟还珠洞，或踞坐上看渔翁垂钓，或酣眠寺里听老僧诵经，历历盛事，今其可再得乎哉？嗟夫！依依山水犹在目前，转盼即成陈迹，人生百岁聚会何常？又忆昔年与北溟晚步江畔，两人坐碧梧亭上，新月弯，红霞万点，两岸渔舟大小千只，爨火相连，红盈江上；又望长桥一带，茶肆酒楼，家家灯火，倒印波心。北溟日：“今夕何夕，以此美景而话吾二人其间，亦人生快事也。然试一别离后，彼此天各一方，偶一念及，有黯然伤神者乎？”吁！此言未几，今竟然矣。余迩来旧病如故，独居一室，仅与古人晤对，间有所感，对景长歌。近因怀诸君，偶填《木兰花慢》一阕，其词曰：“忆昔年桂岭，三两友，聚飞云。每月夕花朝，霞庵风洞，斗酒论文。放歌高山流水，俨孙登一啸响苏门。青竹林中狂客，白莲社里高人。谁知聚会是浮萍，岁岁别愁深。怅孤馆萧条，人居陋巷，烟冷疏棂。远水遥山隔绝，望长天一雁落寒汀。寂寂斜阳荒草，潇潇暮雨风声。”诸君读其词，可以见举之心已。
今者试期将迩，晤日可必。俟来桂林，月朗天清之会，黄花红豆之间，唤银鹿然博山，烹蟹眼雀舌，与诸君彻夜长谈，那时方道尽我万种穷愁之苦也。
答友人书
辱书人情喜温和而恶介厉，无不以合时为佳。温和者，圆也；介厉者，方也。方不如圆，故论古人亦曰“伯夷之清不如柳下之和，孟子之厉不如孔子之温”。语非不佳，意非不善，然以理论之，此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如孟子之厉、伯夷之清，人所共悉，不待言已。若孔子虽云温良，岂可一概论哉。如为政于鲁，七日即诛少正卯，不久即堕三都，何其厉也！即未为政，如陈恒弑君则请讨之；季氏舞八佾、歌雍诗、旅太山则抑之；伐颛臾则痛斥其非，直云“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子然问冉求，则曰“杀父与君，亦不从也”。当面唐突，危言危行，不畏强御，何其疾恶如仇、严而厉哉！平日朋友师弟之间，如王孙贾问媚灶，则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原壤夷俟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胫”；冉求聚敛则曰“鸣鼓而攻”；宰予昼寝则曰“何诛”；短丧则曰“不仁”；子路问为政奚先则曰“必先正名”；及心为迂则曰“野哉！由也”；子贡问今之从政则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严厉之辞，难更仆数，何温之有哉？至于作《春秋》而乱贼惧，褒贬予夺，一字不苟，其严于斧钺，更昭然矣。若夫时俗之好尚，则又何必以合为贵哉？如周末文胜，皆以先进为野人奢也。孔子则曰“吾从先进，以抑其奢”。鲁国君弱臣强，皆拜乎上，僭也。孔子则曰“必从拜下，以裁其僭”。此一定之制，亦挽回风气之道也。如乡愿阉然媚世，同流合污，人无不以为是，孔子独以为德之；贼狂狷踽踽凉凉，事不屑为，人无不以为非，孔子独以为可与。何其所取在此而不在彼哉？盖其所见者大，迥不犹人，此其所以为孔子也。不然，人云亦云，取舍随时，何以为孔子？故曰“子温而厉”。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是也。此岂可一概论哉？柳下惠圣之和者也。然直道事人，三黜不去，进不隐贤，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何尝一概用和哉？此非故为立异也，天下事有大中至正之道焉。介厉为体，温和为用，有体有用，固为全人；有体无用，不失为君子；有用无体，未免为小人。与其有用无体，无宁有体无用。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自古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非介厉之士不能。以其平日只知有道义可贵，不似世人有势利可趋、祸害可避，故能如是耳？人不讲作好人则已，如讲作好人，非学圣贤不能。如学圣贤，未学孔子之温，当先学孟子之厉；未学柳下之和，当先学柳下之介与伯夷之清。盖学孟子之厉与伯夷之清不成，不失为有气有骨之士；学孔子之温与柳下之和不成，每至为无骨无气之人。故曰“宁可学鲁男子闭门不纳，不可学柳下惠坐怀不乱”。此为学先后一定之次序也，不识高明以为何如？
与李怡堂孝廉书
天下人俗者毋论已，然竟有似乎极雅而极俗者。如栽花种竹，雅事也。当其开时，碧绿红黄，五色烂漫，铺张扬厉，富贵极矣。月下风前，水边篱畔，吾人坐卧其间，觉满眼锦绣，清香扑鼻，秀色可餐，一觞一咏，令人心花顿开，虽南面百城无以易也。乃锦城卖花之家不然，吾见其袤广园稠，春种玫瑰、罂粟，夏种夜兰、茉莉，秋种菊花，冬种水仙，连阡累陌，一望无涯，动辄数十亩，正大观也。然彼于花萼甫放，即折向城市卖之，自己并未一观。攀折采取，蹂躏不堪。只图取以媚人，不肯留以赏己；只图其担头之利，不顾其卖花之名，长安妓者亦名卖花。间有盆景，如梅椿、兰蕙、牡丹、茶花之数，卖有未尽，暂存园中者，即搭一小棚，以供游人赏玩。己烹茶扇炉，送杯传觞，奔走忙碌，应接不暇，毫无逍遥自得之趣，亦无领略爱惜之情，真怪事也。此非极雅而极俗者乎？
因忆余昔年在京师，闻丰台芍药之盛，一开数百亩，平铺如锦，不禁神往，约友往观。一日，有友阻之曰：“丰台何曾有芍药可观。”余骇其言，问其故。答曰：“丰台芍药开时，人皆于五更折去，大担挑至城中发卖，日日如此，何曾留一枝于其间！”余闻之深服厥论，不觉大笑而罢。
天下事为利所诱，不知怜香惜玉，待价而沽，反自媒自炫，献媚盈廷，奔走逢迎，无所不至者，岂少也哉！足下闻之哂乎不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