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枢(公元1131～1205)，字机仲，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是南宋有名的史学家，也是个历史编辑。他编辑了我国第一部纪事体本末史学书《通鉴纪事本末》。

袁枢17岁入太学。到孝宗时，在礼部试词赋得第一名。隆兴元年(公元1163) 33岁中进士，后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乾道七年(公元1171)为礼部试官;九年任严州教授;后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传，累官至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宁宗时，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他为人刚直，做官有德政。章惇为宰相时，其家属请袁枢为章惇写一篇好的传记。他断然拒绝， 说：“子厚(惇)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这种尊重客观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很难得的。他晚年为台臣弹劾被罢官，在家闲居十载，从事编著，著有《易传解义》、《周易辨异》、《易童子问》等书。卒年75岁。

袁枢热爱史学，既善于向前人学习，吸取别人的成果，又富于创造精神。他编辑《通鉴纪事本末》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宋代以前历史书的体例只有编年体、纪传体两种，这两种体例虽各有所长，但也都有缺陷。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以致“首尾难稽”。以人为主的纪传体， “或一事而复见数篇”，使“宾主莫辨”。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经过，不能完整地、系统地表达出来。袁枢很喜欢读《资治通鉴》，认为它很好，但又感到《资治通鉴》卷数太繁多，一件事往往分别记在几卷之中，查阅很不方便。他下决心将《资治通鉴》的内容重新加以组织。《宋史·袁枢传》对此有所记载： “枢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他把《资治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区别门类，按类加以排编，把分别记载在各卷的同一事件，集中起来，从始到终讲清楚，并自列标题，每篇又按时间顺序自为头尾。《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 “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记，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编辑法，既吸收了编年体、纪传体的优点，又弥补了它们的不足，是比较科学的。

《通鉴纪事本末》，从三家分晋(公元前403)编起，到后周世宗征淮南(公元959)为止，记述了1360余年史事，共42卷，计239篇，每篇都有标题。就是按历史年代顺序，抄录《资治通鉴》原文，详细叙述事件的经过，并将这些事件按历史时期，分为若干专题。秦以前的历史，分了“三家分晋”、“秦并六国”、“豪杰亡秦”3个题目。西汉历史分了“高帝灭楚”等25个题目。东汉分了“光武中兴”等18个题目。三国分了“曹操篡汉”等13个题目。西晋分了“司马氏篡魏”等5个题目。十六国分了“刘渊据齐阳”等9个题目。东晋分了“祖逖北伐”等9个题目。南北朝分了“符氏据长安”等68个题目。隋朝分了“隋灭陈”等5个题目。唐朝分了“高祖兴唐”等61个题目。五代分了“朱温篡唐”等23个题目。因为每件事从头到尾述叙，眉目清楚，内容既详细，又不重复，看起来一目了然，所以称为纪事本末。

袁枢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后，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此书编辑始于何时不清楚，成书约在乾道九年(公元1173)，当时他正任严州教授。第四年，淳熙三年(公元1176)，参知政事龚茂良将此书上奏给宋孝宗。孝宗看后大为赞赏，诏严州摹印了10部，并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要他们熟读，还说： “治道尽在是矣!”这样，就使此书得以迅速流传。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对此书也都十分赞赏。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称它： “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园用神”。《四库全书总目》中也说： “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 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未有”，对它评价很高。史家们还纷纷群起效尤，先后出现了《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左传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10多种纪事本末体裁的史书。从而使用纪事本末编写历史的形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体系，这不能不算是袁枢对编辑历史书籍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