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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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武帝论书启
《作者:陶弘景》南朝陶弘景撰。是作者写给梁武帝的论书信札。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人称“陶隐居”,为齐梁间著名书法家。梁武帝萧衍为书法史上帝王书法家中的佼佼者之一。《论书启》主要评“钟张”、“二王”(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之优劣。萧衍在《论书启》中曾对钟王“褒贬大备”,一言以蔽之曰:“元常(钟)老骨”,“子敬(献之)懦肌”,“逸少(羲之)得进退之间”,陶对萧的“玉科”奉若神明,对王献之书风斥之谓“沦迷”,二人所见略同。《论书启》中第一次得出“伯英(张芝)既称草圣,元常(钟繇)实自隶绝”的结论,后世皆引为据。他们共同斥献之书为“近习之风”,哀叹风书日下……这在书史上有消极守旧的成份。陶对萧的圣旨推崇备至,盛赞萧的《书启》曰:“……以言发意,意则应言而手随意运,笔与手会,故益得谐称,”这是“心手相忘”论的雏形,为后世所重,并有所发展。《论书启》中有论及“二王”父子书多处。称“大王”书在永和十年以后最佳;称其“代书人”,“其书迟缓”,故称“末年书”,“小王”既学“此人书”等等,为书史所重。《论书启》载于《书苑菁华》,今载于《历代书法论文选》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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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式论书表
《作者:江式》一卷。书论。北朝北魏江式撰。江式(?—523年),字法安,陈留济阳(今河南开封)人。北魏书法家。官封骁骑将军,正光间兼著作郎,赠巴州刺史。江式少承家学,擅书法。是书即为江式上于魏宣武帝之表。表中呈述了撰集字书《古今文字》四十篇之缘由。此表主要侧重于文字学之论述,仅间及书法。表中叙述了自仓颉造字至“六书”形成: “一曰指事,二曰谐声,三曰象形,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列指出:“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直至本朝文字之演变及书法之发展、变迁。谓:“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收……后诸方献篆,无出邕者。”“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二家,并号能篆。当时台观榜题、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表上于宣武帝后,得诏曰:“可如所请,并就太常,兼教八分书史,其有所须,依请给之。名目待书成重闻。”江式于是开始撰集字书,大体依许慎《说文》为本,上篆下隶。惜书未成,而江式已卒。因是篇多从文字学角度论书体,故在书学史上的地位不及《四体书势》。有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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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体
《作者:成公绥》一篇。书评。晋代成公绥撰。此篇意在抑篆草而尊隶书。在实用功能上,认为隶书既无篆书之繁,亦无草书之“近伪”,最“适之中庸”、“用之简易”。在书艺创造上,从笔画、布白、形体、排列到运笔、体势、风格等方面道出了隶书的特点: “烂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若暇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并体抑怒,良马腾骧,奔放向路。”这既是对东汉隶书高度艺术成就的形象写照,也是传统类比思维在书论中的突出体现。《太平御览·征引书目》作“隶势”。《书苑菁华》录此。今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张氏本、寿考堂本、信述堂本、经济堂本、翰墨山房本、扫叶山房石印本、四川官印局本)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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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草书
《作者:赵壹》书法论著。东汉赵壹撰。,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东汉光和间辞赋家,灵帝时为上计吏入京。有文学代表作《刺世疾邪赋》,表现了痛恨权奸当道,揭露黑暗政治的忧国之心。是篇乃如今可考的较早有关书法理论专著文章。认为对草书“专用为务”,“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用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实为迂腐儒生。疾呼要学经国之术,以免“志小者必忽大”。赵氏所言草书,主要指章草。第一篇确凿无疑的书法批评专文,《法书要录》、《书苑菁华》和《全后汉文》等均载此文。其文风如其《刺世疾邪赋》一样,极具批评锋芒,辛辣而不晦,直言而中恳。<br/><br /> <br/><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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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书论
《作者:蔡希综》一卷。书论。唐代蔡希综撰。希综,天宝年间书法家,曲阿(今江苏丹阳)人,希逸、希寂之弟。希综工翰墨。是编自述家世及前代书家之书学渊源,其要旨则归本于论用笔。共计五段,一、述家世。其家历世皆传儒素,尤尚书法,自十九代祖东汉左中郎邕至第四兄缑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阳尉希寂,皆有时名为世所重。二、追叙诸家授受渊源。述及大篆、隶书、楷法、八分、章草之始兴,历数了自周宣王至东汉期间五十余位书家,结语赞曰:“若盛传于代以为贻家之宝,则八体之极是归乎钟、蔡,草隶之雄是归乎张、王,此四贤者,自数百载来未之逮也。”三、引右军、蔡中郎之论,议用笔之法。言欲须先“适意任情,”次须“正坐静虑,随意所拟,言不出口,气不再息,则无不善矣”。四、历述钟繇、右军学皆大成之经验。钟繇从师学而精思,三十余载,行坐未尝懈怠,寝息间,“画其被,皆为之穿”。用功若此。右军习字,尤重心意,“书之为意,取类非一”。求字字意殊,骨气雄强,爽然飞动,终得其精妙。评曰: “是知学成非一师之能致,非好奇博艺之士,不能有知。”五、议下笔之法,曰:“夫始下笔,须藏锋转腕,前缓后急,字体形势状如虫蛇相钩连,意莫令断。仍须简略为尚,不贵繁冗。至如棱侧起伏,随势所立。大抵之意,圆规最妙。其有误发,不可再摹,恐失其笔势。若字有点处,须空中遥下掷,其势犹高峰坠石。”盛赞古之君子张伯英、张旭、崔长史、蔡伯喈等硕学多闻,笔力精深,“匪直禄取一朝,故亦誉流千祀”。统观全篇,所论多杂采诸家之言,无甚深诣。有《书苑菁华》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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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
19世纪中期,在中国有一位年轻、富裕而且非常西方化的纨绔子弟金福,他冷漠无情,厌倦生活,听不进他最忠实的朋友加老师王先生的真诚相劝。在金福准备结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股票下跌,已经破产了。于是他给自己买了份高额人寿保险后准备自杀。但他没有勇气,只好把自己托付给王先生,并与他签定了一份自杀协议书。出于礼节,王先生同意在人寿保险协议终止前杀掉他。 此后,金福经历了一连串曲折的经历,每次都希望自己能死掉,结果却屡屡失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并没有破产,同时也收到王先生的来信,说自杀协议书已经被转交给一名杀手老孙。金福立刻出发去寻找王先生与老孙,希望能在杀手动手前,取消这个协议。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金福深刻明白了生命与幸福的真谛,可就在这时,老孙手下抓住了他。金福被蒙住了眼睛带到老孙面前,等待命运的安排 凡尔纳一生没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了解甚多。与同时代其他欧洲作家不一样,凡尔纳在本书中积极地塑造了一个中国主人公的中国式生活,他把各种文化、历史、社会、语言等信息和评论融合在一起,创作了一部集旅游、冒险为一体的幽默小说。
宋布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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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缘
原名《金石缘全传》,又名《巧合金石缘演义》。清代静恬主人撰,其人不详。全书分为八卷,每卷三回,共二十四回。有嘉庆五年(1800)鼎翰楼刊本、嘉庆十九年(1814)崇雅堂刊本、嘉庆二十一年(1816)同盛堂刊本、咸丰元年(1851)文粹堂刊本等。首有静恬主人序,书末有省斋主人总评。静恬主人序中称: “《情梦柝》、《玉楼春》、《玉娇梨》、《平山冷燕》诸小说,脍炙人口,由来已久。”可知此序作于上述四种小说刊行之后。书叙石无瑕与才子金云程婚姻故事。无瑕卖身救父为林家丫环,林家图赖婚遣无瑕代嫁,得与云程结合,受封为夫人。书中略有世态描写,然其主旨却是为欺贫重富赖婚者而作,并以为“姻缘前定”,“天公之报应毫忽无差”。以一个“相”字为全书的线索,开头以李铁嘴看相起始,最后又以相为结。有乾隆十四年(1749)同盛堂本、文粹堂本。
石遗室诗话
近人陈衍(号石遗)著。32卷。1929年商务印书馆(上海)初版,线装4册。卷首有著者《自序》。诗话第1则说明诗话之作是由于受到郑孝胥和沈曾植的怂恿,相当于自序。第2则叙述了道光、咸丰以来宋诗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第3则说明“同光体”一词的由来,可视为综论。以下便逐一论述了沈曾植、郑孝胥、林旭、陈三立、易顺鼎、叶大庄、陈木庵、杨增荦、江瀚、丁惠康、陈曾寿、沈瑜庆、林纾、秦树声、王乃征、俞明震等近代诗人。陈衍是同光体首领之一,此书是同光体诗派的主要论诗著作,对清末民初诗人,网罗较多,间有论及唐诗者。陈衍诗论中心为“三元说”,认为诗莫盛于开元、元和、元佑。强调宋人都是推本唐人余法而变化之。书中论诗的写作技法多有精妙之言。衍曾为《庸言杂志》、《东方杂志》撰诗话,后加以增订合并而成此书。又有《石遗室诗话续编》十卷。此书网罗清末民初诗人颇多,可与其《近代诗钞》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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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著。作者于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北大、山东教育厅的讲演记录编辑而成。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曾先后十次出版发行。1987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初版的影印本。1989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申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的特质并标书其各自在“世界文化” 中的 “位置”。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由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和意欲要求的方向的差别而导致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 “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由此有了个性的伸展、科学的进步、民主制度的建立; 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折中为根本精神”,成就了中国的艺术和道德; 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产生了宗教。西方文化是人类本来应有的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二期文化,印度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三期文化。暗示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断言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归趋是印度文化,而最近的未来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之不足在于没有第一期文化应有的充分发展,是谓之人类文化的早熟。若没有近代之东西交通,东方文化很可能要长此终古。东西文化的接触是东方文化的机遇,面对此机遇,中国对未来文化的对策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该书因论述东西方文化派的独特角度,体现了东方文化派回应西方文化的立场,受到广泛关注。某些观点,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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