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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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学史
《作者：祝嘉》祝嘉著，1941年写成，后于1947年由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全书共分十四章，上自唐虞以前，下至晚清末年。史料翔实，搜罗详尽，不但有“史”之特征，而且具备通史的结构体系，是中国书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文以汉为高，后世未有能胜汉者，以其学汉也；诗以唐为高，后世未有能胜唐者，以其学唐也；词以来为高，后世未有能胜宋者，以其学宋也；曲以元为高，后世来有能胜元者，以其学元也。故事以至于至善，非大变无以争胜，书学何独不然？周之大篆，秦之小篆，汉之隶，晋之行草，宋齐梁陈隋之楷法，已臻极轨，不能再进，后人从而师之，且转相师，又何怪乎江河日下也？读史以资鉴戒，余以为研究书学之史亦然，学者当取法乎上，勿随流俗转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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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论
《作者：张怀瓘》一卷。书论。唐代张怀瓘撰。为作者《书断》写成后,与寅吏部侍郎苏晋、兵部员外王翰二人,欲作《书断》后序,相与讨论的记录。首论“文”、“字”、“书”三者的特点及其功用;次论书之鉴赏;又次为自评,谓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独步于数百年间;终乃怀瓘作书赋成,遇褚思光、万希庄、包融等共读书赋,相与激赏之情状。其价值在于: (1) 提出“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这在书法美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是作者论书的纲领,所谓“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 “先其天性,后其习学”;“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猛兽鸷鸟,神彩各异,书道法此”等说法以及书论中的“写意说”、“神、妙、能”的品评说等均是这一纲领的逻辑展开。另一方面,它是前代神采论的提升。从王僧虔“色彩”“形质”相兼到虞世南的“假笔转心,妙在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再到“惟观神彩,不见字形”,其传承递升之迹昭然可见。它不仅蕴含着书艺本质乃是同形向神的升进,而且也预示着一个古典书风转向写意书风的时代的来临。(2) 谓“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这和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有相通之处,它表明在当时传统派的书法理论中,虽尚有属守以二王为典范的观念,但同时也出现了主张不师古人之法,要创造性地表现自我,和造化融为一体的倾向。这种观念对后世书论、山水画理论颇有影响。(3) 提出“书之深意”,也是书学史上第一次从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把书法和其他艺术进行区分的重要尝试。文载《法书要录》、《书苑菁华》本、《美术丛书》本、《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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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论
《作者：欧阳询》一篇。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此篇以假托翰林善书大夫和同寮故友无名公子对话形式,在语言往来中立论。所托的翰林善书大夫所谓用笔的立说,虽为真知灼见,但比较抽象,不易理解,更不易见诸笔端,故假以无名公子文赋一篇展而化之,并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通幽洞微地道出欧阳询的用笔之法。《用笔论》首先论述各种书体产生以来,仅王羲之一人书法“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又论及用笔之道为:“夫用笔之法,急促短搦,迅牵痴掣,悬针垂露,蠖屈蛇伸,洒落萧条,点缀闲雅,行行眩目,字字惊心,若上苑之春花,无处不发,抑亦可观,是予用笔之妙也。”又云:“夫用笔之体会,须钩粘才把,缓绁徐收,梯不虚发,斫必有由。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观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愈好。用笔之趣,信然可珍,窃谓合乎古道。”对后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今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佩文斋书画谱》本、《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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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碑南帖论
《作者：阮元》一篇。书论。清代阮元撰。此篇选自《揅经室集》,专论北碑南帖的字体流变等特点。北碑,是指“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的古石刻,自秦刻石而后,古人法书未有不托金石以传的。两汉隶碑兴,最有矩法,学者慕之,转相摩习,皆以善隶书为尊。是以北朝书家长于碑榜,今榜虽不可见,但瓦当、砖头及《天发神谶碑》可以类推。衣带所携,均为帖。存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晋室南渡,《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后南朝敕禁刻碑之事,碑帖绝少,惟帖是尚,字体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他在举了大量事例说明这种变化之后,用结论性的语言归纳为: “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此论看似折衷,实则为清尊碑进行了有力的鼓吹。今有《文选楼丛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历代书法论文选》等版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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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颂
《作者：智果》一篇。书论。隋代释智果撰。智果,隋仁寿年间书法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亦善文学。隋炀帝为晋王时,召令写书,智果不从,遂被囚于江都。后炀帝为太子,出巡扬越,为其书《上太子东巡颂》,获释,召居慧日道场。隋炀帝谓其书“得右军骨”。此文论述了汉字造型的多种结构和变化规律,以及书法对不同汉字造型结构的艺术处理方式。本文虽不长,但对字的结构分析很有道理。在每项之下,注出所举例字,供学者参考。第一项是“回展右肩”,举出“宁、宣、台、尚”四字;在“潜虚半腹”下说“画稍粗于左,右亦须著,锭近均匀,递相覆盖,放令右虚”,举出“用、见、冈、月”作为例字;在“回互留放”下说“谓字有磔掠重者,若‘爻’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也,不可并入”。主旨在于强调统一中求变化,联系中求对比。如“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强调打破对称以求均衡;“间开间合”、“隔仰隔覆”,观察了连续与间断的效果;“回互留放”、“变换垂缩”,指出了统一中的变化;“繁则减除”、“疏当补续”,注意到了疏与密的辩证关系。同时,又把多样统一的观点贯穿到书法“语言组织”的各个单位,从“以侧映斜”、“以斜附曲”到“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第一次对书法结构组织作了纯形式的探讨,不仅打破了前人论书专重气韵而鲜言结构的格局,而且也为唐人尚法开了先风。有《书法菁华》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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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考
《作者：桑世昌》十二卷。宋桑世昌撰。桑世昌,南宋时人。陆游的外甥。淮海人,世居天台山。此书系考证晋王羲之所作《兰亭序》书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兰亭考》原名《兰亭博议》,共十五卷。刊行时经高似孙删改,存十二卷。按《兰亭序》为行书法帖。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修禊”,会上各人作诗,王羲之作序。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书中叙述王氏真迹流传的各种说法。真迹原为王氏子孙掌握,后至南朝陈天嘉时,为王氏七代孙智永所得。唐时为太宗李世民所得,推为王书代表,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最著。又有一种说法,石晋之乱时,弃石刻于中山,宋初归李学究所得。李死,其子摹以售人,为定武帅宋祁所得,以石刻之。现今石刻首推“定武本”。书中还考证了王羲之作《兰亭序》的年岁。《辨笔阵图》曾说:“羲之年三十三书兰亭”。桑氏考证,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到永和九年(353)兰亭修禊时,应当是五十一岁,纠正了三十三岁之误。至其入法一门,以及书苑禁经诸条,不若姜夔考证之精密,所以曾宏父、陶宗仪等人,都称赞姜考,而不用本书。传本有 《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 丛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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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法
《作者：欧阳询》又名《欧阳结体三十六法》。一卷。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此书是作者结合临书体会传授法书技法的专著。凡列三十六品目,目下先谈技法要点,次举实例,某些品目还征引他说以助理解,从用笔的方方面面谈结字方法。此书条目清晰,述说简明扼要,有理论也有实例,是法书专著中谈论结字的佳作。诸本不同,大致为:排叠、譬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挑、相让、补空、覆盖、贴零、粘合、捷速、满不要虚、意连、覆冒、垂曳、借换、增减、应副、撑住、朝揖、救应、附丽、回抱、包裹、却好、小成大、小大成形、小大、大小、左小右大、左高右低、左短右长、褊、各自成形、相管领、应接等三十六种。又与《八诀》合称《欧阳率更书三十六法八诀》。和释智果《心成颂》相比,有许多新突破。一方面把对生命力的追求(“斜正如人”)与字体结构相联系,比《心成颂》更深一层。另一方面,对字体结构分析也更趋细致明晰,如“附丽”、“包裹”、“意连”诸条均为《心成颂》所无。又如“勿令偏侧”是正题,而“偏者正之,正者偏之”是反题,正反相合,比《心成颂》所言之“回展右肩”等更概括、更明确。今人宗白华认为从这“三十六法”中可窥中国美学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并指出它是从真书的结构分析出字体美的构成诸法,一切是以美为目标。为了实现美,不怕依据美的规律来改变字形,就像希腊的建筑,为了创造美的印象,也改变了石柱形,不按几何形的线。《佩文斋书画谱》在题后注云:“诸本都附欧阳询后,今考篇中有高宗书法、东坡先生及学欧阳者等语,必非唐人所撰。”今人则认为,可以是因欧字结体特佳,故后人托其名。传世主要版本有《墨池编》本、《书苑菁华本》、《说郛》本、《汉溪书法能解》本等。近人邓散木有《欧阳结体三十六法诠释》一书行世。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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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论
《作者：蔡邕》一篇。书论。东汉蔡邕撰。此篇选自宋代陈思《书苑菁华》一书,主要论述书写者应有的精神状态。主张书写前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对身法如何更好地表现字体要深加揣摩。其要有二:(1)主张作书之前要舒散,“任情恣性”,又要聚精会神,“如对至尊”,如是才书“无不善矣”。此说是蔡邕“禀乎人性”说的具体展开,既强调了书艺创作的超功利性的特点,又触及到了书法陶情写性的艺术功能,对后世“抒情”理论、“虚静”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2)认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要“纵横有可象”、“方得谓之书矣。”此说是蔡邕“肇乎自然”说的具体阐发,强调了书法艺术的状物、再现功能,开后世书论“观物取象”说之先风。然此说理解有纷歧,或以为是指书脉贯通,清代刘熙载《书概》:“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或以为此说所述的“象”,根本就不是指事物的固定形状,而是一种运动的形式或动态的形式,因此,不可视为简单的摹仿论。今有《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本、《述古从钞》本、《藏修堂丛书》本、《翠琅玕馆丛书》本、《艺术丛书》本、《芋园丛书》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等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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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论书
《作者：黄庭坚》一卷。书论。宋代黄庭坚撰。散见《山谷文集》和《山谷题跋》。内容包括甚广,整理绎绪,大要有三:(1)认为“墨池笔冢,非传者之妄也”,故异常重视字内功夫,并从用笔、用墨、读帖、临摹等方面予以阐发。用笔主张“悬腕”、“高执笔”,提倡“锋藏笔中,意在笔前”;读帖强调要“观之入神”、“会之于心”;临摹认为“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不能学魏晋人用字多破体;用墨主张不宜过浓,也不宜过淡。此均经验之谈。其中“高执笔”为后人学大草及草书开了新门径,山谷于此成尤存巨功。(2)“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胸中有万卷书”。他认为,要使书艺脱俗,仅凭字内功夫犹难奏效,须求之于字外。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品道德,所谓“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二是渊博学识,所谓“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并认为苏轼书所以能脱俗,就在于“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这是唐代张怀瓘“先文而后墨”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与苏轼所说的“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的观点尤相契合,体现出宋人所重的文人趣味。三是触物感悟。他认为:“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银钩虿尾,同是一笔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亦即以自然为法。并认为自己草书,是“得江山之物”,用笔“少进”乃“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的结果。(3)“凡书百病,惟不可俗。”他论书专重“韵”,“韵”乃“俗”之反,于此提出品鉴书法的三个标准,即不俗、韵胜、字中有笔。所谓不俗,是指书法要体现书家的完美人格和渊深学养。所谓韵胜,是指书家精神世界与字的结体得势高度统一。所谓字中有笔,既指全幅体势新巧,抖擞峻拔,亦指笔画别出心裁,欹正相生。这些见解对后世书论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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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学
《作者：钱泳》一篇。书论。清代钱泳撰。泳初名鹤,字立君,号梅溪、台仙、梅花溪居士。清代书法家。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后居常熟,官侯选府经历。人评其书说“梅溪工于八分,尤精隶古”,是篇分钟鼎文、小篆、隶书、书法分南北宗、六朝人书、唐人书、宋四家书、赵松雪、总论九部分。对篆隶字体、六朝与唐人书法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赞同阮元“书分南北宗”的见解,对晚清书风影响很大。他认为“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认为钟鼎文是“书法之源流”。以小篆、隶书为本,较详细讲述了“书体的源流”,认为篆书应当以李斯为正宗,并说“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并谓“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充分肯定隶书对文字、书体变革以及书法艺术发展的重大作用。指出六朝人书“破体杂出,错落不检”;“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并说宋代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家书“皆学唐人”;推崇赵孟頫,谓赵“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但没有超过二王。在“总论”中指出“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有《履园丛话》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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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书派论
《作者：阮元》书法评论,一篇。清代学者、书画家阮元撰。阮元,字伯元、良伯、梁伯,号芸台、揅经老人、怡性老人,雷唐盫主。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卒谥文达。工书,其所书隶书郁勃飞动,醇雅清古,能作擘窠大字。所撰《南北书派论》,自谓“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遏反于古?”因阮元对书法演变源流研究颇深,将中国书法流派分为南北。从地域上说,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北周、隋为北派。从代表人物上说,钟繇、卫瓘、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为南派;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复、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为北派。其中钟、卫兼南北两派。至唐太宗独善王羲之书法,自此王氏一家也兼南北两派。从风格特点上说,南派乃江左风派,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为晚清尊碑进行了有力鼓吹。此书收藏在其文集《揅经宝集》中,有在《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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