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历代书论

    历代书论

    《作者:佚名书论是书法的理论表述。《历代书论》中不仅了解中国书法的理论史,亦可感受到中国书法的演变和发展。本书选择了历代经典书论文献,对其进行详细的校注并释义,介绍作者,同时对版本知识略加简介,致力于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书法理论,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

  • 两汉三国学案

    两汉三国学案

    《作者:震钧十一卷,清唐晏著。其书根据儒经分隶儒学家,《周易》共二卷,《尚书》共二卷,《诗》共二卷,《礼》、《乐》一卷,《春秋》共二卷,《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一卷,“明经文学列传”一卷,另有《凡例》。唐晏在《序》中说:他著作此书,“旁搜远绍,提要钩玄,匪云眩奇,正以明道”,是为了明“孔孟再传”的汉儒经学。《凡例》讲本书的取舍标准:“故事虽取之于史,而其义则必求合于经;必不背圣门之旨者,乃始取之,以继孔、孟之绪。”排列次第是由这样的观念决定的,“道之大原则出于天,故首《易经》,以天道通人事;而善承天者莫如圣,故次之《尚书》,以阐圣;而所以如此者,为治民也,故次之以《诗》,以考十五国之风有治有乱;欲救其乱,端在于礼,故次之以《礼》;而礼之所失则世乱,故终之以《春秋》,以纪其变。”各经所附儒家人物,有派系的列于各派之下,最后列不知何派的人物。并在前面有叙论,叙该经儒学传授流变,断以己意;后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相关的记叙。如卷三、卷四为《尚书》,在最前面的叙论说:“至文帝始获伏生,虽遣晁错往受,习者终鲜;逮欧阳生出,《书》教始溥;至两夏侯出,《书》用益宏;至东汉桓氏,世为帝师,而人争骛之矣。若《古文尚书》出自安国,乃鲁学也,习之者鲜。及乎马、郑既生,古文为尚,欧、夏旧说,遂等弁髦。”其后各派即依叙中先后排列。该书详尽收罗了两汉三国的儒学家资料,对研究两汉三国儒学、经学有重要参考价值。有中华书局1986年版。

  • 齐民要术校释

    齐民要术校释

    《作者:贾思勰后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缪桂龙参校。《齐民要术校释》是缪启愉整理研究农业古籍深厚功底的见证。缪启愉付出的艰辛劳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齐民要术校释》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反响。一致认为,校释者学力深湛,考校精审,注释严谨;《校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总其大成,脱其窠臼,推陈出新,纠正了千百年来的因袭谬误,新的见解、论断贯穿全书,并一致推崇为“迄今最完善的一部《齐民要术》校释本”。使得它包蕴的丰富的传统农业优良技术起到古为今用,乃至中为洋用的作用,是一部优秀的对农学史、技术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国外专家学者也对《齐民要术校释》给予高度评价。

  • 国学常识

    国学常识

    《作者:曹伯韩本书分十三章,一百四十二节,卷首载有详细目录,颇便于参考:第一章概说,对国学作一轮廓的说明,尤其对清代以来的学术概况,特加指出;第二章至第四章,将考证学与考古学所获的成果,略加介绍,使读者稍微知道一点治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五、六两章为史学部分,因历史可以指示一切学术的背景,经史又素来是国学的重心,所以置于其他学术之前。而经书为占代史料,又系过去国学的总源泉,所以更列于普通史学之前;第七、八、九章为哲学部分,先诸子,次佛学,再次理学,系按时代次序排列,使读者容易看出演变的迹象;第十至十二章为文学部分,因诗歌是最早发生的纯文艺,故首说诗、骚、赋、词、散曲等属于诗歌一类的作品,而后说到散文与骈文。至于小说、戏曲及民间俗文学,因其发展最晚,且至最近方才被人重视,所以放在末了;最后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学及艺术,以表示我们对于这些学术的重视。

  • 中国文化的命运

    中国文化的命运

    《作者:梁漱溟梁漱溟著。全书通过三个辑子,各有侧重的向人们阐释了“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引外国的长处”等三部分,探讨学术特性、国人品格、文化通病与奇迹、道德与宗教、民族精神、人权自由、社会构造与制度、人生态度等等精彩内容。本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时隔七十年之后第一次呈现给读者,内容主要是议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过今人的庸论。本书可为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最有价值的读本。梁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诸多问题的思考,可启发我们去积极思索:在未来30年,中国文化到底将走向何方。

  • 玉台画史

    玉台画史

    《作者:汤漱玉中国画史著作。清代汤漱玉著。重要版本有《振绮堂遗书》本、《翠琅玕馆丛书》本、《美术丛书》本、《画史丛书》本。本书正编五卷,别录一卷。该书成编于道光四年(1824)。仿厉鹗《玉台书史》体例,选历代能画妇女辑录成编。起于虞代舜妹嫘,到清代丰质止。全书分宫掖、名媛、姬侍、名妓四门。其中卷一为宫掖,自虞至明,二十人,末附一人为卢昭容,实为灵异事,卷二为名媛(上),自晋至元;卷三为名媛(下),自明至清;以上两卷,共一百二十五人。卷四为姬侍,所记为宋、明、清三代人,共十六人。卷五为名妓,所记为唐、宋、明、清四代人,共四十人。其征引书近百种。书后附《别录》一卷,汪远孙阅其妻著录后,感未详尽,为之补述,凡十五则,有宋柔刚、金士珊等十七人。其所著录都为清代名媛,大多为其交游者之妻或妹或女,或者据人见告,或者录自画跋。

  •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作者:汤显祖明汤显祖作。论述了戏剧的产生与发展、戏剧的力量和作用、演员的修养和表演诸问题。认为“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因此,戏剧起源于“情”。指出戏剧的力量和作用,在于表现人生、表现历史的极大可能性,能够“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万物之途,攒古今之千变”,从而说明戏剧可以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突破现实时空的限制,在舞台上创立一个意象中的世界;还指出戏剧具有感发人情、陶冶性灵、启迪良知的伟力。总结了表演艺术的规律性,即要求演员全身心献于艺术,“一汝神,端而虚”,“绝父母骨肉之累,忘寝与食”;注重平时的生活积累与艺术修养,“动则观天地人鬼世器之变,静则思之”,“少者守精魂以修容,长者食恬淡以修声”;有求真而传神的艺术表演,“微妙之极,乃至有闻而无声,目击而道存”;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引起联想,进入完全忘我的境界,“舞蹈者不知情之所自来,赏叹者不知神之所自止”。载于《汤显祖诗文集·玉茗堂文之七: 记》。

  • 我之文学改良观

    我之文学改良观

    《作者:刘半农现代文学评论文。刘半农作。发表于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文章反对文以载道,因为道是道,文是文,两者绝不能合为一谈。也反对只讲究字句声韵。主张文章应有作者的性灵和意识。文学家必须运用其精神,使自己的意识、情感和怀抱能蕴含于作品中,作品才有永恒的真正价值。就文体说,有永久的文学资格和价值的,只有诗歌、小说、戏曲和杂文。文学语言应漂亮雅洁,不宜夹杂累赘费解的外来新名词。但是新名词如果意义通顺,又不妨碍文笔的漂亮雅洁,也非绝对不可用。又提出改革散文的三条意见。一、破除迷信。创作时应处处有个“我”。如不顾自己,只是模仿古人,便只能是古人的子孙。如果学当代其他人,便是他人的奴隶。赞同胡适的“不模仿他人”说,进而主张不仅不模仿古人,而且应该推翻古人作文的死格式。二、文言白话可暂时共存。两者各有长短,不能偏废。要等白话全部吸收了文言的优点后,文言才能淘汰。三、不用不通的字。同时提出改革韵文的三条意见。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因旧韵已不合现时的语音。二、增多诗体。诗体越多,越能发挥诗的精神。三、提高戏曲在文学上的位置,戏曲应用当代语言写作。文章赞成以小说作为文学的最主要体裁,但不认为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文学作品。主张文学作品应分段,应有标点符号。旧式的圈点宜适当采用。陈独秀在编者按中指出:“刘君此文,最是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两事,一曰改造新韵,二曰以今语作曲。”

  •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作者:胡适现代文学论文。胡适作。发表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胡适自《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进而认识到不能只否定旧文学,还必须建没新文学,为此而写了本文。文章把原先的“八不主义”归纳为肯定式的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认为中国两千年来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有生命的文言文学,因为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表情达意,达意达得妙便是文学。而用死文言的人,硬要把自己的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把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所以“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该文以为要创立标准的国语,先要有国语的文学。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将是标准的国语。提倡新文学的人可先不必问今日有无标准的国语,而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可尽量采用古代白话小说的白话,有不合用的便不用,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充,有不得不用文言的就用文言来补助。又提出创造新文学的3个步骤:工具、方法和创造。文学的工具便是白话。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要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文学的方法首先是收集材料,要拓宽题材,要注重实地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要有周密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其次是结构。要讲究剪裁、布局和描写。而获取高明的文学方法的道路,是赶紧多多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只有工具运用纯熟自然,又熟练掌握方法,才能创造新文学。本文对新文学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 中国佛教史

    中国佛教史

    《作者:蒋维乔蒋维乔著,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上海书店1989年版《民国丛书》第一辑中。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中国佛教通史,系依据日人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史一如于1923年译为《中华佛教史》,为武昌佛学院教材)编写,予以改正、补充,补续了十二、十七、十八三章。分四卷,共十八章,系统论述自汉至民国中国佛教流传的轨迹,蒋氏自撰近世佛教之二章,尤有草创之功。

  • 七略别录佚文徵

    七略别录佚文徵

    《作者:章太炎章太炎著。章太炎对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进行的辑佚,并附有考证,借此可窥见刘向父子之作的原貌及先秦学术的流变情形。

  • 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

    《作者:王力高校文科古汉语教材。王力主编。1962年中华书局初版,1982年出版修订本。是根据1961年5月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由若干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教科书。修订本4册,约100万字,包括14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3部分,既不同于一般的文言读本,也不同于文言语法和汉语史。全书共收作品257篇,常用词1 086个。文选和常用词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注释,注意古今词义的差异、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以及近义词的辨析。文选部分除注释词义外,还随文注释了一些语法现象。通论包括字典、词汇、音韵、语法、修辞、古书注释和句读、文体特点和古代汉语常识等学习古汉语的必备基本知识。本书总结了各高校古汉语教学经验,创造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体例。后来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正是沿袭了这种编排体例。若干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古代汉语教材采用三结合的方式是科学的,效果是良好的。三结合的体例非常注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有机结合,它通过大量的古代典范作品的讲授和阅读,给学生以较多的感性认识,然后以通论和常用词分析使之条理化、规律化、系统化,引导学生较快地掌握古汉语必备的知识。另外本书的“通论”和“常用词”非常丰富,资料价值也很大。

  •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作者:钱穆钱穆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沧海丛刊于1984年12月印行,长沙岳麓书社凤凰丛书于1986年5月出(大陆)版。全书以文化不同学术亦异的文化学术观和比较学术方法,以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门立章,对中西新旧学术一一比较会通,探求异同。由此阐述了作者关于在文化学术上中国重会通和合,西方重分别专门的基本观点。并进而阐扬了重会通和合的中国学术传统、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反对“今人一切以西方为衡量”的学术文化观,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原自会通和合,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全体而始见其价值,并显发出中国的天人内外合一论和心性论。认为会通中西将更有一新学术新境界之向前发展。本书是钱穆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在海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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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作者:胡适胡适著,发表于1919年8月14日,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又改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①详尽分析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和中国清代汉学方法的共通之处。该文作为其整理国故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献,却至今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的价值不但在于线性时间概念的超前性,②更在于它体现了胡适整理国故思想中蕴含的通过中西文化对接以再造文明的思想。他力图找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最佳结合点,并由此生成新的文化,从而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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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研究法

    《作者:钱穆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作者: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1961年王力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一部分(第八、九单元的通论部分)。《古代汉语》书稿的原始基础是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讲义》。讲义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等先生编写。本书是王力教授主编的一部非常传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通论性经典作品。在编写这部书稿的时候,就动用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古代文化研究领域最顶尖级的专家。那些响当当的名字,王力、丁声树、朱文叔、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姜亮夫、叶圣陶,各个全都是今天学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师。这本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

  •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作者:陈垣陈垣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内容分为6类,收录中国佛教史籍35种。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经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关于每书的名目、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和各书的内容体例及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问题等,作者都运用了丰富的史料,旁证博引,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对《四库提要》有关佛教史籍部分的错误予以纠正。每种书下,列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再详论其内容体制、特色或优缺点及其学术价值。本书名为“概论”,实际上是一本研究佛教史及其他方面的历史典籍的目录,有重要参考价值。

  • 国语文法概论

    国语文法概论

    《作者:胡适胡适著。全文分三篇,第一篇为国语与国语文法,第二篇为国语的进化,第三篇为文法的研究法。前两篇谈了语言的起源、功用、发展变化等。认为语言文学有许多用处,可以表情达意,记载过去的经验,是进行教育的工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媒介。由于作者没能把握住语言的本质,因此,常将语言与文字、文学混为一谈,将文字、文学的功用加于语言之上。探讨语言起源时认为语言产生于“灵感”和“神灵”,否定语言系统具有规律性。认为语言文字自然变化是无意的,莫名其妙的,没能认识到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但是从文言发展到白话这段发展中,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两个规律:即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如复音词的增加,字数的增加;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如词的概括性更大了,语法更简单了。在 “文法的研究法”中提出了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1)归纳的研究法,(2)比较的研究法,(3)历史的研究法。认为语法的研究,归纳法是根本的,比较法是佐证资料,历史法是限制归纳法推广归纳效用的手段。反对搞独立的汉语语法,但也不赞成一味的模仿,要比较与参考。认为语言有高低优劣之分,而汉语语法贫乏。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本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有1986年台北远流出版社铅印本。

  •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作者:胡适胡适著。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4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作者从文学进化观念出发,将中国戏剧与外国文学、戏剧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中国戏剧改良之必要性。作者将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分四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第二层论述文学进化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过程。指出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终未能完全达到自由和自然的地位。第三层论述文学在进化过程中,每个时代往往留下许多无用的纪念品(“遗形物”)。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都是这一类“遗形物”。而评剧家大多不懂文学进化的道理,往往把这些“遗形物”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第四层论述中国戏剧应当取西洋的戏剧作参考材料,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论文还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中国文学一是缺乏悲剧观念,二是缺乏文学的经济方法。作者呼吁: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应当赶快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胡适的这篇文章从中外文化的比较上,指出中国戏剧存在的弊端。对中国戏剧的批评切中要害,它和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改良思潮是一致的,在戏剧改革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意义。文中也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 论短篇小说

    论短篇小说

    《作者:胡适胡适作。本文原是 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的演讲稿,傅斯年记录。初载于1918年3月22日——27日《北京大学日刊》“本校纪事栏”,原题为《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议录》。后经作者修改,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期。全文分3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短篇小说作了界定,指出了短篇小说的特征:1,截取“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2,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加以描写。作者通过分析《最后一课》与《柏林之围》,使短篇小说“用一段代表全体”、“用一面代表全形”的特征。第二部分从上述的界定出发,勾勒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文章指出,从“用心结构”的先秦寓言《愚公移山》到明清两代的《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不管是创作方法上的“理想主义”还是“写实主义”,语言形式上用白话还是文言,都有若干的佳作。其发展趋向是“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第三部分为结论。文章指出,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这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繁忙和文学进步所要求,因此,在中国文学界应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本文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专论短篇小说的文章,虽对短篇小说的论述还不够全面,但它对短篇小说的界定,对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力提倡,对以后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建设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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