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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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作者：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1961年王力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一部分（第八、九单元的通论部分）。《古代汉语》书稿的原始基础是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讲义》。讲义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等先生编写。本书是王力教授主编的一部非常传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通论性经典作品。在编写这部书稿的时候，就动用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古代文化研究领域最顶尖级的专家。那些响当当的名字，王力、丁声树、朱文叔、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姜亮夫、叶圣陶，各个全都是今天学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师。这本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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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文法概论
《作者：胡适》胡适著。全文分三篇,第一篇为国语与国语文法,第二篇为国语的进化,第三篇为文法的研究法。前两篇谈了语言的起源、功用、发展变化等。认为语言文学有许多用处,可以表情达意,记载过去的经验,是进行教育的工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媒介。由于作者没能把握住语言的本质,因此,常将语言与文字、文学混为一谈,将文字、文学的功用加于语言之上。探讨语言起源时认为语言产生于“灵感”和“神灵”,否定语言系统具有规律性。认为语言文字自然变化是无意的,莫名其妙的,没能认识到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但是从文言发展到白话这段发展中,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两个规律:即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如复音词的增加,字数的增加;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如词的概括性更大了,语法更简单了。在 “文法的研究法”中提出了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1)归纳的研究法,(2)比较的研究法,(3)历史的研究法。认为语法的研究,归纳法是根本的,比较法是佐证资料,历史法是限制归纳法推广归纳效用的手段。反对搞独立的汉语语法,但也不赞成一味的模仿,要比较与参考。认为语言有高低优劣之分,而汉语语法贫乏。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本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有1986年台北远流出版社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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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作者：胡适》胡适著。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4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作者从文学进化观念出发,将中国戏剧与外国文学、戏剧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中国戏剧改良之必要性。作者将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分四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第二层论述文学进化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过程。指出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终未能完全达到自由和自然的地位。第三层论述文学在进化过程中,每个时代往往留下许多无用的纪念品(“遗形物”)。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都是这一类“遗形物”。而评剧家大多不懂文学进化的道理,往往把这些“遗形物”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第四层论述中国戏剧应当取西洋的戏剧作参考材料,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论文还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中国文学一是缺乏悲剧观念,二是缺乏文学的经济方法。作者呼吁: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应当赶快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胡适的这篇文章从中外文化的比较上,指出中国戏剧存在的弊端。对中国戏剧的批评切中要害,它和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改良思潮是一致的,在戏剧改革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意义。文中也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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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短篇小说
《作者：胡适》胡适作。本文原是 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的演讲稿,傅斯年记录。初载于1918年3月22日——27日《北京大学日刊》“本校纪事栏”,原题为《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议录》。后经作者修改,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期。全文分3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短篇小说作了界定,指出了短篇小说的特征:1,截取“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2,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加以描写。作者通过分析《最后一课》与《柏林之围》,使短篇小说“用一段代表全体”、“用一面代表全形”的特征。第二部分从上述的界定出发,勾勒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文章指出,从“用心结构”的先秦寓言《愚公移山》到明清两代的《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不管是创作方法上的“理想主义”还是“写实主义”,语言形式上用白话还是文言,都有若干的佳作。其发展趋向是“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第三部分为结论。文章指出,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这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繁忙和文学进步所要求,因此,在中国文学界应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本文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专论短篇小说的文章,虽对短篇小说的论述还不够全面,但它对短篇小说的界定,对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力提倡,对以后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建设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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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作者：陈寅恪》论文。今人陈寅恪著。本篇前半部分略论魏晋两朝清谈之发展演变,后半部分由两晋、南北朝世奉天师道之士大夫对于儒学及佛教之不同态度,论及陶渊明之思想。著者认为,魏末与西晋即清谈之前期,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之异同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清谈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是士大夫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完全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演变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认为陶渊明终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学,却绝不受佛教影响。究其原因,乃在于他能自创一新自然说,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其新自然说既是承袭魏晋清谈演变而来,又是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旧自然说而加以创改。它虽主张“自然”而反对“名教”,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等人之佯狂任诞;亦不似旧自然说过于看重有形的生命,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与大自然合为一体。渊明之思想,实为“外儒内道”。在此以前,历代论陶者,多着眼于文学的批评,而较少侧重于其思想的探讨。本篇就魏晋时代之学术思潮的广度作探讨,从清谈内容的演变与陶氏家传之信仰立论,成一家之言,别开生面。但著者把渊明之思想归结为“外儒内道”,并誉之为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有的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本文有1945年9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单行本,今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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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译注
《作者：陆侃如》《文心雕龙》研究专著。陆侃如、牟世金合著,分上、下两册,由齐鲁书社出版。1962年陆侃如、牟世金合著了《文心雕龙选译》上下册,译注了《文心雕龙》25篇,后来牟世金以此为基础,补译全了其余25篇,对原来的译注也进行了修改,并重新撰写了引论和题解,遂成该著。本专著的注释综采国内外各家《文心雕龙》的译注本之长,准确、翔实。引文以有助于理解原著为主,也引证了部分与旧注不同或为其它注家所未曾引用过的资料。译文用直译方式,准确而流畅。每篇译注的前面都有一段“解题”,说明全篇的主旨。在全书之首的长篇引论,除按原书体系探讨了《文心雕龙》的基本内容外,还结合介绍在它的研究中存在的重大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者认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唯物思想基础之上的,“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正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以“论文叙笔”、“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这是其理论体系的概貌和基本特点。他们还认为《神思》篇提出的情与物、言与情、言与物三种关系是刘勰创作论的总纲,这个总纲既显示了创作论的理论体系,也符合以“衔华佩实”为主线的全书总的理论体系,而刘勰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则是批评论的基本观点,也是沿着“割情析采”这个全书理论体系的总纲而提出的。此外,著者在对全书的认真考察基础上,对研究中的许多分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此,专著是一部既有着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着广泛的普及性的《文心雕龙》译注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的《文心雕龙》读者当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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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考证
《作者：胡适》研究著作。胡适著。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旧红学批评总结,第二部分为关于《红楼梦》的考证。本书是五四运动后崛起的“新红学派”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开一代之风气,其观点对此后的“红学”研究影响较大。作者对旧红学“索隐派”进行了批评,称之为“附会的红学”,认为不应收罗零碎不相干的史事来附会小说情节,而应从著者的身世时代、版本源流等去研究。关于《红楼梦》的著者,胡适据有关史料,认为他是曹寅孙、曹頫子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去世后,《红楼梦》是隐去真事的自传,甄、贾宝玉即作者化身。关于版本,胡适介绍了戚蓼生序脂评抄本,以之与通行的程伟元刊本进行了比较,指出原书初仅八十回,著者未完成全书即去世,乾隆五十六年(1791)后始有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续作者为高鹗。在评价《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时,胡适称之为“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载民国十年(1921)亚东图书馆印行《胡适文存》卷三,近有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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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制度论
《作者：王国维》近人王国维撰。王氏自述撰是篇旨在考殷亡周兴之原因。认为周之所以兴,自制度始。并具体论证殷周制度之差异:其一为立子立嫡之制。殷制兄终弟及,殷以前无嫡庶之制,自周始舍弟传子,严嫡庶之分,定嫡长继统之制,所以“息争宁国”。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旋下及大夫以下,宗法及丧服之制由此形成。周代政治赖此宗法之制而益得巩固。其二为庙数之制。王氏考殷人祭法无远迩尊卑之分,周人立尊尊之统,以尊尊亲亲之义立庙制,尊卑分明。其三为同姓不婚制。周初多“异姓之国”,非宗法所能统,乃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实为周人用血缘宗法行施一统之策。以上三制不出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四纲。周代之所以能久兴不衰,就是用此四纲来维系的。此文对学术界影响较大。收入《观堂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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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作者：胡适》胡适撰。写于1922年,录自《胡适文存二集》。为上海《申报》创办五十周年纪念而作。它论说了中国新旧文学过渡期五十年来的演变过程,中国古文学即“死文学”的结束和中国新文学即“活文学”的新生之消长历程。略述了文学革命的历史以及新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作者认为:“中唐晚唐的禅宗大师用白话讲学说法,白话散文因此成立。”直到“1916年以来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在谈到“这五年来白话文学的成绩”时,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说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本文肯定了散文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先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创作的成绩,具有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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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制度、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明利害得失。论述精辟，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恰恰是对当时先生写书的环境反映。彼时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则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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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概论
《作者：瞿秋白》中国瞿秋白(1899～1935)的哲学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24年上海社会科学学会编辑的《社会科学讲义》第1～4集上。该书侧重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个问题还是哲学中根本问题”。区分了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认为二者都是荒谬的。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指出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变动意识也随之变动。该书还论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指出人类脱离必然的束缚而达到自由的王国,正在于人逐渐认识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因果联系,认为自由并不是想象中的放纵自流,而乃是认识规律,运用规律达到人的目的。该书初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指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矛盾是一切事物的根本的属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还论述了事物的质量互变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总之,该书对于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开拓性和奠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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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学
《作者：瞿秋白》瞿秋白著。发表于1924年社会科学学会编辑的《社会科学讲义》第1—4集上。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原因论与目的论、社会现象的有定论与无定论、社会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论述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辩证法问题,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上一切事物都在“动”与“变”之中,没有一种东西是停滞不变的。社会现象也是互相联系的,“没有绝对与外界相隔离的东西”。主张不仅研究每个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说明社会“变动的历程”,也要研究每种社会内部不同阶段的矛盾。指出社会革命是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这种发展的革命形式,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彻底变革。该书第一次把辨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进行宣传,首先提出了“互辩律”的唯物论这一重要概念,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些论述是在此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没有涉及到的。该书是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在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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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概论
《作者：瞿秋白》瞿秋白撰。为作者1924年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的讲稿,1949年天津联合出版社出版。全书十二章,四万余字。认为社会科学是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而所谓社会现象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或互相动作;所谓科学即指这些现象都有因果可寻,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分析、综合从而推断出一切现象的原因及结果,并求得其共同的因果规律。指出“大致而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此外有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社会便是这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研究这社会现象之总和——是社会学。”从这种观点出发作者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社会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与阐述,指出:“社会基础一定是物质的生产力之状态,社会变易的根本原因必定是生产力之发展”;“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好像树的发叶开花,并非单供给你主观的欣赏,而是客观的营养传种的作用”。说明社会基本矛盾都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与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的。本书是在中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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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传奇小说。属辞赋体。作者张鷟，字文成，在当时颇有文名。小说早期流传日本，在国内早已失传，近世从日本抄录带回中国。小说以第一人称形式自叙一次偶入仙窟的艳遇，写作者奉使河源，途中投宿某家，名为神仙窟，受到女主人崔十娘的热情款待，席间，二人以诗歌唱酬，互相调笑，尽情寻欢作乐，后经五嫂从中撮合，二人成一夕之欢。天明之后，自奔前程而去。小说具有较浓重的色情成分，宣扬了“欢乐尽情，死无所恨”的及时行乐思想。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初唐时期在婚姻爱情观念上的开放风气，同时也体现出当时一些企图冲破礼教束缚的女性生活的苦闷。艺术上最大特点是基本采用一种骈散相间的形式，大量运用韵语，音调铿锵，行文流畅。从传奇小说的发展来看，《游仙窟》已基本摆脱了志怪小说的神怪气息，开始着眼于“人事”的描写，完成了由志怪小说到传奇小说的过渡，在唐传奇发展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简名《岳阳楼》。杂剧剧本。元马致远作。四折一楔子,末本。仙人吕洞宾望气得知岳阳郡中将有神仙得到度化，便来到，以一锭墨换酒喝，醉后便睡。楼下有一千年老柳树已成精，杜康庙前有一株白梅花也已成精。梅精在岳阳楼上作祟，柳精前往巡查，唯恐梅精伤人。吕洞宾遇到柳精，劝他出家修道，但柳精苦于自己土木形骸未得人身，不能成道。吕洞宾让他投胎楼下卖茶人家为男，梅精则投胎为女，即为郭马儿与贺腊梅，三十年后再来度化。二人长大后结为夫妻，在岳阳楼下开茶坊。吕洞宾两次前来度化，郭马儿并不醒悟。吕洞宾第三次来到岳阳楼，郭马儿已改为卖酒，吕洞宾喝了他的酒，给他一把剑，让他杀妻出家。郭马儿并不珺得杀妻，但带剑回家后，贺腊梅的头颅忽然掉落，郭马儿便将吕洞宾告到官府。吕洞宾却说贺腊梅未死，一唤之后，她果然来了。众问官要判郭马儿诬告罪，郭马儿急忙向吕洞宾求救，这时才发现众问官原来皆是八仙变幻而成。郭马儿自悟到前生是一株老柳，贺腊梅前生则是一株梅花，二人跟随吕洞宾入道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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