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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中国文学史

《作者：游国恩》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集体编写。游国恩、王起等5人主编。因5人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教授,故该书又被称为“五教授本中国文学史”。全书4册,86.4万字,196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1964年3月出齐。此后多次印刷,印数近百万。本书以年代为线索,共分9编,分别为: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在内容上有以下几个特点:1.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试图以阶级论的观点评价中国古代文学。2.注重对文学流派的介绍,注意将作家放到社会及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背景中考察。3.各种文体兼论,创作与批评兼论。4.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论述中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并重,简约精练,常常一语中的,道出其特色。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作为全国大部分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教材使用,对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影响很大。其后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在内容和体例上,对本书多所借鉴。
德育鉴

《作者：梁启超》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自由书

《作者：梁启超》近代梁启超著。作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自称寓居日本以来,“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所成“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之作,取“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意以命名。共六十一篇。以介绍西人思想和政事居多,间融孔孟儒家观念加以评述。宣传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德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故称“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又极言:“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明确主张英雄史观和主观唯心论,认为“豪杰之士”所以能如此者,“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反映作者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收入《饮冰室合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撰。该书共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等6章。主要总结清末以来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改造,论述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主张用西方史学方法来整理东方古代文明。并详细分析、论述了史料的种类和搜集、鉴别、排比、归纳史料的方法。该书《自序》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该书第1章中说:“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能够从民族、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角度,着眼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又如中国史研究的项目如政治组织、阶级制度、家族等社会团体、法律、衣食住行、农工商业、经济制度、入口增殖与迁移、中西交通、民族思想及宗教信仰等等,都具有较高的见识,为现代史学所遵循。书成于1921年,由作者在南开大学所讲的《中国文化史稿》编订而成。最初发表在1921年的《改造》杂志上。有1924年、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及1985年岳麓书社《梁启超史学四种》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9年中华书局据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影印《饮饮室合集》本等。
中国之武士道

《作者：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启超为补足国民精神教育,实现中华复兴而撰写的尚武精神著作,在新时代发展中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等研究方法,首先对尚武精神提出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然后对《中国之武士道》中尚武精神的意识冲突进行修改,实现尚武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有效结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之武士道》尚武精神作为近代救亡图存的呐喊,要求国民积极地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展现出急迫,激进的爱国主义情感.但《中国之武士道》尚武精神内涵的"生死观"与新时代和谐发展观产生冲突.新时代尚武精神应彰显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仗义任侠的爱国主义色彩,始终围绕国家和人民利益,并在塑造国民人格和促进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作者：梁启超》近代梁启超著。共七章。前六章初刊于《新民丛报》1900年3—12月;第七章刊于《新民丛报》1904年9、10、12月。该书综论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演变,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老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南北朝、唐)、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而以今日(二十世纪初)为复兴时代。对各时代学术流派、思想主张、学术兴衰的原因、背景均作了简要分析介绍。认为“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又认为“三国六朝”为“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注重东西方学术文化的比较研究,将先秦学派与古希腊学派作比较。预测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将来,认为“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我国特别之新文明”。提出二十世纪将是中华与欧美“两文明结婚之时代”。该书是中国近代最早以资产阶级观点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论著,颇多创见,有很高学术价值。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文集》第3册。
先秦政治思想史

《作者：梁启超》又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近代梁启超著。是作者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之讲稿。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全书分“序论”、“前论”、“本论”三部分,系统阐述了先秦思想的发展,对儒、道、墨、法四家的思想作了评介。以孔、老、墨为“三圣”,认为道家为“天治主义”,儒家为“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墨家为“新天治主义”(原注:对三代前之旧天治主义而言),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指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中国的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认为中国政治思想有三大特色:“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本书鼓吹“人格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但在学术上有较高价值。版本还有1926年中华书局本。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13册。
中国伦理学史

《作者：蔡元培》蔡元培编著。191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署名蔡振。全书分为绪论、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和宋明理学时代四大部分。著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二十八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在附录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伦理学说。《中国伦理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著作。作者认为编著伦理学史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迫切的。知识是无限的,而个人的知识则是有限的。没有伦理学史,前人的伦理思想便不得而知,不利于学术进步、发展。把前人的伦理思想加以研究,编著成史,可节省人的精力,而而“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序例》)提出了我国伦理学是以儒家为大宗、是我国唯一发达的学科的观点。“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绪论》)儒家在我国影响范围极广,兼涉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其他曰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是军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绪论》)我国伦理学著作著述范围极广,伦理学可以称为我国唯一发达之学术。还提出了我国伦理学以先秦为极盛时期,以后呈衰落之势。汉以后,涌出了众多思想家,但其思想囿于儒家;而孔孟已发儒家之大义,后学无出孔孟之右者。究伦理学说呈衰落之势的原因有四:“(一)无自然科学以为之基础。”“(二)无伦理学以为思想言论之规则。”“(三)政治宗教学问之结合。”“(四)无异国之学说以相比较。”(《余论》)该书的出版。对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有巨大促进作用,在当时学术界影响极大,1910年至1927年间共出十一版。
简易哲学纲要

《作者：蔡元培》简易哲学纲要，是蔡元培编写的“现代师范教科书”，192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自序说：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
中学修身教科书

《作者：蔡元培》蔡元培著。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中学德育教材,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侧重于道德实践,从修身、婚姻家庭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和国家之关系以及职业道德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比较详细的道德规范。主张一个人应该身体健康、勤勉正直、谦让公正,要热爱国家、热爱劳动、爱护公物,要有理想。在伦理学说上,提出了孝是德性之基础的观点,“吾国圣人,以为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推演之者。”(《第一章总论》)但孝是有原则的,“乱命不可从”,“知其不可为,以父母之命而勉从之者,不孝之大者也。”(《子女》)又提出了博爱是最宝贵的德性的伦理思想。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爱他人;对他人之危难能鼎力相助。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在职业观上,主张职业无高下之分,一个人功绩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大小。下篇主要注重于论述伦理学理论,由《绪论》、《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和《德论》五篇组成。主张良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人性固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良心是使人行善的动力,它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而不是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同情心是良心作用的基础。提出了存在“至善”的观点。“至善”是个人完美的道德境界,是人类的理想,也是人生目的,“实现理想,而进化不已,即所以近于至善。”(《理想论》)这种“至善”既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也是品德高尚之人的行为动机。认为道德义务不是强制实行的,而是良心自律的“呵责”,道德义务在良心“呵责”下,习惯成自然。最后,提出了养性的方法:为善、去恶、悔悟、自责四种方法,最后达到自知的境界。作者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研究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在当时学术界有一定影响,1912年5月至1921年9月间,共出十六版。
社会进化史

《作者：蔡和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之一蔡和森的一部宣传阐释唯物史观的编译性著作。该书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当时尚无中译本)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当时也无译本,仅有主要章节的中译文),联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历史过程,考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关系之剖析,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成功”的结论。全书之首有“绪论”,即《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下分三篇,为《家庭之起源与进化》、《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蔡和森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及一切必要的工具;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传种。这两种生产的历史演进,一方面为劳动发达的程序;另一方面则为家族发达的程序。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人类生活和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全书三个篇章都贯穿了这样一条明确而清晰的线索,即家庭、财产和国家的产生、发展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他在书中还多次指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如宗教、伦理、法律、道德等都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人类发展的各历程,各有其自己的生产条件;因而每个时代亦各有其特殊的道德规律”。此外,这本书还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原始时代群婚和私有制下一夫一妻制婚姻的道德问题;阐明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社会进化史》初为蔡和森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课程所编写的讲义,于1924年出版,共3篇35章,约14万字。这部书同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亦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在当时对传播唯物史观发挥过重要作用。
文艺论ABC

《作者：夏丏尊》民国18年ABC丛书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夏丏尊。分18章。重点论述文艺的本质、鉴赏、创作等文学基本问题
红楼梦评论

《作者：王国维》近代王国维著。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作者从叔本华哲学观出发,认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惟有文艺能减轻人的痛苦,“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红楼梦》的主题便在于宣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脱之道在于出世”。作者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为“人生之所固有”的“悲剧中之悲剧”,因而可称“宇宙之大著述”,具有最高的美学价值。作者还对“索隐派”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文学艺术所反映的“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文学艺术“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故不宜穿凿比附。其见解多涉及美学原理而越出文学批评之外,为自来评《红楼梦》者所未曾有。初载光绪三十年(1904)第八至十三期《教育丛书》,光绪三十一年收入《静安文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中国近代文论选》及1963年中华书局排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均收入此文。
新史学

《作者：梁启超》近人梁启超撰。有《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论正统》、《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书法》、《论纪年》6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在《新民丛报》连载。批判封建史学有四弊:其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其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有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首次提出“史界革命”口号,认为新史学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为救国图强、造就新民服务。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栎社沿革志略

《作者：傅锡祺》近代文学史料。傅锡祺著。1931年秋初版。1963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再次印行。卷首有林资修《序》。栎社系近现代台湾的一个诗社。该书为栎社的大事记。它以时间为经,记述了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31年的30年间,栎社的成立、人员组成、历次活动、人事变动等。是研究近现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近百年湖南学风

《作者：钱基博》思想史著作。钱基博著。全书9篇,为作者抗日战争时避兵湖南所作。在第一篇“导言”中追溯了屈原、周敦颐、王夫之对湖南学风之影响。在第2～8篇中,分别介绍了汤鹏、魏源、罗泽南、李续宾、王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王闿运、阎镇珩、邹代钧、罗正钧、谭嗣同、蔡锷、章士钊等17人的思想。其特点是突出强调各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如作者在第9篇“余论”中所云,这17人中“其人有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其人,而同归于好学深思;其事涉教育、政治、军谋、外交、欧化,不一其术,而莫非以辅世长民”。作者写作此书之宗旨也是为了激励今人:“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抗日战争时期由兰田袖珍书店和安化桥头河求知书店印行,1985年岳麓书社将此书与李肖聃《湘学略》合刊重版。
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

《作者：傅斯年》《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收藏整理了傅斯年先生关于“战国子家”和《史记》的珍贵讲义资料，前者概括了诸子百家的源流和特点，后者则开创了现代《史记》研究的先河，两部分内容都是傅斯年巅峰时期的精华之作，至今仍为学界所推重。
清代八股文

《作者：邓云乡》邓云乡著，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十八章，讲述了八股文的作用。然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八股几乎被痛骂至体无完肤。如何能理解这矛盾的现象，又如清楚理解这五百年的历史，尤其是与20世纪衔接着的这段历史，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问题，邓云乡先生本着这样的思路撰述了这本书。本书分了十八个题目，尽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清代八股文，并举了各种例子予以说明。其历史作用除在各篇中结合事例说明外，在《历史作用试析》中尤作了总的综合说明，使读者拨开模糊的历史面纱，真正了解这一历史上颇具争议又关系重大的文化现象。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者：钱穆》钱穆著。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史家。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30年以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讲授中国上古史、先秦史、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通史等课程。1949年去香港,翌年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1967年迁居台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述较多,主要有《先秦诸子系年》、《老子辨》、《孟子研究》、《朱子新学案》、《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该书共14章,其中第1章为《引论》,其余各章均以人物名篇,或一人,或多人,或附论其他学者。第2章至第14章依次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李塨,阎若璩,毛奇龄,李绂,戴震,章学诚,焦循,阮元,凌延堪,龚自珍,曾国藩,陈澧,康有为。书前有作者自序,书后附学术史年表。书眉并标有提要式的标题。该书的特点,是能够具体论述各家学术渊源宗旨,撮录其主要学术观点,并详细引证各家记述及评论。内容精湛翔实,绝非空论,且层次分明。如第3章论王夫之,首记传略,次记学术大要,次记政治思想。于政治思想中据其《读通鉴论》等著作,具论其法贵因时,法贵因情,泥古非今之害等主张,与其尚简论,孤秦陋宋论等思想,并论宋学与韩学的关系,都十分具体。此外,该书的目的亦在于表明作者自己关于近代学术史的独到见解和理论,申明一家之说。如作者《自序》所说:“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作者所持的观点,是崇宋学,贬汉学。故该书之首章《引论》中,专论两宋学术,以及晚明东林学派,意在表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以宋学为其开端与正途。认为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即使对宋明曾有抵斥,亦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又批评乾嘉以后的汉学说:满清对中华文化的政策,最为狡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贼人才,终不免于大乱。见解极为深刻。该书原为作者在北京大学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稿。草创于1931年,至1937年成书,前后经历5年之久。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在学术界曾产生较大影响。1986年中华书局据198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所出第7版影印出版,全2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者：梁启超》近代梁启超著。梁启超(1873～1929),近代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二十四年(1898)入京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博通经史,又善于吸取西方思想和学说,在当时曾影响了一代青年。生平长于史学,尤长于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著作尚有《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多种,后汇编为《饮冰室合集》。该书共包括《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代经学之建设》、《清初史学之建设》、《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实践实用主义》、《科学之曙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16篇。又附表多种。此书主要论述明末至民国初年近300年间的中国学术思想及其变迁。其中《反动与先驱》、《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等节,概括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舍空谈,而趋实践的经世治用之学;由厌倦主观冥想,到倾向于客观考察;是对宋元明三朝道学的批判,和开辟未来新时代的先驱。此后又发展为乾隆嘉庆时期脱离时政的考据学,又发展成为道光咸丰以至晚清以变法维新、经世治用、托古改制为特点的近代今文经学。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书中,比较详尽地评述了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传记及谱牒学、历算学及自然科学、乐曲学等方面的成就。对黄宗羲、唐甄的民主启蒙思想,颜元、李塨的经世致用思想,王锡阐、梅文鼎的历算学成就等颇加赞许。称乾嘉学派为“科学的古典学派”,希望世人用其治学方法转治自然科学。并兼论辨伪和研究方法,提出了对经学、文字学进行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对《水经注》进行实地勘察研究、设立国家图书馆和国家音乐学校等建议和设想。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其中许多见解可与《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相互发明。该书原为作者在清华大学等校演讲的讲义,后整理成书。1926年由上海民志书店出版。有1926、1929年民志书店本,1943年重庆中华书局本,1985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据1936年中华书局版影印本,1985年复旦大学《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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