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 浮邱子

    浮邱子

    《作者:汤鹏哲学、政治著作。清汤鹏撰,12卷91篇。约作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树文》篇作者自述撰写宗旨: “其旨务在剖析天人王霸,发抒体用本末,原于经训,证于史策,切于家国、天下,施于无穷。其心务在琢磨主术臣道,护持国势民风。” 主张以义理之学为“体”,以理政为“用”。他说: “君子纳之于轨物,然后能裁之于义理; 裁之于义理,然后能详之于体段; 详之于体段,然后能鸿之于作用。” (《则古上》) “理政必考其学”(《则古中》)。

  • 潜书

    潜书

    《作者:唐甄清初唐甄著。为议论时势,褒贬世事,究理明性的论文集。分上下2篇,凡97目。初名《衡书》:“志在权衡天下”(王闻远:《西蜀唐亭先生行略》)。后困蹇不遇,政治抱负无法伸展,遂更名《潜书》。康熙18年,唐甄怀《衡书》拜见宁都魏禧,受魏氏赏识并于刊刻,始行于世。初刻时仅13篇,署名唐大陶。后逐渐增至97篇,更名《潜书》,改署唐甄。康熙44年,唐甄卒后,由其婿王闻远聚集付印。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50,论学术,下篇47,论政治。其道德观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紧密相联。有1703年王闻远刻本、1883年李氏刻本、1905年邓氏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出版标点排印本。

  • 天方性理

    天方性理

    《作者:刘智回族伊斯兰教哲学著作,刘智撰。全书分“本经”、“图传”两部分;书前附自序、序文及“采辑经书目”。成书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前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行。主要内容以伊斯兰教一神论观点结合中国宋明理学,论述宇宙起源,包括大世界(即天地)与小世界(即人)、性与理之关系。本经为四言体八字一句,附总图10幅,为全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图传有图60幅,传文60篇,为本经内容的阐述。两者构成了回族伊斯兰教哲学体系。

  • 一贯问答

    一贯问答

    《作者:方以智明清之际方以智的哲学著作。不分卷, 约一万二千字。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宋儒遂有“一 贯”之争。本书亦专为阐述“一贯”问题而作,大旨在於 主张“一是多中之一,多是一中之多”,并据以评论儒佛 道诸家言。大体是方氏出家后所作。不曾刊印,手抄本 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 船山经义

    船山经义

    《作者:王夫之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惟意不必如其心之正,故于独而必慎以诚焉。夫好恶咸正,而凡意皆如其心,不可恃心而任意也,犹不可恃身而忘心也。

  • 噩梦

    噩梦

    《作者:王夫之王夫之著。1卷。作于清康熙21年(1682)。为作者重要的政治著作。声称“教有本,治有宗,立国有纲,知人有道。”(《噩梦序》)对历代尤其明朝的政治、经济、吏治、科举等制度作了分析与批评,并提出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因心知其无法实现,故名之曰“噩梦”。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强国富民,“人各效其所能,物各取其所有,事各资于所备”。富民的保证是使百姓有自己的产业。指出土地是自然的产业,人人有权享有,而不是君王的私产。“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表现出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观念的否定。主张薄徭役,轻赋税,以苏民困,以安民业。认为政治不能光依靠刑政,而须教与养并举,“牧民之道,教养合而成用”。指出为官应当负责、清廉,科举考试应引导士人学习经世致用,皇帝应分其权给文武大臣等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生活的疾苦表示了同情。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与作者另一著作《黄书》合编刊行。

  • 思问录

    思问录

    《作者:王夫之《思问录》分内外两篇,各1卷。内篇以论述哲学问题为主,外篇涉及天文、历数、乐律、医学等各种自然科学问题。本书内容与《张子正蒙注》互相启发。论证了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客观实有,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等作了朴素唯物论的深刻阐述;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所谓“无”不过是对“有”的否定说法,以“无”仅是相对于“有”而言的辩证理解,否定了唯心主义关于“以无为本”的本体虚构。强调认识必须从一般回到特殊,才能掌握具体真理。

  • 黄书

    黄书

    《作者:王夫之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一卷,收入《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臣》、《离合》等七篇论文,并附《后序》。作于1656年,是作者早年的政论著作。通过评述历史阐发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提出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解释仁义为“以仁爱人,不授以制而尽其私。以义制我,不私所爱而厚其疑”。(《任官》)仁义的最高意义便是维护民族利益,“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若不能保护民族的利益,便失去了仁义的真髓。“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后序》)指出“天下之势,有合者,有分者,有张者,有翕者”(《古仪》),而没有万世一系的天下。强调天下不是一姓的私产,指责“秦私天下而力克举,宋私天下而力自诎”,是孤秦陋宋,导致了天下的祸乱。认为改朝换代是自然的事情,但不能容许他族入主华夏,“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原极》),高度重视“夷夏之防”。指出要永保民族的利益,就必须公天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宰制》)。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此书与作者另一著作《噩梦》合编刊行。

  • 张子正蒙注

    张子正蒙注

    《作者:王夫之《正蒙》是张载最主要的著作。他的哲学思想的精粹,具体表现在这部著作里。朱熹曾经给这书做过注解,名《正蒙解》,虽然也表示推崇,大部分却把他的理论歪曲了。后来做注的,明朝有高攀龙、陈伯达,清朝有李光地、冉觐祖、张伯行、王植等,都不及王夫之所注的精确。王夫之的这部《张子正蒙注》,不但充分阐明作者的思想,更进一步发展了张载哲学,而且对于原著上有些观点表示不同的见解,对于字句的错误也作了不少的校正。《张子正蒙注》曾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由古籍出版社据太平洋书店本排印。

  • 俟解

    俟解

    《作者:王夫之王夫之著。一卷。作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题辞”言:“窃恐解之者希也,故命之 《俟解》”。全书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着重阐述了人生哲学方面的问题,劝人“养其习于童蒙”,“博文以礼”, 切戒“玩物丧志”。主张以《诗》教荡涤浊心,凡事要适如 其节。对宋儒和释老所倡“居敬”、“空疏”等观点亦有批 评。其中不少观点可与《张子正蒙注》相发明。收入《船山遗书》、《船山全书》。1956年中华书局将该书与《思问录》合编,校点刊行。

  • 墨子闲诂

    墨子闲诂

    《作者:孙诒让注释书。清孙诒让撰。15卷。汉晋以降,墨学地位日下, 《墨子》一书,无人研究整理,传诵既少,注释亦稀,阙文错简,无可校正,衍夺误,沿袭不改,古言古字,更不可晓,墨学几成绝学。至清代,学者毕沅等始为之校注。清末,孙诒让用明吴宽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作校本,别为写定、又纂集毕沅、苏时学、王念孙、王引之、俞樾、戴望、洪颐煊等清人校注,并附己见,撰成此编,为研究墨学成就最高之作。卷首有俞樾序、诒让自序。自序称许慎注《淮南子》,书题名《鸿烈闲诂》,“ 者,发其疑牾;诂者,正其训释。今于字义多尊许学,故遂用题署。”俞序称此书“乃集此说之大成”,“盖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书前有《目录》1卷,列卷篇之目,述历代志书及书目所录篇目之异。书尾有《附录》1卷,附《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旧叙》3篇。又有《墨子后语》2卷,附列《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子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等6篇,为重要研究资料。今有《诸子集成》本。

  • 物犹如此

    物犹如此

    《作者:徐谦《物犹如此》为清代翰林徐谦所著,书中将散见于各种典籍中关于动物的种种有趣的见闻辑录成编,并将这些动物们互助友爱、聪明机警的诸多感人事例,按孝友、忠义、贞烈、慈爱、恤孤、眷旧、践信、守廉、翼善、救难、酬德、雪冤、知几、通慧的类别分为十四篇,加以点评、诗赞,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引人入胜。

  • 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

    《作者:戴震中国清代哲学著作。戴震著。初稿题为《绪言》,修改稿为《孟子私淑录》,1777年定稿为《孟子字义疏证》。1778年左右,曲阜孔继涵曾选辑若干种刻为《戴氏遗书》,收入《微波榭丛书》。此后主要版本有清光绪《端溪丛书》本、1936年影印的《戴东原先生全集》本、1961和1982年中华书局点校单行本等。

  • 孟子私淑录

    孟子私淑录

    《作者:戴震清戴震著。三卷。撰于乾隆三十一年 (1766),后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写定为《孟子字义疏 证》。共有答问二十五条,后删去三条,又增加二十六 条,即为《绪言》。其观点与《绪言》、《孟子字义疏证》一 致,表明作者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已基本确立。书中关 于认识论问题基本未涉及,对天道性命及理欲等问题 的阐述亦不如《绪言》、《孟子字义疏证》全面成熟。戴震 本人及其后学均未明确提及此书。最早刊于1942年四 川省立图书馆编《图书集刊》创刊号,收入1961年中华 书局《孟子字义疏证》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的《戴震集》中。

  • 春秋繁露义证

    春秋繁露义证

    《作者:苏舆《春秋繁露》注释本。十七卷。清苏舆注。成书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苏舆,字厚康,又字厚庵。湖南平江人。清光绪进士。后改庶吉士,做过邮传部郎中。王先谦之门人,政治上反对戊戌变法。苏舆自少年起就喜读《春秋繁露》,最初读的是凌氏注本,但由于注释中索引内容之广而不得要领。后来阅过其他注释本以后,才逐渐得其要旨。继而作《春秋繁露义证》,以供后人之考用。

  • 东西均

    东西均

    《作者:方以智明清之际方以智的主要著作。1652年完成初稿,次年加以订正。全书正文二十六篇(含一篇附文),加《东西均开章》和《东西均记》,凡二十八篇。原仅存抄本,由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整理出版,并附有方以智《象环寤记》一篇。书中反映了方氏哲学上由气本论向心本论的转变,充分发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思想,接受了佛教虚无、相对主义理论。伦理学上坚持人性本善,指出人性之善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认为“有先天之善、恶,有后天之善、恶;有未生前之善、恶,有已生后之善、恶”(《颠倒》)。强调善恶的标准和区别都是相对的,不可截然分析,“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公符》),恶是善的补充和作用。绝对的善则超越这种善恶对待,“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反因》),只有使对待之善恶相因相泯,才能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求得绝对至善。“无善无恶乃至善也,有善可为,即兼恶德矣”(《颠倒》),表现出明显的善恶相对主义倾向。主性善情恶,以善在恶中论证性在情中,理在欲中,“性善,情恶,无意为之则善,有意为之则恶”(《公符》)。把心性区分为公心、独心,公性、独性。公心是“先天之心寓于独心者也”,“公性则无始之性”。倡导“各安生理”,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原则,认为维持生命之食是道德的基本点,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活资料,才符合道德的起码要求。(《食力》)在生死观上,主张“不虚生,不浪死”(《无如何》),要求人们无心于生死,“生死自生死,可出可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生死格》)。但并不否定封建纲常伦理,对传统名教叛逆者李贽大加贬抑,指斥他是“官不称意”,于是“颠倒其说以快意,一切不顾”,“遂为坏名教、乱天下之渠魁”(《名教》)。反映了方以智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道德立场。

  • 毛诗多识

    毛诗多识

    《作者:多隆阿十二卷,清拔贡岫岩多隆阿所著。其书旧有三本一,为嘉业堂刊本镌于吴兴刘氏校雠极审并有程棫林按语,文字亦似几经修正,惜止六卷未为完璧一。为辽阳张氏排印本,张绣江之后裔所印卷首即以绣江名署之较刊本,稍逊一为辽阳袁氏藏书旧钞本,文词烦冗讹夺,最甚今所印即据三本互校择善,而从前六卷以刊本,为主后六卷以排印本为主,其三本并误则检所引原书,毛诗者不可不一读。

  • 孔子集语

    孔子集语

    《作者:孙星衍清孙星衍辑。嘉庆二十一年(1816)成 书。全书分类编次,共十四篇,十七卷。篇名为劝学、孝 本、五性、六艺、主德、臣术、交道、论人、论政、博物、事 谱、杂事、遗谶、寓言。均采自百家、传记之书所载孔子 微言大义而成。如两书所载有异,则并录之,另一条则 低一字以为别。宋人薛据曾于《春秋繁露》、《韩诗外传》 及《尚书大传》等书中摘录孔子之言,积成一帙,题曰 《孔子集语》。孙星衍即据薛书而推广之,编成本书,故 仍题《孔子集语》。其自纪云:“尝见宋明人格言,世多辑 录刊刻者,先圣遗训,岂可任其放失。所列篇目,皆儒者 立身行政之要义,不敢杂以墨家释氏之旨也。”又宋人 杨简编有《孔子逸语》,皆不若本书详赅。有平津馆孙氏 自刻本及《二十二子》本。

  • 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教寺志

    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教寺志

    《作者:佚名十二卷。清李翥编辑。慧因寺,为东南大刹,创建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吴越王钱镠时,马鸣之教,流入东土。第五传至晋水,疏释华严经义。高丽国王子僧义天,慕名前来乞为弟子,晋水示寂。高丽国进贡二座金塔。时苏轼为杭州知州,上疏制止,复奉诏进香幡,为置田,故世俗相传,并称高丽华严教寺。自宋以来,人称胜地。明天启中,其寺主持止水,又名僧梦,据术而飞,适遇阳羡 (今江苏宜兴)李翥,请其为寺作志。此志共十二卷,为:原始、景物、祖德、檀那、宫宇、碑记、传志、杂文、题咏、法嗣。是志体例详明,搜录完备,堪称佳作。其中檀那一门,载苏轼谢绝高丽国贡金塔上疏道: 妄淡庸僧净源通晓佛法,以致义天羡慕来朝,从源讲解等;又载寺院中落,众僧皆谓苏轼取寺前护龙沙,以筑湖堤所致。按理苏轼不应在该寺檀护之列,但既为伽蓝,以护该寺,又历世相传,至吕纯如重建碑,乃叙及苏文忠二三事。佛教因缘,诚有不可解者,无从议其妄。

  • 峨眉山志

    峨眉山志

    《作者:印光佛教史志。清蒋超撰。十八卷(馀志一卷)。成书于康熙十一年(1672)。是一部以记述峨眉山佛教事迹为主的志书。共分九个部分,分别叙述了峨眉山的地理概貌、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以及佛教事迹等。所记名僧七十九人,道教人物二十四人。书中还收有历代文士游峨眉山的诗词及有关峨眉山的敕令、碑铭等资料,是研究峨眉山佛教史的重要资料。该书刻印于清康熙二十八年。道光十四年(1834)按原版印刷时,曾多处作了补刻(版存伏虎寺)。民国23年(1934),印光在原刻本的基础上,重修《峨眉山志》,改十八卷为八卷,全书体例也作了一定改动,并增加了清康熙十一年至民国初年峨眉山佛教的内容。1937年,此书与《普陀洛迦新志》、《清凉山志》、《九华山志》汇编,由弘化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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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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