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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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通考
《作者：秦蕙田》二百六十二卷,清秦蕙田(1702－1764)撰。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进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立朝三十年，刚介自守。其学以穷经为主，不居讲学之名。能通经文，好治《易》及音韵，历数之学，尤精三礼。认为儒者不能“舍经以谈道，离经以求学”，以经术笃行，知名国内。着作除《五礼通考》外，还有《五礼通考序录》、《观象授时》、《味经斋类稿》。古有五礼，始见于《周礼·大宗伯》，即吉、凶、军、宾、嘉；又有宗伯掌五礼之说。秦蕙田《五礼通考》是关于古代礼制的一部总结性着作。此书仿清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博及吉、凶、宾、军、嘉五礼，分七十五类，网罗众说，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朝会，冠、婚、宾、祭、宫室、器用等，是以经证经；于历代诸儒注疏，则取相矛盾的互为参证；对唐宋以来名家考论发明之事义，则取百家之说相端审。书中将《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以天文推前，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一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属，然周代六官，总名为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含本博，故秦蕙田此书略显博杂。《五礼通考》体大思精，囊括万有，考证经史，原原本本，经纬分明，实为五礼之类典。有论者认为秦蕙田《五礼通考》能竟朱熹未竟之志。此说颇有道理。版本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味经窝刊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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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小疏
《作者：沈彤》一卷。清沈彤撰。此书专以订正杜注孔疏以及赵汸、顾炎武诸人补正杜注所出现之错误。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年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兵谓人也。”沈氏以为此处兵应指兵器，并引刘炫之说以驳孔疏“谓兵器则嫌上下重叠”之说。又顾炎武谓“执兵者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沈氏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淆上”，以驳顾说，认为“此等应谷据文意为断”。沈氏精于三礼之学，因有大量篇幅辨析古代礼制及名物典章。此书采用了不少惠栋搜集之资料，其论证方式则重在罗列文献证据，其不同于前人之处，多从文献之排比互证中获得，以小学考辨处较少。此书之成就亦远不及惠栋《左传补注》。现存《果堂集》本，阮刻《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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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礼记义疏
《作者：乾隆》《礼记》研究著作。清乾隆皇帝敕修,八十二卷,其中阐释四十九篇《礼记》的正文七十七卷,附载图集五卷。该书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编广摭群言,于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辩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此书规模庞大,体例也较复杂,大致包括以下七类。一、正义,直接诠释经义的历来无争议的有关内容。二、辩正,主要指后儒驳正旧注的正确意见。三、通论,或引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文相互发明。四、余论,主要阐述一些与经义相关的其他事物。五、存疑,主要并存历来礼学家对疑难经义的不同见解。六、存异,主要保留一些对名物象数的特殊见解,以资考辨。七、总论,在逐节释义的基础上,将数节相关的内容放在一起进行总体评述。《礼记义疏》体例详备,内容丰赡,不失为一部研究《礼记》的重要参考书。有《御纂七经》本,《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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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仪礼义疏
《作者：鄂尔泰》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旨撰。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第二部。此书诠释七例：“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与《钦定周官义疏》同。分经文四十卷，冠以《纲领》、《释宫》各一卷不入卷数，《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总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大致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宗，参核诸家以补正其错乱疏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异同，均用郑注。分章节则多以朱熹《仪礼经传统解》为主，并与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敖继公《仪礼集说》相互参校；《经》、《记》文之顺序，以古文为主，不用割附之说；《释宫》用朱熹点定、李如圭的《仪礼释宫》；《礼器》用聂崇义《三礼图》；《礼节》用杨复《仪礼图》，并一一刊其错误，拾其疏漏。《仪礼义疏》工程浩大任务艰巨。《四库全书总目》评之“举数百年度阁之类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得以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颇为中肯。《钦定仪礼义疏》总结了清以前几百年间学者研究《仪礼》之成就，功劳巨大。版本有内府刊本、外省翻本、乾隆间《四库全书荟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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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周官义疏
《作者：鄂尔泰》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敕撰，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据雷熔《方苞行状》载为方苞撰，沈廷芳为方苞传亦略同。方苞生平见《周官集注》。《钦定周官义疏》为清政府钦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汉儒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马融、郑玄所注，称《周官礼》，至唐贾公彦作疏开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清儒认为《周礼》并非本名，故在钦定时仍用《周官》。《钦定周官义疏》对汉至清之《周礼》研究进行广泛挖掘，并作了概括性总结，内容精赅详实。书首冠以《御制日知答》，对钦定此书予以说明。《御制日知答》中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正义，直诂经义，确无疑的；二、辨正，后儒驳正，准确无疑的；三、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的；四、余论，虽非正确而依附经义，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的；五、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或已被驳正，而持此论者多，未敢偏废；六、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被接受，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的；七、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并认为《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混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主张说《周官》者以汉郑玄《周礼注》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缺，亦不可没其长，颇为公正和客观。郑康成以下说礼者，明典制，王安石以下说礼者，阐义理，各执一说，所见皆偏，《钦定周礼义疏》粗精并贯，本末兼赅，博徵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实为集汉学宋学之成。版本有：内府刊本、浙江刊本、清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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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讲礼记解义
《作者：康熙》六十四卷。是编为康熙帝讲晏旧稿，未及成帙，乾隆元年，始诏令儒臣排纂颁行。康熙有言：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诚以礼者，范身之是而兴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类纷纶，莫可纪极，圣人起而整齐之法，于天则，于地顺，于人达，于时协，于鬼神斟酌损益，以定其品节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恶劳之心，而予以从善弃恶之道。康熙帝以为《礼》、《乐》之纲有三历，日有三千，大者在冠、昏、丧、登、朝、聘、射、案之规，小者在揖让、进退、饮食、起居之节，循之则君臣上下赖以序，夫妇内外赖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娅赖以顺。而反之则尊卑易位，等杀无章，家未有能齐，而国未有能治者。故曰：动容中礼而无德备矣，治定制礼而五道成矣。其推演经文，发挥畅达，而大旨归于谨小慎微，自敬德以纳民于轨物，《解义》之敷陈虽出于众手，而推衍详明，阐释本于旧稿，于经国之方颇有训戒。有内府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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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作者：王鸿绪》诗经注本。二十一卷,《诗序》一卷。清王鸿绪等奉敕编。始于康熙末年,成于雍正五年(1727)。编者在序言中提出:“《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实际上代表了康熙王朝官方的评价。此书的编辑,“皆以朱子之说为宗”,将《诗集传》有关诗旨大义、章句训诂以及所标赋、比、兴作法,分别录入各篇各章之首,而对《毛传》、《郑笺》、《孔疏》和其他诸家之说有可取者,皆列于“集说”或“附录”之中。是书之出,可谓朱熹《诗集传》登峰造极的最后一瞬。迨至乾隆二十年(1755),敕编《诗义折中》,“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虽云“折中”,实则存心提倡汉学,《集传》一派,从此而日见式微。本书特色之一是内容简明醒目。编者总论,介绍篇义章旨,言简意赅,条理清楚,颇便初学。本书案语,着重推崇《集传》,树朱学的权威。《邶风·静女》、《桧风·羔裘》诸篇,也曾对朱说提出质疑,不过措辞比较委婉。本书采录自汉迄明有关《诗经》的论述凡二百六十家,其中汉至唐代(包括五代)五十五家(汉以前唯引荀况一家),宋代九十四家,元代二十三家,明代八十七家,所引宋、元、明三朝超过二百家以上,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宋代的诗学革新,在朱熹之前,较著者有欧阳修、郑樵、王质诸家,朱熹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本书收录欧、郑、王的论述较多。朱熹以后,南宋后期的辅广、蔡沈、王柏,元代的许谦、刘瑾、梁益、朱公迁,明代的朱善、胡广等,相继羽翼并发明朱熹的学说,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可以视作《集传》的笺疏。本书大量收录上述诸家的论述,穷源溯流,源流俱备,可谓集朱学之大成。将原来散出各处的资料汇为一编,对于研究诗经学史上的“宋学”,非常有用。《诗经传说汇纂》有《四库全书》本、清同治七年(1868)马新贻刻本、1968年台湾维新书局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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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诗拾遗
《作者：范家相》清范家相撰 汉代传诗者四家。《隋书·经籍志》称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唯韩诗存。宋修《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著录。刘安世、晁说之尚时时述其遗说。而南渡儒者,不复论及。知亡于政和建炎间。自郑樵以后,说诗者务立新义,以掊击汉儒为能。三家之遗文,遂散佚而不可复问。王应麟于咸淳之末,始掇拾残剩,辑为诗考三卷。然创始难工,多所挂漏。又增缀逸诗篇目、杂采诸子依托之说,亦颇少持择。范家相此编,因王氏之书,重加裒益,而少变其体例。首为古文考异、次为古逸诗,次以三百篇为纲,而三家佚说一一并见。较王氏所录以三家各自为篇者,亦较易循览。以 《三家诗拾遗》为名,则古文考异不尽三家之文者,自宜附录。其逸诗不系于三家者,自宜芟除。虽未免失于贪多,搜采亦间有未周,然较王氏之书则详赡远矣。严虞惇作《诗经质疑》内有 “三家诗遗说”一篇,又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 《古经解钩沈》于三家亦均有采掇。论其赅备,都不及此编。《三家诗拾遗十卷》见《四库全书·经部诗类》; 《守山阁丛书·经部》道光本、鸿文书局景道光本、博古斋景道光本;《范氏三种》; 《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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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稽古编
《作者：陈启源》清陈启源标举汉学,为《诗经》正义、训诂的著作。30卷。作者认为,自欧阳修《毛诗本义》出,毛传、郑笺渐为学者所疑,遂有郑渔仲 (樵) 之徒“逞其臆见,废序谭经” (阮元序) 。朱熹著《诗集传》,亦从郑渔仲说,影响及于后世。兼之元朝以降,以朱子集传取士,明人说经,犹喜骋虚辨,毛传、郑笺遂废。作者为发扬汉学,曾与朱鹤龄同治毛诗,因作是编。其书于诗义则宗《诗小序》,释经则本于毛传、郑笺,训诂本于《尔雅》,正字本于《说文》,“志在复古,力排众议” ,其 “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 ,吕祖谦《读诗记》 次之,严粲《诗缉》又次之。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 (按,当作《诗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其余偶然一及,率从略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全书卷1至卷24依次解诗,而不载经文,但标举篇目而已。其无所论说者,并篇目亦不载。卷25至卷29为总诂,有举要、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卷末为附録,统论风、雅、颂之旨。按作者虽 “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 ;又 “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 (同上) ,终不免于拘执;又偶于经义之外 “横滋异学”。如释《邶风·简兮》,以 “西方美人”牵及杂说,称佛教之传入,始于周代。又由此称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于西方,凡此皆属无稽之言。有嘉庆十八年庞氏刊本,阮刻经解本,光绪九年上海同文书局缩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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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类释
《作者：顾栋高》二十一卷,清顾栋高著。此书成于乾隆壬申年(1752年)。序文、案语都称臣,可能是进呈皇帝的著述。分二十一类,在《序》中叙及自得的内容:如于《释地理》类,提出邶、鄘、卫是三个地名,而不是三个国家的名称;于《释山》类,提出“崧高维岳”是吴岳,而不是五岳的中岳;于《释水》类,提出《吉日》里的漆沮,不是《緜诗》、《周颂·潜》中的漆沮;于《释时令》类,提出刘公早以建子(农历十一月)为正月;于《释祭祀》类,提出褅飨明堂是周公首创;于《释官职》类,提出司徒、司空、司马之设立皆在《周官》之前;于《释兵器》类,提出古代兵士的甲都是皮革所作;于《释宫室》类,提出《君子阴阳》是伶官所著,而非妇女所作;于《释草》类,提出麻有两种;于《释鸟》类,知桑扈也有两种;于《释马》类,提出《卫风》的、《鲁颂》的牧马,都是用来准备战争用的,《司马法》的“马牛车乘俱出于民”,是王莽伪托之文,所言多出于前人所说,如邶、鄘、卫为三地名说出自顾炎武:《崧高》“维岳”为吴岳之说出自阎若琢;漆沮之说出自许谦;公刘建子之说出自毛亨;古甲用革之说出自陈祥道;麻有两种之说出自蔡卞;桑扈两种之说出自陆佃等。但此书博采众说严谨, 不以名物训诂炫博,而以阐发经义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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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宗朱辨义
《作者：张自超》十二卷。张自超撰。张自超字彝叹，高淳(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张自超之研究经史，期于躬行实践，康熙四十二年中进士后授经讲学，文行日着，未仕而卒。此书以朱熹谓《春秋》据事直书为旨。张氏认为，《春秋》寓有褒贬，但不是孔子有意为褒贬，孔子只是“据其事直书之。其事是则其辞若褒，其是非则其辞若贬；其事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则其辞若以褒为贬，若以贬为褒”。他又说：“夫子笔削鲁史，直书于册，而罪之大小俱着，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非以笔削见，褒贬以是非见，‘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他逐条驳斥诸儒以《春秋》书、不书、书人书名书字、书国书族书氏、书即位不书即位、侵伐会盟、崩薨卒葬等为褒贬之说，切中古代冶《春秋》者之通弊。惟认为《春秋》寓褒贬于事中，仍未跳出旧说之窠臼。由于张氏反对《公羊》、《穀梁》褒贬之说，故虽认为“《左氏》之浮夸，不可全信”，但仍主张“读《春秋》不得不考事于《左氏》”。此书虽以宗朱为名，但亦稍有违从，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现存世耕堂刻本、光绪七年刻本，《榕村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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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书纲目
《作者：江永》八十五卷。清江永(1681－1762)撰。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未完成之作，后人续修亦未完成。江永广摘博讨群经，以《周礼》原秩列纲目，为《礼书纲目》，自称“欲完成朱熹未竟之志，成《礼》、《乐》之完书。”此书仿《仪礼经传通解》体例，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并多能补其所未及。《礼书纲目》不随意立异，如《士冠礼》履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仪礼经传通解》移置经文陈服节末，江永则沿用《周礼》原说，不故意诘难。又如《仪礼经传通解》割裂《士冠礼》，江永则仍用记文，不用《通解》尤为详慎。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相比，《礼书纲目》逻辑性强，内容更为详实，仪例较密，是研究礼学价值颇高的着作。版本有清熹庆十五年(1801)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黄氏试馆刊本，婺源刊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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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说
《作者：惠士奇》十四卷。清惠士奇(1672－1741)撰。惠士奇字天牧、仲儒，晚号半农居士，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间进士，康、雍、乾间历仕。早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经学。任广东学正，倡导经学，除着《礼说》外，还有《易说》、《诗说》、《半农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红豆斋时术录》、《南中集》、《采莩集》、《半农先生集》。《礼说》是惠士奇考证辨析《周礼》所涉名物制度的着作。《礼说》不载《周礼》经文，只标举所有考据辩驳者，各为其说，依经文次序编之。惠士奇鉴于西汉郑玄注《周礼》不免汉制，因而反对用清代的音字进行推求，主张考求原委。《礼说》将古音古字分别疏通，援引诸史百家之说。证明周制，参证郑玄《周礼注》所引汉制，皆旁引经文，持论有实证。实为治《周礼》之力作。《礼说》版本有红豆斋原刊本、清嘉庆年间上海彭氏校刊本、阮刻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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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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