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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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事纬
《作者：马骕》十二卷。附录八卷。马骕(1621－1673)撰。马骕字御，又字宛斯，邹平(今属山东)人，清代着名史学家、经学家。顺治进士，任淮南府推官，改灵璧知县。蠲荒除弊，流亡复集。马骕自幼好学，毕生殚研经史，更嗜爱《左传》，时称“马三代”。除此书外，还撰有《十三代瑰书》、《绎史》，尤以《绎史》最为精审。此书改编年体之《左传》为纪事本末体，共一百零八篇，篇末附以马氏论议。据其《侧略》称：“末敢言文，旁集诸家，杂采传记，无庸附会僻说，折衷一归于正大，期于发明经传而止。”又认为《左传》之例有新意，前后互明，最称条悉。因而“兹为推而论之，凡三十有一篇”。际录又称前集，首载晋杜预、唐孔颖达序论，及自作左丘明小传一卷。其下有辨例、左传图说、览左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释。丘明小传指出孔子所称赞的颜渊、闵子骞皆是孔子学生，因此不能证明丘明为孔子前辈，又认为左氏不一定是楚人。其图说有帝派图、世系图、天官图、地舆图、列国年表、晋楚职官表，尤以天官图富赡精当。而地舆图有说无图，可能是未完之书。名氏谱对《春秋》经传姓氏世次的归纳也详尽而有条不紊。王士祯《池北偶谈》称马骕“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学”。四库提要亦称此书“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能考证精详，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此书写成于顺治六年(1649)，马骕死后，由其子刻印。现存许氏刻本、函海内别本、嘉庆六桐书屋刻本、清澄怀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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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传名物集览
《作者：陈大章》十二卷。清陈大章撰。陈大章,“章”一作“璋”,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今湖北黄冈)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母老乞归,遂杜门读书。工诗文,精名物训诂。《诗传名物集览》凡三易其稿乃成。初一百卷,后摘其要为十二卷,刊入《湖北丛书》中。凡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毛诗》自陆玑以下,诠释名物者毋虑数十家,此书成之最后,故于诸家之说采辑尤夥……其征引既众,可资博览,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余,固未始非读《诗》者多识之一助也。”是书以朱传为宗,次及经传训故、诸史百家,即裨官小说,亦所不遗,间附以己意。征引故实,颇近类书,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矣,固宜略其芜杂,采其精英焉。书前有查初白(慎行)、其甥丘(良骥)二序。有《湖北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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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杜解补正
《作者：顾炎武》明末清初顾炎武抉摘杜预《左传集解》缺误并加补正之书。3卷。以杜《解》时有缺失,贾逵、服虔之《註》,乐逊之《春秋序义》,又佚而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于邵宝《左镌》等书,如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磬,取诸《国语》; 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 田禄其子,取诸《楚辞》; 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 祏为庙主,取诸《说文》; 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 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四库全书总目》)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惟文求义,研究训诂,亦多得《左氏》之意。然炎武甚重杜《解》,又能弥缝其缺失,可谓扫除门户,是非持平。后惠栋著《左传补注》,“拾炎武之遗者尚多,其纠炎武之错者仅五六条耳”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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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纂春秋直解
《作者：傅恒》十五卷。傅恒等奉敕撰。乾隆二十三年(1758)，傅恒、来保、刘统勋、汪由敦等奉敕撰《春秋直解》，当年而成。以鲁十二公为十二卷，其中庄、僖、襄公篇帙较繁，各折一子卷，共十五卷。此书只列经文，不列传文，大旨在发明孔子本义，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名为“直解”。其卷首乾隆《御序》称此书“以《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传之异同以尊经，庶几辞简而事明”。又有乾隆四十三年《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旨在阐发《春秋》尊王、大一统之义，显然为其政治之需要。其书解释《春秋》经文，行文较为简明，无烦琐考证，亦无宏篇大论。如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解云：“逐其弟也。凡杀子弟目君，以目郑伯，知其为弟也。称兵争国则不书弟与公子，以不称弟，知其争国也。胜而去之曰克，亲而兵之可伤矣。于鄢，远也。已奔鄢又克之，甚之也。”其解虽杂采三传及先儒之说而折衷之，然简明扼要，颇便御览。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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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折诸
《作者：张尚瑗》四十四卷。张尚瑗(生卒不详)撰。张尚瑗字宏蘧，又字损持，吴江(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兴国知县。张尚瑗曾师从朱鹤龄，治《春秋》经传之学。朱氏曾作《读左日钞》，张氏仿其师作《三传随笔》，积累日久，卷帙逐伙，乃重新编纂而成此书。“折诸”之名是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此书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可知其用力于《左传》尤勤。其《自序》谓：“读古人书当出己裁，而经学必以传疏为依据”，又云：扬雄“又曰：‘众言淆乱折诸圣’。欧阳氏谓：‘经简而直，传新而奇，学者乐闻而易惑’。愚以为乐闻新奇然后可以折诸简直，其新奇也，盖其所以为简直也。”此盖为其书之大旨。其书卷首两篇为通论性质，有先生评说、郊禘考、五岳考、涂山会诸侯考、左丘明时代考、五霸辨、四凶议、论左传书、成周地形、鲁地形、楚地形、宋卫地形、陈蔡曹地形、郑地形、吴越地形，总论列国地形、河、江、关、春秋列国论、春秋列国党仇分合、姬姓之国、鲁异诸国、王室之卑、晋楚更霸、秦晋姻雠、陈蔡亡于楚、齐争国始末、宋卫叛臣、季氏专鲁、三家纂晋、赤狄白狄、三传经文互异、三传立例互异、类事类语、地名同、地名与国名同、名谥同、名姓世表、人名同、同姓名录诸篇，大多为张氏所撰，间亦有采前人所论着者，此为其书之精华所在，其书之特点是取材宏富，但其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亦失之芜杂。此书成于康熙五十一年，现存乾隆刻本，另清敬足斋刻其中《穀梁折诸》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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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考
《作者：吴鼐》二卷。清吴鼐撰。此书为研究《春秋》历法所作。《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汉晋诸儒皆以为周正，至唐刘知几《史通》始提出用夏正之说。宋代大儒程颐因《论语》载有孔子“行夏之时”一语，遂提出“夏时”说，胡安国《春秋传》本其说而发挥之，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由此引起一场纷争。元李廉着《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着《春王正月考》，驳斥胡安国说。吴鼐此书取李廉、张以宁之说，节其繁冗，并增加清代诸儒所论，补其未备，以驳斥胡安国、蔡德晋“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传》“王周正月”之旨。其书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于民俗”一条，引陈廷敬、吕祖谦、蔡德晋、顾炎武诸儒之说，于先秦诸书所纪年月差异之处，一一详加分析，以明《春秋》之用周正。其书卷首有《改时改月图》；卷一有《造历之初建子》、《唐虞建寅》、《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代改时之证》、《三代改月之证》、《冬不可为春辨》、《商周分至不系时》、《三正通于民俗》、《秦正建亥》诸条；卷二则专驳赵汸、程颐、胡安国、蔡德晋、陈傅良、程端学、吴楠之说，重点驳胡氏之说。现存《经学丛书》本、励守谦家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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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作者：张廷玉》三十八卷。王掞、张廷玉等奉敕撰。康熙三十八年(1699)，礼部尚书王掞、礼部右侍郎张廷玉等奉敕撰《春秋传说汇纂》，至康熙六十年始成。康熙《御序》云：“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事书，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又云：“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叛于传者勿录。”此盖全书之宗旨。其所谓“舛于经者”，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之驳胡传，不遗余力，揆其原因，除胡传本身多臆测之说外，更主要在于胡传强调“尊王攘夷”，尤其强调“攘夷”之说。而其“攘夷”之论则多有感于当时金人对南宋之压迫而发。清为金人之后，故于此特别敏感。此外，因《公羊》有“革命”思想，故删削最多。所谓“集说”，则是引汉唐至明诸儒之说，计所引一百三十五家。而其引录之原则，亦针对胡传，即凡为胡传所弃者多录之，凡攻驳胡传者多录之。其书体例，先以大字标举经文，次以小字胪列《左》、《公》、《穀》、《胡》四传之文，最后为《集说》。首卷上篇为《纲领》，集诸儒之论为三部分：一论《春秋》经传源流；二论《春秋》大旨，经传义例；三论传注之失及读《春秋》之法。下篇有《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朝列国世次》、《王朝列国兴废说》、《列国爵姓》、《列国地图》、《王朝地名》、《列国地名》，计八篇。其中《列国年表》尤为重要。《年表》仿《史记》年表之体例，内容则大抵抄自《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只是排列次序不同，是按尊王宗鲁及“周之宗盟先同姓”之原则排列。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浙江书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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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讲春秋解义
《作者：李光地》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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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春秋说
《作者：惠士奇》《春秋》学著作。又称《春秋说》,《半农先生春秋说》。清惠士奇撰。十五卷。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官编修,侍读学士,曾典试湖南,督学广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尤精“三礼”。此书考辨《春秋》礼制、史事、书法等,分门别类,经文以类相从,每卷约论三四类,然不立目类。每经文后约采三传之文附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每传文之后又多附诸儒之说。其史事多信《左传》,礼制时据“三礼”,对《公羊》、《榖梁》、啖、赵之妄,时加驳正。每类之后,又以己意为总论。其意多出自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虽不免有拘泥窒塞之处,但大抵典核可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原原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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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补注
《作者：惠栋》 六卷。清惠栋撰。此书是惠栋《九经古义》之一。惠栋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自序》)此书所搜集之先秦两汉古训极为宏富，除“春秋”经传之外，诸子有《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尉缭子》、《潜夫论》、《论衡》等十几种，史书有《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世本》等，此外还搜集有《水经注》、京相旸《春秋土地名》、《说文》、《尔雅》、《玉篇》、《经典释文》、《隶释》、金石资料等专门性着作，偶尔亦引用宋儒之说。其考证相当精核，如隐五年《传》“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僖公五年《传》“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道》、《月令》章句，证腊不始于秦。僖公二十二年《传》“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文公十八年《传》“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公二年《传》“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作“示”为误；宣公三年《传》“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伪写；成公十六年《传》“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襄公二十三年《传》“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襄公二十七年《传》“崔抒生成及强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哀公二十五年《传》“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等，如此之类，皆言之有据。惠氏所处之时代，小学尚未发展到高峰，因而惠氏对古训缺乏分辨能力，其考证体现了一种唯汉是从之倾向。如昭公三年《传》“君子不悛，以乐慆忧”，杜预训慆为藏，刘炫训慆为慢，惠氏则据《诗·唐风·蟋蟀》“日月其慆”毛传“慆，过也”，主张训慆为过。杜氏训慆为藏，是用假借；刘氏训慆为慢，则由《说文》引申；而毛氏训慆为过，于诗文义贴切，但非慆之本义。惠氏用毛传，于此则与文义扞格。又如“公即位”之“位”，惠氏认为应从古文作“立”；“屡丰年”之“屡”认为应从《说文》作“娄”，皆是泥古之论。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云：“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非常恰当。此外，此书引证虽富，但疏于材料之鉴别，如其引用《竹书纪年》，未注意古本与伪托本之别，其常引用之《小尔雅》，亦非汉孔鲋所撰。现存乾隆三十七年胡亦常刻、三十八年张锦芳续刻本、《贷园丛书》本、阮刻《经解》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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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左日钞
《作者：朱鹤龄》十二卷。补二卷。清朱鹤龄撰。此书主要采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之书以及诸儒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纂解》之阙讹，大抵集旧解者占十之七，出己意者占十之三，所以名曰“钞”。其《凡例》移，《左传》纯以史解经，所以其论人论事，时有悖于理，学者不可耽于其文之博丽而昧其义之踳驳，这才是善读《左传》。朱氏认为：“会盟战伐及日月人名地名之类，有经文不书而传特详之者，此正可推求笔削之旨。”而陈傅良、赵踳“专从不书取义，最得微旨，今备录其说以为解经翼辅。”又云：“杜氏注得孔氏疏而明，然郑立、贾逵、服虔、王肃、刘炫诸儒之说亦不可尽废，今博引而加以折衷。”其重视汉学，于此可见一斑。其书考证虽少，却时有所得。如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传》，证公婿池非晋侯之婿；引《檀弓》越人吊卫将军文子事，证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引《汉书·王嘉传》，证“屈荡尸之”当作“户之”等。不妄断是其书之优点，如“庄公寤生惊姜氏”，孔疏以“寤时生”；“寤而觉”为说，林尧叟则以“困而后寤，因寤而惊”为解，皆不可通。杨开庵、顾炎武引《风俗通》“儿堕地触开目视者为寤生”为说，朱氏则云“吾亦未敢信也”。所补二卷，据其《凡例》称：“亭林顾先生去秋自华阴寄余《左传注》数十则，折疑正舛者，皆前人未发，时此书已刻逾半，不及纂入。间取三传、三礼注疏阅之，尚多可录者，因复缀缉，与亭林所贻汇成二卷，附之简末。”《四库》系抄本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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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通考
《作者：秦蕙田》二百六十二卷,清秦蕙田(1702－1764)撰。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进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立朝三十年，刚介自守。其学以穷经为主，不居讲学之名。能通经文，好治《易》及音韵，历数之学，尤精三礼。认为儒者不能“舍经以谈道，离经以求学”，以经术笃行，知名国内。着作除《五礼通考》外，还有《五礼通考序录》、《观象授时》、《味经斋类稿》。古有五礼，始见于《周礼·大宗伯》，即吉、凶、军、宾、嘉；又有宗伯掌五礼之说。秦蕙田《五礼通考》是关于古代礼制的一部总结性着作。此书仿清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博及吉、凶、宾、军、嘉五礼，分七十五类，网罗众说，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朝会，冠、婚、宾、祭、宫室、器用等，是以经证经；于历代诸儒注疏，则取相矛盾的互为参证；对唐宋以来名家考论发明之事义，则取百家之说相端审。书中将《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以天文推前，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一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属，然周代六官，总名为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含本博，故秦蕙田此书略显博杂。《五礼通考》体大思精，囊括万有，考证经史，原原本本，经纬分明，实为五礼之类典。有论者认为秦蕙田《五礼通考》能竟朱熹未竟之志。此说颇有道理。版本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味经窝刊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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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小疏
《作者：沈彤》一卷。清沈彤撰。此书专以订正杜注孔疏以及赵汸、顾炎武诸人补正杜注所出现之错误。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年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兵谓人也。”沈氏以为此处兵应指兵器，并引刘炫之说以驳孔疏“谓兵器则嫌上下重叠”之说。又顾炎武谓“执兵者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沈氏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淆上”，以驳顾说，认为“此等应谷据文意为断”。沈氏精于三礼之学，因有大量篇幅辨析古代礼制及名物典章。此书采用了不少惠栋搜集之资料，其论证方式则重在罗列文献证据，其不同于前人之处，多从文献之排比互证中获得，以小学考辨处较少。此书之成就亦远不及惠栋《左传补注》。现存《果堂集》本，阮刻《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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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礼记义疏
《作者：乾隆》《礼记》研究著作。清乾隆皇帝敕修,八十二卷,其中阐释四十九篇《礼记》的正文七十七卷,附载图集五卷。该书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编广摭群言,于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辩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此书规模庞大,体例也较复杂,大致包括以下七类。一、正义,直接诠释经义的历来无争议的有关内容。二、辩正,主要指后儒驳正旧注的正确意见。三、通论,或引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文相互发明。四、余论,主要阐述一些与经义相关的其他事物。五、存疑,主要并存历来礼学家对疑难经义的不同见解。六、存异,主要保留一些对名物象数的特殊见解,以资考辨。七、总论,在逐节释义的基础上,将数节相关的内容放在一起进行总体评述。《礼记义疏》体例详备,内容丰赡,不失为一部研究《礼记》的重要参考书。有《御纂七经》本,《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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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仪礼义疏
《作者：鄂尔泰》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旨撰。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第二部。此书诠释七例：“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与《钦定周官义疏》同。分经文四十卷，冠以《纲领》、《释宫》各一卷不入卷数，《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总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大致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宗，参核诸家以补正其错乱疏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异同，均用郑注。分章节则多以朱熹《仪礼经传统解》为主，并与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敖继公《仪礼集说》相互参校；《经》、《记》文之顺序，以古文为主，不用割附之说；《释宫》用朱熹点定、李如圭的《仪礼释宫》；《礼器》用聂崇义《三礼图》；《礼节》用杨复《仪礼图》，并一一刊其错误，拾其疏漏。《仪礼义疏》工程浩大任务艰巨。《四库全书总目》评之“举数百年度阁之类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得以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颇为中肯。《钦定仪礼义疏》总结了清以前几百年间学者研究《仪礼》之成就，功劳巨大。版本有内府刊本、外省翻本、乾隆间《四库全书荟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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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周官义疏
《作者：鄂尔泰》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敕撰，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据雷熔《方苞行状》载为方苞撰，沈廷芳为方苞传亦略同。方苞生平见《周官集注》。《钦定周官义疏》为清政府钦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汉儒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马融、郑玄所注，称《周官礼》，至唐贾公彦作疏开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清儒认为《周礼》并非本名，故在钦定时仍用《周官》。《钦定周官义疏》对汉至清之《周礼》研究进行广泛挖掘，并作了概括性总结，内容精赅详实。书首冠以《御制日知答》，对钦定此书予以说明。《御制日知答》中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正义，直诂经义，确无疑的；二、辨正，后儒驳正，准确无疑的；三、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的；四、余论，虽非正确而依附经义，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的；五、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或已被驳正，而持此论者多，未敢偏废；六、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被接受，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的；七、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并认为《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混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主张说《周官》者以汉郑玄《周礼注》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缺，亦不可没其长，颇为公正和客观。郑康成以下说礼者，明典制，王安石以下说礼者，阐义理，各执一说，所见皆偏，《钦定周礼义疏》粗精并贯，本末兼赅，博徵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实为集汉学宋学之成。版本有：内府刊本、浙江刊本、清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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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讲礼记解义
《作者：康熙》六十四卷。是编为康熙帝讲晏旧稿，未及成帙，乾隆元年，始诏令儒臣排纂颁行。康熙有言：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诚以礼者，范身之是而兴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类纷纶，莫可纪极，圣人起而整齐之法，于天则，于地顺，于人达，于时协，于鬼神斟酌损益，以定其品节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恶劳之心，而予以从善弃恶之道。康熙帝以为《礼》、《乐》之纲有三历，日有三千，大者在冠、昏、丧、登、朝、聘、射、案之规，小者在揖让、进退、饮食、起居之节，循之则君臣上下赖以序，夫妇内外赖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娅赖以顺。而反之则尊卑易位，等杀无章，家未有能齐，而国未有能治者。故曰：动容中礼而无德备矣，治定制礼而五道成矣。其推演经文，发挥畅达，而大旨归于谨小慎微，自敬德以纳民于轨物，《解义》之敷陈虽出于众手，而推衍详明，阐释本于旧稿，于经国之方颇有训戒。有内府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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