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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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撰，创作于清光绪三十年（1903 - 1904 年），当时在《新民丛报》上连载。 梁启超作为戊戌维新的首领人物、中国近代史学先驱，其传记著作叙论交合，情知兼备，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在该传记中，他以近代学术方法对袁崇焕进行了深入研究，是具有近代学术意义的袁崇焕研究的肇始之作。 在当时，实录、满文老档等大量与清朝开国史有关的资料尚未公开，世人所知袁督师遗稿仅有嘉道间形成、后被伍氏粤雅堂重刊于《岭南遗诗》第五集之《袁督师事迹》，其中仅录袁崇焕遗文 10 篇，遗诗 11 首，且流传未广。而梁启超的这篇传记共分 11 节，依次为发端、袁督师之时代、袁督师之履历及监军时代、袁督师之守宁远、袁督师之初督师、袁督师之和议及宁锦之捷、袁督师之再督师、袁督师之杀毛文龙等，全面且详细地叙述了袁崇焕的一生事迹，包括他的时代背景、个人履历、军事生涯中的重要战役、与朝廷的关系以及最终的命运等，对袁崇焕的评价也较为客观全面，展现了袁崇焕作为明末重要军事将领的卓越才能和复杂的历史处境。 这篇传记的发表，开启了二十世纪对袁崇焕研究的先河，为后世的袁崇焕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它让更多人了解到袁崇焕这位在明清战争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引发了学界和社会对袁崇焕及相关历史事件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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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赋白话解
《作者：佚名》《药性赋》原书未注明作者，据初步考证大约为金元时代作品。该书历来都是作为中医带徒弟学习中药的启蒙书。原书用韵语编成赋体，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便于诵读记忆，颇受初学者的珍爱，传延至今，长盛不衰。然而由于该书编写年代久远，一方面一些词汇古义深奥，不够通俗易懂，一方面拘于赋体，有些文句不免过简，不能全面概括药物效用特点，影响推广和应用。有鉴于此，1960年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颜正华教授率领中药教研室同仁，对原书词条逐句进行了语译和注解，重点介绍了药物的功效主治、使用注意，并增补了用量及附方，以便于临床应用。在译注过程中对原书错简之处，予以必要的订正和补充，但对按四性分类欠妥之处，为维持原书体例，不予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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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头歌诀白话解
《作者：汪昂》清·汪昂撰。系普及性医方书。成书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汪氏认为前人方论，卷帙稍繁，不便携带和记忆，所以将常用方编成歌诀。明清时方剂歌诀一类医书很多，而以汪氏所撰最为盛行，其特点是粗分门类，便于检索;且“歌不限方，方不限句，药味药引，俱令周明，病症治法，略为兼括。或一方而连成多方，方多而歌省，并示古人用药触类旁通之妙，便于取裁”。全书有歌200首，方20门，成为后世常用习医入门书之一。1923年严苍山又增辑100多方剂作为续集，与汪氏所撰合为《汤头歌诀正续集》。由于该书在内容及组织等方面尚有不足之处，所以建国以后又出现了多种经修订的 《汤头歌诀》，如 《汤头歌诀白话解》、《汤头歌诀详解》等，较汪氏旧本更切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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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方歌括白话解
《作者：陈修园》方书。清陈念祖(约1753—1823)撰。六卷。念祖字修园，长乐(今属福建)人。医学世家，曾从学泉州名医蔡茗庄。乾隆五十七年(1792) 举人，官至直隶省威县知县，曾到保阳、高阳等地从事救灾，亲施方药。晚年归里，讲学于长乐县，弟子甚众。陈氏博览医书，于《伤寒论》研究尤有造诣，学验宏富，著述甚丰。有《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医学三字经》、《时方妙用》、《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等。所著简明扼要，切于实用。流传甚广。是书撰于嘉庆八年(1803)，因张仲景曾为长沙太守，故命《伤寒论》方为“长沙方”。书中将《伤寒论》方的主治，药物剂量、煮服方法、及有关辨证施治等内容，以歌诀形式加以表达，并由其长子陈蔚另写方注。对医学知识普及有所贡献。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南益元书局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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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雄县乡土志
《作者：刘崇本》雄县人刘崇本编纂的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乡土志书，成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刘崇本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举人，精研经史、汉学、金石考据、文学，热心地方志，还曾参与或总纂 1929 年版《雄县新志》等多部地方志书。 该志书介绍了雄县的地理环境、山川道路，记载了当地从康熙九年到光绪十一年人口的变化，以及与环境灾害的关联。书中还有对雄县历史人物的介绍，如 “赵映辰…… 署雄县知县，勤恤民隐严禁吏胥舞文索贿之弊”，还记叙了戚崇进等知县的政绩。在实业方面，提到雄县地势平坦适合耕作，“士农工商” 职业者人数记载详细，商务发达，猪、羊、鹅、鸭、干粉、蜡烛、砖瓦等商品品类丰富、商埠众多。此外，作者还用近 20 页篇幅介绍雄县境内花鸟鱼虫植物等的特征、效用，甚至还有一些吃法介绍。 总体而言，《光绪雄县乡土志》生动细致又宏大全面地记述了雄县的方方面面，为了解清末雄县的社会风貌、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对研究雄县地方史以及中国近代乡土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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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鞍录
《作者：杨应琚》(清)杨应琚撰。杨应琚(1695—1767年)，字佩之，号松门，汉军正白旗人，历任户部员外郎、甘肃西宁道、甘肃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甘肃巡抚、陕甘总督等职，曾创建西宁贡院、西宁书院和回民社学，编纂《西宁府新志》。《据鞍录》于乾隆四年(1739年)成书。 本书不分卷，日记体，是杨应琚在西宁道任内奉命赴京晋见乾隆帝时在途中所作。此行路线自今青海乐都出发，经今甘肃永登、兰州、临洮、陇西、甘谷、陕西凤翔、西安、华县，止于风陵渡，后因“酬应益繁，无暇记录”，遂辍笔。凡沿途风光、古迹遗物、居民生活状况皆有详载，文笔峻拔，该书对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鞍录》无单行本，最早被《藕香·零拾丛书》收录，乾隆朝刊行，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阅览室有藏。今收入《古西行记选注》(杨建新主编，宁夏人所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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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高陵县续志
《作者：佚名》陕西地方志。清程维雍修，白遇道纂。八卷。维雍，福建归化人。官高陵知县;遇道字悟斋，高陵人。光绪进士，授编修、国史馆协修。高陵吕志后，万历、雍正二修，因历时久远，内容疏略，程、白二人遂就吕志重修，成于光绪七年(1881)，约十三万字。卷前为续修序言及县境总、分图九幅，昌运、 中南、乔望、中白、禑南五渠图颇珍贵。正文依吕志体例分门，仅将历数述改作缀录。依次为地理、建置、祠庙、户租四志及礼仪抄略、官师传、人物传、科贡间传、邸宅陵墓、缀录十门。地理志重水力，记渭清泾三水，津渡二，渠六，并用水则例、水司碑记、受水利夫诸水利事宜，水文资料丰富。有光绪十年(1884)刻本，台北《中国方志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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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大竹县志
《作者：佚名》十卷，《乾隆大竹县志》是大竹县现存最早的县志，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该志由陈仕林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主持编纂刊行。陈仕林为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市）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任大竹县知县。其编纂过程颇为曲折。大竹县志创修于明代，历经兵灾散失。陈仕林到任后多方搜求，先得县人刘裔超家藏抄本，后又获王以曜后人王敬宜出示原底本。在此基础上，他延请县中士绅分行采访近事，最终编订成帙。全书约8万字，分为十门，涵盖封域志、营建志、秩官志、武备志、风土志、赋税志、祀典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等。内容丰富，对大竹县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民情、职官设置、选举情况、人物事迹以及艺文创作等方面均有详细记载。其中，人物、职官、艺文收载尤为详尽，艺文主要收录清代诗文，如陈仕林、王以曜和寓居本县的云南进士李云程的诗文各有二十篇（首）左右，王以曜《游凤凰山记》、陈仕林《阖邑捐回赈济碑记》等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今存乾隆五十二年刻本，是研究大竹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为后人了解古代大竹社会风貌、文化传承等提供了直接依据。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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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镇原县志
《作者：佚名》李从图总纂，道光二十六年(1846)成书。该志在张辉祖原纂辑稿基础上增删而成。李从图，江西南城人，道光己丑翰林，改授文县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任镇原知县，其所增删、刊刻的张辉祖原纂县志，共二十三卷，分图、纪、表、志、传五类，涵盖恩纶、恩泽、官师、人物、选举、乡贤、孝友、节烈、寓贤、大事、沿革、天文、地理、建置、食货、礼乐、风俗、经籍、学校、兵防、拾遗、艺文、方技、仙释、叙传等方面。资料丰富，内容浩瀚，体例完备，集清代前期镇原县所编各志之大成，为此后镇原各志续编之蓝本，是古代地方史志中难得的佳作之一。光绪年间，镇原中峰书院刻版重印，分别藏于国家、甘肃省和陇东学院图书馆，有破损。2004年镇原县根据各种藏本整理，影印内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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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方歌括白话解
《作者：陈修园》方书。清陈念祖撰，陈元犀注。六卷。念祖有 《长沙方歌括》 已著录。在编成金匾要略浅注》之后，命其子元犀援《长沙方歌括》体例，将《金匮要略》书中之方依诗歌形式编成此书，为《长沙方歌括》 之姊妹篇。成书于嘉庆十六年 (1811)。全书约八万四千字。卷一，包括痉湿暍、百合狐 阴阳毒病脉证治之方二十四首； 卷二，包括疟、中风历节、血痹虚劳病脉并治之方二十首，附方十首；卷三，包括肺痿肺痈咳嗽上气、奔豚气、胸痹心痛短气、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之方三十六首，附方十首； 卷四，包括五脏风寒积聚至水气病脉并治之方四十八首，附方二首； 卷五，包括黄疸至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之方三十七首，附方四首； 卷六，包括跌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蚘虫至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之方四十五首，附方二首。凡二百三十八方。以诗歌形式逐一将《金匮》诸方的主治、药物、剂量、煎服方法简要表述。每方歌括之后所附方解，皆博采前哲之论，宗 《内经》 、《难经》 之旨，参以 《千金》 、《外台》之论，并由元犀等附加按语。阐发透彻，深入浅出，便于习诵。对初学中医者理解、运用 《金匮》之方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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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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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明王樵撰。《春秋辑传》以朱熹之说为宗，并博采诸家，附以己意论断。《宗旨》凡三篇，皆举诸儒论《春秋》精要之语而录之。后有附论一篇，乃王氏论三传本末。评三传优劣之语。王氏认为，今本《左传》作者非左丘明，“盖左氏广积诸国之史的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耳。”王氏指出，“所谓丘明以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苍传贾谊，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说。”《凡例》专论《春秋》之例，有即位、告月视朔、郊庙雩社、婚姻、崩薨卒葬、朝聘如、会盟、兵事、盟会侵伐通例、公行书至、搜狩、税赋、兴作、改革、灾异、弑杀奔执叛逃、归复归入纳、姓氏名字爵命等、日月、阙文阙疑，计二十例。现存万历四十七年刻本，《四库》系商丘宋氏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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