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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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引义
《作者：王夫之》六卷。清王夫之撰。夫之有《书经稗疏》,其诠释经文.多出新意。而《尚书引义》一书则进一步推衍其说。该书共分五十篇。其注多不拘于经文字句,而常常阐发其意旨,并取后代时事为之纠正。如论《尧典》“钦明”,则斥王守仁良知说;论《舜典》“玄德”,则斥老子玄旨。诸如此类,皆议论驰骋,颇根理要。夫之治经,往往借评论与引申其中的某些观点,来表明自己的主张,抨击现实的政治及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等。《尚书引义》一书,在阐发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特别是在“知行说”方面,有所贡献。对宋明理学与唯心主义的批判尤为有力。《尚书引义》一书,对先儒旧说不墨守,大胆提出己见,大多皆有所依据。当然,勿庸讳言,书中某些臆度、失误也是难免的。有清康熙二年 (1663)、二十八年 (1689)重订王嘉恺抄本,不分卷,今存湖南省博物馆;另有清抄本藏山西运城市图书馆;此外尚有《船山遗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王孝鱼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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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经
《作者：曾国藩》《挺经》从曾国藩为我们留下来的为官经验和处世智慧入手，讲述一代名臣的人生哲学。并运用大量的曾国藩自身的实例，解读其人其事。书中还从阐述曾国藩《挺经》原文入手，解剖和展示曾国藩的内心世界，阐述曾国藩的思想和智慧，展示他的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对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心法，尤其是对其从自身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的为人为官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进行了透析。现在出版的《挺经》，是后人从《经史百家杂钞》《湘乡曾氏文献》《曾国藩年谱》《曾国藩全集》，以及曾国藩的僚属或弟子的文集、笔记等120余种典籍中整理出来的，共有1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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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正图解
《作者：焦竑》蒙学读本。明万历间，焦竑任皇子讲官时，为劝导皇长子朱常洛续封建道统而编撰此书。明焦竑撰,丁云鹏绘图,黄、黄德奇镌刻。明万历二十二年 (1594年) 玩虎轩刊本。二卷,是一部以插图为主的书。图中自“寝门视膳”至 “借事纳忠”为传六十,图亦六十,外各附诗赞。绘图者丁云鹏 (南羽) ,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故所绘的人物、景色,都是古香古色,典雅绝伦,一望即知为上乘之品。刻工黄鏻、黄德奇系歙县虬川黄氏一族,技术高超,刊刻此书时,也细磨细琢一丝不苟,惟恐有失原画的神意,遂使南羽的这部大作品相得益彰,成为完美无疵的艺术作品。出版后即博得很大的声誉。沈德符云:“乙未丙申间焦毅侯竑为皇长子讲官,撰《养正图解》,进之东朝。既而徽州人所刻,梨枣既精工,其画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飞动如生。京师珍为奇货,大珰陈矩,购得数部以呈上览”。(《野获编》卷二十五) 。此书备受清代统治者的赏识和推崇，乾隆帝为其作诗，嘉庆帝为其作赞，光绪帝命将书与御制诗赞一并刊刻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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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通释
《作者：焦循》一卷,清焦循著。本书将《论语》的内容择出十五个专题,每题一篇进行通释。十五篇为:释一贯忠恕、释异端、释仁、释圣、释大、释学、释多、释知、释能、释权、释义、释礼、释据、释君子小人。该书认为,历代儒生释《论语》,多失孔子的本旨,而原因在“未尝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也”。此书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为主,“复以孟子之言参之”,“佐以《易》、《诗》、《春秋》、《礼记》之书,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扬雄、班固之说”(《前序》)。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仁恕是圣人之道的核心与全部内容,“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以此。故其道大,其事易。”今存《清代学术丛书》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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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释词
《作者：王引之》古汉语虚词著作。清王引之著。成书于嘉靖三年(1798),初刻于嘉靖二十四年(1819)。其“自序”云:“引之自庚戌岁入都,侍大人质问经义,始取《尚书》二十八篇䌷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鞠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后受其父启发,由《尚书》引申旁及于他书,“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成此书。凡十卷。收虚字二百五十(包括同义异形及同形异义者;自云一百六十,不包括同义异形者),按古声母喉、牙、舌、齿、唇之序编次。以研究经传中的虚字为主,以子书及其他古籍为辅。释义原则是:“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以解释特殊用法为主。释义时,先谈用法,后引书证,对不同用法一一辨析,追本溯源。全书体例严密,条理明晰,说解详备,引证详赡,多所创见。但收字少,取材过狭,常见用法解释不多。其释义缺漏较多,若干解释不确,对古书也偶有误解。增补之作有:清吴昌莹《经词衍释》、孙经世《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裴学海《经传释词正误》、黄侃《〈经传释词〉笺识》、俞敏《经传释词札记》等。中华书局1956年根据同治戊辰年(1868)成都书局本校勘标点排印出版,并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辨》、《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经传释词正误》。岳麓书社1984年排印,增黄侃、杨树达眉批370余条,附《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用王氏家刻本影印,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经传释词〉笺识》、《〈经传释词〉正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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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正误
《作者：颜元》共6卷,清初哲学家颜元编,为读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的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今有《大学》、《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除注释外,多为批评程朱的内容。《四书正误》认为宋儒理学的“明理”,是“离了治情讲心性,离了平好恶讲治情,离了待人接物讲平好恶,所以为禅宗”(卷一)。脱离现实的理学是流入了佛教禅宗一路。“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之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卷六)。意谓理学之“理”并非儒家经典原义,而是源于佛教。认为“理”不过是事物的“条理”,“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卷六)。批评理学以作事会妨碍“存心”、“尽心”的明理工夫,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勇于任事,努力作事。“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见。若吾儒隐居求志,凡兵农礼乐,为君为相为百职,职掌机宜,哪一件不去理会……无志小儒、章句禅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卷三)，批评理学的“即物穷理”只是读书穷理,对与实际事物有关的学问则茫然无知。“自汉宋来,学字已误,况博乎!况问、思、辩、行乎……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也。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卷二)理学家只是“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大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卷四)。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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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评
《作者：颜元》清颜元撰。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博野(今河北保定)人。思想家、教育家。是书摘录《朱子语类》中第一百一十三卷至第一百二十一卷中“训门人”中条目,先列朱熹语,后附己说,对朱熹之说逐条加以批驳。其文犀利直率,嘲讽多于说理,甚或直斥,然其批驳间或断章取义,甚至扭曲朱熹原意。颜元的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初宗程朱,后反理学。是书之评正以“反”为基调。颜元力主“实学”,故批评朱熹“千余年来率天下人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矣。”认为朱熹之学不仅误人,甚至误国。本书从理学反面立论,虽常有过激之语,然亦不失于反观理学的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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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通论辑本
《作者：姚际恒》姚际恒的礼记通论，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清初以来的各家书目、史志及地方志等，皆未见著录。独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加以著录，云「上中下三帖」，不注卷数。本书原本已亡佚，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曾引用三十馀万字。礼记通论此书曾引到诗经通论。诗经通论作於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可见本书成书年代更晚於诗经通论。杭氏续礼记集说云：「(姚氏)著九经通论，中有礼记通论，分上、中、下三帖。」(卷首，姓氏，页一○)这种编排方式，与传统按礼记四十九篇之顺序排列者不同。柳诒徵劬堂读书录云：「姚氏自以其意评判戴记各篇之高下，而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杭书所集姚氏之说，有所谓列上帖、列中帖、列下帖者。」(文澜学报第一卷一期)可知，姚氏通论分上、中、下帖是一种品评的等级。等级之高下，以是否能得儒学之真义为标准。有关大学、中庸部分，姚氏以二书皆禅学，应黜回礼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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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正义
《作者：刘宝楠》《论语》注释本。二十四卷。清刘宝楠撰。成书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论语正义》按照《论语》的编排体例进行注疏,《论语》共二十卷,其中《八佾》、《乡党》两篇多言礼乐制度,刘氏详疏,分《八佾》为两卷,分《乡党》为三卷,书后又疏何晏《论语序》一卷,所以多出四卷,一共二十四卷。刘氏父子认为南朝梁皇侃、北宋邢昺疏解《论语》,颇多芜陋,刘恭冕在《论语正义·后序》中说皇侃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道光八年(1828年)刘宝楠开始编撰自己的《论语》注本,他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作长篇,然后进行比较折衷。刘宝楠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专己之学,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在凡例上,经文注文都依从北宋邢昺疏本,注文讹错处多依从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本及后人校改。刘宝楠详采以往各家之说,列汉唐《石经》、《皇疏》及《经典释文》名本异文于疏中,又用何晏《论语集解》注,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并把清代对《论语》的考订训释加以汇编。在疏解体例上,刘宝楠也不墨守所谓“疏不破注”的积习,在《论语正义·凡例》上其子恭冕说:“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若说义二三,于义得合,悉为录之。”刘宝楠不空谈篇指章指,解说经义,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折衷大体得当。《论语正义》博取众家之长,考释详备,是当时注《论语》的最佳注本,也是公认的研究《论语》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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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的伦理论文。指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利他;破坏与成立等十种德性的相互关系。原为在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时的讲稿,经整理后载《清议报》第82、84册,1901年6月16日、7月6日出版,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5卷。他认为独立就是要有人格、人权,不要做奴隶,但要关心群体;自由就是要充分享受人权,但要服从法律,“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他人之自由为界”(《梁启超选集》)。自信是对自己人格、人权、能力的自我肯定,但不能自傲,“愈自重者愈不敢轻薄天下人”(同上书)。自私利己并非恶德,“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同上书)。但利己时必须爱他,方能真正利己。“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进焉。”(同上书)崇信西方资产阶级一贯提倡的“合理利己主义”。最后提出要在破坏旧道德过程中建立新道德。他详论个人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目的在于要使人们明白,“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知有虚心之自信,则自信而不骄盈;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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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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