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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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总义讲义
《作者：廖平》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廖平先后任教于成都补习学堂、成都选科师范、成都高等学堂、成都府中学堂、成都客籍学堂、成都县中学堂。《群经总义讲义》是其经学讲义。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群经总义讲义》共二册，其中第一册十六课：《雅言翻古》、《论作述》、《先野后文》、《世界进化退化分经表》、《大小六艺》、《教育史》、《开士智》、《忠敬文三代循环爲三等政体》、《礼失求野》、《神权驳》、《宗法非世族政治》、《中外古今人表》、《谶纬》、《阙疑》、《中国一人》、《墨学道学均出孔子辨》。第二册共六评：《尊孔》、《世界先野后文》（附《世界进化退化简明表》）、《教化由小而大》（附《孔子前后皇帝王伯不同表》）、《论知行之分》、《立德立功与立言之分》、《俟后新经》（附《专经统各科学表》）。后附《左氏春秋十二要》、《左氏春秋十论》、《左丘明考》。各课的写作有先后，又其目有与三十一年所拟《群经大义补题》相同者，当係本就《补题》撰録而别有增补。由于廖平在这几年读到不少西学译籍，故其书多以中学与西学互证，而对西人政治、学术、风俗多持批评态度。可惜其书今仅觅得第一册（蒙文通先生收藏，蒙默教授提供），已非完璧。不过下册及附録各题，多已刊于《国学荟编》等杂志，皆已收入本《全集》，基本上可见其全貌。今据光绪三十三年刻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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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日课题目
《作者：廖平》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二十五年，1899）：“汇集尊经、九峰、艺风、家塾诸题，编为《经课题目》二卷。……先生在尊经时，以题目多，难于钞录，每预刊印发，一人不能作多题，得此一目，或余日补考，或据目与同经别题相商，或又据目与别经研考交通之条。” 又廖师政《四译馆经学穿凿记·跋》云：“（四译）襄校尊经，当时应课者常二三百人，分经立课，用志不分，每课题目由数十道以至百余道，率皆大例巨疑，经众研究坚确不移者，乃据为定说，否则数变或数十变而不止。” 又《光绪井研县志》卷一二《艺文二·经部二》：“平昔年分校尊经，每试题目，刊给学者。近辑所刊《经学目录》为上卷，再以九峰、艺风、家塾诸题编为下卷。考平经学数变，遇有疑义，即标题以相考核，成书多而且速，实由于此。群经宏纲巨例，领悟为难，此篇举要示目，蹊径易循，初学依目程功，最为切用。” 而此本为《尊经书院日课题目》，并不分卷，多为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堂课题目。为民国二十四年井研廖氏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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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话
《作者：廖平》二卷。廖平撰。《经话》一书是廖平研治经学的杂记,大抵泛论诸经,逐一订证各家得失。廖平把治儒家经学比作释家道家之入门,皆有戒律。指出习儒之士,解经恣意发挥,使后学者无所信守。要探索儒经精深微妙之旨,须先立章教;首戒不得本源,专门沿袭支派;二戒以古乱今,不分家法;三戒自恃才辨,以敏捷的口才强词夺理;四戒支杂衍说,游荡无根。以上四个方面,就是才能高超、学识广博的人,也是十分忌讳的。那么中贤以下的人,其弊可陈:不守古训,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如何邵公(休)之误用董(仲舒)说,刘申受(逢禄)又抄袭何注;或不识深奥的义理,却依傍门户;或违背传注,好作新解,株守陈言,牵强附会;或不通音训,罔识古义。廖平对世所袭用的流弊略加敷陈,并以此为依据穷源究委,凡各经篇目的真伪,注疏得失,及其微言大义,训诂典制,一一加以考证。上溯孔子订六经之真伪,下论历代儒者说经之是非,可谓博大精深,融会贯通。体现了廖平研治经学的创造精神。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本、《六译馆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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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初程
《作者：廖平》一卷。廖平、吴之英同撰。之英四川名山县人。光绪优贡,任灌县训导,又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吴之英于经史历算无所不通,也是清末蜀中通儒,吴之英读书时就以经术名世,均能独索精研,别辟蹊径,与廖平同为湘潭王闿运主尊经书院时杰才。《经学初程》是一部论治学心得的专著,引导学生治学的教科书,堪称当时国学入门的津梁。此书概论为学之道,可见其教人治学之法,有许多精到之论。在读经的次序安排上,尤多名言。如:“治经岁月略以二十为断,二十以前纵为颖悟,未可便教以经学,略读小学书可也。二十以后颖性开,则记性短,不可求急助长,当知各用所长。”“读书要疑要信,然信在疑先,……笃信专守,到精熟,后其疑将汩汩而启,……若始即多疑,则徬徨道途,终难入境。”廖、吴强调,治《尚书》须知今古文之异,不宜笃守伪孔之学。《经学初程》集中地体现了廖平、吴之英的治经思想,在其议论中不乏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堪称一部经学概论,是立志经学者的必读之书。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版(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社科院收藏),另见《六译馆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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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凡例
《作者：廖平》不分卷。廖平撰。此书为廖平早期著作,共十八个编目。篇首是《王制义证凡例》,体现了廖平治经的根本指导思想。据廖平之孙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廖平35岁时,经尊经同人撰《王制义征》,“以《王制》为经,取《戴记》九篇外,《公》、《榖》传、《孟》、《荀》、《墨》、《韩》、《司马》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纬候》,今学各经旧注,并及两汉经学先师旧说,务使详备,足以统帅今学诸经。”可见《王制》在其治经中的地位。《王制义证凡例》皆述素王(孔子)改制事,廖平以《王制》说《春秋》,因此全与《春秋》名物制度相吻合。《今文诗经古义疏证凡例》以诗本托兴,专主孔子,以“三颂”(《周颂》《鲁颂》《商颂)为三统循环,全诗比属凡例直同《春秋》。《今文尚书要义凡例》强调今古学之分在礼制,不在文字义理。《公羊春秋补证凡例》是廖平极为注重的一篇,自光绪十三年始治《公羊》,尔后数十年补证考订,可谓是其得意之作,因此最为可取。《榖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不用东晋范宁的注解,虽仍以《王制》为准,但通用先师旧说,时而间下己意,或对旧注不完整的地方又加以详细注解。总之,廖氏在治此经时态度十分审慎严谨。《春秋古经左氏说后义补证凡例》,西汉经学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清末今文经学家认为《春秋左氏传》为刘歆增益,刘逢禄撰《左氏春秋考证》,排斥《左传》,廖平作《古学考》,也认为《左传》一书出于天汉(汉武帝年号)以后。但后因张之洞笃信《左传》,张在广东督任时致意廖平纂《左传长编》,后在《左丘明考》中竟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因此也招来了世人的白眼,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以廖平《三传》同出于子夏之说,为穿凿附会,令各学堂毋得聘请廖平讲学。《礼记凡例》及《两戴记凡例》,除归本《王制》外,别无新意。《周官考证凡例》谓《汉书·艺文志》有《周礼说》四篇,今其书不传,大概已附入经文之中去了。《易经新义疏证凡例》说六爻分配六经,八卦配九州,四爻配帝王周孔,六十四卦分配八佰五十六卒正,可见其穿凿之至。《论语汇解凡例》,认为《论语》所记,都是弟子后来追录的,虽不是传经的重要依据,但以圣人广大无所不包的“微言大义”,来确立孔子晚年改制的思想,却是廖平治经的根本出发点。也与他后来在《孔经哲学发微》一书里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版、《六译馆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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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讲义
《作者：宋育仁》宋育仁著。十八章，以《周官》封建井田、学校军礼之制解释《孝经》，附以详细的训诂、义理考辨，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孝经讲义》成书之时，正值清室危殆，神州激荡之际，故是书旨在托古改制，以孝治国。一方面，宋氏认为，由“孝”之情感而来的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可层层外推，用之以治家国、平天下；另一方面，中国地域广大，形势复杂，若非系统的制度设计，便不能挽回当时分崩离析的人心。在宋氏看来，《周礼》分封之制严密、详尽，仍是最适合当时中国的政教体系，其与《孝经》分章一一契合，可为立国之本。故而宋氏眼中的《孝经》，并非一本空言劝孝之书，而是与《周礼》互相发明，为经世政治之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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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章句
《作者：王夫之》四十九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 《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 “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 《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 《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 《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 曰: “《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 “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 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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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郑注疏
《作者：皮锡瑞》二卷。清皮锡瑞(1850—1908)撰。皮锡瑞字吉人,一字麓云,号鹿门,人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 (今长沙)人。著述颇丰,有《经学通论》五卷、《孝经郑注义疏》二卷、《春秋讲义》二卷、《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尚书大传疏证》一卷、《左传浅说》、《礼记浅说》等。皮锡瑞治经专今文,颇攻郑氏。而是书则笃守郑氏之说,对于典礼尤为详尽,认为郑玄深于礼学,注易笺诗,必引礼为证,其注孝经亦援引古礼。郑所据孝经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说。该书引典礼对郑注加以疏通证明,遇诸家对郑注有驳难者,则解释其疑滞,大多引申、折衷至当。只有对“始于事亲”一节,刘炫对郑玄所驳不误,而锡瑞因守疏不破注之例,曲为辨护,终嫌勉强。“天子有争臣七人”一条,别据唐武后臣（车丸）匡谏章, 引孝经争作诤, 与 《白虎通论》、 《家语》所引同,为他辑本所无。该书版本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 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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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广传
《作者：王夫之》五卷。王夫之撰。王夫之对《诗经》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曾经遍注群经,除是书外,尚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诗绎》等。或辨证名物训诂、或辨析异体、或考辨字音、或研究艺术形式、或阐发义蕴,多精深独到、异于凡说。是书乃王夫之阅读《诗经》的杂感集,依次议论二《南》、十三 《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和《商颂》。共五卷二百三十七篇。是书以随笔杂记之形式,对《诗经》内容推求阐发,故不全载经文,遇有疑义,乃为考辨。于涵泳文句之时,往往借题引申发挥,得美刺之旨,宣传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及文字观点,发表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如读《国风·陈风》各诗,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主张“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认为“欲”为人们的生存要求,乃公理,应该满足,从而反驳程、朱理学“灭人欲存天理”之说。是书似一本政治论文集,其社会改良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和时代局限,论诗也多有臆测之处。然其诠释,往往能得 “兴、观、群、怨”之旨,较之前代经师的诗说有较大进步,且开启了《诗经》研究的重大革新,对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龚自珍、魏源有深刻影响。魏源称赞此书“精义卓识”,所著《诗古微》一书全取其说,且在下编全文收录此书。《诗广传》之版本凡七,钞本有船山五世从孙嘉恺之钞本和衡阳刘氏藏旧钞本两种。印本有湘潭王氏所刻《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所刻之《船山遗书》本,太平洋书店铅排之《船山遗书》本,1964年中华书局排印之繁体字标点本,1992年岳鹿书社出版之《船山全书》本为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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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风雅遗音
《作者：纪昀》二卷。清史荣(生卒年不详)撰,清纪昀 (1724—1805)审定。荣一名阙文,字汉桓,又字雪汀,自号雪汀老人。鄞县 (今浙江宁波市)人。诸生。工诗,善书法。喜读注疏,精于小学。治学不阿附前人之说。著有《风雅遗音》、《李长吉诗注》等书。此书据孙鉴著《诗传补遗后续》定《朱子集传》原本有音未备,其音多后人妄加,故据集传与音互相考证,细加分辨,分为十五类:集传用旧训义而无音、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音与传义相背、古今未有之音、声误、韵误、音误、误音为叶、误叶为音、四声误读、泛去四声之误、邶风注与某同之误、补音、叶音缺误及叶音志略。又附有经文误字、经文疑义、京本音切考异、释文叶韵纪原、吴棫韵补考异、集传相沿之讹、俗书相沿之讹、集传偶考、俗音订误,共计二十四类。其中,音与传义背,用旧训义而无音、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三类,辨论精审;误音、误叶、补音、俗音订误四类,亦多可取。其他则或分目太繁,或吹毛求疵,令人颇有眼花缭乱、未为平允之感。尤其于古音知之甚少,谬误颇多。且自为考异,以为舛误处,则动辄谩骂,既不客观,亦不冷静,非为治学之道。此书经纪昀审定。有畿辅丛书本、乾隆二十五年 (1760) 刊本、光绪五年 (1879)谦德堂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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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四声考
《作者：纪昀》二卷。清纪昀撰。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年自号石云,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官至协内大学士加太子少保,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全书总目》,识力超拔,堪称大手笔。与休宁戴震极友善,往来二十余年。卒于嘉庆乙丑(1805年),寿八十二。谥文达。尚著《审定风雅遗音》、《四库全书表文笺释》等。案《隋书·经籍志》载沈约《四声谱》一卷,书已亡佚。昀以约既执声病绳人,则约之文章必不自乱其例,因取其有韵之文考之,得平声四十一部、仄声七十五部,以《广韵》部目为序,顺序排列之。又谓陆法言《切韵》实窃据沈约而作者,前后序言之甚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沈书只明四声,不重韵部。……沈氏诗文用韵实据当时韵书,不过严辨四声而已”。又谓“隋时四声之说渐次严密,而沈亦未明韵部,陆法言《切韵序》不引沈书,理所宜然。即如昀所言陆窃沈书,讳所自来,萧该、颜之推、魏渊诸人亦皆窃沈书乎!……是陆氏集诸家之大成,本不限于一说,安得如纪氏之所考乎!”“昀若专考沈氏四声本无不可,即推证其用韵之法,以表率当时之韵部……亦无不可,何必创为异说,自炫神奇,以自毁其书也。”《沈氏四声考》收入《镜烟堂十种》、《畿辅丛书》、《丛书集成》 (初编语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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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家说
《作者：王夫之》三卷。清王夫之撰。据作者自序,其父王朝聘 (1568—1647,明万历乙卯、天启辛酉两中副榜)研治《春秋》多年,甚有心得,然老病侵寻,未及著书而殁;此书即取材于朝聘之说,故以“家说”为名。《春秋家说》针对宋胡安国《春秋传》一书的缺失加以攻驳,多能中其肯綮。同时,作者又往往针对历史及现实借题发挥,其议论常有超出《春秋》之外者,因此,《四库提要》讥为“好为高论、不顾其安”,“连篇累牍、横生枝节”,“其弊乃与胡《传》等”;其实,这正是船山学术立足于通经致用的体现。此书最初版本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衡阳王世佺辑刻之《船山遗书》本。道光二十二年 (1842)兴化邓显鹤刻《船山遗书》本。同治四年 (1865)湘乡曾国藩江宁节署重刻《船山遗书》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船山遗书》本。近年湖南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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