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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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正图解
《作者：焦竑》蒙学读本。明万历间，焦竑任皇子讲官时，为劝导皇长子朱常洛续封建道统而编撰此书。明焦竑撰,丁云鹏绘图,黄、黄德奇镌刻。明万历二十二年 (1594年) 玩虎轩刊本。二卷,是一部以插图为主的书。图中自“寝门视膳”至 “借事纳忠”为传六十,图亦六十,外各附诗赞。绘图者丁云鹏 (南羽) ,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故所绘的人物、景色,都是古香古色,典雅绝伦,一望即知为上乘之品。刻工黄鏻、黄德奇系歙县虬川黄氏一族,技术高超,刊刻此书时,也细磨细琢一丝不苟,惟恐有失原画的神意,遂使南羽的这部大作品相得益彰,成为完美无疵的艺术作品。出版后即博得很大的声誉。沈德符云:“乙未丙申间焦毅侯竑为皇长子讲官,撰《养正图解》,进之东朝。既而徽州人所刻,梨枣既精工,其画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飞动如生。京师珍为奇货,大珰陈矩,购得数部以呈上览”。(《野获编》卷二十五) 。此书备受清代统治者的赏识和推崇，乾隆帝为其作诗，嘉庆帝为其作赞，光绪帝命将书与御制诗赞一并刊刻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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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通释
《作者：焦循》一卷,清焦循著。本书将《论语》的内容择出十五个专题,每题一篇进行通释。十五篇为:释一贯忠恕、释异端、释仁、释圣、释大、释学、释多、释知、释能、释权、释义、释礼、释据、释君子小人。该书认为,历代儒生释《论语》,多失孔子的本旨,而原因在“未尝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也”。此书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为主,“复以孟子之言参之”,“佐以《易》、《诗》、《春秋》、《礼记》之书,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扬雄、班固之说”(《前序》)。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仁恕是圣人之道的核心与全部内容,“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以此。故其道大,其事易。”今存《清代学术丛书》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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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释词
《作者：王引之》古汉语虚词著作。清王引之著。成书于嘉靖三年(1798),初刻于嘉靖二十四年(1819)。其“自序”云:“引之自庚戌岁入都,侍大人质问经义,始取《尚书》二十八篇䌷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鞠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后受其父启发,由《尚书》引申旁及于他书,“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成此书。凡十卷。收虚字二百五十(包括同义异形及同形异义者;自云一百六十,不包括同义异形者),按古声母喉、牙、舌、齿、唇之序编次。以研究经传中的虚字为主,以子书及其他古籍为辅。释义原则是:“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以解释特殊用法为主。释义时,先谈用法,后引书证,对不同用法一一辨析,追本溯源。全书体例严密,条理明晰,说解详备,引证详赡,多所创见。但收字少,取材过狭,常见用法解释不多。其释义缺漏较多,若干解释不确,对古书也偶有误解。增补之作有:清吴昌莹《经词衍释》、孙经世《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裴学海《经传释词正误》、黄侃《〈经传释词〉笺识》、俞敏《经传释词札记》等。中华书局1956年根据同治戊辰年(1868)成都书局本校勘标点排印出版,并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辨》、《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经传释词正误》。岳麓书社1984年排印,增黄侃、杨树达眉批370余条,附《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用王氏家刻本影印,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经传释词〉笺识》、《〈经传释词〉正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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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正误
《作者：颜元》共6卷,清初哲学家颜元编,为读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的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今有《大学》、《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除注释外,多为批评程朱的内容。《四书正误》认为宋儒理学的“明理”,是“离了治情讲心性,离了平好恶讲治情,离了待人接物讲平好恶,所以为禅宗”(卷一)。脱离现实的理学是流入了佛教禅宗一路。“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之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卷六)。意谓理学之“理”并非儒家经典原义,而是源于佛教。认为“理”不过是事物的“条理”,“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卷六)。批评理学以作事会妨碍“存心”、“尽心”的明理工夫,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勇于任事,努力作事。“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见。若吾儒隐居求志,凡兵农礼乐,为君为相为百职,职掌机宜,哪一件不去理会……无志小儒、章句禅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卷三)，批评理学的“即物穷理”只是读书穷理,对与实际事物有关的学问则茫然无知。“自汉宋来,学字已误,况博乎!况问、思、辩、行乎……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也。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卷二)理学家只是“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大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卷四)。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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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评
《作者：颜元》清颜元撰。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博野(今河北保定)人。思想家、教育家。是书摘录《朱子语类》中第一百一十三卷至第一百二十一卷中“训门人”中条目,先列朱熹语,后附己说,对朱熹之说逐条加以批驳。其文犀利直率,嘲讽多于说理,甚或直斥,然其批驳间或断章取义,甚至扭曲朱熹原意。颜元的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初宗程朱,后反理学。是书之评正以“反”为基调。颜元力主“实学”,故批评朱熹“千余年来率天下人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矣。”认为朱熹之学不仅误人,甚至误国。本书从理学反面立论,虽常有过激之语,然亦不失于反观理学的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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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通论辑本
《作者：姚际恒》姚际恒的礼记通论，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清初以来的各家书目、史志及地方志等，皆未见著录。独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加以著录，云「上中下三帖」，不注卷数。本书原本已亡佚，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曾引用三十馀万字。礼记通论此书曾引到诗经通论。诗经通论作於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可见本书成书年代更晚於诗经通论。杭氏续礼记集说云：「(姚氏)著九经通论，中有礼记通论，分上、中、下三帖。」(卷首，姓氏，页一○)这种编排方式，与传统按礼记四十九篇之顺序排列者不同。柳诒徵劬堂读书录云：「姚氏自以其意评判戴记各篇之高下，而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杭书所集姚氏之说，有所谓列上帖、列中帖、列下帖者。」(文澜学报第一卷一期)可知，姚氏通论分上、中、下帖是一种品评的等级。等级之高下，以是否能得儒学之真义为标准。有关大学、中庸部分，姚氏以二书皆禅学，应黜回礼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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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正义
《作者：刘宝楠》《论语》注释本。二十四卷。清刘宝楠撰。成书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论语正义》按照《论语》的编排体例进行注疏,《论语》共二十卷,其中《八佾》、《乡党》两篇多言礼乐制度,刘氏详疏,分《八佾》为两卷,分《乡党》为三卷,书后又疏何晏《论语序》一卷,所以多出四卷,一共二十四卷。刘氏父子认为南朝梁皇侃、北宋邢昺疏解《论语》,颇多芜陋,刘恭冕在《论语正义·后序》中说皇侃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道光八年(1828年)刘宝楠开始编撰自己的《论语》注本,他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作长篇,然后进行比较折衷。刘宝楠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专己之学,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在凡例上,经文注文都依从北宋邢昺疏本,注文讹错处多依从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本及后人校改。刘宝楠详采以往各家之说,列汉唐《石经》、《皇疏》及《经典释文》名本异文于疏中,又用何晏《论语集解》注,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并把清代对《论语》的考订训释加以汇编。在疏解体例上,刘宝楠也不墨守所谓“疏不破注”的积习,在《论语正义·凡例》上其子恭冕说:“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若说义二三,于义得合,悉为录之。”刘宝楠不空谈篇指章指,解说经义,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折衷大体得当。《论语正义》博取众家之长,考释详备,是当时注《论语》的最佳注本,也是公认的研究《论语》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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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的伦理论文。指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利他;破坏与成立等十种德性的相互关系。原为在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时的讲稿,经整理后载《清议报》第82、84册,1901年6月16日、7月6日出版,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5卷。他认为独立就是要有人格、人权,不要做奴隶,但要关心群体;自由就是要充分享受人权,但要服从法律,“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他人之自由为界”(《梁启超选集》)。自信是对自己人格、人权、能力的自我肯定,但不能自傲,“愈自重者愈不敢轻薄天下人”(同上书)。自私利己并非恶德,“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同上书)。但利己时必须爱他,方能真正利己。“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进焉。”(同上书)崇信西方资产阶级一贯提倡的“合理利己主义”。最后提出要在破坏旧道德过程中建立新道德。他详论个人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目的在于要使人们明白,“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知有虚心之自信,则自信而不骄盈;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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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邠庐抗议
《作者：冯桂芬》冯桂芬撰。冯氏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在地方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入李鸿章幕,为镇压太平军出谋划策。注重经世之学,注意研究和学习西方文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论,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思想的代表作,写成于1861年,共40篇。主要体现了作者要求改革中国内政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思想主张。作者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变法,改变“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的现状,而做到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相通,名实相符。主张改革漕运,减税均赋,开垦西北,兴修水利。在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上,冯桂芬上承林则徐、魏源的思想,提出了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先进主张。面对外患与“内乱”,他认为“夷务第一,剿贼次之”,把民族利益摆在地主阶级利益之上。他还承认中国“四不如夷”,主张“博采西学”、“制洋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学,以期达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理想。除本书外,作者还著有《显志堂集》及《说文解字段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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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钞存
二卷。清陆陇其 (见《古文尚书考》)撰。陆氏为灵寿知县时，于官事之暇，取其所著《问学录》、《日记》二书，摘选其中切要之语，录为一编，以示学者。灵寿乃古松阳地，故以“松阳钞存”为名。共七十五条，分道体、为学、处事、教学、辨学术、观圣贤六门。篇幅虽小，而多论学之语。如论道体谓“周子 《太极图》全是知天命之学”，论为学谓 “张子《西铭》从《孟子·尽心》一章来”，辨学术谓“罗念庵在阳明之后，深知阳明末流之弊，而欲以主静功夫救之”，“至若李见罗亦深言阳明末流之弊，而取止至善为宗旨，只是将阳明之良知，改头换面耳，非有二也，其学又在念庵、景逸之下也”，等等。多论及明代及清初学术。该书原本七十八条，张伯行曾为刊行，删其与《问学录》相重复者，仅存二十八条，殊失陆氏本义。后为杨开基重编，分为六门，仍以原条次序注于本条之下，以存其旧，而别以己见附识于后。并于书前作序，称《问学录》为陆氏中年之书，此本为晚年手定之书，极论张伯行刊本为非。又有陇其之孙申宪所作之跋，亦谓伯行所刻陇其遗书四种之中唯《读礼志疑》、《读朱随笔》 为足本，此书及 《问学录》均删节失真。该书有《四库全书》本、《当归草堂丛书》本、《西京清麓丛书》 续编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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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食货志》用无可辩驳的史料，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三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民境遇特别悲惨，社会大倒退的黑暗时期。原因是中枢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妖人借机蛊惑人心，起兵作乱，军阀趁势割据，野心家争当皇帝，打来打去，百姓大遭其殃。这里仅将自己在编读中的感受随记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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