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节 西方宗教之输入
说回纥就不可不顺带论及与回纥最密切之摩尼（Mani）教；然回纥之摩尼教，实经中国输入，故又不可不总唐时输入之西方宗教，一并论之。除佛教已见前外，兹依其输入先后为序。
（甲）祆教
祆字之右旁，或谓从“天”，或谓从“夭”，历来争讼不决。按《唐律》三：“诸造袄书及袄言者绞”。从夭者即“妖”字，更证祆教字之不从夭。《玉篇》，祆，呵怜切，xien（《广韵》呼烟切），《通典》四〇，呼朝反，xiäu，其差异处只收声附-n缀或不附-n缀，从“天”者示其为天神也（会意字，非谐声字）。读神祗音则两皆可通。
教之创始时代，外史无确记，近世华译为拜火教，或简称火教。发生地大约在亚塞尔拜然（Azerbaidzhan，今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石油发汽，遇热而燃，故自古称为“火之国[199]”。教之主旨注重化畜牧为农耕，故其书谓不专力于畎亩者非苏鲁支之徒，虽仍未完全脱离神鬼思想，但比诸他教之迷信，确已迈进一步。（耆那教及佛教均非暴力，戒摧残生物，故视耕地为贱业而有夏坐之仪式）其重要神祗之名称，大抵与婆罗门者相同，而性质善恶则迥别（如ahura之梵文为asura，其义只是邻近诸天），由此可见两教根本差异之处。近世中亚考古，曾发见佛教之起颇受祆教之影响，抑据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学者之说，此教约创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自中古波斯学者误将火教经（Zend Avesta）内之Vištaspa与波斯王大流士之父联合而为一，遂认创教人苏鲁支（即Zoroaster，译名见宋姚宽《西溪丛语》上，吐鲁番残经作Zrušc）系公元前六世纪人物。但据大流士自述之世系，与火教经所记之世系，除此名外，其他无一相合。近世学者虽知此项考证之误，然仍有维持公元前六世纪之观点者，可见成说之难于屏除也。我个人研究所得，火教创立，总在公元前十五六世纪已前；换言之，最少在周民族东徙之二三百年已前，大致与最初希腊学者之说，甚为相近。如果晚在公元前五六百年顷，则与希腊人最初所闻，相隔不过一二百年，何至传说为二千年前之人物。
《墨子·节葬篇》：“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列子·汤问篇》略同，此周代已有祆教之确证。祆教称天曰ahura（君主及上级曰ahu），依上古汉化读法，得变为hun。有时省略为hu，《毛诗·鄘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胡天”“胡帝”，就是后来北魏之“胡天神”。徐铉《说文新附》“关中谓天为祆”，当有所本；王昶《金石萃编》谓关中统西域而言，盖不知而强为之辞。卫王孙贾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奥，切韵u，即ahu（ra）之音略。凡此类古史断片，都足证明祆教早来我国，且深入内地。秦始皇所禁之“不得祠”，往日我疑其与吠陀或浮屠有关，后乃明其非是；“不得”实安息语称火教为apistak之音写。俄国学者Rostovtseff曾言安息时期，中国大受波斯势力之影响（引见前《隋史》十三节），与此可以互证。
后来再度传入，时在北魏。《魏书》一三：“灵太后幸嵩高山，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鲜卑初隶匈奴，匈奴本奉祆教，（《真理杂志》三期三一一页拙著）突厥俗，祭神例采极高之地（《东方》四一卷三号三七页拙著引Czaplicka之说，此与我国之封禅相类），故鲜卑祭胡天实承匈奴之俗。北齐后主及北周均拜胡天，（《隋书》七）无非承其余绪，一面沿旧有之习惯，一面安东徙之侨民。
《西溪丛语》载：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殆混祆、景两教为一谈。又韦述《两京新记》三称，长安布政坊胡祆祠为武德四年所立，则贞观前长安已立祠，非贞观始来。若醴泉、普宁、（同上《新记》）靖恭，与洛阳城中会节、立德（参张《朝野佥载》、《长安志》及《两京城坊考》）诸坊之祠，均立于隋、唐。西面凉、沙诸州有祆祠，亦见于载记。杜环《经行记》称为寻寻（Zemzem）法。（《摩尼教考》十页）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以为唐代两京之有胡祆祠，类于清之尊崇黄教，（《国学季刊》一卷一号）只得其一体。
司理祆祠祀之员，且见于唐代官制，有视流内、视流外之别；开元初，视流内者为萨宝、祆正二官（视正五品及视从七品），视流外者为萨宝祆祝（视勋品）、萨宝率府（视四品）、萨宝府史（视五品），其制承自齐、隋。（《通典》四〇称“武德四年置”，谓复置则是，谓始置则非）北齐鸿胪寺置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隋书》二七）隋之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同上二八）甫、保、宝无非一音之转。此教至会昌禁佛时，乃与景教、摩尼，同归消灭。
穆护即教士，乃古伊文moghu之音译（古波文magu，中波文maghūk，新波文mugh mōgh，英文译作magi，法文mage，希腊magos，拉丁magus，火教经则作aravana[200]。萨宝，Deveria以为即叙利亚文之Sb，长老之义）。（藤田《〈往五天竺国传〉笺释》[201]六六页）
《新唐书》七八《李暠传》：“太原俗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弃郊饲鸟兽，号其地曰黄阬，有狗数百头，习食胔，颇为人患，吏不敢禁。暠至，遣捕群狗杀之，申厉禁条，约不再犯，遂革其风。”按此实祆教之习俗，所谓黄阬，西人称曰无言台（Silence Tower），至今生息于印度之少数波剌斯（Parsi）人，尚有行之者。唐人目为浮屠法，由于不辨外教之原委也。当日祆教之分布，观此可得其一脔。
（乙）景教
唐世始输入我国者为景教，唐人或称曰弥施诃教（Messiah，见《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叙利亚、犹太及阿刺伯称耶稣之名，义为救世主），乃基督教之一支。（十七世纪中叶在华之基督教会曾自称“景教堂”，见《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二五五页）倡之者叙利亚人聂思脱里（Nestorius），以为耶稣母玛丽（Maria）只产耶稣之体，不盛耶稣之神，不当称曰圣母（与中国旧日追尊所生之义，处于对立地位），聂于四二八年已为大总管[202]，但四三一年（宋元嘉八）在Ephese开宗教会议时，大为别派所斥，禁其传道，聂遂出奔。四八九年（南齐永明七），聂派别开会于波斯，自称Catholicos（正）派，逐渐东传。贞观九年（六三五），其徒阿罗本（Rabban，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册一八五页）来长安，十二年七月，敕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原名波斯寺。天宝四载，为免与祆教寺相混，诏改号大秦寺。（参《会要》[203]四八）
景教来唐历史，我国旧籍记录极少，幸而明末有“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之发见。碑立于建中二年（七八一）正月七日，题“大秦寺僧景净述”（景净之教名为Adam）。碑下面及左、右二面用叙利亚文记人名（或附汉名）、职名及立碑年分（称希腊纪元一〇九二年）。惟关于出土时期、出土地点及立碑原因，则言人人殊[204]。据碑所言，高宗时诸州各建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圣历、先天间颇受佛、儒之讪谤，得僧首罗含[205]（Abraham）、大德及烈[206]（Gabriel）维持不坠；玄宗即位，令宁国等五王建坛寺内，天宝三载后，有僧佶和（Civuargis=Giwargis，此据《汇编》还原）自大秦来，诏在兴庆宫内与同侣十七人共修功德；肃宗又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云云。明李之藻谓以“景”为名者，盖取“光炤”及“大”之意义。（《景教碑考》四页）
建中时，彼教来中国仅百许年，流传之文献有限，清儒未审其缘由，又不识叙利亚文作何语，故于景教来源，生出许多误会。冯承钧撰《景教碑考》（一九三一年），力诋前贤，但于碑之出土地点、建立原因，却乏卓见，此外更无所发明。
碑额两傍有基路冰（即Cherubim，有翼之天使），正中有十字纹（据钱念劬《归潜记》），皆基督教之特征。碑言：“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阿罗诃本自叙利亚文Eloh，此云上帝（同前引《汇编》[207]），景教经之妙身皇父阿罗诃，应身皇子弥施诃，证身卢诃宁俱沙（传达者、豫言者及使徒），即三身同归一体也。“判十字以定四方”及“印持十字”，指彼教之十字架也。“娑殚（Satan）施妄”，娑殚，彼教之恶魔也。“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耶稣母玛丽许婚未嫁而孕，此犹余所证《毛诗》之姜嫄以处女而“居然生子”也。“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耶稣生后，邻国观星象者谓有异人降世，远迹得之，祗献珍赆，此作“波斯”者举其著以为称；佛徒传称佛生之夕，星陨如雨，固异曲而同工也。“经留廿七部”，聂派有一个时期曾改新经为廿七卷也。“法浴水风”，行洗礼也。“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行礼必向东方，且击木为号也。“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教徒之落发、留须也。“不畜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明其不畜奴婢、货财也。“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每日为存亡诵经七次也。“七日一荐”，星期日必行礼也。“远将经像”，示景教亦设像也。碑末“七日”之下，书“耀森文日”，乃安息语ev sambat（犹太文Sabbath，新波文Yakšanbah）之音译，此云星期日也。又云：“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知”为管理之义，犹近世称“知府”、“知县”，宁恕即当日报达城大总主教HananishuⅡ之省译，其人卒于建中元年（七八〇），碑仍用其名者，因相去遥远，长安教徒尚未得讯之故。
碑中叙利亚文称我国为Tzinisthan（tzin即“秦”之音译，sthan[208]是地名语尾），长安曰Kumdan[209]，洛阳曰Saragh[210]。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丹麦人Holm拟以银三千两购此碑，运往伦敦，清廷闻之，急电陕抚阻止，经多方交涉，始得毁约，陕抚乃将此碑移入碑林。（《史迹考》一九一页）
会昌五年禁断佛教，除道教外，他教同被株连，大秦及祆教三千余人，被勒还俗（据《旧书》一八上，《新书》五二作二千余），递归本贯；外国人则送还本处收管，景教之传播遂衰。是否一部转赴北方，尚难确证[211]。
景教特殊之点，为不拜玛丽，不用偶像，教士分为八级，除主教以上三级外，其余皆可娶妻。
此外在敦煌石室，曾发见景教文件写本数种：（一）《景教三威蒙度赞》，现藏巴黎，系赞扬三身之经文，“威蒙度”本自叙利亚语Emad，受洗之义。（同上《汇编》一九五页）（二）《一神论》，日本人藏，约贞观十六年译。（三）《序听迷诗所经》，一名《移鼠迷诗诃经》，日本人藏，约贞观九一十二年译成。移鼠即耶稣（Yisseu，摩尼教经作“聿斯”）之古翻，《一神论》作翳数；迷诗所或迷诗诃，即弥施诃也。（四）《志玄安乐经》。（五）《宣元始本经》。（方豪《唐代景教史稿》）又八世纪末，汉译景教经目约有三十五六种，多半由波斯僧景净所译。（同前《汇编》一九七页及《中亚史地译丛》六〇页）
（丙）摩尼教[212]
摩尼（Mani）或译末尼，《回鹘可汗碑》称曰明教。创始者摩尼，波斯人，生二一五或二一六年，二四七年开始传教，曾游中亚及印度，后为祆教所忌，钉死于十字架上（一说二七三年，一说二六二—二六五年）。四五世纪时在中亚及地中海沿岸推行最广，西方之修士实受其影响，至七世纪初叶，乃渐消歇。居西亚者为回教所驱，康国及河间一带是此教避乱之地[213]。居东欧者十三世纪时罗马教皇借十字军兵力剿平之。唐人伪撰《化胡经》有句云，“号末摩尼”，或误“末牟尼”，盖与佛教相混，元释志磐《佛祖统纪》（一二六九年撰）又误合摩尼与祆教为一事。
摩尼教唱二宗、三际，二宗者明暗，与祆教之善恶二元论同，三际者过去、现在、未来（《回鹘可汗碑》云，“洞澈三际”），盖波斯型之基督教而又兼带犹太及佛教色彩者。教之立法为：
严行制欲主义（《统纪》三九云：“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语”）；
不祭祖（陆游《渭南文集》五称：牟尼教“以祭祖考为引鬼，永绝血食”）；
不茹荤（《国史补》下：“其法日晚乃食，敬水，不茹荤[214]，不饮乳酪”，宋绍兴四年，王居正言两浙有吃菜事魔之俗）；
不饮酒（《释门正统》[215]三九，“其法不茹荤饮酒”）；
白衣白冠（见《统纪》四一及五四，元代禁令亦有“白衣善友”之名称）；
死则裸葬（同前《统纪》：“病不服药，死则裸葬”）。但大部分不能实行。
清宣统元年，蒋斧据《敦煌摩尼教残经》（存北京图书馆）及《长安志》光明寺（开皇四年，因蜡烛自然发焰而立）后改大云经寺之记载，以为摩尼入中国，早在北周，沙畹及伯希和（一九一一及一九一三撰《摩尼教入中国考》）不采其说（参冯译沙畹书四页）。
玄奘《西域记》说波剌斯有提那跋外道，提那跋即摩尼教之dênâvarî。其次，《沙州图经》载：“大周天授二年（六九一）腊月，得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状”，余以为即此教入唐之先声。据《佛祖统纪》三九，则武后延载元年（六九四），波斯人拂多诞（安息语Furstadan，犹云知教义者），持二宗经入朝。开元七年（七一九），吐火罗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安息语mōze，此云师。慕阇之名，亦见《回鹘可汗碑》），惟十三年后（即开元二十）即敕，“末摩尼（mr mni犹云摩尼主）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通典》四〇）大约受佛徒排挤之故，惟胡人自习者不在禁列。
宝应元年（七六二），回纥牟羽可汗助唐收复东京，留屯河阳三月，归国时携摩尼教徒睿息等四人入国（见《回鹘可汗碑》），是为摩尼自唐传入漠北之始。按外蒙宗教，以萨满（Shaman）及祆教流行最早，次则北齐时之佛教，故河套突厥祠犹存Burqan之号，张星烺谓摩尼为最早输入漠北之外教，（《汇编》四册一四九页）非也。
于时回纥势力方张，摩尼教又凭藉之为向唐反攻之进展，故大历三年（七六八）敕许回纥奉末尼者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此殆采用武后之大云寺以为名，非摩尼寺与武后之“大云”有关系），越三年，更许于荆、扬、洪、越等州各置寺一所。渐且由民间信仰，推及宫掖，贞元十五年（七九九）遂有令摩尼师（亦称阴阳人）祈雨之举（祈雨所用之石名“鲜苔”，见《辍耕录》四）。其人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216]。元和二年（八〇七），回纥又请在东都、太原建寺。凡此种种，皆由可汗使臣为之进言，且派有专员保护。唐廷赐赠，回纥宰相之外，兼及摩尼师，（《白氏长庆集》五七及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五）可见教徒在漠北之势力不小。
开成末，回纥为坚昆所破，唐因乘其衰弱，先停江、淮诸寺。（《一品集》[217]五）会昌三年（八四三），进一步普遍申禁，没入摩尼资产及书像，长安女末尼死者七十二人。（赞宁《僧史略》）
摩尼教当时本畅行于江、淮一带，武宗以后，祆、景两教虽随推残佛教而消息，惟此教仍继续秘密宣传，末流渐趋于诞妄。至五代初期，以陈州为大本营，说教均在夜间，甚至男女杂交，互易匹耦。梁末帝贞明六年（九二〇）七月，其首领母乙聚众称兵，自号天子，迄同年十月，始行平定（《新五代史》三及十三）。后来宋徽宗宣和二年（一一二〇），睦州人方腊揭竿于青溪，号称圣公，事亘年余，死事者相传二三百万，（方勺《泊宅编》五及《青溪寇轨》）亦与摩尼有关云。
摩尼教尝流行于甘州，后周广顺元年（九五一），有摩尼师随回鹘使者入贡。大食作家墨哈黑尔（Ibn Muhalhil）记其地土人不杀牲，全不食肉，有人杀牲者犯死刑，（《东方杂志》四一卷一七号拙著四一及四三页）纯是信奉摩尼之反映。再西则高昌有摩尼寺，见王延德《行纪》（太平兴国六，九八一），似随回纥而西迁，勒柯克曾在此盗去摩尼壁画。南道之于阗亦尝信奉之。（《宋史》四九〇建隆二年，九六二）
元末，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其子林儿自号小明王，朱元璋承之，改国号大明，则佛、明二教之糅合也。
关于唐时外教之输入，尚有一事亟应辨正者。天方教以武德五年（六二二）为纪元元年，摩诃末卒于贞观六年（六三二），相传彼曾训令其徒，须往中国学习科学。（《汇编》三册八页）观后来阿剌伯与我贸易之盛，谓天方教在唐已输入，大有其可能性，但搜寻唐人著述，并无确据[218]。长安之天宝元年清真寺碑，题“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撰篆”，显非唐人文字，唐时又无“赐进士及第”之称，（同上八一—八三页）尤其是，唐人释褐以后，即不复提及其出身也。陈垣、桑原两家皆谓此碑为明人伪作，因天方教徒住落西安，乃元代以后之事。（同上及足立书一九九页）其余后人记录，歧说错出，更难凭藉。（《汇编》七四—八一页，又《蒲寿庚考》一九及一四二—一四六页）惟广州元至正十年（一三五〇），《重建怀圣寺记》称原有古碑，此教可能由海道先入，南方文化落后，故不见于记载耳[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