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节 唐 之 马 政
我国产马无多，尤其不产良马。周穆王之八骏，《左传》晋国屈产之乘，据余考之，皆西北方之马[194]也。汉武向大宛求善马，亦明汉马之不良。
高祖起兵太原，曾言“蕃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如渴”。乃突厥以马千匹来太原交市（匹、疋通用），义士咸自出物，请悉买之；帝曰：“彼马如羊，方来不已，吾恐尔辈不能买之。胡人贪利，无厌其欲，少买且以见贫”；（《大唐创业起居注》）寥寥数语，乃恰道着中唐以后市马之困苦。
隋、唐牧马，均在西北。文帝遣屈突通往陇西检覆群牧，得隐藏马二万匹。（《续世说》一〇）贞观时鉴于国初马匹之缺乏，将赤岸泽（在旧长安城东数十里，即长安、同州之间，见《周书》七大象二年下）所得牝牡三千，徙牧于陇右。下至麟德，四十年间，蕃生至七十万六千疋，置八使以董之，四十八监以掌之[195]。马牧在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之东，中包原州之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犹嫌狭隘，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马一匹仅值一缣，是为马价最贱时期，高宗时卖宛中马粪，犹得廿万缗云。
垂拱后廿余年，马疋潜耗大半。开元初，王毛仲领闲厩使，牧马廿四万疋，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匹。（《张说之集》一二，参《元和志》三）又据郗昂《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知五坊在岐，余在三州，十九年时有马四十四万疋。（《全唐文》三六一）天宝十二载，诸监养马三十一万九千三百余疋，内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为骒马（《元和志》三。骒马，牝马也。同书又称都监牧使管四监牧使，天宝中共五十监，内东宫使管九监，南使十八监，西使十六监，北使七监），是为马牧复兴时期。然开元间犹岁市突厥马三四千，一岁一市。廿四年马竟一岁再来，总一万四千，玄宗为可汗初立，特予多留，十退一二，酬物五十万匹（伸计每马价四十余匹），突厥犹有违言。（《张曲江集》六）盖突厥、回纥皆信用九姓胡，胡人素操商业，性嗜利[196]，我国丝绢，中古时在西方取得重价，其迫我市马，将以营谋厚利也。（参《隋史》第五节）
秦、渭、兰、原四州于广德初都陷吐蕃，牧场尽失，故永泰元年吐蕃入寇，有诏大搜马。而回纥自乾元以后，负讨贼功，每岁来市，纳一马取直四十绢（此据《旧书》，《新书》作缣），动以数万求售，欲帛无厌。大历八年七月，代宗欲悦其意，尽为市之，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用车千余乘。其年十一月，再市六千匹。（《通鉴》二二四）德宗建中初，诏市关辅牝马三万，（《会要》七二）似欲从内地繁殖，而缺乏经营，无济于事。三年，回纥遣使来，追唐所负马直一百八十万匹，德宗诏以帛十万及金银十万两偿之。（《通鉴》）洎贞元三年，释憾和亲，未始不因“会边将告乏马，无以给之”（《通鉴》）之故。
购马之经济损失，言之最痛切者莫如白居易，其《阴山道乐府》云：“五十疋缣易一疋，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土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197]，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来多一倍。”（《长庆集》四）又《元和（三年）与回鹘可汗书》云：“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纳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十万匹。缘近岁已来，或有水旱，军国之用，不免缺供，今数且方（或作“万”，皆“先”字之讹）圆支二十五万匹。……顷者所约马数，盖欲事可久长；何者？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马数渐广，则欠价渐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约。”（同上四〇。平均每马价廿五匹）当日收入既短，复征役岁兴，市马而至负债，财政之拮据可想。经过此一回要约后，每年所来之马，仍以万计。（参《通鉴》二四四大和四年）
关于马价所直物匹之数，陈寅恪曾提出三项疑问：（1）绢精而缣粗，何以《旧书》作绢，《新书》作缣，是否直绢四十，直缣五十？（2）以二十五万匹绢充六千五百匹之马价，则一马约直绢四十匹，与《旧·传》之言颇合；若纳马二万而索绢五十万，每马只易绢二十五匹，何以相差甚远？（3）如以时代先后为解，则实物交易，似不应相差如此。颇疑回纥系用多马贱价倾售，唐人则减其马数而依定直付价云云。（《元白诗笺证稿》二四四—二四五页）其实，陈氏未注重“方圆支”三字，方圆支者犹谓先行筹给一笔数目，易言之，即所来二万匹全数收买，惟马价未立时付清，故下文有欠价渐多之申言。《说文》：“缣，并丝缯也”，《释名》：缣，“其丝细致，数兼于布绢也。”又《汉书·外戚传》上作缣单衣，颜注：“即今之绢也。”颜师古是唐初人，缣、绢相同，似可无误[198]。质言之，称“绢”者用唐世当日之通言，称“缣”者引汉代之旧语，所谓（1）绢贵缣贱，于典无征。若时代先后，缣价确有不同；开元初，绢一匹仅值钱二百（见前十九节），大历中，一缣直四千，贞元末又降为八百，（《新书》一六五）就数字论，大历中比开元初为廿倍，贞元末仍为四倍（关于此点，仍须兼顾钱币值之升降，但元和系钱荒时期）。元和三年夏上去贞元末不过三数年，绢价谅无大上落，每马给价廿五匹，按物价涨缩言之，元和马价还比开元为高，则（2）项之疑可以解决。抑《元和与回鹘书》龂龂以约定马数为言，即欲其后此岁纳有定，以免频开交涉；如果核减来马，便当如开元之书所云“十退一二”也，故（3）之疑尤不确。陈氏结论谓“唐回马价问题，彼此俱以贪诈行之”，（同前引书二四五页）应有所修正。
马除供军之外（天宝中各镇戎马八万余匹，见前廿二节），驿传所用不少，据近年出土唐世文书，四镇运输多用马力，罕用驴驮，至少官家如是。（《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五期一六〇页）但考大业九年，“课关中富人，计其资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多者至数百头，每头价至万钱”，（《隋·食货志》）此或隋代突厥来马无多，（参前文太原起义）亦许两国失和，互市断绝。唯北方内地民运，用驴比较普通，试观开元廿九年京兆府奏：“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元龟》一五九）便可知之。官驿亦有时用橐驼。（哥舒翰为陇右节度，常遣人乘白橐驼奏事，日驰五百里，见《通鉴》二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