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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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
《作者：郭沫若》郭沫若1944年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撰写的论文。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在1645年陷于失败。文章写道:“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2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文章于3月10日脱稿,作者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于19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4日。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为匪张目”。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则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18、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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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志
《作者：钱基博》诗人评传。近人钱基博著。本书写成于1929年,1935年初版。后经著者复勘增订,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著者分举六题考论韩愈。首篇《古文渊源篇第一》,考述汉魏六朝以来文风之变化发展,于萧颖士、李华、贾至、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论述颇详。《韩愈行实录第二》考辨韩愈家世、生平行迹。《韩愈佚事状第三》,记述韩愈佚事二十事,采摭无馀。《韩友四子传第四》考述韩愈之友李观、欧阳詹、柳宗元、樊宗师的生平及文学活动,揭示四友对韩愈文学创作之影响。《韩门弟子记第五》主要记述韩愈弟子张籍、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人之文学经历及与韩愈之交谊。《韩愈籀读录第六》综论韩愈文学主张及其诗文创作之成就。本书前有叙目,概述韩集之流传、整理情况及本书成书缘起。书后附录有“韩愈论汇录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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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通论
《作者：朱希祖》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著作。朱希祖著。是著者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讲稿,编写于1919至1920年间。原名《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正式出版,改署今名。全书共三编,一为“中国史学之起源”,包括史学之本义、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再论书记官之史、未有文字以前之纪载、再论追记伪托之史、论历史之萌芽;二为“中国史学之流别”,包括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与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未;三是“附录”,包括《太史公解》、《汉十二世著纪考》两文。全书“叙述中国各种史体发展之大概,而略论其利弊。”主要内容如下:驳正《史通》数十条见解;“区分书记官之史与历史官之史性质不同,破数千年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以科学方法治史,视人类之发展与动植物之发展相同”;认为“史学家应高自标置,不为政治家之仆隶,方是以称史职。”;提出“今后之史学,不应专重国史,而须提倡民史,盖国史决不能发露真情。”史学在发端上有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倾向;前者发端为谱系,进步为年代纪;后者发端为英雄诗,进步为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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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史论
《作者：陈天华》陈天华撰。《中国革命史论》系为批驳梁启超保皇论调而作。梁启超为反对革命,于1904年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他宣称,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历来的革命,皆是野心家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都要祸及全国,祸延百数十年,使社会倒退,人口锐减,而且势必造成外族的人侵,所以革命者乃是灭亡中国的罪人。对于梁启超的挑战,陈天华于1905年在《民报》第一、二号上发表了此文,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梁启超曾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并得出结论,具体列出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诸如中国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中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己的革命,中国有上等、下等社会的革命而无中等社会的革命等等。陈文首先指出,梁的这种比较,是搞错了时代,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相比的。如果要比较中西革命,应该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接着又指出,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革命以后虽未享有自由,然而无特别的奴役制度。西方则不同, “所谓平民团体,其范围极其狭窄(希腊平民、罗马公民,其数极少)也是次等的贵族团体。”所以,在中古以前,西方没有平民革命。再次,又进一步分析了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差别,指出: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为“英雄革命”,这种革命多出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因此,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一专制去而另一专制来”;二为“国民革命”,这种革命“出于责任心”,而不是私心,因此,革命之后“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在文中,他对革命作了热烈的颂扬,指出“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并赞美秦末农民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指出中国的前途是国民革命。此篇史论虽然只完成了《绪论》、 《秦末之革命》前二章,但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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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作者：梁启超》近人梁启超撰。五节。为纪念《申报》创办五十周年而作，载《最近之五十年》中（1923）。该文以中国人学习西方为线索，把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发展分为学习西方坚船利炮、政治制度和文化三个时期。指出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的兴办等。第二期从甲午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但政治运动完全失败，只剩下废科举算是成功。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并认为经过一番改造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收入《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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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
《作者：陈独秀》 陈独秀撰。是陈自“八一三”事变后从南京监狱获释后,在武汉所写文章之一。1937年10月1日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肯定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是有价值的,并指出其“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 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摒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在当时“也有相当的价值”。又说:“我向来反对拿两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强调孔子学说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不能把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孔子的礼教、“三纲”是“反民主的”,是“阻塞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必须坚决废弃。指出历代封建帝王和尊孔派之所以“祀孔典礼”,“中心问题”是企图“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切“犯上作乱”。因而强调不废除孔子的礼教,则只能产生出“忠于君”、“忠于外国统监”的奴才、汉奸,不可能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式的人物。后收入《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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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概略
《作者：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3月发行初版，1937年2月再版。全书分四章二十节，“风俗”一章介绍了跳舞、化妆、戏剧、体育、婚姻等风俗习惯。这些内容历史文献虽有记载，而长期无人加以研究。黄现璠开拓以研究下层劳动阶级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生活史来与传统史家习惯记述帝王将相政治史的“史眼向上”旧史学彻底告别，这是他撰写此书的初衷。由于该书有关唐代社会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和黄现璠“史眼向下”的新史观与众不同，因而受到史学界的首肯，被誉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成为当时“新史学”于社会生活和社会构造研究实践课题的先声之作，至今仍然受到唐史研究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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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行年考
《作者：王国维》王国维著，司马迁年龄考证，现当代学者中，王国维最早对司马迁生年进行系统考证。1917年，王国维编制《太史公年谱》，开始系统考证司马迁的行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所引材料相同，之所以有十年之差，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数字讹误。王国维运用数字分书写法的“鲁魚豕亥”常理：“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推论《索隐》“年二十八”为“年三十八”之误。王国维还从司马迁的行年、师从与交游三个方面，为公元前145年说找到了许多有力证据，系统论证了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为之后司马迁生年研究指引了方向，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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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总章
《作者：佚名》1924年1月28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章。内容包括13章及附则,共86条。主要有:①规定以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最高宗旨。规定了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常设机构、中央监察机构的组成和任务等;②规定国民党地方组织为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4级;③关于接纳党员的条件;④关于党的纪律;⑤规定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群众团体中设立党团问题;⑥关于党的经费来源;⑦规定一些地区设立特别地方党部问题;⑧规定孙中山为本党总理、全国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具有最后决定权力。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对它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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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力量
《作者：邓中夏》自从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能否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有没有能力解放旧中国，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疑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否认中国工人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邓中夏在文中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素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因中外资产阶级的发育而发展的。亦即中外资产阶级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是与中国工人阶级相连的，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压迫，已显示出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而这些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不能比的。该文指出，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该文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工人阶级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理论的有力反驳，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很大指导意义。收入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中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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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选
《作者：王伯祥》王伯祥选注。选记叙文21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创的纪传体为后来历代“正史”所沿袭，影响深远。该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王伯祥《史记选》主要选录本纪、列传中的名篇，并对其中的疑难字词和典章制度加以注释说明。《史记选》一书融入了王伯样先生一生研究《史记》的心血，迄今为止这部《史记选》仍是国内外出版的《史记》选本中学术水平*高的一种。这部书前的《序例》系统地论及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伟大史学文学成就、深远的影响以及版本知识等，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史记》论，也是一篇富于启示性的《史记》研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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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杂录
唐代轶事小说集。郑处诲撰。《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2卷，《四库全书》入小说家类著录为正文2卷、别录1卷，《墨海金壶》本著录为正文2卷补遗1卷，《唐人说荟》、《说郛》所收为1卷本，无别录，《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都在正文2卷、补遗1卷外，又附清人钱熙祚校勘记和所辑佚文。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收在《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中)。书成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据《新唐书》卷165《郑余庆传》中所附《郑处诲传》：“先是，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处诲谓未详，更撰《明皇杂录》，为时盛传。”全书合正文与别录共37条，基本上是记唐明皇开元、天宝年间轶事，记明皇少年时轶事(如“玉笼子”)，登位初期励精图治的作风(如“张嘉贞”条)和后期享乐腐化的种种表现(如“华清宫”，“舞马”条)。同时对名臣贤相(如“苏頲”、“卢怀慎”)和奸佞(如“王准”、“李林甫”)的事迹也有记载。虽然不都是实录，却可作为正史之外的补充参考。其涉及志怪的内容如“冯绍正”条的画龙求雨、“李遐周”条的预言祸福，则纯是小说家言。全书记事内容多与《次柳氏旧闻》、《开天传信记》、《明皇十七事》等书相出入，可作比较研究。
南部新书
宋代笔记。钱易著。共十卷,分别以十干标卷次。据卷首所载钱易子钱明逸序,此书凡“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共收一千余条,分为五编。今存明刊本、《学津讨原》本、《粤雅堂丛书》本、《说库》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1958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标点本。今本虽仍为十卷,但已不分编,所存共八百五十余条, 已非宋时原本。 《诗话总龟》等书中引有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文。此书是作者于大中祥符间知开封时作所,主要记唐代故实,间及五代。内容以轶闻琐事为主,也涉及朝章国典的因革损益,多至800余条,可以补充新、旧《唐书》的阙漏。所记唐代文人的遗闻轶事,亦可资参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作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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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间笑话集。传为宋代苏轼作。但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中即已指出：“《艾子》一卷，相传为东坡作，未必然也。”考其内容，应为民间所传笑话。全述艾子一人的言行，颇有民间机智人物故事的风格。艾子，史传上并无记载，仅笑话中说他是战国时齐国人，曾活动在齐宣王在位时期。故事中间有后来的事情，如秦破赵于长平以及唐三藏等事，民间传承变异的痕迹很明显。今传艾子的笑话37则，《顾氏文房小说》、《群书通要》、《广滑稽郭子六语》、《说郛》等书均有收录。王利器《历代笑话集》全录。明陆灼、屠本畯也依此书体例另编有《艾子后语》、《艾子外语》各1卷，有可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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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义镜》六卷，日本 善珠述。是对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的注释，这些书中引用诸如《论语》《左氏传》等汉籍释读文义，除具有佛学义理研读之价值外，同样具有文本校勘的意义。收入《大正藏》第7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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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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