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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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本纪
《作者：顾炎武》明末清初顾炎武撰。记述弘光一朝史事,起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史可法督师淮上,至弘光元年(1645)六月弘光帝被俘至北京止。隆武朝上弘光帝尊号曰圣安帝,故名。 本书由两本合编：一为「二卷本」，见于「亭林遗书汇辑」及「明季稗史」，题顾炎武撰；一为「六卷本」，见于「荆驼逸史」，题昆山遗民宁人顾炎武著。炎武略历，见第一○六种「明季三朝野史」篇。两木均记南明弘光朝史事，盖弘光帝北狩，监国鲁王上谥号曰「圣安」，故称「圣安本纪」。「二卷本」又名「圣安纪事，起明季崇祯甲申（十七年）四月史可法督帅，讫乙酉（弘光元年）弘光帝北狩止。「六卷本」起讫与「二卷本」同，并有「发明」与「附录」，记事详。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圣安本纪」亦名「圣安纪事」，顾氏「遗书」及「明季稗史」皆二卷，当以「遗书」本为准。「荆驼逸史」之「六卷本」，盖即文氏（秉）之「甲乙事案」，且与本纪体裁不合，知非顾氏原作也』。附志一笔，以示存疑。书后，今另附「隆武遗事」一卷。「遗事」见于「痛史」，无撰人姓氏。所记隆武事，始于乙酉五月郑鸿逵奉唐王入闽，至郑芝能降清北上止。卷末，并附有「隆武皇帝亲答监国鲁王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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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
《作者：谷应泰》清谷应泰撰。80卷。断代纪事本末体史书。作者 博采张岱《石匮藏书》、谈迁《国榷》及各种私家野史，综合史料、汇列专题，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撰成，记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近300年明之史事。此书述治乱兴衰之事尤详，农民起义专题多达15篇。宦官阉党专权、倭寇侵略我国东南及修治运河、治水江南、矿税之害等，均有专篇记述。 此书早于官修《明史》80年撰成，可作考证《明史》之用。有顺治十五年筑益堂原刻本，翻刻以江西、广雅书局本最为通行。今中华书局校点本，多所参考校订，并收录以傅以礼传抄本为底本之《明末纪事本末补遗》6卷，清初彭祖贻所著《明史纪事本末补遗》5卷，以及《谷庸虞先生传》等10篇资料选辑，为最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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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
《作者：章学诚》中国古代文史理论著作。章学诚著。本书通行有《章氏遗书》本，1921年吴兴刘承干刻印。1956年12月中华书局据此排印出版，1961年9月第2次印刷。章学诚所著除本书外，还有《校雠通义》内篇3卷，《方志例略》2卷，《文集》8卷等。后人合刊为《章氏遗书》。全书8卷，分内外篇，各收文章61篇。共计25万字。史文并论，论文部分主要有《诗教》、《文德》、《文理》、《古文十弊》等篇。本书在文学上的理论主张主要有3方面：1.提倡文德说。其所谓文德，也就是指著作者和批评者的态度。认为作者的态度要“敬”，批评者的态度要“恕”，“凡为古文辞，必敬以恕。”所谓“敬”，又包含“修德”和“养气”两方面的功夫，其根本在于“修辞立诚”。“恕”是指品评文学作品时不要刻求古人，又不能无原则的宽容： “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要“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着想，不能以一个不变的模式去衡量一切古人。2.提倡文理说。要求文章要言之有物：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而有物的关键在于“中有所见”;“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之烺烺，如锦上绣女之矜套彩色已也。”也就是强调要有“阅历”。3.提倡“文贵发明，亦期用世”。强调文质统一：“文重于质，视具质如何生吾文焉。”由此出发，对拟古和形式主义文风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今舍己之所求，而摹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奴亦学其悲号”，是极为可笑的。对清代流行的“桐城派”古文，则以《古文十弊》进行批判。章学诚的这些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受研究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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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德州志
《作者：王克昌》山西地方志。清王克昌修,殷梦高纂。《保德州志》康熙四十九年 (1710)刻本。全书十二卷首一卷，首有序文、凡例、姓氏、地图、原序跋，为： 卷一因革： 建置、星野、疆域、城垣、公署、学校、街衢、都里、坊表、市集、津梁、冢墓附漏泽园;卷二形胜：形势、山川、墩寨、古迹、名胜、庙祠、寺观、祠宇、往鉴;卷三风土：风尚、礼仪、岁时、土产、祥异;卷四田赋：地粮、丁徭、税课、匠户、起解、存留附顺治十六年以后保德所丁徭起存等项;卷五圣泽：巡幸、宸翰、漕汛、蠲赈、武功、庙筭、旌表、貤封、爵命、赠恤、袭荫、养老;卷六官师：官制、名宦、职名、宪泽、署官、裁官、杂职、社师附乡约、流寓;卷七选举：荐辟、进士、举人、岁贡、恩拔、例贡、儒官、吏员、武进士、武举、武官、耆宾; 卷八人物： 孝子、忠臣、乡贤、列女、节妇、义士、技术。卷九保德所：保德营;卷十至卷十二艺文：奏疏、公移、传、赞、说、记、神道碑、墓表、墓志、祭文附杂文、诗、词、歌、赋。此编基本承袭旧志，唯增圣泽一门，合为十门。此志精审详备，义例清晰，为明代《保德州志》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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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实录
《作者：佚名》清初官修编年体史书。8卷，插图80余幅。用满、蒙、汉3种文字书写。一说成书于后金天聪九年(1635)。内容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大致相同，流传的汉文本与《皇清开国方略》基本一致，说明乾隆年间改写过。乾隆四十六年(1781)抄写两部，分藏于北京故宫和沈阳崇谟阁。四十八年又抄一部，藏于热河行宫。今流传的《清实录》本，是沈阳崇谟阁的影印本;1930年辽海通志馆出版的是崇谟阁本的汉文及图的影印，1934年《辽海丛书》附集又据其铅排出版;《国学文库》本据热河行宫本铅印。(日)今西春秋将此书译成日文，题名《满和对译满洲实录》，附有汉文。该书卷1叙长白山是满洲发源的重地，载有布库哩雍顺的传说，努尔哈赤前的世系，及努尔哈赤起兵的早期活动。卷2至卷4，记述努尔哈赤从明万历十三年(1585)至四十四年(1616)统一满洲诸部、创制满文、建立八旗制度及创建后金政权等事迹。卷5至卷8，叙述努尔哈赤从后金天命元年(1616)至天命十一年为巩固后金政权所作的斗争，如天命三年(1618)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四年萨尔浒之战，六年在辽东实行“计丁授田”制度，十年定都沈阳，十一年攻明宁远城受伤，后因病死于叆鸡堡等。是研究满族开国的重要史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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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作者：黄以周》六十卷。清黄以周(1828—1899)等撰。以周字元同，号儆季。浙江定海人。同治举人，历充教官，治经，精“三礼”。著有《礼书通故》、《经训比义》、《子思子辑解》、《古文世本》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久已散佚不全，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五百二十卷，但缺治平四年四月至熙宁三年三月、元琇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及元符三年二月至十二月和徽宗、钦宗两朝。南宋杨钟良《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本末》曾取李氏原文，而改编年为纪事本末体。黄氏取杨著加以拾补，卷一至卷二补治平，卷三至卷七补熙宁，卷八补元琇，卷九至十六补绍圣、元符，卷十七至五十一补建中、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卷五十二至六十补靖康，并兼附考证。其中或已为杨氏删节者，则考证他书有关资料排比分注，所用史料皆宋、辽、金三代正史，颇可征信，为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资料。《拾补》出，始见《长编》之旧貌。参加辑注者有黄以周、王诒寿等，由秦湘业复加勘校总成文。有光绪九年(1883)浙江书局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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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
《作者：毕沅》记述中国宋辽金元史编年体著作。毕沅编著。初刻仅为103卷，后有桐乡冯集梧补刻，始全部刊印行世。同治年间苏州书局出版重刻本。继有世界书局出版缩印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重印。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毕沅在史学家邵晋涵、章学诚等人协助下，积20年之功，著成本书。另著有《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书20余种。本书220卷，其中分宋纪182卷，元纪38卷，共360万字。书中记事上与《资治通鉴》相衔接，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七月止，凡400余年。用编年体例有条理地记述了宋元时期的重大事件和主要史实，基本上较全面地描绘出了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轮廓。叙事详而不芜，文字干净利落。采摭史料甚富，除以宋、辽、金、元4史为主要根据外，另参考了各种史籍、文集上百余种，于辽、金及宋末之事增补甚多。在体例上，本书仿照《资治通鉴》之例，正文之下分注考异，以简炼的文字对史事虚实和史料真伪作分析辨正，探明原委，便于检阅。缺点在于对北宋部分编辑较好，元代部分则较简略。叙事又多取旧史原文，缺乏剪裁，考异亦不够精详，因而讹误、遗漏等问题仍较多。但较以前诸家同类著作，实为后来居上之作，是学习宋辽金元史的一部基础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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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
《作者：张廷玉》纪传体史书。清代明史馆纂修。署名张廷玉撰，三百三十二卷。创修于顺治二年(1645)，再修于康熙四年(1665)，无进展;重修于康熙十八年(1679)，以徐文元为监修，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及万斯同等人编撰，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加，用力最多。历时二十年，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编成《明史稿》四百六十卷。后被王鸿绪删为三百十卷，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定稿。至雍正元年(1723)又对王稿进行删改，由张廷玉主编，雍正十三年(1735)最后定本，乾隆四年(1739)刊行。本书共经四次修改，历时整90年，是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一部。记叙范围上起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下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共276年的史事。多取材于《明实录》、档案、文集、奏议、志书、邸报、私史等。资料可靠，取材广泛，编订严谨，考证较精，文字简洁，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是研究明史的基本资料。尤其是《土司传》、《外国传》、《西域传》等史料，十分珍贵。本书最大缺点是凡不利于清统治的史事均被删除。有武英殿原刻本，197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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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史
《作者：柯劭忞》清末柯劭忞撰。二百五十七卷。内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纪传体元代史。柯氏不满于《元史》疏漏讹误，乃搜集《永乐大典》中元代史料及历代史著、金石、笔记、文集，域外史料除袭录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原文外，还译引德国人哀德蛮(Erdmann)所译拉施都丁《史集》、多桑《蒙古史》等，并参考屠寄《蒙兀儿史记》早期刻本等同时代人研究成果，将元代史事重编为是书。本纪较简，繁冗之处皆移入志书，故志书较《元史》及其他元史著作为详博。增《行省宰相年表》。然全书无自撰序跋、凡例、考异和引据出处，为论者所诟病。又因哀德蛮德文译音不可信，故《氏族表》中有一人两名之误。史学观点极为守旧。刊于辛亥后尚以“史臣曰”发表史论;《兵志》删除元代禁止汉人使用武器记载，认为元代已是“华夷大同”。1921年12月4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列入正史，为《二十五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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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字义通释
《作者：刘师培》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1884—1919）的经学与训诂学力作，以小学（传统文字学）考据为根基，贯通宋明理学与清代朴学，旨在通过“理”与“学”的字义溯源，重构传统义理的思想体系。在《理学字义通释》中，他遵照先列字义、再排比旧说的规矩，以语义训释追本溯源，先后考察了理、性、情、志、意、欲、仁、惠、恕、命、心、思、德、义、恭、敬、才、道、静等 19 种理学概念范畴。通过析字解字的方式来阐发义理，从学术思想层面反思中国的学术根柢，试图寻得中西学问的会通突破。 然而，该书虽名为 “通释”，但对于理学范畴体系的覆盖性相对较弱。不过，它依然是研究刘师培学术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理学、文字学发展的重要资料，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的演变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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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觚
《作者：魏源》近代魏源著。“觚”是古代写书的木简，“默觚”意即默深的读书札记。撰于清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1835—1839)。分上下两卷。上卷《学篇》一至十四，为论学之作；下卷《治篇》一至十六，为论治之作。《学篇》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认为知来之于行：“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提出事物的变化发展有相反相成、祸福倚伏、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指出：“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清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又说：“天下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虽相反如阴阳、寒暑、昼夜，而春非冬不生，……相反适以相成也”。但也说：“乾尊坤卑，天地定位”，“是以君令臣必共，父令子必宗，夫唱妇必从”。主张维护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治篇》中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历史进化论观点，认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主张“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为其变法改革思想作论证。但又指出：“气化无一息不变者，其不变者道而已”。反映了其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阶级局限性。本书是研究魏源哲学、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资料。收入《古微堂内集》和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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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大义相通论
《作者：刘师培》 近代经学家刘师培，辑齐学、鲁学大义为一编的经学综合性著作。1册，由8篇构成: 《公羊孟子相通考》，《公羊齐诗相通考》，《毛诗荀子相通考》，《左传荀子相通考》，《榖梁荀子相通考》，《公羊荀子相通考》，《周官左氏相通考》，《周易周礼相通考》。认为《六经》订于孔门，汉初经学无今古文之事，只有齐学鲁学之别。凡数经之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 凡数经同属于齐学者，大义亦必同。故西汉经师多是数经并治，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齐学详于典章，而鲁学则详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观《白虎通》所采以齐学为根基。《五经异义》所陈则奉鲁学为圭臬。何尝有仅治一经而不复参考他经之说哉” (《序》) 。后世学者往往拘泥一经之言，而不能旁推其余诸经之义。今汇齐学、鲁学之大义辑为1编，成《群经大义相通论》，辨析齐学、鲁学之异同，稗有助于治经者。收入1936年印行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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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癸之际胎观
《作者：龚自珍》又名《壬癸之际心书》。中国清代哲学著作。龚自珍著。同治年间收入吴煦刊刻的《定庵文集》。主要版本有1935年世界书局汇编的《龚定庵全集》本、1959年中华书局的《龚自珍全集》本等。龚自珍(1792—1841),中国清代文学家、哲学家。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自幼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及汉学,后曾中举人和进士,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从师于今文经学家刘逢禄,是清朝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积极提倡通经致用,注入今文经学以变法改制的新内容。主要著作有《定庵文集》等,现编为《龚自珍全集》。本书共9篇,各取干支纪年第一字以名篇,本书在哲学上主张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通过传语于人而表达自己的意志,“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认为统治者施政有道,天就传语于人;反之,天人就不能感通。在认识论上,认为天、地、人等名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各以其人之声”的主观加给客观事物的,从而颠倒了名实关系;本书还否认事物的突变,认为万物的发展是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的循环运动;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主张社会改革,提出众人自造一切的观点,认为天地、日月、山川、伦理纲纪等皆为“我”所造,肯定了众人的作用,但又夸大了人的自我主宰作用而陷入佛教唯心主义。本书反映了作者是开一代新风的思想家,对后代谋求改革的思想家有较大影响,但也表现了他对改革寄希望于主观心力的软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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