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先

杨光先（1597年－1669年），字长公。世袭新安卫副千户,让职于其弟光弼,以布衣游北京。明崇祯十年(1637),抬棺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等,被杖谪戍辽。明亡后家居。清初,清廷任用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夭监,废明《大统历》。用《西洋新法历书》。光先先后撰《群邪论》、《辟谬论》以反对,嘲笑传教士带来的地球说不合理,天主教荒诞无稽,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顺治十七年(1661)具呈礼部,指控天主教非中土圣人之教。礼部不准。四年后又接连向礼部控告传教士有颠覆中国之阴谋,称汤若望所订历法不准,为荣亲王选择葬期、山向“俱犯杀忌”。礼部会审,定汤若望凌迟,南怀仁等3名外国传教士流放,并取缔天主教,在钦天监任职的中国人以“附逆”之罪,“悉被剪除净尽”。杨被任命为钦天监副,旋升监正。杨以仅知历理,不知历数为由,5次提出辞职,未准。康熙六年(1667)错推明年闰月,被革职。八年,康熙让其与南怀仁辩论中西历法高低,经实测,西法准确。南怀仁指控杨“依附鳌拜,提词陷人”。朝臣议复:杨光先死罪,妻子流徙。康熙念其年老免处。旋暴死于山东南归途中。

雷锋

雷锋（1940年12月18日—1962年8月15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40年12月28日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一个佃农家庭。原名雷正兴。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毒打致死,祖父、哥哥、弟弟病饿而亡,母亲不堪地主欺辱,悬梁自尽。7岁成孤儿。为了糊口上山砍柴,被地主婆在手背上连砍三刀,靠讨饭和穷乡亲的照料度日。1949年8月家乡解放后,参加儿童团,投入放哨、清匪反霸斗争。1950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上了小学,学习刻苦,第一批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土改时担任儿童团长,积极参加土地改革斗争,对旧社会进行了血泪控诉。1955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主动把分给自己的土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高小毕业,选送到乡人民政府当通信员,不久调中国共产党望城县委机关当公务员,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望城县治沩水工程,被评为“治沩模范”。后在团山湖农场开拖拉机,在县报上发表《我学会开拖拉机了》。1958年到鞍山钢铁公司化工总厂学开推土机。在农场和工厂建设中,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红旗手”。1960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雷锋把毛泽东著作看作“粮食”、“武器”、“方向盘”,以“钉子”精神刻苦学习。边学习、边实践,写了大量的学习笔记、心得体会和日记。通过反复学习,使他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的道理。他认定: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从这一人生观出发,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热爱人民群众,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认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立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处处以关心别人为重,热情帮助战友, 为集体、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群众赞誉“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1960年在人民生活遭到严重困难时, 他把省吃俭用节余的200元钱支援人民公社和灾区。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永不忘本。不因现在过上幸福生活而忘记过去阶级压迫的痛苦, 时刻牢记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还在欺压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他拚命工作,誓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短短一生中, 经历过几种不同的工作岗位,干一行爱一行, 干一行专一行, 不讲条件, 不计得失, 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在农业战线是治水模范、优秀拖拉机手,在鞍钢3次评为“先进工作者”,18次评为标兵,5次评为红旗手。入伍后, 带病参加抚顺地区抗洪抢险, 坚持奋战七昼夜,直至战胜洪水。他关心少年一代的成长. 在抚顺市担任校外辅导员时, 经常给少年讲革命故事, 作忆苦报告,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他谦虚谨慎, 从不自满, 做了好事不留姓名, 受到赞誉不骄傲。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他在部队两年零八个月中,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 并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6月任班长后, 他带领的第4班一直是先进集体。他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认他为全国优秀少年先锋队辅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于1963年1月7日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 “雷锋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都发出向他学习的号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报刊相继发表社论、评论和介绍他的事迹的文章。

大醒

大醒（1900～1952）江苏东台人，俗姓袁。法名机警。晚年别署随缘，太虚大师赐号‘大醒’，因以字行。早年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读憨山梦游集，顿起出世之志，因从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出家，时年二十五。同年夏天，太虚大师讲维摩经于光孝寺，师始厕讲席，秋，入武昌佛学院，专究内典。民国十七年（1928），应太虚之命，至厦门南普陀寺，任监院，主持闽南佛学院。时革命初奠，佛教危机弥深，而教内犹多因循，师乃创办现代僧伽月刊（后改名现代佛教），为我国佛教有健全舆论之始。二十一年，随太虚离厦门。翌年，小住潮汕。冬，还武昌佛学院，主编海潮音，鼓吹人间佛教。二十四年，赴日考察佛教教育，备受欢迎，翌年返国，住持淮阴觉津寺，创办觉津佛学院、觉津月刊，主持七县僧众救护训练，讲学于感化院。会抗战军兴，师乃退而自修。后尝住持高邮善因寺，时值战乱，随缘而已，故师晚年自署‘随缘老人’。抗战胜利后，出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三十五年秋，继太虚大师住持奉化雪窦寺。三十七年，复主编海潮音，嗣以战火南侵，携海潮音来台复刊，兼任善导寺导师。三十九年，移住新竹香山。四十年，发起主办台湾佛教讲习会于新竹灵隐寺。冬，以脑溢血卧疾，缠绵及载，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示寂，世寿五十三。著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评传、日本佛教视察记、口业集、空过日记等，海潮音社辑为大醒法师遗著行世。

王祎

王祎(1322~1374),字子充。明初散文作家。其家族早居太原,五代时迁徙会稽,后至义乌,或为学、或入仕,代不乏人。王祎少秀爽敏惠,初从祖、父学,稍长从柳贯学,后又拜在黄溍门下,深为黄所器重,属以斯文之任。元末，睹时政衰敝，往大都上书时宰，未报，归隐青岩山中。明太祖进军浙东，征为中书省掾，进《平江西颂》，改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迁侍礼郎，兼引进使，寻掌起居注，出为南康同知，多惠政。太祖将即位，召还议礼。上疏建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法天道，顺人心。雷霆霜雪，可暂不可常。”太祖嘉纳之，然不能尽从。诏修《元史》，与宋濂同为总裁官，书成，擢翰林侍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奉使吐蕃，未至召还。谕招抚云南，梁王不从，遂遇害。惠帝建文(1399—1402)中，赠翰林学士，谥文节。英宗正统(1436—1449)中，改谥忠文。

他为文富赡不如宋濂，健爽不如刘基，但却以明密谨朴著称。如《书郑子美文集序》、《黄子邕诗集序》、《赠陈伯柔序》、《汉南北军记》等均有这样特点。但其文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弱点：一是黄宗羲所指出的，“有意于博洽”，而“多非自然”(《明文授读》);二是郑瑗所指出的，“精密而气弱”(《井观琐语》)。所以，其文的成就远不能比拟宋濂、刘基。另外，宋濂为其集作序尝称其文凡三变：“初年所作，幅程广而运化宏。

祎壮年出游，经历丰富，多借记游之作摅写其情志怀抱，如《七月八日同季高东归述怀》诗云：“蚤年志湖海，嘉遁非所甘。驱车燕赵北，弭节吴越南。季子夸远适，虞卿劳负儋。谓将风翮翔，讵能辙鳞淹……”其《长安杂诗》云：“淑灵之所钟，宜有异人作。如何千载间，踪迹转萧索。姬旦不复生，三代已云邈。后来王佐才，劳我思景略。”可见诗人是以“王佐才”自诩的。其作品中还有许多描写地方风物的小诗，如《临漳杂诗》十首等。祎诗质坚体洁，颇见才情，五律多佳句，如“地临冬少雪，海近夜多风”，“茉莉头围白，槟榔口沫红”，“不雨犹穿屐，因暄尽佩香”(皆见《临漳杂诗》)。祎在越派诗人中影响较大，俞宪说：“忠文诗平易切实，然在当时与宋潜溪(濂)首倡浙东，功不可泯。”(《盛明百家诗选》)著有《大事记续编》。诗文收入《王文忠公集》。《明史》卷二八九有传。

应劭

应劭（约153—198年）东汉末学者、史学家。字仲远，一作仲援或仲瑗，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其家几代仕宦。他少笃学，博览多闻。中平六年(189)，拜太山太守，参加过镇压当地黄巾军起义。献帝兴平元年(194)，值东汉末军阀混战，因曹操父、兄在本郡为徐州牧陶谦所杀，惧操报复，乃弃郡投奔冀州牧袁绍。建安元年(196)献帝初都许，他以旧章烟设，书记罕存，乃缀集所闻，删定律令，著《汉官仪》等以上，帝善之，朝制典仪多所依据。次年，诏拜袁绍军谋校尉。后约卒于建安二年至五年(197—200)之间。

应劭在东汉末堪称一代博学才子，史载其著述凡136篇。所著《风欲通》(又作《风俗通义》)乃“辨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之作，宗旨在于以义理来整齐民俗风范。书中考释、议论名物和时俗，对当时社会风俗中的迷信思想颇有批判，是我国古代较早的民俗学专著。它为我们今日了解两汉社会风俗和民间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原30卷，130篇，今存10卷。清严可均《全后汉文》有辑佚文6卷，钱大昕、张澍等辑有其中《姓氏篇》佚文。今人对该书亦有校释与校注本。另著《汉官仪》10卷，书已佚，清孙星衍有辑本。又著《汉官礼仪故事》、《汉书集解音义》、《中汉辑序》、《状人纪》等均已佚。其传附《后汉书·应奉传》。

易心莹

易心莹(1896-1976)俗名良德,字综乾,道名理轮,“心瑩”是其出家后的字与笔名。他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二十六日出生在现今四川省遂宁市老池乡双河口一户农民家中,父亲名纯翥,母亲王氏。易良德兄弟六人,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光绪三十一年(1905),9岁的易良德入家乡私塾发蒙,四年后至遂宁城中私人店铺作了几年学徒。易良德自幼体弱多病,因常闻长辈讲道教有强身健体之法,遂萌发了出家修道的念头。民国二年(1913年),17岁的易良德弃家出走,只身一人来到青城山古常道观(又名“天师洞”)请求出家,因当时的古常道观并非“十方丛林”制,而是师徒间单传独授的“子孙”制,诸老道长见易良德过于呆闷、忠厚、讷讷寡语而不善言辞,皆不欲收其为弟子,只将他留在观内同一般工人做些杂活,故他未能正式皈依道门。数年后,家中探到易良德踪迹所在,派他的兄长来青城山促其返家;易良德辞不获免,只得应允随兄回家。行至途中,他又趁兄不备时逃跑,来到成都青羊宫二仙庵专收出家道士的蚕桑传习所作杂工,在此又历数年。民国六年(1917),青城山古常道观魏至龄(字松遐)道长去二仙庵,见易良德颇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意学道,感其虔诚,遂将他带回青城山,收为弟子。这样,易良德正式冠巾皈依道教,成为全真道龙门派第二十二代弟子,取道名为理轮,字心莹。

青城山位于成都市西北、灌县(今都江堰市)西南,是天师道创始人张道陵的重要活动场所。它背依岷山,有三十六峰、七十二洞、一百零八处胜景,重峦叠嶂,群峰环绕,远望形如城廓,故名之为“清城”(后来变称为“青城”)。明末战乱,青城山遭战火荼炭,道士逃亡。清康熙八年(1619),武当山道士陈清觉(16061705,号烟霞子,又号寒松)来到青城山“天师洞”(古常道观),以此地为神仙都会,于静坐玄谈之余,兼营庙务,使青城山破败的庙宇焕然一新。后来,西蜀观察使司臬宪赵良壁遇陈清觉于成都青羊宫,对陈异常尊敬,特出资在成都建二仙庵,迎陈住持。康熙四十一年(1705)十二月,康熙皇帝因赵良壁奏闻,钦赐御书“丹台碧洞”和《悟真篇》,封陈清觉为“碧洞真人”。从此,全真道龙门派“丹台碧洞宗”一门在二仙庵开创,陈清觉被尊为始祖。陈清觉有弟子多人,且多为各地宫观住持,例如:陈一庆,称“弘道真人”,住青城山天师洞;吉一法,继陈清觉之后,任二仙庵住持;刘一贞,称“含玄真人”,任青城山朝阳洞住持;孟一贵,开建并住持大邑县龙凤场观音寺;石一含,开建并住持茂县纯阳观;龙一泉,开建并住持三台县云台观。因此,青城山道士多属全真道龙门派“丹台碧洞宗”,易理轮(心莹)也是如此①。

当易心莹初上青城山之时,古常道观的住持彭至国道长(1883-1942,贵州毕节人,字椿仙)正欲大力振兴教务。彭至国道长鉴于青城山道众文化素质较低,又见易心莹学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便有心培养他,于是命易心莹往本山朝阳庵投拜隐居于此的灌邑庠生吴君可(即已故中国道教协会理事、青城山道教协会副会长、著名女冠吴元昶之父)门下读书,随吴君可研习儒道学说。吴君可乃通天(现都江堰漩口场)人,盖为儒而深于道者;易心莹在其门下十载,精研素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签》,从而茅塞顿开。随吴君可学成之后,易心莹便返回古常道观,担任知客职事。

民国十五年(1926)仲夏,前清成都名翰林颜楷游青城山,住古常道观,发现易心莹勤学好问、孜孜不倦,故对其大加奖掖。加上住持彭至国大师又以文化培植相付托,珍爱人才的颜楷遂与彭至国大师商量,将易心莹带回成都,在其自办的“崇德书屋”深造,指导易心莹研习国学及道家经典。由此,易心莹又得投拜于翰林颜楷门下,学业亦因之猛进。第二年(1927),颜楷在成都病故,易心莹痛失良师。民国十七年(1928),易心莹从成都回到古常道观后,被道众推为知客兼文书、记账,接待来山参访的羽客及社会名流。闲暇之时,他仍潜心研究道学,熟读四书五经,精研《道藏》,探究方术。在职三年,见识超人,并撰成了《青羊指南》、《青城山风景导游》等书(由古常道观藏室刊印)。由于性格内向,不堪迎来送往之扰,易心莹遂向彭至国住持提出辞职;彭至国也以弘扬道教、培养人才为重,同意易心莹卸去知客一职,而让他专心治学,研究道学和儒学哲理。

在民国二十年(1931)至民国三十年(1941)这十年间,易心莹专心致志、潜心学术、广积道书、博览道籍,研究领域不仅广涉道教义理、思想、历史、宗派等,亦旁及诸子百家、稗官野史。易心莹酷爱收藏古籍珍本,曾积聚各类书籍至数千册[2],现今古常道观所藏之《正统道藏》、《道藏辑要》、《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二十四史》等珍本古籍,多系其昔日亲手搜集。此外,易心莹还实地考察了蜀中各方道观及道教胜迹,先后往来三台云台观、眉山重瞳观、大足道教石刻、大邑鹤鸣山(天师道发源地)、江油窦圌山、绵阳西山玉女泉唐代造像、安岳玄妙观等地。不仅如此,他还与当时研究道教的知名学者进行交往,如上海《扬善半月刊》与《仙道月报》主编、著名的“仙学”提倡者陈撄宁先生,四川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著名道教研究学者陈国符先生等人,皆曾与易心莹相互交流、切磋学术(其事多见于上述诸人的著述中)。“抗战”期间,正在撰写《道藏源流考》的陈国符先生还常托易心莹觅录道经资料,忠人之请的易心莹事必亲自前往道观详检,其不辞劳苦的精神,令陈国符感念不已。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曾对易心莹评价甚高,亦有这方面的因素。

民国三十年(1941),易心莹接替彭至国大师续修古常道观黄帝殿。民国三十一年(1942)三月十八日,彭至国住持羽化,46岁的易心莹继任古常道观住持。据说,可能是由于同道间的相互猜忌、争夺,上任四个月后(1942年7月),易心莹就被另一位道士寇同瞻排挤下台,重回朝阳庵,一心从事道教学术研究。这次重回朝阳庵,对于热衷道教研究的易心莹来说,也是一件好事。随着治学功力的加深,易心莹先后写成了《老子通义》、《读老心解》、《道学系统表》、《老子分宗表》、《论道教宗派》、《道教养生》、《道教三字经》等书,又辑录《女子道教丛书》以及道教炼丹、养生方面的书籍多种。其中,有些书稿曾在观内刊印(如《道学系统表》、《道教三字经》等),有些文稿则在省外发表(如在《扬善半月刊》发表的《道教分宗表》与《寄玄照楼书—论道教宗派》等),此外还有大量未刊印、发表的手稿(如《道教大事年表》等)。在上述书稿中,易心莹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兹不赘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易心莹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并率领道众致力于农业生产。或许是由于这种政治态度,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其具有渊博的道教学识,故易心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度成为了四川省乃至全中国的道教领袖。1954年,58岁的易心莹当选为灌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县政协委员。1955年8月,他复任青城山古常道观住持,并曾接待了来山考察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又于1956年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同年赴北京参与筹备“中国道教协会”。1957年4月,易心莹被第一届全国道教徒代表会议选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1961年,他又被连选为第二届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1962年,“四川省道教协会”成立,易心莹当选为会长,同年又赴北京为中国道协举办的“道教徒学习班”讲学,担任“道教史”课程教研组长。1963年,67岁的易心莹大师受命编纂《四川省志·宗教志》之“道教篇”。易心莹大师虽然身兼多职,但却仍坚持讲学,著述不辍。

易心莹大师平日束身俭朴,自担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以来,他的薪资虽较为宽裕,但其生活却不改常度。其多年好友陈撄宁会长曾多次请他留住白云观,主持日常工作,但性情淡泊、自奉俭朴的他却推辞不就,仍回青城山耕读修持,与观中道众同甘共苦。1966年,“文革”爆发,各级“道协”被迫停止活动,易心莹大师也身处逆境之中。1976年2月7日,易心莹羽化于古常道观天师洞,世寿八十岁。

著有《道教三字经》、《道教系统表》、《老子通义》、《老子道义学系统表》、《道学课本》、《青城指南》等。另辑有《女子道教丛书》及道教炼丹、养生书籍。

林白水

林白水（1874年1月17日—1926年8月6日），近代著名报人和记者。 福建闽侯人。1874年 1月17日生。原名獬,又名澥、懈,后改名万里,字少泉,一作肖泉,号宣樊,中年以后自号白水,笔名宣樊子、白话道人、退室学者等。早年在福州读私塾。1894年到杭州教私塾。1898年任杭州蚕桑学堂教习。1899年返榕创办福州蒙学堂。1901年任杭州求是书院总教习,并为6月创刊的《杭州白话报》主持笔政,撰写《论看报的好处》为发刊词。同年冬赴上海。1902年与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创办社刊《学生世界》并为《苏报》撰写时评。1903年春留学日本,同年夏为“拒俄”事回国从事革命宣传。12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中国白话报》,同时兼任对俄同志会主办的《俄事警闻》 (后改名为《警钟日报》)白话主笔。1904年底,第二次赴日本求学,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兼修新闻,为我国最早在国外选修新闻学课程的人。1905年12月,因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愤然退学回国。在福州、上海各住一年左右后,又第三次赴日以完成未竟学业。1910年夏学成归国,在上海一面继续著译,一面为《时报》、《民立报》等撰写评论文章。辛亥革命后,任福建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并出版文摘式局报《时事选刊》。1913年初到北京,历任国会议员、总统府秘书、参政院参政等职。1916年9月1日,在北京与王士澄等人创办《公言报》,自任主笔。1919年2月,一度赴上海主办《平和日刊》。三个月后返回北京继续办《公言报》,直至1920年7月22日停刊。1921年1月,与胡政之创办《新社会报》,自任社长,并撰写时评。次年2月10日因揭露北洋军阀黑幕,被勒令停刊三个月。1922年5月1日复刊后,改名《社会日报》继续出版。1923年10月,因抨击曹锟贿选总统,被监禁三个月,报馆也被封三个月,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连续发表《吾人对中山先生之敬意》、《时局与孙中山》、《欢迎孙中山》等时评,欢迎孙中山北上。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拒绝在报上刊登英日两国广告,支持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8月5日,在《社会日报》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军阀张宗昌,痛斥张之“智囊”潘复为“贤囊”,次日遂被张、潘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杀害于北京天桥。著有《生春红室金石述记》、《华盛顿》、《哥伦布》等传记,译有《自助论》等。其主要著作被收入《林白水先生遗集》。所写文章夹叙夹议,尖锐泼辣,常“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在当时新闻界有较大影响。1985年7月3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斯

李斯（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字通古。秦著名政治家。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战国末入秦。初为郡小吏,后从荀卿学。曾任廷尉。秦统一六国后,任丞相。始皇采其建议,废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下焚书令,禁私学,以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还变籀文为小篆,对统一我国的文字有一定贡献。后为赵高所陷,腰斩于咸阳市。

战国时期，大国争霸，小国图存。茫茫神州大地，烽烟四起。

这是一个呼唤巨人并且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

李斯便是应运而生的杰出人物之一。

李斯的家乡在汝水(今汝河)岸边的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一个楚国北疆不大也不算小的城镇。李家就是该镇街巷中的一户平民。但少年的李斯不甘老死巷中，渴望功名富贵。年纪不大，便设法到郡里当了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吏。一天，他看见官府厕所中的老鼠偷食垃圾，一有人或狗来，便惊慌逃窜。他去粮仓，看见仓里的老鼠嚼着粮米，栖息在高大的房子里，却不受人、狗的惊忧。他感慨地说：“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关键在于他所处的环境!”他决定去寻求能使自己出人头地的场所。

但是，博取功名富贵，还需要真才实学。李斯自知他才疏学浅，难当大任，遂投奔到荀况门下。

荀况是赵国人，当时有名的大学问家。他虽名列儒家门墙，但又别于倡言以礼治国的儒家，他主张在礼治的同时，强化法治。李斯在荀况门下学习多年，大有长进。不过他没有照搬老师那一套，有所取舍：摒弃了荀况的礼治，承继了他的法治。

学问既成，李斯便思考去投奔谁人才能建功立业？他觉得楚王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齐、韩、赵、魏、燕也都衰颓不振，唯西方的秦国兵强马壮，虎视六国。李斯决定去秦国谋出路。他向老师告别说：“我听说机不可失。方今大国争雄，说客左右天下大局。秦王想并吞六国，称帝统治天下。这正是平民布衣施展身手、游士说客博取功名的机会。一个处在卑贱地位而不想改变自己处境的人，就像看到现成的肉才张口的禽兽一样，不过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能直立行走罢了。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长久处在卑贱的地位上，困苦的环境中，还诽谤时俗，厌恶名利，标榜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读书人的真情。所以，我要西去游说秦王了。”

李斯日夜兼程，风尘仆仆，赶到了秦国京师咸阳(今属陕西)。

这时，秦国正遭国丧：庄襄王子楚驾崩。年仅13岁的太子嬴政承嗣王位。他的母后原是卫国商人吕不韦的妾，吕不韦在赵国邯郸(今属河北)经商时，结识了正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吕不韦利用子楚搞了一场政治投机，他拿出500斤金子，到处活动，终于使子楚回国被立为太子。在子楚回国前，他将自己已有身孕的妾送给了子楚。故嬴政的生身父亲实乃吕不韦。子楚即位后，任用吕不韦为相，佐理政务。子楚死后，嬴政嗣位，吕不韦以“仲父”(即叔父)的身份执掌大权。

李斯见状，遂投靠吕不韦，当了他的一名门客。吕不韦很赏识李斯的才干，保举他做了郎官——宫廷侍卫官。李斯侍卫秦王，有了游说的机会，他对秦王说：“凡夫俗子常常失去时机，一个能成就大业的人，在于他能钻别人的空子，把握好时机，下狠心消灭敌人。从前，秦穆公虽然称霸，但终久没有吞并东方各国，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诸侯还多，周王室的威德还没有衰落，所以五霸一个接一个崛起，一个个都打着尊王的旗号。自秦孝公以来，周室衰微，诸侯相互兼并，函谷关以东成为六国，秦凭藉国力控制各国，已经有六代了，现在各国服从秦国，就像地方郡县服从中央朝廷一般，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灭掉六国，成就帝业，匡一天下，就像扫掉灶上的灰尘一样容易。这是万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若疏忽怠慢而不抓住时机去干，等到各国再强盛起来，又订立合纵的盟约，那时虽有黄帝一样的贤能，也不能吞并他们了。”

那时秦王嬴政虽是个少年，但见识非凡，听了李斯的谏言后，大为高兴，任命他为吕不韦相府的总理各种事务的高级属吏——长史。

年轻的李斯崭露头角，他雄心勃勃，矢志进取，决心博取更大的功名富贵。

做了长史以后，李斯向秦王献上一计：偷偷地派遣足智多谋的官吏携带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各国的知名人士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就用重金收买他们;不能收买的，就派刺客暗杀;千方百计地离间各国的君臣，让他们内部先乱起来，时机一到，便派大军攻取。秦王十分赞赏李斯的计谋，便依计而行，并拜李斯为客卿。卿是一种高级官职，任用别国人担任此职，便叫“客卿”。客卿的地位很高，仅次国相。

李斯的前途如日东升，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九年上举行了冠礼，佩带上宝剑，雄心勃勃地亲政了。国相吕不韦自嬴政即位以来，始终执掌秦国大权。现在，嬴政亲政，他要交出大权，仅做他国相份内的事自然很不甘心。除吕不韦外，还有一个人不愿嬴政亲政，此人便是嫪。嫪是个有名的“大阴人”，被吕不韦看中，收罗到门下。原来，庄襄王死后，吕不韦与庄襄王的王后私通，这位王后就是他送给庄襄王的那个妾、嬴政的母后，现为王太后。太后荒淫无度，吕不韦渐渐有些害怕了，担心事情泄露，便把“大阴人”嫪收罗到门下，假装把他处以宫刑，送进宫中侍奉太后。嫪仗着太后的宠爱弄权跋扈，嬴政早就对他愤恨不已。嫪害怕嬴政亲政后惩治他，便在嬴政举行冠礼时，发动叛乱，嬴政果断地予以镇压。嫪一案把吕不韦也牵扯了进去。次年，吕不韦被流放，他惧祸自杀。年轻的嬴政彻底控制了秦国。

嬴政雄才大略，矢志并吞六国，统一天下。李斯竭诚为嬴政效力。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乎断送了李斯在秦国的前程。

事情的起因在韩国人郑国身上。

韩国毗邻秦国，都新郑(今属河南)。韩国在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中势力最弱，秦国东进，韩国首当其冲。为了削弱秦国的力量，韩国君臣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派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去秦国，游说秦王兴修水利，以便拖住秦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起初，秦王嬴政不知是计，采纳了郑国的建议，在西起泾水，东至洛水的300余里的地段上，修建灌渠。开工后，嬴政君臣发觉了韩国的企图，逮捕郑国，准备处死。

秦国一些大臣早就对李斯等外国人在秦国做官不满，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认为外国人在秦国任职，特别是像客卿这样的高官，占了他们的席位。现在郑国一案发生了，他们借此大作文章，说：“从各国来秦为官做事的人，大都是为他们的国君来游说，充当间谍的，乞求大王把他们统统驱逐出境!”刚愎自用的嬴政因上了郑国的当而大为恼怒，签发了驱逐令。

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但他不甘心就这么被驱逐了，临走前，他向嬴政呈递了一道《谏逐客疏》：“听说公卿大臣建议驱逐在秦国做官的外国人，臣窃以为此举不妥……”他从秦穆公任用西戎人由余等而使秦国强盛，开地千里，说到秦孝公任用卫国人商鞅变法而使秦国兴盛，称雄天下，秦惠王重用魏国人张仪而夺取了韩、魏等国的大片土地，再说到秦昭王任用魏国人范雎而使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证明客卿对于秦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接着，他又以美玉珍宝为例，说若一定要用秦国的物产才行，那么随侯珠、和氏璧就不能为秦王所把玩，从而说明用人也是如此。这篇《谏逐客疏》精辟透彻，入木三分。呈上去后，李斯便打点上路了。

嬴政读了他的奏疏后，大加赞叹，觉得自己的行为太草率了，急忙派人追回李斯。派去的人在骊邑(今陕西临潼)追上了李斯，李斯回到咸阳，嬴政下令恢复他的官位，废除逐客令。

官复原职的李斯痛恨几乎断送了他前程的韩国人，他发誓报复，遂鼓动嬴政把韩国作为第一个进攻的目标。嬴政一来愤恨韩人搞诡计，二来韩国势力最小，遂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韩国定为首先攻击的目标，命李斯统兵进攻韩国。

李斯的大军还没出发，韩王便得到了消息。他心中明白，韩国决不是秦人的对手，况且郑国一事激怒了秦人，兵家有言：“两军相遇，哀兵胜。”秦军压境，韩国灭亡无疑。韩王忧心如焚地把韩非找来密谋。

韩非是韩国王族，与李斯同出荀况门下，韩非口吃，但善著述，有《韩非子》10余万言，是法家集大成的人物。不过，韩非自以为他的才能不如李斯。韩非多次向韩王进说他的治国理论，但韩王听不进去。现在，秦军整装待发，韩王害怕了，才又找韩非谋划。最后决定让韩非上书秦王嬴政，说韩事秦30多年了，如同秦的郡县一样。秦若攻韩，韩国君臣奋起抗击，秦也难以轻易得手，秦进攻作为盟友的韩国，魏国也肯定背叛秦国。秦国势力受挫，正是秦国强大的敌人赵国所希望的。嬴政读了韩非的上书，犹豫起来，把它交给李斯，征求他的看法。李斯不以为然，说韩虽臣服于秦，但韩国的存在，终久是秦国的一大心病。不过，对兴兵进攻，他也觉得师出无名。他献上一条兵不血刃的妙计：派他出使韩国，邀请韩王访秦，待韩王一到，就把他扣压，然后收买韩国的臣子，则韩国可灾。随后命大将蒙武耀兵东部边境，则齐国恐惧，西事秦国。苟能如此，赵国必定惶恐，楚国也将惊慌不安，不敢轻举妄动。这样，魏国孤立无援，垂手可得。灭魏后再蚕食其余诸侯。秦王闻言大喜，遂命李斯出使韩国。

李斯到了韩国，韩王知道去了秦国就难以回来了，不但拒不见李斯，还想杀了他。李斯见状，上书韩王说，杀了我李斯，韩国不会强盛，却断绝了与秦的关系，秦王必兴兵来伐。韩王害怕了，放了李斯。

李斯的锦囊妙计失败了，灰溜溜的逃回了秦国。他担心因此而失宠于秦王，更让他担心的是秦王看中了韩非的才学。他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两篇文章后，拍案称奇，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死也能瞑目了。”

不久，碰巧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嬴政见了韩非大为高兴。李斯见时机来了，对嬴政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今大王想吞灭诸侯，韩非终要替韩国效力的，不会为秦出力，这是人之常情。今大王不能用他，让他回韩国，此乃放虎归山，不如给他按个罪名杀了他。”嬴政深以为然，下令逮捕韩非，投进了大牢。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勒令他自杀。韩非要求见秦王，被拒绝，仰药自尽。嬴政逮捕韩非后，又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而韩非已死多时了。

李斯除掉了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韩非。

韩非死后，韩王大惊失措，上表称臣。

不久，李斯升为九卿之一的廷尉，主管刑狱。

韩非被杀的第三年，秦国嬴政君临秦国第十七年(前230)，秦按“远交近攻”的战略，开始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战争持续了10年，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依次吞并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匡一全国。

秦王嬴政成了威震海内的始皇帝。

李斯仍在九卿之一的廷尉任上。

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在实行何种政体上，群臣发生分歧。左丞相王绾主张实行分封制，把皇室子弟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王。秦始皇命公卿百官讨论王丞相的建议，大臣们都赞同，唯李斯反对，他说：“周文王、武王分封同姓子弟众多，但后裔疏远，相互攻击如仇敌，列国诸侯相互侵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的神灵而统一，皆为郡县，皇子、功臣用赋税来重重地赏赐，易于控制。天下皆无二心，国家就会安定。分封诸侯不便。”秦始皇很欣赏李斯的观点，说：“天下苦于长期战乱，就是因为有诸侯王。靠着祖先的恩德，天下刚刚安定，若再分封诸侯，是制造战争，国家安定就很难了。”遂下令废除分封制，分天下为36郡。

李斯这一建议，使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正式确立。

秦始皇二十八年，李斯随同秦始皇东巡，封泰山，禅梁父，登之罘，临琅琊，渡淮水，至衡山，过长江，赭湘山，历时数月才回到京师咸阳。

过了六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正月初一，百官朝贺皇上，秦始皇在富丽堂皇的咸阳宫设酒宴款待群臣。博士(一种掌管书籍，备皇帝咨询和教授学生的官)70人上前为秦始皇祝寿，他们的长官博士仆射周青臣致颂辞，盛赞秦始皇平海内、废分封、行郡县的壮举。秦始皇大悦。周青臣辖下的一位博士、齐人淳于越鄙夷顶头上司的阿谀奉承，进谏说：“据臣所知，殷、周两朝统治了1000多年，是因为封子弟功臣为辅翼。今陛下享有天下，而子弟却为匹夫，一旦出了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乱臣贼子，没有辅佐的藩臣，靠谁来相救？行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臣从来没听说过。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奉承以助长、加重陛下的过失，实非忠臣!”听了淳于越的话，秦始皇脸色沉了下来，命令公卿大臣讨论淳于越的意见。

一场喜庆的朝会变成了一场严肃的政治会议。

这时，李斯已代王绾为左丞相，秦礼以右为上，左为下。右丞相是冯去疾，李斯官位虽逊于冯去疾，但实权不在冯去疾之下。针对淳于越的复古论，李斯上书说：“古时天下分散混乱，不能统一，所以诸侯逞雄，社会舆论都引用过去的事情来否定现实，修饰空洞的辞藻来淆乱实际，人人都赞美自己的学说，来否定朝廷制定的法令制度。现在陛下奄有天下，辨别是非黑白，天下共同尊崇一个君主的意志;而诸子百家纷纷非议国家法制，一听到诏令下达，就利用他们自己的那套理论来妄加评议，回到家里满腹牢骚，走出门来就街谈巷议，抨击君主来显扬自己的名气，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的高明，领着一帮人造谣诽谤。这种情况如果不禁止，那么君主的威望就将下降，党派小集团就将出现，还是禁绝为妥。”接着，李斯提出了禁绝私学的具体方案：

第一，除博士官外，凡有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一律送官府焚毁;秦国史籍、医书、占筮书及种树的书不在焚毁之列。

第二，命令下达30日后不焚毁的，给他脸上刺字，判处四年徒刑，去修筑城墙。

第三，有敢偶尔谈论一下《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

第四，官吏发觉违背命令的人和事不检举一同治罪。

第五，有想学习法令的，拜官吏为师。

秦始皇批准了他的五点建议。

于是华夏大地浓烟滚滚，大批珍贵的文献典籍被焚毁，中国文化经受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浩劫。

不过，焚书使全国的思想强制性地统一到法家思想上来，强化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焚书以后，李斯更为秦始皇所宠信，他官居左丞相，封为通侯，其权力与地位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郡治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郡守。郡守是地方最高长官，秩二千石;三川郡乃东方重地。李由和李斯的其他几个儿子都被秦始皇招为驸马，李斯的女儿都嫁给秦始皇的儿子。李斯和他一家人还是皇亲国戚。李由从三川郡回咸阳探望家人，李斯在家里大摆宴席，文武百官都来祝贺，停放在相府门前的车马数以千计。见到这幅情景，李斯叹息道：“唉!我听荀子说过：‘事物最忌过分’。我李斯乃上蔡一介平民，街巷的一个百姓，皇上不知我才疏识浅，把我提拔到这个位子上。当今臣子的地位没有比我更高的了，可算富贵到了顶点，物极必反，我不知道归宿在哪里呢!”

高官厚禄，是李斯梦寐以求的。现在，功成名就，李斯又忧心忡忡。

不久，一场重大变故把李斯卷了进去。

那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的事。这年十月，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随同出巡的有左丞相李斯，始皇少子胡亥，近侍赵高等人。车驾从京师咸阳出发，南下至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刻石留念，然后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北)渡江北上，至琅琊。始皇来此，是寻找长生不死药的。当时，一些“神仙家”说东海中有三座神山，叫瀛洲、蓬莱、方丈，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人和长生不死的药。秦始皇多次派人寻找，都未找到。这次，他又第三次亲临琅琊，从琅琊入海，沿海岸北行，经成山至之罘，也没见到什么神仙，仅射杀了一条大鱼，秦始皇怏怏登岸，失望而归。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南)，秦始皇罹病。他向来怕死，千方百计想长生不老，但这一次他知道不行了。于是，他命赵高笔录他的诏令，命儿子扶苏回咸阳主持他的葬礼，继承皇位。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刚毅武勇，忠信仁爱，此时正在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做大将蒙恬的监军。秦始皇口述的诏令已经封好，还没交给使者送出，千古一帝秦始皇便在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病死了，享年50岁。

始皇的死讯只有李斯、胡亥、赵高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李斯觉得皇上死在外面，从前又没有公开地、正式地册立皇太子，担心出乱子，就命令严密封锁皇上的死讯，把秦始皇的尸体放在一辆既能保暖又通风凉爽的车子里，百官像往常一样进奏，让一个宦官躲在车里，用皇上的口气、音调批复百官奏言，御膳也照常进呈。一切都按李斯的吩咐进行，除他们几个人外，文武百官都被蒙在鼓里。

一个阴谋也正在秘密地策划着。

主谋是赵高，这个来自赵国的宦官现为中车府令——掌管皇帝车马的官，还兼着掌管皇帝符玺的符玺令。赵高通晓律令，做过胡亥的师傅，他见赐给扶苏的诏书还未送走，秦始皇就死了，遂生歹念，想拥立亲近他的胡亥为帝，这事须征得胡亥和李斯的同意才行。胡亥开始还假意推托，说那样太不仁义，但那皇帝的位子有巨大的诱惑，赵高一劝，他就愉快地答应了。但在李斯那里，赵高却遇到了麻烦。

赵高找到李斯，先试探性地说道：“皇上驾崩，给长子留下一道诏令，要他到咸阳参加丧礼，承嗣大位。诏书还没有发出，如今皇上驾崩了，此事没人知道。给长子的诏书和御玺都在胡亥那儿，确定谁人继承帝位，在丞相与鄙人一句话罢了。此事应怎么办？”

李斯闻言大怒，道：“你怎么能讲出这种亡国的话!这不是臣子该议论的事!”

赵高并不胆怯，他决心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拉李斯入伙。他掉转话题，说：“丞相自己估量一下，您的才能与蒙恬相比怎样？功劳高低与蒙恬相比怎样？谋略深远而不失误与蒙恬相比怎么样？同天下人没有怨仇与蒙恬相比怎么样？跟长子扶苏有故情旧谊而深得信任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这五件我都比不上蒙恬!你干吗这样苛求我?“李斯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赵高按他的思路继续说：“我赵高本是一个宦官仆役，幸而能够凭着熟悉刑狱文书进入宫廷，管事20多年，从来没有看到秦王罢免的丞相或功臣的封爵有传到第二代的，最终都被诛杀而死。大行皇帝有20多个儿子，丞相都是了解的。长子刚毅，对人信任，善于激励士人，他登位一定任用蒙恬作丞相，丞相恐怕不能带着通侯的大印告老回乡，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我奉命教授胡亥，教他学习法律已经好几年了，没见他有什么过失。他仁慈厚道，轻钱财而重贤士，聪睿明智，只是口头不善言辞而已;他竭尽礼仪尊敬贤士，秦的公子们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完全可以作为继承人。希望丞相认真考虑定夺。”

李斯还是不为所动，训斥赵高：“你还是自守本分吧!我遵大行皇帝的遗诏，听从上天的安排，还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赵高已把政变阴谋泄露给李斯了，政变不成，他就有杀身之祸，故他决不善罢甘休，又威胁李斯说：“丞相自以为现在的处境很平安，说不定却很危险呢!如果丞相同意我的计划，也许您觉得很危险，说不定却很平安。一个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安危的关键，哪算得上聪明人呢!”

“我不过是上蔡街巷里的一介草民，蒙大行皇帝圣恩提拔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都得到显贵的地位和丰厚的俸禄，把国家存亡安危的重任交给我，我怎能辜负大行皇帝呢？”李斯道，“忠臣不因为怕死而侥幸生存，孝子不过分勤劳而伤害躯体，做臣子的各守本分罢了!请你不要再说了，否则，将会叫我李斯犯罪。”

赵高依旧不死心，又说：“上下齐心，事业可以长久;内外一致，事情就无差错。丞相依我的计策去办，就能长保通侯的爵位，世世富贵，一定有王子乔、赤松子那样的长寿，孔丘、墨翟那样的智慧。如今放弃这个机会，必将祸及子孙，我实在为丞相担心。聪明人是能转祸为福的，丞相还是考虑一下吧!”

赵高志在必得，李斯逐渐犹豫起来。他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帮助赵高、胡亥搞宫廷政变，事成之后，他最多也只能是目前的地位。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用冠冕堂皇的忠君旗号严辞拒绝了赵高的游说。但是，若扶苏即位，受信任的蒙恬有可能取代他的地位，这一点即使赵高不说，他心里也明白。而那赵高，虽说是个宦官，但皇帝的符玺和遗诏都在他手里，他可以借这几件法宝兴风做浪，颠倒黑白。思考再三，个人的功名富贵终于压倒了忠信仁义，李斯叹口气说：“唉!我李斯偏偏遇上这个变乱的时代，既然不能以死效忠，又向何处寄托我的命运呢？”说完，他便答应了赵高。

赵高大喜，回报胡亥道：“臣奉殿下的诏令去通知丞相，他敢不遵命？”

于是，李斯、赵高、胡亥三人精心策划起来。

他们伪造秦始皇给丞相的遗诏，立胡亥为皇太子。更改赐给扶苏的诏书，写道：“朕巡视天下，祭祀名山神灵，祈求延年益寿。今扶苏和蒙恬统率数十万大军驻守边疆，已经十多年了，不能前进，士兵伤亡很多，没有一点功劳，反而屡屡上书诽谤朕所作所为。扶苏因为不能解除监军一职而回朝当太子，日夜怨恨。扶苏做儿子不孝，赐剑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一同在外，不能纠正他的过失，也应知道他的阴谋。蒙恬作臣子不忠，赐死，军队交给副将王离。”他们把诏书封好，加盖了御玺，派胡亥的门客送到上郡，交给扶苏。

扶苏看了诏书，哭着跑进屋内，准备自杀。蒙恬劝阻说：“皇上出外巡视，没有确定太子，派我率30万军队守边，公子担任监军，此乃天下重任。如今一个使者来，就自杀，怎能断定他不是假的?希望公子再请示一下，若是真的，再自杀也不迟。”使者不断敦促扶苏、蒙恬快自杀，扶苏为人忠厚，对蒙恬说：“父赐子死，还有什么请示的？”说完，就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被抓了起来。

李斯、赵高、胡亥焦急地等待着上郡的消息，他们没得到消息，不敢回咸阳，便绕道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转了一个大圈，载着始皇尸体的车子散发出扑鼻的臭气，他们便装了一车鲍鱼，挨在尸车的后面以混淆视听。扶苏自杀的消息传来，李斯、胡亥、赵高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急忙赶回咸阳，给秦始皇发丧，胡亥即皇帝位，是为秦二世。

二世君临天下，李斯还做他的左丞相，赵高升为郎中令，统领二世皇帝的侍卫，守护宫殿门户。赵高专权用事，李斯的权力被削弱。

那秦二世是个暴君，他是靠着赵高做的皇帝，凡事悉听赵高决断。在赵高的唆使下，他用残暴的手段统治天下，滥杀无辜，连他的兄弟姐妹也不放过，一个个杀死。他大兴土木，滥征民力，赋敛无度。黎民百姓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着。

不久，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揭竿而起，首举义旗，随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有人奏告秦二世，说陈胜反了。二世大怒，把那人投进了大牢。后来的官吏见状，便说：“一伙盗贼罢了，郡守、郡尉正在追捕，不久就将剿灭，不足为虑。”二世大喜。

李斯几次想劝谏二世，都被他制止。二世责问李斯：“我有个想法是从韩非那里听来的，他说：‘唐尧君临天下，住的殿堂不过三尺高，柞木椽子不加砍削，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即使是旅店的住宿条件也不会比这更艰苦啦。冬天穿鹿皮袄，夏天穿麻布衣，粗米作饭，野菜作汤，用土罐吃饭，用土钵喝水，即使看门人的生活也不会比这更寒酸啦。夏禹凿开龙门，开通大夏水道，疏浚很多河流，弯弯曲曲地修筑很多堤防，把积水引导入海，累得大腿上没有了白肉，小腿上没有了汗毛，手脚上长满了老茧，面孔黝黑，以致累死在外，安葬在会稽山上，即使是奴隶的辛劳也不会比这更厉害啦。’享有天下尊贵无比，难道就是要劳苦自已的身心，栖身旅店一样的宿舍，口里吃看门人的食物，手里干奴隶干的活计么？这些事是没有出息的人干的，不是贤明的人所从事的。那些贤明人统治天下，只是把天下的一切都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这才是享有天下的尊贵啊!所谓贤明的人，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治理百姓，现在连自身都没有得到好处，将怎么能治理天下呢!所以朕希望能够放心快意，恣肆极欲，永远享有天下而又不致发生祸害，应该怎么办？”听完二世的这番话，李斯明白，秦王朝是不可救药了，他若再劝谏，难免杀身之祸。

陈胜、吴广的起义军攻城略地，向西推进，很快逼进中原重镇荥阳(今属河南)。荥阳属三川郡，郡守李斯之子李由龟缩在城中，不敢与义军交锋。与此同时，周文率领的一支义军迅速向关中挺进，攻破函谷关，进抵距秦都咸阳仅有百里之遥的戏(今陕西临潼西南)。

在这危急关头，二世皇帝才大梦初醒，惊慌万状。秦军精锐布置在上郡防范匈奴，来不及调回，身为少府(掌管皇帝私人钱财的高官，九卿之一)的章邯建议把修建秦始皇陵墓的70万刑徒武装起来，狙击义军。二世诏准。章邯率军疯狂反扑，孤军深入的周文兵败。章邯乘胜东进，进攻吴广一路。吴广的部将田藏杀吴广，率兵迎击章邯，兵败身死。章邯大军向陈胜的大本营——陈县(今河南淮阳)进逼，陈胜出逃，路上被车夫庄贾杀害。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了，秦廷一片欢腾。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胜利，另外一些起义军、反秦武装仍驰骋在黄河南北。

二世皇帝、赵高是造成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但二世皇帝决不肯承认这一点，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丞相李斯身上，责问李斯身居丞相高位，怎么竟让盗贼猖獗到这般地步？李斯贪恋富贵功名，害怕二世拿他开刀，遂阿谀取容，迎合二世，上了一道长长的奏疏，提出了一种“督责之术”，即君主独断专行，用严刑酷法、轻罪重罚的办法来督责吏民。李斯说，只要如此，百姓就不会造反，官吏就不会反叛，皇帝的位子就坐稳了。二世按李斯的说教，更加严厉地督责群臣。凡是向百姓收取重税的，就是好官。杀人多的就是忠臣。不久，全国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受刑的犯人，被杀死的人的尸体每天成堆地堆在街市上。

实行督责术后，秦王朝的统治更加黑暗。

但是，李斯却得到了秦二世的信任。

这引起了赵高的妒嫉。自拥立秦二世以来，他逐渐把持了大权。李斯身为丞相，是唯一一个能与他匹敌的人物，李斯若得宠，必然会削弱他的权势。赵高决定剪除这个对手。他布置了一个圈套，引李斯往里钻。他去见李斯，对他说：“关东地区盗贼纷纷起来闹事，如今皇上却在加紧征发劳役去修建阿房宫，搜集狗马之类无用的玩物。我想劝谏，但因为地位卑微而不敢说。这可是你丞相的责任，你为什么不劝谏？”

“是呀，我早就想说了。“李斯道，“但现在皇上不临朝听事，住在深宫中，我有话要说，很难传达进去，想要晋见也没有机会。”

赵高连忙说：“丞相真要晋见，请允许我趁皇上有空时通知你。”

李斯误以为赵高要与他同心协力，匡失救弊，自是万分高兴。

一天，二世正在与嫔妃歌舞宴欢，赵高派人通知李斯：“皇上有空，可以晋见。”李斯忙去宫门求见。二世闻言大怒，说：“朕空闲时候，他不来，逢我宴欢，他就来奏事。丞相是看不起朕，还是故意让朕难堪呢？”

“这可太危险了!”赵高趁机说，“沙丘的密谋，丞相也参加了，现在陛下已立为皇帝，而丞相的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也想割地称王了。陛下不问，臣还不敢说，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守，盗贼陈胜等都是丞相的邻县人，因此他们敢公开横行，他们经过三川的时候，李由仅仅据城防守，不肯出去。臣听说他们互有文书来往，因为还没有了解清楚，所以没敢奏告。况且丞相在外面，权力比陛下还大。”

二世闻言大怒，想惩办李斯，又怕事实不确，遂派人去三川调查李由与盗贼勾结的事。

让二世、赵高遗憾的是，使者刚到，李由便被起兵反秦的项羽杀了。

李斯得知，惶恐不安，想去二世面前辩白一下。但二世在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宫殿里看相扑和滑稽戏表演不见李斯。李斯无奈，便上疏揭发赵高的种种罪行：“臣听说，臣子和君主平起平坐，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小妾和丈夫平起平坐，没有不危害家庭的。现在有的大臣专擅皇上的赏罚大权，他的权力跟陛下一样，这是很不妥当的。从前，司城子罕做宋国的丞相，亲自执行刑罚，专权行事，一年之后就劫持了国君。田常当齐简公的臣子，爵位在全国是最高的，私家的富足与公家相等，他施恩行惠，下得百姓拥戴，上得群臣的信仰，暗中窃取了齐国的政权，在厅堂里杀死了宰予，又在朝廷上杀害了简公，就这样取得了齐国。这是天下周知的事情。如今赵高有奸邪的心肠，有狡诈叛逆的行为，恰如子罕当宋国的丞相一样，而他私家的富有，也正像田氏在齐国一样。他兼有田常、子罕的叛逆行为而窃取陛下的威信，他的野心很大，陛下不筹算提防，臣怕他是会作乱的。”

然而，二世皇帝对李斯的实话却不相信，他说：“这是什么话？赵高本是个宦官，但他不因处境安逸而放肆，胡作非为，也不因处境危难而改变忠心。他廉洁向善，所以得到今天的地位。他因为忠心而得到提拔，讲信义而保持官位，朕认为他是个贤良之人，而丞相却怀疑他，这是为什么？朕年轻时死了父皇，不懂得怎样治国理民，而丞相年龄又大了，朕恐怕要和天下隔绝了，不依靠赵高又依靠谁呢？赵高为人精明廉洁，刚强有力，下能了解民间实情，上能理解朕的心意。朕看丞相不要猜疑了。”

李斯见二世如此说，心中慌了，遂再次上书说：“陛下有所不知，赵高本来是个卑贱的小人，不懂得什么忠信仁义，贪心难以满足，不断攫取权力，地位权势仅次于皇上，而欲望还不满足。所以臣说此人很危险。”李斯知道，扳不倒赵高，倒下的就是他自己，他只有这么孤注一掷了。

二世见李斯不肯善罢甘休，担心他铤而走险。接着就把李斯的奏书给赵高看了，赵高道：“实际上丞相害怕的仅有我，我一死，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田常所干的事了。”

在李斯与赵高之间，二世更相信赵高，他颁布诏令：“把李斯交郎中令查办!”

郎中令就是赵高，把李斯交给赵高查办，就是置李斯于死地。赵高把李斯及其家人、宾客全部逮了起来，赵高亲自审问李斯，打了他1000多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李斯实在受不住了，便施了个缓兵之计：先招了，然后再上书向二世皇帝申辩。他想凭自己的辩智，为秦朝立下的汗马功劳和一片忠心，二世皇帝会为自己伸冤的。赵高倒也没有拒绝他上书的要求。李斯满怀希望地写道：

“臣做丞相治理百姓，已经30多年了，臣正赶上秦国土地狭小的时代，那时，秦国土地不过千里，士兵几十万。臣竭尽微薄的才能，谨慎地奉行法令，暗中派遣谋臣，给他们金玉珍宝，让他们游说诸侯，又大力整敕武备，整顿吏治，任用尊重贤臣，提高他们的爵位俸禄，终于凭着这些措施胁迫韩国，削弱魏国，击破燕国、赵国，削平齐国、楚国，最终并吞六国，俘虏他们的君主，拥立秦王做了天子。这是臣的第一条罪状。并吞六国之后，土地不再是狭小的了，还要在北方驱逐胡人，在南方平定百越，以显示秦朝的强大。这是臣的第二条罪状。尊重大臣，提高他们的爵位，以巩固他们同皇帝的亲密关系。这是臣的第三条罪状。建立社稷，修建宗庙，以显示主上的贤明。这是臣的第四条罪状。改革文字，统一度量衡，颁布天下，以树立秦朝的威名。这是臣的第五条罪状。修筑驰道，扈从先帝巡游全国，以显示主上的权威。这是臣的第六条罪状。减轻刑罚，减少赋税，从而使主上赢得民心，使百姓拥戴主上，至死不忘主上的恩德。这是臣的第七条罪状。像臣这样的臣子，所犯的早就该处死了，只是因为皇上希望臣尽微薄之力，才能活到今天，希望陛下明察!”

他名为引咎自责，实乃表白赫赫功勋。赵高看了，担心二世念李斯的功劳而赦免他，遂让狱吏把李斯的奏书撕碎扔了，回告李斯说：“囚犯怎么能上书!”

为了尽快地除掉李斯，赵高派他的十几个门客伪装成御史、谒者、侍中，轮番拷问李斯。李斯若据实回答，就用酷刑，李斯只得诬陷自己。二世派人去验证李斯的口供，李斯被打怕了，以为又是跟过去一样，讲实话就要受刑，一一承认。二世看了李斯的供词，高兴地说：“没有赵君，朕几乎被丞相出卖了!”遂批斩李斯，并株连三族——妻族、母族和父族。

二世二年(前208)七月的一天，李斯被押往咸阳街市处斩。走出关押的监狱大门，李斯回头对他的次子说：“我想跟你牵了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还办得到吗？”父子俩抱头痛哭。他的三族亲人一同被杀。

李斯是一位文字改革家、书法大家。

战国时期，列国并存，文字异形，差别很大。秦统一中国后，李斯奏请以秦国的文字——小篆为统一书体，废止其他文字。秦始皇诏准，并命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

李斯极善篆书，功夫独到，是当时最杰出的书法家。秦始皇巡行各地，刻石纪念，都是李斯手书的，留传至今的有《泰山刻石》(仅残存九字)、《琅琊台刻石》(残存86字)以及峄山、会稽两刻石的摹本。秦始皇用和氏璧制作的玉玺上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也出自李斯手笔。秦始皇用民间兵器铸造的12尊铜人，也是李斯铭文的。在书法理论上，李斯也有独到的见解：

夫用笔之笔，先急劻，后疾下如鹰望雕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行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理当自然矣。

后世书法将李斯此论奉为经典，大加尊崇。

麦卡勒斯

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年2月19日-1967年9月29日），美国女小说家。生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哥伦布的一个小镇。在当地中学毕业后去纽约，于1935至1936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攻读音乐。1937年与利佛斯·麦卡勒斯结婚，三年后离婚，1945年又复婚，1953年丈夫去世，她本人因患癌症于1967年9月病逝。麦卡勒斯自小多病，成年后曾数次中风，长年卧病，后来部分肢体瘫痪。不幸的经历使她内心抑郁与孤寂，这种思想感情弥漫在她的全部创作中，并且形成了她笔下的人物的抑郁、孤独、怪诞的性格。

麦卡勒斯一生共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和3个剧本。1940年发表处女作《心灵是个孤独的猎人》获得成功，使她一举成名。小说描写一个没有性感的、半聋半哑的先知辛格和他周围的5个人物：一个14岁的小姑娘、一个有民族意识的黑人医生、一个有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庸庸碌碌的咖啡馆的老板和一个聋哑的希腊人，作者企图通过这5个人物与主人公辛格的不同的关系，来探讨人生的真谛。《一只金眼睛里的映影》(1941)，写南方小镇里一个军营中发生的悲剧，女主人公和她的丈夫两个性变态者的内心孤独。《婚礼的成员》(1946)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失去母亲的12岁的天真的女孩，小说主要写她与正在举行婚礼的哥哥之间的深挚感情，她因害怕哥哥结婚后抛弃自己，希望自己能成为婚礼的成员，甚至赖在旅行车上不肯下来，幻想能与新婚的兄嫂同度蜜月。这部小说是麦卡勒斯4部长篇小说中写得最为成功的一部，1950年作者将它改编成剧本上演，并获得该年的“纽约戏剧评论奖”。在《没有指针的钟》(1961)里，作者以悲怆的调子述说一个癌症患者的绝望心情，并以这个病人的经历来象征美国南方社会的不治之症：种族斗争。

被公认的代表作是1943年发表在《哈珀广场》杂志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1951年与其他短篇小说合集出版单行本《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短篇小说》)。这个中篇采用了英国前期浪漫主义的“哥特小说”形式，描写发生在美国南方一座沉闷、冷僻小城镇上的一个奇特的、充满爱和恨的三角恋爱(阿米利亚小姐、她的驼背的“表亲”莱蒙和她的“一夜丈夫”马文·梅西三人之间的)故事。全书充满了18世纪哥特式小说的浪漫、怪诞的气氛。麦卡勒斯生前曾几次获奖，并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

周树模

周树模（1860-1925），近代诗人。字少朴,号沉观、朴园。湖北天门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官编修、江苏提学使、奉天左参赞、黑龙江巡抚。武昌起义爆发后,与赵尔巽等组织“保安会”,阻挠东北独立。入民国,任北洋政府平政院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七年(1918)被荐为总理,以安福系异议而罢。后终老天津。精书法。其诗颇为陈衍所赏,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谓达官能诗者,张之洞外,当推树模,“其诗于奔放恣肆之中,有冲澹闲远之韵,长篇险韵,尽成伟观”。著有《沉观斋诗文集》。生平事迹见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

曹炳章

曹炳章(1878—1956)，字赤电，又名彬章、琳笙。近代医家。浙江鄞县人。世经商。幼承庭训，理业务之暇，诵医经，从师方晓安，习《内经》、《金匮》及历代医书，历七载深悟其理，声誉鹊起，应聘任药栈经理，兼行医。广搜医籍，精研之，术益精。曾任《绍兴医药月报》编辑，创办《药学卫生报》，开设和剂药局。主张博览群书，反对保守偏执，墨守一家法，以应付临证多变之病症。于中医古籍之保存，作出贡献，精选古医籍365种，编成《中国医学大成》，分医经、药物、诊断、方剂等十三类。著述甚多，除《霍乱寒热辨证》、《医医病书》、《辨舌指南》外，尚有遗稿22种。于医学文献用功尤深，1934年应上海大东书局聘请，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丛书，选辑医书365种，汇集汉唐至明清一百几十家及日本汉医家著述，共2082卷，辑成1000册，皆详加校勘，撰有作者行略与内容提要，1937年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中医药》月刊总编辑、绍兴市政协委员。精内、妇、儿科，尤擅喉证，熟谙药性。博采众长，师古不泥，常说：“古人随证以立方，非立方以待病。”“只有板方，没有板病。”临床用药主张加减变通，遇疑难危病，或补或泻，进退自如，每收桴鼓之效。为抵制日产翘胡子牌仁丹，与诸名医联合，研制成效佳价廉的“雪耻灵丹”。每遇出诊，常徒步而去，见特困病急的，诊费免去，代付药资。解放后，在珍藏30余年的医籍中，选出善本百余种，献给华东卫生部，部分著作手稿呈献北京中医研究院。一生著述甚丰，有《鸦片戒除法》2卷，《喉痧证治要略》1卷，《秋瘟证治要略》1卷，《痰证膏丸说明书》1卷，《彩图辨舌指南》6卷，《瘟痧证治要略》1卷，《规定药品之商榷》2卷，《医界新智囊》1卷。补注、批校、增订的有《潜斋医学丛书十四种》，《医学广笔记》4卷，《慎斋遗书》10卷，《陆氏三世医验》8卷，《增订医医病书》2卷，《临证医案笔记》6卷，《增订伪药条辨》4卷。所存手稿，有《霍乱症治要略》、《人参通考》、《奇病通考》、《曹氏医藏类目》、《浙江历代名医传略》等约30余种。　　

卡西尔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年7月28日－1945年4月13日），德国哲学家，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西方享有盛名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将他与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当代名家相提并论,专门编成一本近千页厚的《卡西尔的哲学》作为该文库的第六卷,并在扉页上将其誉为“当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是现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位学者”。卡西尔出生于德国西里西亚的犹太商人的家庭。早期在马堡学派首领海尔曼·柯亨名下受教,并很快成为马堡学派的主将。1919——1933年卡西尔在汉堡大学任教授,后任校长。在此期间,他创立了“文化哲学体系”,远离了马堡学派的立场。希特勒上台后,卡西尔从德国出走,在英国任教两年,又去瑞典任教六年,最后四年是在美国渡过的。卡西尔科学研究的范围几乎涉及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他在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曾受到逻辑经验论者的高度评价,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使他成为本世纪这一领域的重要前驱者之一,美学方面的研究使他成为西方符号美学运动的“开路先锋”,西方哲学史方面的研究使他成为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史学家之一,文化哲学体系的研究使他成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卡西尔一生著述多达120余种。主要著作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1921)、《当代物理学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1936)、《符号形式的哲学》(共3卷, 1923——1929) 、《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1944)、《神话思维的概念形式》 (1922)、《语言与神话》 (1925)、《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 (共4卷,1906——1940),还有很多著作和论文。卡西尔的著作大约以20年代为界,前后有显著不同。前期基本上是根据纯粹的哲学概念和原理,注重于从一个观点到另一个观点的逻辑发展。后期的研究则更着重于哲学与文化的联系,力图揭示出近代以来在哲学进展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精神。卡西尔的《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一书,是他晚年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成为在西方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该书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人的研究。他从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着手, 力图论证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一基本思想。他认为, 人没有什么抽象本质和永恒的人性,人的本质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因此,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是无限的创造性活动。从事历史创造活动的人,尽管有不同的具体的目标、具体的结果和具体的过程,但都必然地趋向于一个共同的总的目标、总的结果和过程——即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人的唯一本性。据此, 人的哲学必然地同时就是一种科学哲学,一种艺术哲学、语言哲学,一句话,就是一种人类文化哲学。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和其他方面的研究,都不乏其深刻性和进步性,尤其是将人性与创造活动相联系,更有其合理性。但是他将符号活动作为人与文化之间的桥梁,把符号活动、符号功能这一重要的人类活动能力规定为先验的功能与活动,把人的全部文化都归结为先验的构造, 而不是历史的创造, 使自己的理论陷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路振飞

路振飞（1590—1655），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人士之一。直隶曲周(今属河北)人。字见白,号皓月。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初任泾阳知县,拒立魏忠贤生祠。崇祯四年(1631年)授监察御史。六年为福建巡按御史,平刘香乱,再巡按苏松。八年以救钱谦益、瞿式耜,谪河南按察司检校,历太仆寺丞,迁光禄寺少卿。十六年擢右佥都御史、淮扬巡抚,总督漕运于淮安。十七年支持福王立,败李自成制将军董学礼。忤马士英被罢,居苏州洞庭东山,因功加右副都御史。隆武元年(1645年)唐王于福州召拜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次年兼兵部尚书,进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兵败赴广州,依郑成功于厦门。永历二年(1648年)赴召,道卒于广东顺德,赠太傅,谥文贞。归葬于洞庭东山。祀为吴郡名贤。工书,善擘窠大书。著有《路文贞公集》《路见白诗》《闽吴疏草》等。

孔颖达

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博士。唐太宗贞观初，封曲阜县易，转给事中。历任国子司业、太子右庶子，至国子祭酒，侍讲东宫。他曾参预魏徵撰《隋史》，修定五礼，主持撰定《五经正义》。贞观十八年(644)，在凌烟阁画象。死后陪葬昭陵。

孔颖达是唐太宗依重的儒臣之一，为“贞观之治”的思想文化统治作出贡献，视为功臣。其主要业绩是主持编撰《易》、《书》、《诗》、《春秋左传》、《礼记》的《五经正义》，即今存《十三经注疏》中五经的疏。他与颜师古等整理总结历代注疏，选定注本，删取众说，再予疏通，称为“义训”，后定名“正义”，刊行天下，作为士子考试依据的官定标准注疏本，以贯彻统一思想。他的文化思想属于儒家传统，重视礼、乐、诗教的法则规范作用，强调“对扬圣范，垂训幼蒙”(《毛诗正义序》);突出为唐王朝统治服务，要求“光赞大猷，垂法后进”(《礼记正义序》)。因而他的诗论实际上是把西晋以后“缘情”说纳入传统。例如认为诗歌抒情特点是“情缘物动，物感情移”，便是综合“言志”与“缘情”的观念而来。而论人的哀乐感情，却采取儒家“声有哀乐”之说，认为“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因而“诗理之光，同乎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坚持儒家“乐与政通”的传统理论。他的文论则属于学术文章观点，主张“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易正义序》);认为“古人言语，惟在达情，虽复时或取象，不必铲皆有意”，也不必“言必托数，经悉对文”(《尚书正义序》)。这些主张与唐初学风务实的要求是一致的。

清·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十三经注疏优劣考》记载，唐人之作正义，多取六朝义疏而没其名，然掩复之过与存古之功各不相蔽，其优劣当以所取注为断焉。唐人于《易》，弃马、郑、荀、虞诸家，而用王弼、韩康伯注。王、韩注《易》多参清言，故《易疏》亦多空语，非其考订之疏，乃原本之舛也。于《书》则兼用伪古文，弃马、郑古谊，而用梅赜《传》，亦失裁断，惟疏中于名物训诂尚详备耳。于《左氏传》则弃贾、服、郑、颖诸家，而用杜予《集解》，疏中凡杜氏不用旧注者，每驳杜氏而曲傅杜氏，亦其一蔽。此三疏皆出孔氏颖达手，《书疏》为上，《左氏疏》次之，《易疏》则最下也……《诗》用毛传、郑笺，亦孔氏疏之……惟于毛、郑之谊，分析多岐淆，而精密处致多。

谈迁

谈迁(1594—1658)，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署“江左遗民”。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明诸生。 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很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后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朝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明天启元年(1621)开始，历时20余年，前后“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完成编年体明史，共500万字，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旅舍。

著作另有《海昌外志》、《枣林杂俎》、《枣林集》、《枣林诗集》、《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金陵对泣录》、《枣林艺篑》、《枣林外索》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清朝颇多贬责，因此当时无法流传。直至1949年后，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颜之推

颜之推（531年—约597年）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字介。梁朝金陵(今山东临沂)人。早年博览群书。梁元帝时，官至散骑侍郎。后为北齐黄门侍郎、周御史上士。隋文帝时，太子召为学士，深受重用，不久去世。

颜之推以其家庭教育思想闻名于世。他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一般人往往对自己亲近和佩服的人更加信任，并愿意照其指示而行动，家庭教育具有学校、师友及任何圣哲名言所不能代替的作用;提倡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甚至主张胎教。赞成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说法，认为“教妇初来，教儿婴孩”的说法很有道理;注重环境对教育的影响，认为周围环境，包括接触的人和事对子女有重要影响，父母要特别留意，“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爱与教应相结合。父母对孩子应当严格要求，勤于督导，不能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应庄重严肃，对子女不能偏爱，不应厚此薄彼;重视“应世经务”的实学，反对空泛虚妄的学风;培养虚心、勤勉的学习态度。主张虚心、惜时、博学、广闻、涉世务、交益友。此外，他还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主张教育的作用在于教育中庸之人，教育的目的在于“多知明达”、“开心明目、利于行尔”，完全继承了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主义观点。

颜之推主要著作有《颜氏家训》20篇，是中国第一本论述家庭教育的专著，该书系他有鉴于当时许多士大夫被诛或取祸的惨痛教训，结合自己立身、治家、处世经验而写成，成为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材料。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中虽有宣扬封建道德和保身、立命的庸俗处世哲学等封建糟粕，但他有关家庭教育的许多思想、原则和方法，以及某些为人之道，治学之法，也有不少精辟见解，值得批判地继承。

奥尔巴赫

埃里希・奥尔巴赫（德语：[ˈaʊɐbax]，1892年11月9日 —1957年10月13日）是德国语文学家、比较文学学者与文学评论家。他最为人熟知的著作是《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这部作品梳理了从古代到现代西方文学中 “再现”（representation）的发展历史，常被奉为文学现实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奥尔巴赫与利奥・施皮策（Leo Spitzer）一同被广泛认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一、生平经历

奥尔巴赫出生于柏林，是犹太裔学者，其学术训练根植于德国语文学传统，最终与利奥・施皮策共同成为该传统下最知名的学者之一 [6]。他的人生与学术轨迹因时代动荡而充满转折，主要可分为以下阶段：

早年学术起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尔巴赫以战斗人员身份服役；战后于1921年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Greifswald）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曾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Prussian State Library）担任多年图书管理员；1929 年，他受聘为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语文学教职人员，并出版了广受好评的研究著作《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

纳粹时期流亡与伊斯坦布尔岁月：随着纳粹主义崛起，1935 年奥尔巴赫被迫辞去马尔堡大学的教职。作为流亡者离开纳粹德国后，他定居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并在此期间完成了被公认为其代表作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1946 年）。1936 年至 1947 年，他担任伊斯坦布尔大学（Istanbul University）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关于奥尔巴赫在土耳其的生活与工作，卡德尔・科努克（Kader Konuk）在《东西方摹仿：奥尔巴赫在土耳其》（2010年）一书中，结合历史与社会学背景进行了详细阐述。

美国时期的学术生涯：1947年，奥尔巴赫移居美国，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并在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职；1950年，他被任命为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罗曼语文学教授，直至 1957 年在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Wallingford, Connecticut）逝世，始终担任该教职。值得一提的是，在耶鲁任教期间，奥尔巴赫曾是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导师之一。

二、学术影响与评价

《摹仿论》出版 50 周年纪念重印时，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导言，介绍奥尔巴赫的学术贡献，并提及这部作品对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思想的借鉴。萨义德在导言中评价道：“仅从副标题便可看出，在过去半个世纪所有重要的评论著作中，奥尔巴赫的这部作品在视野和抱负上都是最为宏大的。其涵盖范围从荷马、《旧约》的文学经典，一直延伸到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与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尽管奥尔巴赫在书末致歉称，因篇幅所限，他不得不省略大量中世纪文学作品，以及布莱斯・帕斯卡（Pascal）、夏尔・波德莱尔（Baudelaire）等关键现代作家的内容。”

丁福保

丁福保（1874年6月22日—1952年11月28日），字仲祐,别号畴田居士。近、现代辞典编纂家。少时酷爱国学,钻研《说文》、《文选》等,光绪二十二年补无锡县生员,除治经史外,兼学算学、代数、几何、三角,以算术考入江阴南菁学院,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肄业。29岁,与同人组织文明书局(上海福州路三山会馆旧址)。在上海习医,兼学,并编辑出版医书。曾参加南京都督府医科考试,得最优开业证书,被派日本考察医学。从日本带回唐代《一切经音义》等书,石印出版。39岁后,编辑《丁氏医学丛书》数十种出版,得德国都朗万国卫生赛会及罗马万国卫生赛会奖牌、奖状。

1911年编辑出版了《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该书是于南菁书院读书时,手抄院中所藏书目一册,后依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目录,辑汉魏六朝人别集,加上家藏列本,得110家,先编印40家而成。1915年编成《历代诗话续编》出版。该书续补清人何文焕所辑《历代诗话》,辑入唐到明代诗话28种,总计76卷。1916年,编成《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出版。该书仿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奏汉三国六朝文》编成,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1920年,编成《佛学大辞典》,由医学书局出版发行。是中国第一部佛学辞典。1925年,编成《文选类诂》一书,由医学书局出版。该书将程一夔《选雅》20卷,复取薛传均之《文选古字通疏记》204条,杜宗立《文选能假字字会》460条一并辑入,依照字典排列,历时20年编辑而成。1928年,编辑《说文解字诂林》一书出版。此书是在广为搜集研究《说文》各家著作基础上汇编而成,是研究许氏说文之集大成的著作。以后,又将《尔雅》、《广雅》等数十种训诂书编为《群雅诂林》;又将《方言》、《续方言》、《新方言》、《吴下方言考》、《蜀方言》、《广东俗语考》、《楚语拾遗》等编为《方言诂林》;又将《释名》、《广释名》等数十种编为《释名诂林》。1938年,编成《古钱大辞典》,以医学书局名义发行。该书分上、下编,上编为古钱图,图分刀布、圆钱名一类,压胜钱,吉语钱、支钱,马钱为一类;下编为各史之《食货志》、《帝纪》、《列传》中与铸钱有关的文字,各家钱谱学说,分列有关古钱名称之下,有关各钱历史沿革、考据及各家之说一索即得。书后,附有《古钱大辞典拾遗》一册,内节译《东亚钱志》中有关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古钱的论述。拾遗于1935年出版。

另外,编有《清诗话》一册及《四部书目总录》,此书备录各家读书志、题跋记、藏书记,以及各方集中的书后题跋合为一编。此书未编就,由学生周云青继续编讫,由商务印书馆分类编印。

一生编辑图书,多为巨帙大本,尤其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开我国近、现代编刊各类词典的先河。

福特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1873–1939年），英国著名小说家。原名福特·马多克思·休弗,从十九岁起开始文学创作。在艺术上他主张小说要原原本本地反映生活,不应该是连续不断、逻辑性很强的平铺直叙,而应该是感官所捕捉的各种印象的无次序的自然组合和串联;人物性格的展现与完成,不能按从生到死的顺序进行,应在时间上作跳跃性的转移,突出人物某一强烈的印象以引起读者注意,并从前后多次反复中塑造人物的完整形象。另外,福特在《英国小说》一书中又较早地提出了“作家退出小说”的主张,认为作家在创作时应置身场外,让读者忘掉作家,忘掉自己是在阅读作品,仿佛身临其境。能集中体现福特上述创作主张的作品是代表作《好兵》(1915)。在这部作品中,打破传统小说的时间顺序,使片断的记忆和残破的印象在前后的反复穿插中组合起来,成为作者展开主题、建立象征性形象的重要手段。同时,《好兵》中还突出地运用了明暗、黑白对比的象征主义技巧,因而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印象主义色彩和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象征意义。有的评论家把《好兵》看作“英语语言中最出色的法国式小说,是亨利·詹姆斯以后的现代主义杰作”。

麦克法兰

查尔斯·麦克法兰（Charles Macfarlane 1799年-1858年12月9日）苏格兰作家，麦克法兰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小说一直重印到二十世纪。但到1916年，他作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声誉早已不再。塔特萨尔被麦克法兰的轶事中记录的19世纪上半叶著名和不那么著名的人物的名字所吸引。 除了《文学生活回忆》（1917）中的记载外，人们对麦克法兰知之甚少。他出身高地人，可能出生在伦敦。他告诉我们，1809年斯潘塞·佩西瓦尔被谋杀的那天，他正在威斯敏斯特散步，1815年，当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他去了葡萄牙。从1816年到1827年，他住在那不勒斯，在那里他结识了珀西·比西·雪莱，结识了约翰·济慈，并与当地贵族混在一起。1820年，他出版了一卷诗集，并为《伦敦杂志》撰稿。1828年，他前往黎凡特，在那里他在君士坦丁堡认识了拜伦的回忆录作者朱利叶斯·米林根。1829年，他回到伦敦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游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经常光顾约翰·默里出版社，他的一些轶事就是从那里得到的。

1829年冬天，麦克法兰在布莱顿养病，在那里他成为了威廉·斯图尔特·罗斯的挚友。19世纪30年代，他结婚并结识了历史学家乔治·利利·克雷克，他与麦克法兰的长期出版商查尔斯·奈特一起与他们交往。这三个人与实用知识传播协会关系密切，麦克法兰与克雷克合作，为该协会创作了《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图史》（1841-44）。不久之后，奈特放弃了出版业务，麦克法兰发现自己陷入了财务困境，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需要养活。

1848年，麦克法兰带着他的长子查尔斯（1832-72）第二次前往黎凡特，这次经历让他得以写了两本书。回来后，他把家人安顿在坎特伯雷。1850年，亨利·布鲁厄姆（麦克法兰曾在SDUK工作过）组织了一次捐款，以支付查尔斯前往印度的费用（在印度，他将在勒克瑙围城战中脱颖而出）。1854年，麦克法兰的妻子夏洛特-艾米丽去世。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在1855年的《回忆录》序言中，他形容自己“跛脚失明”——大部分手稿都由一名抄写员代笔。1857年6月，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提名下，他被接纳为“济贫院贫苦兄弟”，十八个月后去世。

塞万提斯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西班牙语：MigueldeCervantesSaavedra，1547年9月29日－1616年4月23日），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名著《堂吉诃德》至今在世界上已被人们用一百多种文字译为数百种译本，广为流传。

塞万提斯出身于西班牙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一生坎坷，穷困潦倒。由于年幼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几十年来长期与社会下层同呼吸、共甘苦，因此他的作品能够充分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反映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与要求。

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正处在一个动荡和激变的时代。当时的西班牙不再是一个头等的海上强国，封建统治阶级日益没落，但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梦想继续象地理大发现时期那样，从事种种冒险事业。他们积极支持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对外战争，使国内已经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遭到摧残。但是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人文主义已经兴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正是描述这个时代特征的杰出代表作。它以一位出身乡绅的堂吉诃德和他的随从，出身农民的桑丘·潘沙行侠好义，扶良锄恶为主题，展示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部宏伟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牧民、僧侣、牧师、理发匠、仆从、客店主、女佣、妓女、囚犯、江湖艺人，和伯爵、宫娥等约700个人物;可以接触到当时西班牙民间鲜明、生动、形象的俗语、谚语220句以上。《堂吉诃德》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昧、伪善和残暴，宣扬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反封建和主张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因此，作为欧洲最早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之一，从十八世纪起，它就被公认为西班牙人民对于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堂吉诃德》还借描述太古时期的“黄金时代”，说出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东西全归公有”，人们不懂“你的”和“我的”之分，“那时一片和平友爱，到处融融洽洽。”这种类似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在另一方面，面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作者又写小说的主人翁迷恋旧有骑士制度，以骑士的“侠义风度”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结果是到处碰壁，吃尽苦头。因此，《堂吉诃德》作为“一篇灭亡了的骑士制度的史诗，这个制度的美德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世界里却成了人们嘲笑、揶揄的对象”。

“骇人的风车奇险”，是《堂吉诃德》中脍炙人口的故事。鲁迅说，堂吉诃德“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但他“和风车开仗，的确是傻相可掬”。在文学上，堂吉诃德的形象已成为一种有自己的向往，但又脱离现实、落后于历史的典型概括。堂吉诃德的悲剧是“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这是时代的局限和作者的阶级局限所造成的。同时也说明了西班牙人文主义运动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关于塞万提斯的生平，从来就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例如他的生日是那一天就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他的受洗日是1547年10月9日。据说他的祖父曾当过律师，父亲则是一名跑江湖的外科医生。他的兄弟姊妹共七人，他排行第四。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的塞万提斯便不得不跟随父亲到处奔走谋生。先后到过瓦尔亚多利、塞维利亚和马德里等地。他是否进学校受过正规教育也说法不一(可能只念过几年中学)。不过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就是青少年时期的塞万提斯是非常好学的，哪怕是路上拾起的字纸，他也要细看一番。至于各种书本知识，如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只要有机会接触到，他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不轻易放过。

大约在1569年下半年，他曾随一名大主教到过罗马。罗马的繁盛和许多名胜古迹，自然使青年时期的塞万提斯大开眼界。

1570年，大概是受了他弟弟罗得吕古的影响，塞万提斯到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中当兵，因为当时他弟弟早就在这个军队中服役了。次年，他曾以志愿兵的资格参加有名的米盖尔·德·蒙卡达联队。这年9月16日，他乘坐的“侯爵夫人”号战舰向希腊开拔。10月7日在勒班多，西班牙、威尼斯联合舰队与土耳其舰队发生海战，结果土耳其败北。在战斗中“侯爵夫人”号是深入敌阵的，塞万提斯表现得非常勇敢。他不顾自己正在发烧，积极出舱参战。不幸，他受了三处铳伤，两处在胸，一处在手。从此左手成了终身残废。

手已残废，本应退伍。然而受生活所迫，1572年他不得不转入另一舰队，并于这年10月在希腊参加拉瓦列诺海战。1573年10月又参加攻占突尼斯的战役。往后还在那不勒斯驻防。直到1575年6月，塞万提斯才获准解除军职，并随身带着两封高级官员替他向国王腓力二世保荐的信(一封是军队统帅写的，另一封是西西总督写的。)，回转西班牙。

不幸的是，这年9月26日，当归国航船行经马赛海岸时，塞万提斯一行遇上了摩尔人海盗。当时北非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本来就矛盾重重。摩尔人把塞万提斯和他的弟弟罗得吕古等连船带人统统掳到阿尔及尔作为奴隶出卖。由于塞万提斯随身有两封西班牙高级官员的保荐信，所以摩尔人对他看守严密，并对这个可居的“奇货”标上了很高的赎价。

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过了五年奴隶生活。先后充当达利·玛米(一个残暴的希腊人)和哈桑·巴帅(阿尔及尔的总督)的侍役。他曾几次设法逃跑，但都未成功。1577年春，塞万提斯的父母曾筹集巨款，托人去阿尔及尔设法赎回塞万提斯，但是奴隶的主人只放走了他弟弟罗得吕古。1579年夏，塞万提斯的父母经过千辛万苦再筹巨款，要求赎取塞万提斯。经过讨价还价，并得阿尔及尔基督教商人的资助，直到1580年11月，塞万提斯才获得自由，回到西班牙。如果从1569年去意大利算起，他离开祖国已十年多了。

为生计所迫，塞万提斯回国后大概又在葡萄牙当过一时期兵。离去军职后，他便开始文学活动，靠卖文糊口了。从1582年起，他一连写了几篇剧本，主要内容都是当时流行的“剑与长袍(教士的穿着)”的故事。描写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宗教纠纷和战争。1584年2月，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牧人小说《加拉黛亚》。有人考证说这部小说正是塞万提斯自己的恋爱史。因为他曾爱过一个葡萄牙女人，并由他一直抚养着一个私生女孩。

1585年，塞万提斯的父亲去世。大概这时他才正式成家(原爱过的那个葡萄牙女人另嫁了)。为生活重担所迫，他不得不一面写文章，一面另觅职业。为了增加收入，有时他还受书店委托，写些广告小诗。

从1587年至1596年这九年中，塞万提斯曾在海军中充当军需之类的职务。由于塞万提斯不善计算，又缺乏警惕，因此在贪婪腐朽的官僚机构中，常常成为别人营私舞弊的牺牲品。1596年，终因一件挪用公款的案子代人受过，他不仅被革除了职务，而且还被关进了塞维利亚的监牢。虽然只三个月就被释放了，但从此他一家的生活就更困难了。

公元1603年，塞万提斯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生活过的瓦尔亚多利城。当时腓力三世的王宫也在这里，城市的繁华是可想而知的了。然而塞万提斯的经济力量，只允许他一家在这个城市的贫民窟落脚。他当时居住过的拉斯托洛街一所下等公寓现在仍存在。那时他一家七口(他的妻子、姊妹、亲戚、女仆，还有私生女。)都挤在二楼几间小房里。楼下是一家最下等的小酒店，而楼上据说是一家妓院。从小酒店到妓院，每天吵吵嚷嚷，上上下下都要把他家的住房当过道。而塞万提斯写稿的书桌，恰恰就放在这个过道上。正是在这种嘈杂不堪、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的传世名著《堂吉诃德》第一部于1605年初出版了。当时他已经58岁。

在《堂吉诃德》第一部书的封面上曾印着一个小小的图案，里面有一句拉丁文：“黑暗过后，我希望看到光明。”当然这个“光明”在当时不过是西班牙小贵族，对已过时的骑士“美德”的幻想，在那个时代是无法实现的。但由于全书的思想丰富、文笔幽默生动，立即造成了印书史上空前的畅销记录。第一版在几个星期内就卖完，同年在西班牙又重版了四次。不久就被译成英、法文出版。到作者去世时为止，第一部在国内就印了十六版。据说有一天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站在王宫阳台上，看见街上有个学生;一面看书，一面拍额狂笑，就说这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就是个疯子。经了解那学生果然是读《堂吉诃德》。足见此书出版后的影响。

文学上的声誉，并没有使塞万提斯生活好转。出版商的腰包是装满了，但塞万提斯却依然穷得很。不仅如此，同堂吉诃德的遭遇一样，他也厄运不断。塞万提斯曾说自己的状貌是尖脸、棕发、眼深、鼻翘、口小、齿斜，上唇多须……。那个被多次描绘在插图中的面带愁容、瘦长脸，常坐在“驽骑难得”马背上的堂吉诃德，的确如同塞万提斯的化身。就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那年6月里，同堂吉诃德常因好心行侠遭横祸一样，塞万提斯曾将一位街上的伤者，接到自己家中看护，不巧这位伤重的陌路人竟死在他那嘈杂狭窄的房间里。由于有杀人嫌疑，一时不由申辩，竟连同家属，再一次被抓进监狱吃官司。当然后来很快证明他无罪，遂被释放。

《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后，不久曾有一个化名亚龙苏·佛南特士·德·阿万拉南达的人，为了投机牟利，利用人们渴望《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的心情，以陈腐的天主教会观点写出了《堂吉诃德》续集(1614年出版)。这位冒牌作者在伪书的序言中，还对塞万提斯进行了人身攻击。讥笑他只有一只手，讥笑他老，还说他亏空公款，并多次坐牢!这件事对塞万提斯刺激很大，于是他加紧写作，终于在1615年冬，完成了《堂吉诃德》第二部。同第一部一样，第二部也描述生动，文字优美，作者在书中对主人公赋予了更多的同情。

在此前后，塞万提斯还写有反对封建偏见，歌颂爱情自由，描写人民大众不幸遭遇的《惩恶扬善故事集》;长诗《巴尔那斯游记》;《八个新的喜剧和八个新的幕间喜剧》等重要著作。还有悲剧《奴曼西亚》(1584年写成)，取材奴曼西亚城保卫战，歌颂古代西班牙人民抗击罗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这部作品宣扬爱祖国、爱自由的精神，对鼓舞西班牙人民爱国主义热情，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

晚年时期的塞万提斯，依然穷困不堪。公元1616年4月23日，终因水肿病不治，在马德里的莱昂街寓所去世。时年70岁。

塞万提斯去世后，当时并未立墓碑，遗骸埋葬处也说法不一。直到1855年才在马德里为他建立了纪念碑。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巨型雕塑也耸立在马德里广场上。公元1955年《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350周年时，曾举行过世界性的纪念。这说明塞万提斯的著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为西班牙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喜爱。

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里专有一间房子存放着《堂吉诃德》的各种版本，代表了几乎全世界的各种语文。在另一间屋子里则有许多各时期研究《堂吉诃德》和塞万提斯的著作。说明自《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问世以来，它一直未被人们忽视过。的确像《堂吉诃德》这类不朽的名著，是“可供大众在推翻了地主与资本家的压迫，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永远珍视和阅读”的。

袁珂

袁珂（1916年7月12日～2001年7月14日），生于四川新繁（今新都）。1941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1946年任台湾编译馆编辑、编审委员会编审。1949年任教于重庆西南人民艺术学院。1953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78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1984年当选为中国神话学会主席。曾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

袁珂以探研中国古代神话闻名，他的研究以历史为线索，以文献材料为依据，考辨真伪，订正讹误，探寻神话本貌，同时推进中国神话的通俗化传播。其一生出版有神话学著作近40种，此外还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剧本等文学作品。

袁珂的神话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古代神话资料的搜集、整理与普及；二是对中国神话的体系构建与中国神话史的撰写；三是对《山海经》的研究与整理。他的《中国古代神话》（1950）、《中国神话传说》（1984）从历代典籍中选取与神话相关的材料，将分散而繁杂的中国神话连缀、熔铸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其著述因体系完备、通俗易懂而广受欢迎。他的《中国神话史》（1988）致力于勾勒中国的神话谱系和演进轨迹，是第一部关于中国神话历史的著作。在对《山海经》的10余种版本及各家注释进行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他撰写的《山海经校注》（1980）一书，征引详博，探微释疑，第一次从神话学的角度对《山海经》给予了较全面的解释。他所编写的《古神话选释》（1979）、《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与周明合作，1985），对散见在中国古籍中的神话进行了有重点的整理与解说，前者尤以选材丰赡、注释精当著称。他编纂的《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985）和《中国民族神话词典》（1989）等对中国神话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提炼，成为具有开创性的神话学辞书。20世纪80年代，他发表的《从狭义的神话到广义的神话—— <中国神话传说词典> 序》（1982）、《再论广义神话》（1984）等文章，提出并论证了“广义神话”的概念，主张将中国神话的研究范围扩大，既包括反映原始观念的上古神话，也包括这些神话在后世流传中形成的文本，以及后世形成的大量仙话和关于精灵鬼怪的故事。

袁珂在中国古代神话的资料整理与系统化、理论研究以及通俗化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所提出的“广义神话”等概念扩展了神话学的研究领域，至今对当代神话研究仍有启迪意义。

伽森狄

皮埃尔· 伽森狄（Pierre Gassendi，1592年1月22日～1655年10月24日）法国17世纪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反神学者。伽森狄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省的尚太尔西耶，曾在该省的迪尼和艾克斯受过教育，1614年在阿维尼翁获神学博士学位，1617年成为神甫，同年承担了艾克斯大学的哲学讲座，因在讲授中批评了亚里士多德而引起耶稣会士们的不满，1623年被迫离职，翌年他发表了《对亚里士多德的异议》。不久后，他来到巴黎，结识了麦尔塞纳、笛卡尔以及其他有名的学者。他还到过荷兰和英国，结识了霍布斯。1631年他回到普罗旺斯省，一直住到1637年，在这期间他主要是研究天文学。此后又到巴黎，就在那里他写成了著名的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的诘难。1645年，伽森狄到法兰西皇家学院教授数学，翌年发表了《关于重物下落的加速度》和《天文学指南》，这些著作都是维护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说的。1647年以后，伽森狄重点深入研究了伊壁鸠鲁的哲学，复兴了原子学说。1647—164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伊壁鸠鲁的生、死和快乐学说》、《伊壁鸠鲁哲学体系》等著作，在此基础上还写成了《哲学体系》一书，积极发展自己的哲学学说，该书是在他死后三年(1658年)收在全集中发表的。伽森狄于1655年死于热病。

伽森狄哲学思想是在批判亚里士多德主义，批判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以及系统地研究伊壁鸠鲁的哲学中形成的，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全面而彻底地恢复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把伊壁鸠鲁从教会的禁书中拯救了出来。

在世界观上，伽森狄用伊壁鸠鲁的原子和虚空来解释一切。他认为世界是由简单的物质要素构成的，他赞同伊壁鸠鲁的观点，把这种要素归结为原子。原子是绝对结实和不可分割的，它们作为实体来说是相互同一的，没有差别，而就其形态而言则相互差异。世界的另一个基础是虚空，虚空是原子分隔开来时所利用的场所，它是物质的否定，它的特点在于无实体性，但它也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不动的，不依赖于物体的变化的。运动是原子固有的属性，原子永远在虚空中运动。伽森狄还具体分析了原子运动的各种情形，并以此解释天体的形成与演化。另外，伽森狄还用原子论的观点来说明精神现象。他批判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认为灵魂也是有广延的，是一种由特殊的原子构成的渗透和散布到肉体中的非常精细和疏散的精气。

在认识论上，伽森狄与伊壁鸠鲁一样强调感觉论，他批判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认为“全部观念都是外来的，它们是由存在于理智以外的事物落于我们的某一个感官之上而生起的。”认为感觉知识是真正可靠的，别的知识都建立在感觉知识的基础上，即使是上帝的观念也是人们把见到的一切优秀的东西集中起来的结果。至于一般概念，更是人们根据感觉经验概括的结果，理智是在看到了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其他很多人都有理性之后才做了“一切人都有理性”这一判断。实体也是人们从能够感觉到的偶性(如大小、形状、色香声味等)中抽象出来的，离开了感性的知识，一般概念和实体概念都不可能得到。此外，人之所以在认识上犯错误，其原因不在感觉，而在于理智对感觉作了错误的判断。

在伦理学上，伽森狄继承和复兴了伊壁鸠鲁的快乐论。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幸福并不是禁欲，而在于快乐之中。幸福乃是摆脱灾难，精神刚毅，不畏死亡，不怕艰苦，不惧神灵，不回忆过去的幸福，也不空想未来的幸福。真正的快乐在于身体健康和精神宁静，即肉体上不痛苦，无病无灾，精神上恬静平和，不激动。与伊壁鸠鲁一样，伽森狄也认为快乐决不是恣情纵欲，只有理性才是获得快乐和幸福的手段。

伽森狄的哲学思想促进了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他的原子论思想直接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

柳贯

柳贯（1270年8月18日—1342年12月7），字道传，自号乌蜀山人，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他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无所不通。从金履祥学性理之学，又从方凤、谢翱等学习古文、诗。至京师，得程钜夫、吴澄器重。大德间为江山县教谕，迁昌国州学正，历国子助教、太常博士，出为江西儒学提举。至正初，起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卒年七十三，门人私谥文肃。他与黄溍、虞集、揭傒斯齐名，号儒林四杰，又与黄溍并称黄柳。为人刚直清正。在杭州与宋代遗老宿儒来往颇多，与方回、仇远、戴表元等交游，在当时南方文坛上颇有名气。他以散文著称，其文多为墓铭碑表和兴学、修桥记等，抒写情性思想者不多，有时在文中微露家国兴亡的感慨，如《方先生(凤)墓志铭并序》、《题江矶图卷后》、《上京纪行诗序》等。黄溍评其文“涵肆演迤，舂容纡余”，余阙评其为文“缜而不繁，工而不镂”。文章一般写得层次复叠多姿，有条不紊，文字于平实中求古奥，长于议论。有些题跋文字短小自然，较碑铭文字活泼。他虽以文知名，但诗作很多，现存诗五百馀首。论诗推崇李白和杜甫。而诗风受江西诗派影响，他自己也说：“诗成置我江西社”。黄溍说他的诗“古硬奇逸”。延祐以后的在朝诗，仍有奇逸之气。其七古长篇，遣词命意都很奇特，也常发议论。五古有被《元明事类钞》称作“诗语宏丽”的《奉陪侍御金源公虎丘之游阅数日乃能成诗以纪览历凡二十五韵》，而有的五古虽有古朴之气，而诗味不浓，如《尊经堂》诗，长达一百四十句，诗中竟谈起了儒实统绪。在各体诗作中，以七律为高。有《柳待制文集》二十卷，系由其门人宋濂和戴良编次，卷首有苏天爵、余阙、危素等序。另附录一卷，杂录诰敕、祭文、像赞、行状、墓表之类，不知何人所编，卷首竟误题为柳贯著，墓表在黄溍集中，又误题为戴良记，但所记较史传为详，可考证柳贯始末。生平事迹见集中附录黄溍《翰林待制柳公墓表》、宋濂《故翰林待制……柳先生行状》、戴良《祭先师柳待制文》，《元史》卷一八一、《金华贤达传》卷一○、《吴中人物志》卷一○、《姑苏志》卷五七、《金华先民传》卷二、《元儒考略》卷四、《两浙名贤录》卷四六、《宋元学案》卷八二、《蒙兀儿史记》卷一二○、《新元史》卷二三七。

叶灵凤

叶灵凤(1905—1975),现代作家,美术家。原名叶蕴璞,笔名叶林丰、霜崖、L·F、佐木华、雨品巫、亚灵、秦静闻、昙华、临风等。江苏省南京市人。幼年在九江、镇江居住、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25年加入创造社,开始创作活动,是创造社后期的重要成员。这期间负责《创作月刊》和上海泰东书局的出版物的封面设计、插图、装帧,曾主编创造社的机关刊物《洪水》半月刊。1926年创造社出版部被封,改在光华书局出版《幻洲》,任主编。1928年《幻洲》被禁后改出《戈壁》,不久也被迫停刊;同年底他到现代书局,曾主编《现代小说》月刊和《现代文艺》。1929年2月7日创造社被封后,一度被捕。1935年到时代图书公司,后在《救亡日报》报社工作。1938年经广州到香港。在香港三十多年,一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并在多家报纸副刊及文艺刊物上撰写文章。其间对香港史地掌故进行了大量资料搜集及研究,发表很多文章。六十年代他在《新晚报》上辟《霜红室随笔》专栏,内容包括史地、文学、美术、翻译、文坛掌故、乡土风俗等,连载数年。还编过《立报·言林》、《国民日报》副刊、《万人周刊》、战时的《新东亚》、《大同》等杂志。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菊子夫人》(1927年,光华书局)、《女娲氏之遗孽》(1928年,光华书局)、《鸠绿婿》(光华书局)、《处女的梦》(1929年,现代书局),长篇小说《红的天使》(1930年,现代书局)、《我的生活》(1931年,光华书局)、《穷愁的自传》(光华书局)、《时代的姑娘》(1933年,四社出版部)、《永久的女性》(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香港方物志》(1956年,中华书局),《文艺随笔》(1963年,南苑书屋),《香江旧事》(1969年,上海书局)、《晚晴杂记》(1970年,上海书局)、《北窗读书录》(上海书局),《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1971年,上海书局)、《未完成的忏悔录》、《天竹》、《白叶杂记》等。翻译作品有:《新俄罗斯小说集》(1928年,光华书局),显克尼兹的《蒙地加罗》(光华书局),罗曼·罗兰的《白利与露西》(现代书局)、《九月的玫瑰》和翻译小说《故事的花束》(1973年,万叶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