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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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姻族文化与清代词派之关系
王钟陵先生尝言：“由东方国家形态所产生的中国文人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中必然有着三个因素：一是宗族或家族的色调，二是乡邦印记，三是文人们为突破狭小的血缘和地域交际圈所形成的师友交往。”①我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宗族或家族的色调是一个作家最先感知与接受的印象，应该是中国文学史原生态最基本的方面。在宗法社会里，宗族或家族文化是培育作家道德情感、思想观念以及创作能力的温床，家学渊源甚至直接影响着一个写作者对于写作体裁、题材与风格的取向。清代词坛诸派的孕育、成形，即多半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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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题园诗看文人园林观的嬗变及建构
园林，不仅是士夫文人栖居、娱乐的空间场所，更与文人人格、价值、审美密切相关。唐代文人在魏晋六朝园林发展的基础上投身到园林建构的热潮中，并以诗歌为媒介，对园林别业进行吟咏与题写，数量众多，形式灵活，推动了题园诗的发展与兴盛。而题园诗兴盛的背后，凝聚了唐代文人的园林审美观念，园林既是权贵们追求方外之名的绝佳途径，也是士人们表现自适生活的舞台，更是仕途失意者抒发不平与无奈的情感载体，三者并存而又此消彼长，在嬗变中完成了园林观的多元建构，促使园林文人化性格的形成。因此，唐代文人以园林别业为题写对象是值得关注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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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方法教你修仙得道
修仙是一个由平常的人变为超乎异常的仙真的过程。修仙必然对自身的形体与精神同样地关注，因此在长期探寻成仙之途都是沿着“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方向。不过历代所侧重的修仙之途不一，所尝试过的具体方法更是难计其数，就其要者言之，大约有以下几种主要的探索。一 、服药包括到仙境中取得长生不死之药和按方合药两大类。本来在战国初从事寻找通仙之途的人们主要是到海上三神山等处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到了大约西汉时，便有人用人工的方法来合药。所用的原料以金石为主，所成的产品多称为金丹、金液。西汉末东汉初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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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真，如何练气？
修真者，借假修真也。借此四大假合之肉身，修成吾金刚不坏之真身。古今天下，没有不死的肉身，只有永恒的法身。所谓：本来真性号金丹，四大为炉炼作团。肉体者，四大假合矣，虽曰父母恩赐，然父精母血本为凡俗之物，数十年后焉能不坏？何为四大？地、水、风、火，是也。地构成骨胳肌肉和脏腑，水构成身中之血液，风构成呼吸系统，火则构成身中之恒常体温。修真又分现实修真及小说修真。小说修真的名词和境界不具备任何可行性，仅为小说家言，供人娱乐。 通过烧炼金丹，服食来达到长生的外丹术已逐渐没落。现修真界主要以金丹大道的内丹学，即丹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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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止观法门》介绍
《大乘止观法门》凡四卷。略称大乘止观。南朝陈代慧思讲述。今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书系阐述大乘止观之法。以如来藏缘起思想为基础，以心意识中真妄和合之本识为中心体系，此外又阐论染净二性之说；此二体系互为表里，尤以后者富于性恶思想之倾向。本书共分三科，即略标大纲、广作分别、历事指点，另设五番建立，以明要旨。其中，五番建立之内容为：(一)止观依止，修止观法门者，须先依止一心，即自性清净心（又作真如、佛性、如来藏、法界、法性），此清净心之体状有三种差别。即：(1)此心为第一义谛之真如心，本来即离一切名相。(2)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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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玄论》介绍
《大乘玄论》凡五卷。隋代嘉祥大师吉藏（544～623）撰。今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全书以三论宗空观中道之基本思想论证大乘佛法。著者嘉祥大师不仅为三论学之集大成者，且对于当时佛教界所重视之法华（四部）、大品（二部）、维摩（四部）、华严、涅槃、胜鬘、弥勒、仁王、观经、无量寿、金光明、金刚（各一部）等大乘经典之注疏亦多所研究，本书即包含上述经典之重要问题。内容分为：二谛义（十章）、八不义（六章）、佛性义（十章）、一乘义（三章）、涅槃义（三章）、二智义（十二章）、教迹义（三章）、论迹义（五章）等八门。(一)二谛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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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句论
一、从《万首唐人绝句》存录截句遭受非议说起宋洪迈(1123-1202)编《万首唐人绝句》(下文或简称《万首》)中存录有一些截句而成之篇，明代以来学者对此多有非议。如陈师云：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如钱起《和王员外雪晴》云“紫微晴雪带恩光”八句律诗，乃截前四句为一绝，何也？刘长卿《送贺九》“楚水日夜绿”一篇八句，亦截后四句为七言一绝。长卿《送友东归》“对酒灞陵暮”一篇八句，亦绝后四句为七言一绝，又何也？乔知之《绿珠篇》本歌行体，洪乃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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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文人的“江南认同”及其文学史意义
中国文学中江南意象之萌生与发展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学术命题，笔者在《地域审美视角与六朝文学之“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1]一文中提到，检视秦汉至六朝，随着国力消长与政权更迭，江南与北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博弈，六朝以前的江南之于北方中原不啻于荒蛮僻远之地，其价值多在于其特有之“金、锡、竹箭”等方物贡品[2](P2636—2640)。彼时的江南只是北方中原之附属，其地域意识与独立品格尚未萌发。至于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北方士人大举南下，中国文化中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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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宋江州移民与隐逸诗派
钟嵘《诗品》共收录的隐逸诗人有五位，中品有晋处士郭泰机、宋征士陶潜、宋征士王微，下品有晋征士许询、晋征士戴逵。这说明了他已将隐逸诗作为晋宋独特的文学史现象来看待。而这5人中，钟嵘独标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陶渊明代表了晋宋隐逸诗人的典型特征和最高艺术成就。笔者认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诗人的出现，绝非孤立的文学现象，应与晋宋江州移民及江州的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晋宋江州移民及其文化生态江州，即今江西省一带，还包括浙江、福建等省的一部分。惠帝元康元年(291)，割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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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综述
从20世纪下半叶起，大批简帛资料的出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神秘的古代书库的大门，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成就。这些简帛文献，其内容涵盖了先秦文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对楚辞赋研究的影响尤其明显。为此，本文拟作一比较完整的概述，以供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回想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对楚文化与楚文学的所知所闻，还是较为贫乏和肤浅的！学者们在研究中所能依据的史料，除先秦时代的《国语·楚语》《左传》中的相关内容和《战国策·楚策》外，就是司马迁的《史记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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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书写的“同”与“异”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的文艺理论及其美学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但是主要集中在范畴与观念以及人物、历史的研究方面，对于其中的书写方式的研究尚处于萌始阶段。书写是近年来学术界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概念，原本是指基督教圣经的传写，后来延伸用以指经典与文本的媒介，而这种媒质不再是传统的表现形式，如文体、文字符号、材料等概念，它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范畴，书写本身成为古代文化与学术研究的内容。本文所指的书写，是一种跨学科、跨文体的概念，它是指人类心灵与作家对于反映对象的摹写与表达，它融创作与传达、内容与形式为一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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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谱”到“编年系地谱”
年谱，是按行年考述人物一生的活动。人物的活动，又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但历来的年谱，只注重编年，从时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经历，而不在意系地，从空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地点场所，以至于我们利用前贤的年谱来考察古代文学的人地关系和作家的活动空间时，赫然发现传统年谱从观念意识到撰述实践，都存在严重偏失。随着数字人文对人的各种空间关系的特别关注和文学空间、文学地理研究的深入，有必要重建作家年谱的新理念、新范式，以满足数字时代对作家作品研究的新需求。本文将在探讨编年、系地观念来源的基础上，弄清传统的年谱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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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的流动与变异
东汉魏晋以后，纸作为新的文字载体在社会生活、知识传播和书籍流布中得到广泛应用，极大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写抄本也随之成为东汉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和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1］。在写抄本流行的时代（这里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作者和传抄者出于文化修养、学术兴趣的差异或政治压力、个人目的等原因，对文本作了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了各种歧异。从共时的角度看，流动的文本好像奔涌的河水，变动不居，充满歧异，如同“文本之河”。一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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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
一 问题的缘起中国的文学批评为何会在建安时期发生，这当然与两汉以来文学写作的繁盛、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增多、文体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我在《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和《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两篇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事实上随着汉代文人群体的成熟和作品写作实践的增多，人们对文学与子、史不同的性质有了深刻地理解，同时也对于各文体的区分和掌握有了清楚的认识，这对于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写作的繁荣和批评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必然的条件，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外，还需要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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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画赋的呈像与体义
历代题画文学作品甚多，其中尤以题画诗数量众多，体态便捷(以短章题于画幅)，名家辈出，且因古人“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的审美定势，受到学界的关注与评读，可谓不胜枚举。与之相比，历代的题画赋创作，却因文献的散落与体制的冗长(不便全篇题于画端)，至今未见系统的整理与论述。①而比较诗与赋，自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言赋“蔚似雕画”②，到朱光潜《诗论》第十一章《赋对于诗的影响》提出“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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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学”概念考论
“文学”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概念，学界对“文学”概念的考察大致在两种径路展开：一、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意义之变迁》将文学观念演进期分为三个阶段：周秦时期“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两汉则开始把“文”和“学”、“文学”和“文章”分别而言，“文学”虽仍含有学术的意义，但“文”和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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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辨体的文艺融通与史论重构
诗词曲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成就的最高体现，分别在唐宋元盛极一时，被誉为“一代之文学”。诗词曲辨体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诗词本质特征的确定，也关系到词曲的起源与生成，以及与乐府、变文、戏曲、小说等文体之间的关系。1998年，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曾提出：“词，上与诗与文，下与曲与剧文体发展纵向上的绵延贯串，承续沿革，或者换个思考平面，词论与横向上的诗论、曲论、剧论诸学科又是如何互相出入、衔接、渗融的？他们间的比较研究、合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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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六朝地记与文学书写
地记产生于东汉，魏晋以来出于门阀制度的需要而大量涌现，其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风俗两大部分。关于地记的文学性特征，现代学者有着较多的研究：如地记具有山水化与文学化的特点①；地记写作注重山川景物的描写与轶事传闻的记述②；地记内容具有小说化的书写特征③；在文体演变上，晋宋地记中优秀的山水散文是我国古代山水游记的重要渊源④。以上研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六朝文学对地记的深刻影响，然其所关注的多在地记的文学化，而对文学的地记特征，或者说魏晋六朝地记的编撰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则留意较少，相关研究也尚显不足。纵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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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风·七月》岁时观念钩沉
不同的历法往往支配着不同的岁时观念，诗文中展现的时间点也会不尽相同，比如《诗经·小雅》中的《十月之交》用的是周历，“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说的是在周幽王六年周历十月朔日(公元前776年9月6号)那天①，王畿地区发生了日食；贾谊《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用的是夏历，时间点为汉文帝前元六年，丁卯年夏历四月②；宋代沈遘的《初冬近饮酒作》“炎家天子起编户，政患嬴皇威令酷。急于恩纪缓文法，正岁尚犹传五六。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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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四十年回顾
走向成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左东岭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整整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如果要概括这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业绩与特点，我以为用“成熟”二字比较切合实际。这种成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即既要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要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现实使命。其间经历了学术独立性的追求，文化传承的倡导，以及中国话语建构、中国特色的自觉性塑造，最终是要走向古今兼顾，将独立性与现实性相融合。其二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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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一统”观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及创作
汉武帝刘彻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五月,诏贤良对策,董仲舒应诏对策,提出了建立太学的构想,将儒家学说定为统治天下的思想。《汉书·董仲舒传》载其《举贤良对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汉书》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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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五言律诗句法与诗境
句法是历代诗话里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唐近体诗的句法又是重中之重。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始，古代论诗家总爱从唐五、七律诗中摘句玩味，还经常用来阐述诗法诗道。在此“重中之重”的近体中，五律又是佼佼者。五言体历史悠久，统治先唐文坛数百年，而其律体又为科举考试所用，倍显其尊贵。如果我们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做统计，历代传颂的名联秀句之中，五律名联所占的比例很可能是最大的。然而，一旦走进唐五律这个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世界，却总会有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很难从无以计数的名联中理出个头绪，对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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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南渡时期士大夫的居所书写
一直以来，在朝与在野、为官与闲居是科举士大夫最为常见的两种生活状态，不少士大夫在这两种生活状态的转换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南渡前后是两宋历史上最为动荡、波折的时期，元祐、新党之争未平，和战守之议又起，朝廷政策的转变，经常导致大批官员职位变动。而在绍兴和议形成之后，代表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宰相对士大夫展开了新一次的大规模清洗。据学者统计，宋高宗朝，祠官总数已逾千人，与三省吏人数相当①。“退居”存在于许多士大夫的生平履历中②，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经济能力、生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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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原貌新探
吴敬梓《儒林外史》写成于乾隆十四年(1749)之前，最早述及《儒林外史》卷数的是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他在于乾隆三十五六年间写的《文木先生传》中说《儒林外史》为五十卷。但现今所见《儒林外史》的最早版本是嘉庆八年(1803)刊刻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①。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原书到底是多少回？这一问题引发了学术界持续的争论，一直聚讼纷纭。胡适、吴组缃、章培恒等学者持吴敬梓原作为“五十回”说，章培恒先生更具体地分析五十六本中哪六回为伪作；赵景深、房日晰、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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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士大夫化的庄子
在《庄子祠堂记》中，苏轼提出了一个在儒学史和庄学史上都颇为著名的命题：“庄子阴助孔子。”此说一出，有人击节赞赏，也有人大不以为然。马端临《文献通考》誉之曰：“此段议论诚醇正，无异圣贤之格言。”王世贞《读书后·读庄子二》则訾之曰：“余谓太史公非识庄子之粗者，轼乃识庄子之粗，而巧为之蔽者也。”①自此以后，不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庄子阴助孔子”说遂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前人对此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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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及众生相
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享有世界声誉,是1945年之后德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1971年伯尔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女士及众生相》,并于1972年以他在文坛的卓越成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女士及众生相》（又译《莱尼和他们》，1971），描写一个善良、正直的劳动妇女在社会上受到的种种迫害。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时空变化急剧，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
具茨集
明代诗文别集。王立道(字懋中)著。《四库全书》收录其集,以万历间刻本为底本。集前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继皋序。其集并非一时刻成,因而集内的卷帙情况较为复杂,四库馆臣说:“原目列诗集五卷、文集七卷、附录一卷。今诗集之末复载补遣、附录二十余首,文集七卷之后亦增论表等十余篇为一卷,载于附录之前。而附录后又别载遗稿一卷,盖其后人掇拾续刊,零星增入,故书与目不相应耳。”实际上,《具茨集》有诗集5卷、补遗1卷、文集8卷、附录1卷、遗稿1卷。四库著录的目录上在文集8卷之后,多出补遗1卷,盖四库馆臣计算之误。四库馆臣评论说:“其诗虽微嫌婉弱,而冲容淡宕,不为奇险之语,犹有中唐钱、刘之遗。文则纵横自喜,颇于眉山为近。其论文书有云,兵无常形,以正胜者什九,文无常体,以奇善者什一。盘诰之文则六经之什一耳。效而似者犹未可为常,而况其万不类也哉。其言深中当时北地诸人摹仿周秦之弊,即其所为文可识矣。”(《四库全书总目》卷172)王立道与孙绪实可以算是唐宋派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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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校注妇人大全良方》《校注妇人良方大全》等，是明代著名医学家薛己（薛立斋）以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为蓝本校注编著的。薛已是医学上的多面手，各科兼擅。薛己对前辈女科大师宋，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非常尊崇，但他师古而不泥古，如女性是“调经”，还是“生血”，薛己就独有见解。他说：“血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五脏，洒陈六腑。在男子则化为精，在妇人则上为乳汁，下为血海，故虽心主血，亦皆统摄子脾和胃，血自生矣”。为了让后人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妇人大全良方》，薛己对该书进行了校注。薛己不仅将他先进的思想贯穿其中，将他诊治女科疾病的400多个医案也录入其中，而且还在第24卷“拾遗方”中补充了24种妇人外科疾病的诊治。在他61岁时终于完成了对《妇人大全良方》的校注工作。《校注妇人大全良方》使《妇人大全良方》有了完整的标准版本，使《妇人大全良方》更加贴近临床，辨证论治观点更加鲜明，这对于后人正确学习《妇人大全良方》，指导妇产科临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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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著作。南宋程迥撰。1卷。有绍兴三十年(1160)自序。书中采用邵雍加一倍法,据系辞说卦发明其义,用逆数以尚占知来。其叙占法、占事颇详,所论亦多有源流根据。朱熹所著《易学启蒙》多采其例。又附《古周易章句外编》一卷。《四库全书》本。此二书旧本传写多混而为一。《四库全书提要》考曰:“凡藏书家所传写者均作二卷。前卷题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一篇。后卷杂论《易》说及记古今占验,题曰《周易古占法下》,又题曰《古周易章句外编》,中有一条云‘迥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云云,显非《占法》之下卷矣。考《宋史·艺文志》载迥《古易占法》、《周易外编》二书,均止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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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 是东汉卓越的医学家。他的《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视为经典，他被尊为医圣。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 (今河南邓州市)人。张仲景少好学善思，10岁时就读了不少的书，羡慕扁鹊的“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