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 《老子》版本说略   

    《老子》版本之芜杂,在中国学术界罕有出其右者。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严遵《老子指归》、傅奕本合称传世本中的四大体系。其中王弼注本和河上公注本的影响尤其广泛。河上公本多被道教人士和下层民众所推崇,王弼本则广为文人学士所喜好。此外,还有唐代景龙碑本等版本也有一定影响。20世纪以来,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竹简本、西汉竹书本(又名北大竹简本)等文献资料先后问世,为老学研究增加了新材料,带来了新活力。以下依据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撮其要点加以综述,旨在为初学者提供一个参考坐标。一《汉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河上

  • 《红楼梦》具体有哪些版本?   

    一直以来,很多人总是弄不明白《红楼梦》的版本到底有哪些。甚至还有很多人不明白,《红楼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版本。今天,就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关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红楼梦》从成书以来三百多年的时间中,形成了两种版本系统:第一种是保留了大量批注文字但只有八十回传世的脂批抄本系统;第二种是经高鹗、程伟元整理修补过的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先说第一种抄本系统。《红楼梦》成书正是清朝中期雍乾年间,在这个时期,曾经一度文字狱非常严重,加之当时印刷不便。所以,最开始《红楼梦》的流传都是小范围的个人抄录,并没有统一的印刷。

  • 方圆之道   

    人类始祖伏羲女娲造像:伏羲手中持矩,女娲手中持规。告诫人们,做人行事要有规矩。“规”可画圆,今指圆规;“矩”画直角或方形,亦称角尺。两字组合在一起,表示校正圆方的工具,又引申喻作标准与法度。世间规矩,多是前辈、智者认识事物规律或晓得事理利害之后所确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圆之道也称规矩之道。方为矩,是框架,是做人之本;圆为收敛,蓄势,是曲折迂回之术。无方,难以聚力凝神;无圆,处世缺少智慧与持性,难以成功。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

  • 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唐代,进入历史上的高峰期。诗坛上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代表着唐代诗歌最高成就;文坛上也出现韩愈、柳宗元两位散文大家,开启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散文繁荣时代。唐代之所以可称为文学高峰,不但因为产生了这些足以雄视百代的大作家,令后人难以超越;更在于众多各有专精独诣的名家留下大量经典作品,至今广为传诵,历久不衰。那么唐代文学的高峰是怎样形成的?对于当今的文艺建设是否仍有启示呢?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例如唐诗正处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抛物线中点,各种诗歌形式

  • 为学四要   

    学术乃社会之良心。自古为学之能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学者,当以“四要”为铭。其一:敬,常怀敬畏之心学术者,乃学习之业、治国之术、教化之道、学问之源,或著书立说、立言释论,或扬清抑浊、正本清源。自古有云:“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南朝梁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利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宋吴曾:《能改斋漫录middo

  • 古代文人的雅号   

    古代文人多有雅号,而雅号的得名,原因固不止一端。有因所从事的职业而得名的。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说,胡令能“少为负局钉铰之业”,也就是用铆钉把破损的锅碗瓢盆接合、固定在一起,所以被称为“胡钉铰”。有因兴趣爱好得名的。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范仲淹“酷好弹琴,唯有一曲《履霜》,时人故号‘范履霜’。”“履霜”一词源自《周易》“坤”卦:“履

  • 宋词里的中秋月   

    中秋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夏官·大司马》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此处“中秋”,指“中秋八月”。《周礼·春官·籥章》又云:“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据郑玄注,豳诗指《诗经·豳风·

  • 诗三百与孔子删诗   

    “诗三百”和“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关键词。“诗三百”一般被认为指《诗经》共有约三百篇,这一词语涉及先秦时期的《诗经》名称。“孔子删诗”则为汉代以来《诗经》学史的一个重要公案,涉及孔子与《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关系。“诗三百”一语,先秦文献习见,孔子多次提及,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宋诗与宋史   

    “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其中唐诗、宋诗双峰并峙,成就最为突出。唐诗的总集出现较早,为唐诗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相对于唐诗研究而言,宋诗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宋诗数量较大,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全集有关。1998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72册出版后,宋诗研究有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就宋诗选注而言,不论是古典时期的宋末方回《瀛奎律髓》、晚清近代陈衍《宋诗精华录》等,还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钱钟书《宋诗选注》、缪钺《宋诗鉴赏辞典》、金性尧《宋诗三百首》、张鸣《宋诗选》等

  • 声失则义起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是四言诗的开山经典,汉魏五言诗是五言诗的开山经典,其历史地位都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典出现在主流史述中,都很大程度地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呈现为被重塑过的经典化形态。关于重塑之原因,宋代郑樵“声失则义起”(《通志·乐略》)的判断最中肯綮。其中,“声失”是历史进程中的被动后果,“义起”则是“声失”条件下的主动选择。所谓经典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与文

  • 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本土重构与全球视野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从海外传入的,遵循的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此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传统不相适应。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在学术界兴起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建设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应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深化史传研究 重构文学基础概念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是“文学”,来自海外。西方学术话语

  • 论“诗心”   

    中国古典美学罕见将“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也未见后人对其词源和内涵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何理解“诗心”的内涵,“诗心”就是“天地之心”吗?“诗心”有什么特点,它对于诗歌意境的创构有何重要意义?这些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和讨论。一、“诗心”与“天地之心”中国古代诗论并未把“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后人偶有提及,对

  • “赋者古诗之流”说在明清的嬗变   

    “赋者古诗之流”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的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论断,也是赋学史上的经典命题。只是古《诗》如何衍变为赋,班氏语焉不详,遂使后人在理解、接受这一命题时产生诸多分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意见。一是从政教功用出发,认为赋继承了《诗》的美刺传统,即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P3),班氏之前的司马迁、汉宣帝,其后的王逸等,皆有类似观点。二是着眼于表现手法,以赋源于六义之“赋”,是一种以铺陈体物为主

  • 朱熹对“温柔敦厚”的哲学阐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学领域对于朱熹诗教观的研究形成一种认识,即认为他所推崇的儒家诗教是“思无邪”而非“温柔敦厚”。而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大概是出于一种认识惯性——“温柔敦厚”是诗教观,是一个诗学而非伦理学、哲学的话题,因而忽略了朱熹关于“温柔敦厚”的论述。但实际并非如此。朱熹对于“温柔敦厚”非常重视,只是他并非侧重于其诗学阐释,而是明确将“温柔敦

  • 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   

    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本篇所谓的“文本凝定

  • 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对于辞、赋的关系、不必拘于《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及《文心雕龙》《文选》文体分类之囿,而当回归辞、赋合一的原初实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应当出脱《诗》学经义的立场。讨论楚辞和汉代骚体赋,必须确认《诗》《骚》异体与《骚》、赋源流,并就体制、篇章、句式、名物、语词等多方面展开整体性和历时性的考察。一、楚辞与骚体赋楚辞本是汉人对楚国屈原、宋玉等作品的通称,或以《离骚》代之,宋黄伯思《校定楚词序》更泛称“屈宋诸《骚》”,谓“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l

  • 汉代经学文本与文艺理论话语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居四部之首,其他学术门类亦受影响甚至被限制,诗乐诸艺也不例外,在文论领域便有“文本于经”之说。汉代乃经学昌明(皮锡瑞语)时期,其时文艺理论并未获得真正独立,多散见于各类典籍(尤其是经学文本)之中,且有浓厚的经学色彩。故有学者径称汉代文论为经学文论,并非无根游谈。由是,经学不仅可被视为汉代文论孕育与发展的温床,经学文本还是汉代文艺理论话语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文艺本源论在《尚书·尧典》《荀子》等“诗言志”说基础上,汉

  • 朱祖谋《词莂》的词学价值   

    词选是词学批评方式之一,是词作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向来是词学研究不容轻忽的对象。当代词学界对历代词选的研究日渐兴盛,这里选择近作一组,以供窥斑见豹。《一座绕不开的地标——朱祖谋〈词莂〉的词学价值》一文,介绍了近代词学大家朱祖谋的清词选,认定其选目精严、视野宏通,且“透露出编选者顺变求新的词学审美品格与新期待”;《南图藏本〈宋词十九首〉》一文,介绍了晚清词坛祖灯端木埰精选宋词十九首的特色,尤其是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刊行时诸名家题跋的词学史意义,认定其ld

  • 明代诗坛上的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   

    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既可以是四个横向并列的诗坛空间,也可以是四个纵向的历时态的诗坛现象。而从历时态的角度考察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在明代诗坛的更替递嬗,尤其具有文学史意义。台阁体滥觞于洪武年间,而鼎盛于永乐、宣德时期,延续于正统、天顺年间,其风格标志即所谓“富贵福泽之气”;“台阁坛坫移于郎署”则是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发生的最为深刻的文坛格局异动,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尤为前后七子所推崇;嘉、隆年间的谢榛、王世懋等人,青睐王、孟、韦、柳的诗

  • 圆通:古代文论建构的审美表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道家思想进一步发展,玄学形成,佛学也日益昌明。刘勰深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而长期寄居修学于定林寺,并协助僧佑大师整理经藏、编汇经目、撰次佛史僧传的经历,使他获得了深湛的佛学修养并精熟佛典用语,这一点在其精心结撰的《文心雕龙》中多有反映。“圆通”作为佛典用语,多见于汉译佛典,本义指佛陀达到的自在圆融之境界,也用于指称佛经译文的晓畅明朗,后为《文心雕龙》所取用。本文拟梳理“圆通”一词从佛典用语到审美用语的转变路径,考察《文心雕龙》中ldqu

  • 文章学建构的逻辑起点   

    在研究《文心雕龙》关键词的过程中,我们应在深入比较中西文化典籍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刘勰所提出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文德”这一范畴在《文心雕龙》中的内涵、地位、价值和意义予以重新审视,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进行细细梳理,发掘出其被遮蔽的文化视域、所潜藏的文学价值与

  • 传统文学的本源探求及现代阐释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论便被纳入“中西古今”的全新格局之中。在这一格局之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就免不了西方文论的参照。在论述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之作《文心雕龙》中的“文心”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和背景进行深入思考,进而为“文心”这一关键词的研究提供方法路径。一中西文论在文化机制上的根本差异,以及研究者有意无意的误读,使中西文论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参照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 中国文学创立期的艺术格局与历史高度   

    中国文学有着气象恢宏的历史开篇,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样表现出早熟的历史特征,这种早熟不是少年老成,而是充满了自然而浪漫、绚丽而庄严的青春般的艺术风范。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创立期,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不是简单的发源草创,而是奠基与繁荣,是质变的突破与跨越。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形成的艺术格局和达到的历史高度,堪为后世文学之楷模。先秦文学不仅自成风格,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发展、繁荣、总结的演变规律。一般的断代文学发展常常表现出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特征,而先秦文学却是在繁荣中进入总结期,在经典文化、诸子文学与楚

  • 周代的文化认同与文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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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初诗风演变分水岭   

    近年来,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代诗歌演变之间关系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诗坛》(张立敏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辨析了博学鸿词科诸多概念间的联系,集中分析了康熙十七年(1678)至二十一年间诗歌史事件、诗人思想、诗歌创作与诗歌观念以及诗歌理论的变化,阐述了王士禛神韵说出现的原因,揭示了康熙博学鸿词科的诗歌史意义,诠释了康乾盛世诗风何以成为可能。康熙博学鸿词科称谓辨析书中辨析了康熙博学鸿词科诸多称谓间的关系,提出博学鸿词科正名与别称的概念。自康熙十七年元月康熙帝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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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别集。元杨翮撰。杨翮,字文举,上元(今江苏南京)人。生卒年不详。刘仔肩选其诗入《皇明雅颂正音》,又杨基集《悼杨文举博士》诗有“白发苍苍老奉常,乱离终喜得还乡”句,则翮之卒当在明太祖洪武(1368—1398)初。翮初为江浙行省掾,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官休宁主簿,历江浙儒学提举,迁太常博士。其父杨刚中于元成宗大德(1297—1307)间官翰林待制,为当时名宿,有《霜月集》,已不传。虞集、杨维桢是其父执。杨翮既有家学渊源,又得名家指点,故其诗文意度波澜皆严谨有法度。此集刻于至正末,陈旅、虞集、吴复、杨维桢皆为之作序。吴序作于元顺帝元统三年乙亥(1335),杨序作于至正八年戊子(1348)。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收入《四库全书》,十卷,卷一、卷二为记,卷三至卷八为序,卷九为论,卷一○题跋等杂著。除十卷本外,另有元刊不分卷本、许氏不分卷抄本一册。振绮堂有精抄本十三卷;丁氏《藏书志》有抄十三卷本(卷一、卷二记,卷三至卷八序,卷九论,卷一○为题跋,卷一一乐歌,卷一二启,卷一三箴)。据《四库提要补正》,朱绪曾采《上虞水利序》等文六篇、《雅颂正音》所载诗八首,附录于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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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木万灵论,原题「葛稚川(葛洪)撰」,疑为唐宋间道士之作。《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均着录此书。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本书前半篇千余字摘录《抱朴子‧金丹篇》,论述丹经源流及服金液还丹可长生不死之理。后半篇二百余字摘录《太清玉碑子》,乃葛洪与其师郑思远相互问答,论述全神延形之术。篇末称:「如此之谓,金木之灵,何可议也」。书名「金木万灵论」,盖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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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道家著作。《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黄帝四经》四篇。《隋书·经籍志》“道经部”称:“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隋时已佚。今有人考证即马王堆出土的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六经》(原曾误称为十大经)、《称》、《道原》(见唐兰《黄帝四经初探》)。作者的真实姓名已无法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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