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
古代文人的雅号
古代文人多有雅号，而雅号的得名，原因固不止一端。有因所从事的职业而得名的。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说，胡令能“少为负局钉铰之业”，也就是用铆钉把破损的锅碗瓢盆接合、固定在一起，所以被称为“胡钉铰”。有因兴趣爱好得名的。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范仲淹“酷好弹琴，唯有一曲《履霜》，时人故号‘范履霜’。”“履霜”一词源自《周易》“坤”卦：“履
-
宋词里的中秋月
中秋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夏官·大司马》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此处“中秋”，指“中秋八月”。《周礼·春官·籥章》又云：“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据郑玄注，豳诗指《诗经·豳风·
-
诗三百与孔子删诗
“诗三百”和“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关键词。“诗三百”一般被认为指《诗经》共有约三百篇，这一词语涉及先秦时期的《诗经》名称。“孔子删诗”则为汉代以来《诗经》学史的一个重要公案，涉及孔子与《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关系。“诗三百”一语，先秦文献习见，孔子多次提及，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
宋诗与宋史
“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其中唐诗、宋诗双峰并峙，成就最为突出。唐诗的总集出现较早，为唐诗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相对于唐诗研究而言，宋诗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宋诗数量较大，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全集有关。1998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72册出版后，宋诗研究有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就宋诗选注而言，不论是古典时期的宋末方回《瀛奎律髓》、晚清近代陈衍《宋诗精华录》等，还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钱钟书《宋诗选注》、缪钺《宋诗鉴赏辞典》、金性尧《宋诗三百首》、张鸣《宋诗选》等
-
声失则义起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是四言诗的开山经典，汉魏五言诗是五言诗的开山经典，其历史地位都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典出现在主流史述中，都很大程度地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呈现为被重塑过的经典化形态。关于重塑之原因，宋代郑樵“声失则义起”（《通志·乐略》）的判断最中肯綮。其中，“声失”是历史进程中的被动后果，“义起”则是“声失”条件下的主动选择。所谓经典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与文
-
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本土重构与全球视野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从海外传入的，遵循的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此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传统不相适应。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在学术界兴起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建设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应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深化史传研究 重构文学基础概念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是“文学”，来自海外。西方学术话语
-
论“诗心”
中国古典美学罕见将“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也未见后人对其词源和内涵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何理解“诗心”的内涵，“诗心”就是“天地之心”吗？“诗心”有什么特点，它对于诗歌意境的创构有何重要意义？这些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和讨论。一、“诗心”与“天地之心”中国古代诗论并未把“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后人偶有提及，对
-
“赋者古诗之流”说在明清的嬗变
“赋者古诗之流”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的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论断，也是赋学史上的经典命题。只是古《诗》如何衍变为赋，班氏语焉不详，遂使后人在理解、接受这一命题时产生诸多分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意见。一是从政教功用出发，认为赋继承了《诗》的美刺传统，即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P3），班氏之前的司马迁、汉宣帝，其后的王逸等，皆有类似观点。二是着眼于表现手法，以赋源于六义之“赋”，是一种以铺陈体物为主
-
朱熹对“温柔敦厚”的哲学阐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学领域对于朱熹诗教观的研究形成一种认识，即认为他所推崇的儒家诗教是“思无邪”而非“温柔敦厚”。而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大概是出于一种认识惯性——“温柔敦厚”是诗教观，是一个诗学而非伦理学、哲学的话题，因而忽略了朱熹关于“温柔敦厚”的论述。但实际并非如此。朱熹对于“温柔敦厚”非常重视，只是他并非侧重于其诗学阐释，而是明确将“温柔敦
-
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
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本篇所谓的“文本凝定
-
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对于辞、赋的关系、不必拘于《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及《文心雕龙》《文选》文体分类之囿，而当回归辞、赋合一的原初实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应当出脱《诗》学经义的立场。讨论楚辞和汉代骚体赋，必须确认《诗》《骚》异体与《骚》、赋源流，并就体制、篇章、句式、名物、语词等多方面展开整体性和历时性的考察。一、楚辞与骚体赋楚辞本是汉人对楚国屈原、宋玉等作品的通称，或以《离骚》代之，宋黄伯思《校定楚词序》更泛称“屈宋诸《骚》”，谓“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l
-
汉代经学文本与文艺理论话语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居四部之首，其他学术门类亦受影响甚至被限制，诗乐诸艺也不例外，在文论领域便有“文本于经”之说。汉代乃经学昌明（皮锡瑞语）时期，其时文艺理论并未获得真正独立，多散见于各类典籍（尤其是经学文本）之中，且有浓厚的经学色彩。故有学者径称汉代文论为经学文论，并非无根游谈。由是，经学不仅可被视为汉代文论孕育与发展的温床，经学文本还是汉代文艺理论话语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文艺本源论在《尚书·尧典》《荀子》等“诗言志”说基础上，汉
-
朱祖谋《词莂》的词学价值
词选是词学批评方式之一，是词作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向来是词学研究不容轻忽的对象。当代词学界对历代词选的研究日渐兴盛，这里选择近作一组，以供窥斑见豹。《一座绕不开的地标——朱祖谋〈词莂〉的词学价值》一文，介绍了近代词学大家朱祖谋的清词选，认定其选目精严、视野宏通，且“透露出编选者顺变求新的词学审美品格与新期待”；《南图藏本〈宋词十九首〉》一文，介绍了晚清词坛祖灯端木埰精选宋词十九首的特色，尤其是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刊行时诸名家题跋的词学史意义，认定其ld
-
明代诗坛上的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
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既可以是四个横向并列的诗坛空间，也可以是四个纵向的历时态的诗坛现象。而从历时态的角度考察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在明代诗坛的更替递嬗，尤其具有文学史意义。台阁体滥觞于洪武年间，而鼎盛于永乐、宣德时期，延续于正统、天顺年间，其风格标志即所谓“富贵福泽之气”；“台阁坛坫移于郎署”则是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发生的最为深刻的文坛格局异动，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尤为前后七子所推崇；嘉、隆年间的谢榛、王世懋等人，青睐王、孟、韦、柳的诗
-
圆通：古代文论建构的审美表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道家思想进一步发展，玄学形成，佛学也日益昌明。刘勰深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而长期寄居修学于定林寺，并协助僧佑大师整理经藏、编汇经目、撰次佛史僧传的经历，使他获得了深湛的佛学修养并精熟佛典用语，这一点在其精心结撰的《文心雕龙》中多有反映。“圆通”作为佛典用语，多见于汉译佛典，本义指佛陀达到的自在圆融之境界，也用于指称佛经译文的晓畅明朗，后为《文心雕龙》所取用。本文拟梳理“圆通”一词从佛典用语到审美用语的转变路径，考察《文心雕龙》中ldqu
-
文章学建构的逻辑起点
在研究《文心雕龙》关键词的过程中，我们应在深入比较中西文化典籍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刘勰所提出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文德”这一范畴在《文心雕龙》中的内涵、地位、价值和意义予以重新审视，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进行细细梳理，发掘出其被遮蔽的文化视域、所潜藏的文学价值与
-
传统文学的本源探求及现代阐释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论便被纳入“中西古今”的全新格局之中。在这一格局之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就免不了西方文论的参照。在论述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之作《文心雕龙》中的“文心”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和背景进行深入思考，进而为“文心”这一关键词的研究提供方法路径。一中西文论在文化机制上的根本差异，以及研究者有意无意的误读，使中西文论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参照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
中国文学创立期的艺术格局与历史高度
中国文学有着气象恢宏的历史开篇，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样表现出早熟的历史特征，这种早熟不是少年老成，而是充满了自然而浪漫、绚丽而庄严的青春般的艺术风范。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创立期，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不是简单的发源草创，而是奠基与繁荣，是质变的突破与跨越。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形成的艺术格局和达到的历史高度，堪为后世文学之楷模。先秦文学不仅自成风格，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发展、繁荣、总结的演变规律。一般的断代文学发展常常表现出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特征，而先秦文学却是在繁荣中进入总结期，在经典文化、诸子文学与楚
-
周代的文化认同与文学交流
近年来，随着葛兆光提出“从周边看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等学术话题，如何理解历史中国的形成又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不过，在早期中国，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华夏和四夷的关系上。据《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
-
清初诗风演变分水岭
近年来，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代诗歌演变之间关系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诗坛》（张立敏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辨析了博学鸿词科诸多概念间的联系，集中分析了康熙十七年（1678）至二十一年间诗歌史事件、诗人思想、诗歌创作与诗歌观念以及诗歌理论的变化，阐述了王士禛神韵说出现的原因，揭示了康熙博学鸿词科的诗歌史意义，诠释了康乾盛世诗风何以成为可能。康熙博学鸿词科称谓辨析书中辨析了康熙博学鸿词科诸多称谓间的关系，提出博学鸿词科正名与别称的概念。自康熙十七年元月康熙帝下诏
-
阅读史视域拓宽“索隐派”红学评价思路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不同时期的接受者往往热衷于从“索隐”的角度对作者、文本展开评阅，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索隐派”红学。学界提及“索隐派”红学时，主要指向采用拆字、谐音、谶纬等“猜笨谜”方式探寻《红楼梦》所隐去的“本事”及“微义”，侧重批评其间对《红楼梦》政治意义的主观、“无度”猜想。甚至，重点分析“索隐派”红学提出的
-
元明易代与宋濂的题跋文创作
题跋文的创作在宋、元、明时期可谓成就斐然，其文体的灵活功能以及与序文的差异性表征于此历史时段越来越受到文人重视。如徐师曾认为题跋“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①。而元、明易代之际的题跋文创作尤其具备规模及特色，宋濂则无疑是元末明初文坛有足够代表性的题跋作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题跋文章，而且具有官方作家与民间文人的双重身份，因而能够集中反映此时期的题跋文体观念。从现存的全部题跋文作品来看，其创作具有多样的功能和鲜明的特征，既有道统立场，又见文人情致。其题跋文体观念也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巨
-
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
一部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实际上是众多氏族、部族、民族文化不断传承融合与转化创新的过程。先秦时期，由氏族、部落林立而逐渐形成以中原夏商周三族为盟主的多部族文化联合体。秦汉以后则由更大范围内的民族碰撞对话而最终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至汉武帝时，中华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著成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作了全面叙述梳理。《史记》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上承先秦六经诸子，下启以后官修正史的不朽经典。事
-
季札观乐诸问题辩证
先秦的历史叙述，多依赖于春秋中期至西汉前期编纂的文献，特别是《诗》《书》《礼》《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著作。这些书中的记载，几乎构建了先秦历史叙事的全部基础和主线条。它们所提供的知识之间，又互相关联，甚至相互印证。或者说，这些著作中有关先秦的知识是自洽的。即便西周至秦汉之际的考古资料相对丰富，战国秦汉简牍文书近年更是几乎要改变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书写，但是我们赖以理解早期历史的基础知识和想象早期历史的“故事主线”，依然是上述典籍提供的，或者更为绝对地说是《史记》加工
-
《周易》咸卦与六朝涉性文学再探
六朝文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大胆抒写。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判，往往着眼于齐梁宫体诗，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但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考察，便可发现六朝文学对于男女两性的描写，有着思想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这种两性观念浸润在哲学观念与文化意识之中。我们通过对《周易》咸卦在汉魏以来的重释，以及咸卦对于当时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周易》在秦汉之后为儒家六经之首。六朝思想文化受易学浸润极深，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为核心的文学思想即是以易学作为骨
猜你喜欢的书
女士及众生相
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享有世界声誉,是1945年之后德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1971年伯尔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女士及众生相》,并于1972年以他在文坛的卓越成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女士及众生相》（又译《莱尼和他们》，1971），描写一个善良、正直的劳动妇女在社会上受到的种种迫害。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时空变化急剧，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
具茨集
明代诗文别集。王立道(字懋中)著。《四库全书》收录其集,以万历间刻本为底本。集前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继皋序。其集并非一时刻成,因而集内的卷帙情况较为复杂,四库馆臣说:“原目列诗集五卷、文集七卷、附录一卷。今诗集之末复载补遣、附录二十余首,文集七卷之后亦增论表等十余篇为一卷,载于附录之前。而附录后又别载遗稿一卷,盖其后人掇拾续刊,零星增入,故书与目不相应耳。”实际上,《具茨集》有诗集5卷、补遗1卷、文集8卷、附录1卷、遗稿1卷。四库著录的目录上在文集8卷之后,多出补遗1卷,盖四库馆臣计算之误。四库馆臣评论说:“其诗虽微嫌婉弱,而冲容淡宕,不为奇险之语,犹有中唐钱、刘之遗。文则纵横自喜,颇于眉山为近。其论文书有云,兵无常形,以正胜者什九,文无常体,以奇善者什一。盘诰之文则六经之什一耳。效而似者犹未可为常,而况其万不类也哉。其言深中当时北地诸人摹仿周秦之弊,即其所为文可识矣。”(《四库全书总目》卷172)王立道与孙绪实可以算是唐宋派的先声。
校注妇人良方
又名《校注妇人大全良方》《校注妇人良方大全》等，是明代著名医学家薛己（薛立斋）以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为蓝本校注编著的。薛已是医学上的多面手，各科兼擅。薛己对前辈女科大师宋，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非常尊崇，但他师古而不泥古，如女性是“调经”，还是“生血”，薛己就独有见解。他说：“血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五脏，洒陈六腑。在男子则化为精，在妇人则上为乳汁，下为血海，故虽心主血，亦皆统摄子脾和胃，血自生矣”。为了让后人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妇人大全良方》，薛己对该书进行了校注。薛己不仅将他先进的思想贯穿其中，将他诊治女科疾病的400多个医案也录入其中，而且还在第24卷“拾遗方”中补充了24种妇人外科疾病的诊治。在他61岁时终于完成了对《妇人大全良方》的校注工作。《校注妇人大全良方》使《妇人大全良方》有了完整的标准版本，使《妇人大全良方》更加贴近临床，辨证论治观点更加鲜明，这对于后人正确学习《妇人大全良方》，指导妇产科临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易古占法
经学著作。南宋程迥撰。1卷。有绍兴三十年(1160)自序。书中采用邵雍加一倍法,据系辞说卦发明其义,用逆数以尚占知来。其叙占法、占事颇详,所论亦多有源流根据。朱熹所著《易学启蒙》多采其例。又附《古周易章句外编》一卷。《四库全书》本。此二书旧本传写多混而为一。《四库全书提要》考曰:“凡藏书家所传写者均作二卷。前卷题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一篇。后卷杂论《易》说及记古今占验,题曰《周易古占法下》,又题曰《古周易章句外编》,中有一条云‘迥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云云,显非《占法》之下卷矣。考《宋史·艺文志》载迥《古易占法》、《周易外编》二书,均止一卷
旅店及其他
短篇小说集。沈从文著。列入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1月初版。收1928年底至1929年初所写短篇小说4篇。其中《旅店》描写旅店老板娘黑猫守寡4年,突然与一旅客发生关系并怀孕。后旅客暴病身死,她只好与驼背仆人结婚。《阿金》描写阿金想娶寡妇,但好管闲事的地保却坚决劝阻,结果阿金把聘金输了,寡妇被一商人娶走。《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描写7个不甘受官府束缚的猎人上山过野人生活,次年春节时被军队杀死。《元宵》描写作家雷士与女戏子秋君的暖昧关系。
韩愈志
诗人评传。近人钱基博著。本书写成于1929年,1935年初版。后经著者复勘增订,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著者分举六题考论韩愈。首篇《古文渊源篇第一》,考述汉魏六朝以来文风之变化发展,于萧颖士、李华、贾至、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论述颇详。《韩愈行实录第二》考辨韩愈家世、生平行迹。《韩愈佚事状第三》,记述韩愈佚事二十事,采摭无馀。《韩友四子传第四》考述韩愈之友李观、欧阳詹、柳宗元、樊宗师的生平及文学活动,揭示四友对韩愈文学创作之影响。《韩门弟子记第五》主要记述韩愈弟子张籍、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人之文学经历及与韩愈之交谊。《韩愈籀读录第六》综论韩愈文学主张及其诗文创作之成就。本书前有叙目,概述韩集之流传、整理情况及本书成书缘起。书后附录有“韩愈论汇录写目”。
推荐作家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孔颖达
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
房玄龄
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父彦谦仕隋为刺史。玄龄幼聪敏、贯通典籍，善属文。开皇中，天下统一，人皆以为隋朝国运长久，玄龄则以为隋帝失政，亡迹已现。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校，补隰城尉。李渊起兵
岳飞
岳飞（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宋朝著名的抗金将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之一。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省汤阴)人，出身于佃农。父亲岳和，以务农为业，家境贫苦。岳飞生于北宋末年，幼时曾遇一次大水灾，母亲姚氏抱着他
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 是东汉卓越的医学家。他的《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视为经典，他被尊为医圣。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 (今河南邓州市)人。张仲景少好学善思，10岁时就读了不少的书，羡慕扁鹊的“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