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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
《作者:李时珍》药物学著作。明李时珍著,五十二卷。书成于明万历六年(1578),万历十八年(1596)后刊行。系作者参阅八百余种古代医药书籍,遍访名医宿儒,广集民间验方;跋涉高山旷野,观察并收集药物标本;以《证类本草》为底本,整理、充实、反复三次修改,历时二十七年写成。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工程浩大。全书共十六部,分六十二类,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由作者总结民间经验列入的药物三百七十四种。《附方》中收集古代名方及民间验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则,附药物形态图一千一百六十幅。约一百九十万字是书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学的丰富经验,对每种药物的性能、功用、名称、炮制方法、产地、形状以及辨异,都作了详细的说明。丰富了生物学、化学和矿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对我国药物学、植物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我国医药学的宝贵遗产。首次刊行后曾翻刻多次。有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刘衡如校刊本。有日、朝、德、英、俄、越南及拉丁文译本,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或“中国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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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衍义
《作者:寇宗奭》药学著作。北宋寇宗奭撰于政和六年 (1116)。首刊于宣和元年(1119)。元初张存惠将该书内容分散插入《政和本草》中。另有据南宋本重刊的单行本传世。寇宗奭,里贯生卒不详。政和间官承直郎澧州 (湖南澧县) 司户曹事。留意医药十余年,广泛收集医药资料,为民诊疗疾苦,对辨药用药均有丰富的经验。因编写本书有功,被朝廷转官为收买药材所辨验药材。本书20卷,序例3卷,各论17卷,约10余万字。刊于1116年。本书根据作者在药材鉴别和药物应用方面的多年实践经验,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中的470种释义未尽的药物,详加辨析论述。书中不仅提出了许多鉴别药物真伪优劣的方法,而且也通过一些实际病例推广了药物应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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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蒙筌
《作者:陈嘉谟》本草著作。又名《撮要便览本草蒙筌》、《撮要本草蒙筌》。12卷。明陈嘉谟(廷采)撰。刊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卷首列历代名医图14幅,系转绘自《医学源流》。其后为总论,分18个专题讨论道地药材、野生家种、采收季节、最佳药用部位、贮藏保管、真伪优劣鉴别、炮制方法等内容,其中“贸易辨假真”一节,列举了众多药品作伪之例,强调鉴别真伪的重要性。正文收药448种,附录388种。其排列顺序宗王纶《本草集要》,分为草、木、谷、菜、果、石、兽、禽、虫鱼、人等10部进行论述。每药述其气味、阴阳升降、良毒、归经、产地、形态、炮制、功效、主治、用药配伍等。每药后有“谟按”,或引前贤之论,或附作者个人见解,以扩未尽之旨。陈氏撰述采用不规则的对语体裁,颇利于初学。另附图559幅,其中药材图30余幅。此书在明中期影响很大,故李时珍评曰:“创成对语,以便记诵,间附己意于后,颇有发明……”。现存初刻本及多种明刊本,建国后有校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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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备要
《作者:汪昂》成书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代汪昂撰。商务印书馆1954年铅印本。该书是本草学著作,汪氏认为有些本草书籍内容“备而不要”或“要而不备”,故取材《本草纲目》与《神农本草经疏》等书,选取常用药品,述其要旨,又兼补以上两书之末备,故名《本草备要》。卷首为“药性总义”,概括药学理论,次以草、木、果、谷菜、金石水土、禽兽、鳞介鱼虫、人等8部分类,共载药478种,各药名之下,以小字简述其主要功效,并系统介绍其性味归经,功效主治、药材形态、加工炮制等,并附图461幅,均系转绘自《本草纲目》钱蔚起本药图。此书完备而扼要,论药虽采众家之说,又有个人创见,书成即风行全国,为中医初学者常用入门书。书中引证了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中关于炮炙的总结性论述,但无新见地,各药项下所注炮炙方法,亦大体同前人。仅对于生、制品的药效解释,以及采用不同辅料对药效的影响,略有发挥。如认为黄芪不必盐炙,“或曰补肾及崩带淋浊,宜盐水浸炒。昂:此说非也,前证用黄芪,非欲抑黄芪使入肾也,取其补中升气,则肾受荫,而带浊崩淋自止……”“人参芦能涌吐痰涎,体虚人用之,以代瓜蒂”。海藻“其用在咸,似不宜洗过。”“当归,非治痰药,姜制亦臆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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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乘雅半偈
《作者:卢之颐》本草著作。原书未分卷,后世有著录为10、11、12卷者。明卢之颐(子繇)撰。其书初名《本草乘雅》,撰成于1647年。四数为“乘”,因各药分覈(核)、参、衍、断4项解说,故名“乘雅”。书成逢明末兵乱而散失,作者追忆旧作,仅将覈、参两项补其残缺,衍、断则难以复原,约只得原书之半,乃名“半偈”。共载药365种,以应周天之数。其中《本经》药222种,其它后世本草药143种。所选多为常用药,然拼凑周天之数,“未免拘牵附会”(《四库全书提要》)。诸药分《本经》上、中、下三品,《别录》上、中、下三品,其余诸家本草,按时代先后分为第一帙、第二帙等。各药之前,注明出处品级,次列药名、气味良毒、功效主治。注文分两部分,首为“覈(核)曰”,述药之别名、释名、产地、形态、采收、贮存、炮制、畏恶等内容;次为“参曰”,作者于此处常阐发药学理论见解。书中亦常夹引作者之父卢复《本草纲目博议》,及明代缪仲淳、王绍隆、李时珍诸家药论。作者常以儒理、佛理推演药理,每从药名、法象、生态等人手阐释药物性能,多使其说涉于虚玄。但在讨论用药适应证时,却能结合《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诸书,细予分辨,颇多经验之谈。故《四库全书提要》谓其“考据该洽,辩论亦颇明晰。于诸家药品,甄录颇严。虽辞稍枝蔓,而于本草,究为有功”。今存清初卢氏月枢阁刊本、《四库全书》本及据此转抄本数种。现代有铅印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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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崇原
《作者:张志聪》本草著作。3卷。清张志聪(隐庵)撰,高世栻(士宗)订补。约成书于17世纪末。此书收药289种,其中《本经》药233种,附品56种。每卷按上、中、下三品排列。每药又分正文、小字注文、阐释三部分。其正文大多摘自《本草纲目》所载《本经》条文,注文考订药物品种,颇有见地,多述当时药品混淆情况及鉴别特征。书中“诠释《本经》,阐明药性,端本五运六气之理,解释详备。”但论药方法不同于金元医家之气味阴阳厚薄、引经报使等学说。此书重视探讨药性本原,以是名曰“崇原”。其本草学术对徐大椿、陈修园等均有深刻影响。现存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医林指月》丛书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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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撮要
《作者:陈其瑞》本草类著作。清陈其瑞辑。十卷。其瑞字惠亭,平湖 (今属浙江) 人,精于医。本书系陈氏在 《本草备要》 、《本草从新》 的基础上,于光绪十二年(1886) 摘要改编而成。共载药物六百六十八种,分为草、木、果、蔬、五谷、金石、人、禽兽、虫鱼鳞介、木火土十部,再以药为经,以药性、主治、配伍为纬,各药之下先明性味、归经及主治; 次明与它药配伍及禁忌。读后知某药是何味何性,入何经专治何病,与某药同用治何病,宜生用、熟用、炒用、炙用、研用或独用等。并注明与其药相佐、相恶、相畏、相反、或相须、相杀。内容较为充实,可供临床参考。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 资生堂刊本,一九三六年世界医书局印《珍本医书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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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分经
《作者:姚澜》成书于1840年。清代姚澜撰。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该书不分卷,论药804种,按药物归经理论进行编写,其中80余味有炮制记载。主要内容有:去心(巴戟天、远志)、去核(萸肉)、去皮尖(杏仁)、去外皮毛(辛夷)、刷去毛(枇杷叶);焙(紫河车);炒(五灵脂、扁豆、麦芽);炒黑(黄柏);炒至烟尽(干漆);面煨(甘遂);酒蒸(白茅根);醋炙(芫花);硫黄熏(东洋参);水飞(朱砂);醋淬甘草水飞(自然铜);醋淬水飞(紫石英);去油(巴豆、肉果、续随子)。部分药物还记载了炮制作用,如:黄柏,“生用降实火,炒黑止崩带,酒制治上,蜜制治中,盐制治下”。黄连,“酒炒治上焦火,姜汁炒治中焦火,盐水炒治下焦火”。巴豆,“生用治急,炒黑缓治”。卷柏,“生用辛平破血,治淋结。炙用辛温止血治肠风”。莱菔子,“生用能吐风痰散风寒,炒熟治喘嗽下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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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拾遗
《作者:赵学敏》清赵学敏撰。此书撰于1765年,刊于1864年,共10卷,分18部,其中716种药物《本草纲目》未记载,加已载而需予补充药物共921种,其为补充《本草纲目》的著作,故名《本草纲目拾遗》。《本草纲目拾遗》引用参考多种文献资料,结合临床经验及采、种草药予以介绍,参照《本草纲目》体例编撰,较之多出藤、花二部,书前首列“正误”。全书内容皆论述《本草纲目》误记或漏记的药物,如“大腹子”条称:“大腹子乃大腹槟榔,与槟榔形似而性异……至今日药肆中所用槟榔,半多以大腹子代用,率由濒湖一言之误也。”凡例称:“川贝不分川象(指川贝母、浙贝母);大枣不分南北,传误非浅。”又如“小序”中称:“濒湖之书成博矣,然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如不解一也,今产霍山(在今安徽省西部)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一也,今出于潜(霍山,汉置潜县)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此而不书,过时罔识。”这说明许多药物同物而异种。皆载录以别之。书中所收许多药物来自民间,如:紫草茸清解痘毒,鸦胆子治疗冷痢,千年健治疗风湿,独角莲治疗毒虫咬螫等等,还收录了许多外来药物,如西洋参、西国米、吕宋果、金鸡勒等等,此外还发掘了民间验方和当时传入的西医药资料。赵学敏还著有《本草话》《升降秘要》《药性玄解》等,但已佚失,仅存此著,解放后有排印本。<br/><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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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害利
《作者:凌奂》成书于1862年。清代凌奂(晓五)撰,手稿本。作者得其师吴古年之《本草分队》遂以此为基础,集诸家本草之药论,补入药物有害于疾病之内容,更名《本草害利》。全书共8卷,本书集历代本草及名医经验,删繁就简,罗列常用药物,按脏腑分队,以补泻凉温为序,先陈其害,后叙其利,并详述其出产、形状、炮制方法,是本草书中独具一格的体裁。共有209味药物介绍了炮制方法,其中大部分药物详述了炮制过程、炮制品的不同用途及炮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远志肉:“制过不可陈久,久则油气戟人咽喉为害。”石菖蒲、知母、肉豆蔻、草果:“忌铁。”由于补入药物有害于人体的内容,故有许多药物介绍了炮制品及生品的毒副作用。如桃仁:“双仁者有毒不可食。”巴豆:“此物不去膜则伤胃,(不)去心则作呕。”瞿麦:“只用蕊壳,不用茎叶,若一时同使,即空心令人气噎,小便不禁也。”此书在叙述某些药物的炮制方法时,对比了不同方法的差异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附子:“以盐淹之,则减其性……煎甘草汤泡浸全透,然后切片,慢火炒黄而干,放泥地上出火毒,有用水浸面裹煨令发坼,则虽熟而毒仍未去,非法之善者,有用黑豆煮者,有用甘草盐水姜汁童便煮者,恐煮之气味煎出其力尤薄,且制之不过欲去其毒性耳,若用童便是反抑其阳刚之性矣,尤非法之善者,惟用甘草汤泡浸则毒解而力不减,允为尽善矣。市医淡漂用之,是徒用附子之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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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思辨录
《作者:周岩》本草类著作。清周岩撰。四卷。岩字伯度,山阴 (今浙江绍兴) 人。清末医家,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颇有研究,著有《六气感证要义》等。周氏认为“方之不效,由于不识证者半,由于不识药者半。识证矣而药不当,非特不效,抑且贻害”。提出“辨本草”为“医学之始基”,故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书中常用药物为主,于光绪三十年(1904)撰成此书。约十一万四千字。卷首绪论,对当时医界不重视“经典”,“贱中医贵西医”等观点进行抨击。继之对一百二十八种常用药进行辨析。卷一载石膏、赤石脂等十八种。卷二载木香、郁金等四十六种。卷三载生姜、干姜等十七种。卷四载沉香、乌药等四十七种。周氏论药,或据《本经》、或据《伤寒》、《金匮》,兼采众家之长,又善抒发己见,有一定参考价值。有光绪三十年山阴周氏微尚室刊本,一九三六年《珍本医书集成》本,一九六○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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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新编
《作者:陈士铎》成书于1687年。清代陈士铎撰,日本宽政元年(1789年)东园松田义厚翻刻本(卷1刻本,卷2、卷3、卷4、卷5均抄本)。该书采用问答的形式,讨论药物的临床应用,配伍等。主要是著者的心得,体会及个人见解,回答问题详尽而透彻。书中某些药其炮制与药性有关时,方提出来进行讨论。书中认为古人常提出的“饭上蒸”,是为了克服忌铁锅而又要用铁锅,采用的补救方法。对酒制白芍,乳制茯苓,首乌熟用和黄芪蜜炙等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芍药正取其寒以凉肝之热,奈何以酒制,而使之温耶”;茯苓“若过用乳制,则通利之性反失”;“黄芪原不必蜜炙也,世人谓黄芪炙则补而生则泻,其实生用未尝不补也”;何首乌“蒸熟能黑须发,但最恶铁器,凡入诸药之中,曾经铁器者,治其以前味,绝无功效……惟生首乌治疟,实有速效,治痞亦有神功,世人不尽知也,虽然首乌蒸熟以黑须发,又不若生用之尤验,盖首乌经九蒸之后,气味尽失,又经铁器全无功效矣,不若尽以石块敲碎,晒干为末……共捣为丸,全不见铁器,反能乌须发……有些体轻之药如淫羊藿,蒲公英等,需用剂量大,体轻占体积大不好携带,该书提出制成煎膏,缩小体积,以便于带出,配方用。例蒲公英“夫蒲公英煎膏,实可出奇,尤胜于生用也,而煎膏之法若何,每次必须百斤,石臼内捣烂,铁锅内用水煎之,一锅水煎至七分,将渣滤起不用,止用汁……俱取清汁,入于大锅内,再煮至浓汁,然后取砂瓶内盛之,再用重汤煮之,俟其汁如蜜,将汁倾入盆内,牛皮膏化开,入之搅均为膏,晒之自干矣,大约浓汁一斤,入牛皮膏一两,便可成膏而切片矣。一百斤蒲公英取膏七斤,存之药笼中,以治疮毒火毒尤妙,凡前药内该用草一两者,止消用二钱,再简妙法也。无鲜草可用干草,干则不必百斤,三十斤便可熬膏取七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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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神秘的陌生人》是马克·吐温最后的作品,也是厌世主义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述奥地利乡下的三个少年,有一天在突然出现的陌生人的唆使下,进入了光怪陆离的世界。陌生人自称名叫撒旦。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全都悲惨、绝望而暗淡,但笼罩在人物身上的飘渺空想以及一个接一个出现的神秘事件和难以言说的奇幻场景,使得这部作品读起来完全没有沉闷、阴郁之感。另外,在作品接近结尾时,马克·吐温所提出的激进反战论,连同对基督教文明的不信任和诅咒,在2013年的今天读起来,竟然带有预言家式的先见之明。这部作品在作者逝世后第六年的一九一六年首次出版,也就是说,马克·吐温直到最后并没有将这部作品定稿,因此有数种不同的原稿存在,这些原稿经过编辑之后,就是1916年的首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部作品并没有普及版,读者想要购买并不容易,不过在1929年出版的新全集中,则收录了几乎可以称为“最权威版”的《神秘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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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专著。钱锺书著。4册。第1、2册1979年8月、第3、4册1979年10月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集作者多年文学研究之心得,分别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进行批评。辄取一字词、典故,博考中外例证,或精析微义,或阐述己理。例如书中论《诗经》六义中的“兴”,先引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胡寅《斐然集》卷18《致刘叔易书》中李仲蒙语、项安世《项氏家说》卷4等书文中前人关于“兴”的理论论述,后举汉代民歌、古诗十九首、现代儿歌,西方民谣等运用“兴”这一手法的例证。最后指出:“毛、郑诠为 ‘兴’者,凡百十有六篇,实多 ‘赋’与‘比’;且命之曰‘兴’,而说之为‘比’,如开卷之《关雎》是。说《诗》者昧于‘兴’旨,故每如项安世所讥‘即文见义’,不啻王安石《字说》之将‘形声’,‘假借’、等字作‘会意’字解。即若前举儿歌,苟列《三百篇》中,经生且谓:盖有香蕉一枚、苹果二枚、梨一枚也;‘不怕’者,不辞辛苦之意,盖本欲乘车至外婆家,然有电话可通,则省一番跋涉也。鼷钻牛角尖乎?抑蚁穿九曲珠耶?”全书体例,大致与此相仿。因叙述全用古文,凡举国外之例又多引原文,故一般读者往往畏其艰深,难以卒读。但其价值却是为当代中国学者所公认的,并且已有专门研究该书的论文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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