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傳叙
從三國到六朝，傳叙文學盛行，唐初遂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是傳叙文學最盛的時期；但是也在唐代，傳叙文學開始衰頽。中唐時代，韓愈、柳宗元都是聲勢驅駕一代的文人，但是他們不敢作傳，認爲這是史官的事。從此以後，開始了文人不當作傳的傳説。顧炎武《日知録》説：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有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 《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 。《柳子厚集》中傳六篇 《宋清》、《郭槖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 。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輩皆以微者而爲之傳，毛穎、李赤、蝜蝂則戲耳而爲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而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
——《日知録》
清桐城派也有文家不當立傳的理論：
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録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温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
——方苞《答喬介夫》
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引劉大櫆説
這個當然止是一偏之説，所以姚鼐又説：“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録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録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録古傳狀之文，並紀兹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姚氏之言如此，倘使我們看到姚氏《朱竹君先生家傳》，以及其弟子梅曾亮《總兵劉公清家傳》、《王剛節公家傳》、《栗恭勤公傳》；魯一同《關忠節公家傳》，我們應當知道他們已經打破文人不當作傳的原則。姚氏所謂“使後之文士得擇之”者意在此。我們再看到蘇軾《陳公弼傳》，那麽八家無爲達官立傳的話，也不盡然。但是韓柳不肯立傳，這仍是事實。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傳記篇》，舉宋人所撰《文苑英華》。今就《文苑英華》言，自卷七百九十二至卷七百九十六，共傳五卷。唐代傳叙不多，迻録其目於次：
庾信《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李華《唐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唐故東川節度使盧坦傳》。 以上卷七百九十二 。
盧藏用《陳子昂别傳》。
于邵《田司馬傳》。
陸羽《陸文學自傳》。
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毛穎傳》、《下邳侯革華傳》。 以上卷七百九十三 。
柳宗元《宋清傳》、《種樹郭槖駝傳》、《童區寄傳》、《梓人傳》、《李赤傳》。
陳鴻《長恨歌傳》。 以上卷七百九十四 。
沈亞之《李紳傳》、《郭常傳》 有録無文 、《馮燕傳》。
杜牧《燕將傳》、《張保臯鄭年傳》。
李磎《蔡襲傳》。
皮日休《何武傳》。 以上卷七百九十五 。
王勣 集作績 《無心子傳》、《負笭先生傳》、《仲長先生傳》、《五斗先生傳》。
釋皎然《强居士傳》。
白居易《醉吟先生傳》。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甫里先生傳》、《書李賀小傳後》。
李華《李夫人傳》。
李翱《楊烈婦傳》。
杜牧《竇烈女傳》。
皮日休《趙女傳》。 以上卷七百九十六 。
章學誠論諸篇云：即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誌者， 庾信《丘乃敦崇》之類 。自述非正體者， 《陸文學自傳》之類 。立言有寄託者， 《王承福》之類 。借名存諷刺者， 《宋清傳》之類 。投贈類序引者， 《强居士傳》之類 。俳諧爲遊戲者。 《毛穎傳》之類 。
在學誠所論以外，我們可以指出《負笭者傳》是論説不是傳叙；《書李賀小傳後》其實是《李長吉小傳》。還有《李紳傳》僅記其平生一小節，《燕將傳》、《蔡襲傳》兩篇着重在史實而不重人性，《長恨歌傳》是小説，《馮燕傳》是故事，都不能説是傳叙的正體。
李華是唐代有名的文人，所作三篇：《李峴傳》狠粗疏，《李夫人傳》也不詳密，《盧坦傳》便寫得威重得體，舉中古作品比論，這是一篇佳作。但是倘使我們從近代傳叙文學的立場看來，我想還應當推重《陳子昂别傳》。尤其建安郡王武攸宜進攻契丹，子昂參謀帷幕的一段，寫得慷慨淋漓。傳中引子昂上書：
人有負琬琰之寶，行於途，必被劫賊，何者？爲寶貴，人愛之。今大王位重，又總半天下兵，豈直琬琰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一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爲功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
上書以後，“建安方求鬥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感激忠義，又進諫，言甚切至，最後：
建安謝絶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知之也。
《陳子昂别傳》大意如此。陸羽底《陸文學自傳》、陸龜蒙底《甫里先生傳》，章學誠認爲自述非正體者，在叙述的方面，更忠實，没有矯飾，比一般的自傳更值得注意。
《陸文學自傳》首先叙述自己的個性：“而爲人才辯，爲性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瞋。又與人爲信，縱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諐也。”接下記着早年孤露，三歲以後，受到和尚竟陵積公底撫育，積公教以佛經，但是陸羽不肯學。於是：
公因嬌憐撫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圬牆，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倣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芟剪卉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懵然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墮，鞭之。因歎云：“恐歲月往矣，不知其書。”鳴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因倦所役，舍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謔談》三篇，以身爲伶主，弄木人假令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吾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捐樂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
陸羽是盛唐人，陸龜蒙是晚唐人，時代較後，但是文字的真率，大體相等。《甫里先生傳》首先提出作詩的主張：
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茫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抺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浄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詩，欲與造物者争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淩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鏁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
此後又寫到他的生活：
先生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萬步，有牛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也，無别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因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區。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瘠，大禹胼胝，彼聖人也，非聖人耶？吾一布衣，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蚤蝨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
在中古時代裡，不但身爲伶工，爲當時所諱言，就是治家人生産，亦爲學士大夫所不願言，看到這兩篇自傳的叙述，我們不能不欽服作者底坦白。
顧炎武指出韓愈、柳宗元除了偶然着筆以外，不爲人作傳，這是事實。他們認爲作傳是史官之職，所以不肯下筆。韓愈甚至身爲史官，還是不肯着手作傳，因此和柳宗元發生一場辯論：韓集《答劉秀才論史書》，柳集《與韓愈論史官書》，皆可證。宗元《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又云：“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可見韓愈另有答宗元論史書，今不見集中，無可考。
韓愈《答劉秀才書》，首言自古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繼稱：
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明，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
韓愈這種態度，止是退縮畏葸，所以柳宗元與書，直言“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在態度方面，當然是柳子厚不錯，但是要在政治混亂，是非不定的當中，寫成史傳，還是非常困難。韓愈在史官之位，不肯作傳，自有他的理由。因此成立了文人不作傳叙的風氣。在中國文學上，不能不算是一種損失。
韓愈四篇傳：《革華傳》不入《昌黎集》，《圬者王承福傳》入雜著類，《毛穎傳》入雜文類，《太學生何蕃傳》入書類。編制頗不易解。《毛穎傳》止是一種游戲文字，姑不論。《王承福傳》是一篇論説，臚述了古今興廢的感慨，而忽略了王承福的生活意義。《何蕃傳》更因雜在書類，所以一本止題作《何蕃書》。除了四篇以外，韓集有《張中丞傳後叙》一篇，記載南霽雲及張巡等遺事，這是一種補傳的意義，所以稱爲《後叙》。
《柳河東集》傳類共六篇，《曹文洽》、《韋道安傳》有録無文，《劉叟傳》、《河間傳》見外集，實共八篇。其中《童區寄傳》、《李赤傳》是叙事小篇，其餘諸篇都是直抒懷抱的議論，連《蝜蝂傳》也染上了作者底主觀色彩，和《毛穎傳》那樣以文爲戲的意味，完全不同。
我們可説韓柳集中，看不到傳叙，也看不到史傳；集中除了小小的記叙外，所有的傳止是文字的游戲，否則便是懷抱的攄述。要把魏晉南朝相比，這實在是傳叙意識的消沉。但是他們集中，類似傳叙的文字，不是没有，我們在這裡舉出，以後關於同類的文人，便可從略。
第一是狀。狀便是行狀或逸事狀。在魏晉間，狀是一種傳叙底篇名，但是唐代的狀便不同，這只是史傳的原料，由死者底家屬或同情者供給史館，以備採擇的著作。因爲作用不同，所以體裁也不同。史傳往往謹嚴，但是行狀便不妨冗長；史傳有襃有貶，但是行狀便有襃無貶。史傳的態度要公正，但是行狀便不妨偏袒。唐代文人底傳，已經和現代的傳叙，意義不同，那麽在唐人底行狀裡，要追求公正確實的叙述，也不一定可能，不過這個也因爲情形不同而發生差異。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是一篇故吏底叙述，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是一篇旁觀者底叙述。他們底地位顯然不同，結果也自然有異。
韓愈作《贈太傅董公行狀》，因爲他曾從董晉於汴州，爲觀察推官，所以叙述扼要。曾國藩論爲“著意在諭回紇、諭李懷光及入汴州三事，餘皆不甚措意，惟有所略，故詳者震聳異常”。這是評論文章的風度。但是董晉爲相五年，相業無可稱，狀稱“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這當然是一種避實就虚的筆調。司馬光《資治通 考異》認定韓愈“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爲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又狀末稱“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君子以爲知人”。“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作者對於董晉底言行，都給予一種善意的解釋，但是事實正指示着一個庸碌尸位，不顧大局的人物。
《段太尉逸事狀》是一篇寫得極其生動的文章。篇中寫着段秀實按法誅了郭晞的部下十七人之後，辭白孝德，往見郭晞。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焉。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
篇中如此者不止一節，但是因爲不是段秀實底整個生活，所以稱爲《逸事狀》，不稱行狀。宗元《上史館狀》，自言“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這是一種審慎的態度。
傳狀以外，還有碑誌。立於墓上者曰碑，與之同類者有廟碑，神道碑，碑陰，墓表，阡表，墓碣。埋於土中者曰誌，與之同類者有墓誌銘，壙誌，磚誌，蓋石文。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合傳狀碑誌爲傳誌類，其實不同。姚範論韓愈《楊燕奇碑》，言“公碑誌，金石之文也，以議論斷制，若云史傳，則非宜耳”。這是一點。再從作者心理立論，家傳行狀，上諸史館，語句之間，不能過分誇張，墓碑銘誌，施之丘隴，便不妨畧加鋪陳。韓愈《董公行狀》，立言尚有體段，在碑版文字中，便常有顛倒是非、淆亂白黑的語句，所以當時人稱爲諛墓。既應死者子孫之請作文，當然難免曲筆，這原不在人情之外。還有傳狀寫在紙上，碑誌刻在石上，因爲施工的難易，因此傳狀不妨有長至數萬字者，墓碑最多不過數千字。誌因爲埋在土中，更不能有大篇，所以通常在一二千字以内，甚至僅有一二百字。這是事實底限制，因此也影響到文字底體裁。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便是一篇諛墓的文字。許國公韓弘在平淮西一役，并没有大功，但是《神道碑》便歸功於弘。姚鼐論爲“觀弘本傳及《李光顔傳》，弘以女子間撓光顔事，與碑正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清邊郡王楊燕奇碑》又是一種諛墓的方法。燕奇一生止爲偏裨，未當方面之任，但是碑言：“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在這段叙述裡，好像燕奇負了重大的責任，其實正與事實不合。又如《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叙劉昌裔和吴少誠交通的事實，止説：“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其後昌裔爲蔡州所逼，倉皇入京，誌稱：“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這些都是諛墓的實例。倘使我們據爲史實，便上了大當。
因爲碑誌文體省略的原故，在叙述方面，往往不能盡情，所以也無從據爲史實。韓愈《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五公，當然有崔縱、鄭餘慶在内，其餘便不可考。柳宗元《故永州刺史流配驩州崔君權厝志》：“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所謂五徙職、六增官者，亦不可指。
但是碑銘中，寫人情處，有極緜密者，而且因爲作者運用文字的技巧，更值得後人的低徊諷誦。傳叙中有此筆調，自能動人。録如次：
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游，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絶之行。俸禄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筝，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賓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所謂近於道者耶？
——韓愈《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糺謫謡舞擊咢，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捃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
——柳宗元《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宗元《獨孤申叔墓碣》：“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因志與獨孤游者十三人姓名字里。其後作《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復作《先君石表陰先友記》。韓愈亦言宗元之父柳鎮，所與遊皆當世名人，見《柳子厚墓誌銘》。宗元《先友記》列六十七人，於其爵里個性，一一備列，倘使我們把神道表認爲傳叙一類的著作，《先友記》便是一篇有價值的附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