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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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实录
《作者:佚名》《明英宗实录》共三百六十一卷,其中附有《景帝实录》九十一卷,在《明实录》中,其卷数是较多的。实录中收有大量奏疏,本文将对其所收奏疏及其价值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奏疏是古代社会臣民与帝王沟通的纽带,是民情上达的一种渠道,不同种类的奏疏,其用途亦有不同。《英宗实录》中所收奏疏数量宏大,上书者身份迥异,上疏内容更是广泛。有治国安邦疏、经济改革疏、礼仪文化疏、军事防御疏、民生救济疏、举荐贤才疏、弹劾疏、规劝皇帝疏等等,几乎囊括国家治理的一切事务。奏疏的收录方式亦是多样化,有全文收录、提炼而书、选择而录、仅有提及等方式。因其为官修史书,其修纂者多为进士出身,水平较高,且史料来源广,资料可信度高,是研究明朝历史的基本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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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异典述
《作者:王世贞》《皇明异典述》明·王世贞撰。共八卷,记录了明朝政治的奇闻异事。夫国之有典也,则号令庆罚皆在焉。其曰典者何?志常也。曰异典者何?志非常也。诸创国者皆不为常者也。其业可大而法可久,习之则为常,是故曰典也。自古有天下之盛者,莫过唐、虞、三代。唐有天下,举亩{亩厶}之鳏民而委之政,既得政则绁天子之所,任岳牧侯伯而﹃之。既﹃之而复峻用其子,其后辄举祖宗之人民社稷而付之。商有天下,举五就之遁臣而委之政,既托孤而废其主,废而旋复焉,尊之曰阿衡,而待之以不臣。周借其国,付渭川之钓叟,使埒父称而师事之,又以其幼子托之於介弟,使据君位而朝诸侯。其殁也,又崇以天子之礼乐。典而异者孰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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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友斋丛说
《作者:何良俊》明何良俊撰。 38卷, 分经、 史、 杂记、 子、 释道、文、 诗、 书、 画、 求志、崇训、尊生、娱老、正俗、考文、词曲、续史等17类。何良俊,字元朗,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嘉靖中以岁贡生入国学,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弃官归家后移居苏州,与文征明等人交游。藏书4万卷。在明代学者中,堪称博学多闻。 自称和古人庄周、王维、 白居易为友, 因名斋曰“四友斋”。此书搜采甚广,记有很多明代史料,苏松等处地方掌故,以及各类专门性考证和批评。 其中“文”、“诗”、“词曲”三类,论及文、诗、 曲诸方面源流变迁等,如,“诰敕起于六朝,然其来甚远,肇自舜命九官与命羲仲和仲之词,后《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遗制也。”(《四友斋丛说·文》如,“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戏为戏文……夫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歌曲,则歌曲乃诗之流别”(《四友斋丛说·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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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
《作者:佚名》《明太祖实录》,记录中国明朝明太祖、建文帝两朝皇帝事迹的史籍。其年份起元至正辛卯(1351),讫洪武三十一年戊(1398),首尾四十八年。根据《明史·艺文志》的记载:《明太祖实录》共有二五七卷。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元年(1399年),总裁为董伦、王景彰等;再修于永乐之初,监修为李景隆、茹瑺,总裁为解缙;三修于永乐九年(1411年),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官,胡广、胡俨、黄准、杨荣为总裁官,至十六年(1418年)五月修成。朱棣两次重修太祖实录,删去了明太祖的过失以及建文朝遗臣对成祖的指斥,又歌颂朱棣“靖难”之功,以图自解于天下后世。但反复删改,使《太祖实录》所记四十八年史事只余二百五十七卷,显得过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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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塘日札
《作者:朱子素》一卷。明朱子素撰。朱子素,字九初,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生卒年不详。明诸生,明亡后应贡不仕,隐居授徒。著有《吴疁文献》等书。《东塘日札》记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破南京后,进兵嘉定诸县,下剃发令,东南人民云集反抗,邑绅侯峒曾、黄淳耀聚民守嘉定,及城破后李成栋兵屠嘉定事。首记钱谦益纳降,豫王发兵吴中,乡兵聚而反抗,以侯峒曾为首,杀汉奸,戳清兵,李成栋军受创。又记清军与嘉定守城义兵激战,侯峒曾、黄淳耀死难经过,李成栋兵于城内外烧杀奸淫抢掠情形。书用日记体,朱子素身历其境,故纪之颇详。记其亲见杀人情形,刀声刮刮然,悬梁赴井者,断肢者,血面者,砍死手足尤动者,骨肉狼藉,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投河死者不下万人,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之处。《东塘日札》与《嘉定屠城纪略》为一书而两名,经后人传抄,因语涉嫌讳而改题《东塘日札》。书中称“大清”、“清帅”,已非著者口吻,且于《嘉定屠城纪略》有所删润增补,或为子素自改,或为后人所为。《东塘日札》有《荆驼逸史》本,分为二卷,卷末多总论一则。又有 《纪载汇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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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本末
《作者:吴应箕》三卷。吴应箕著。吴应箕(1594—1645),字风之,又字次尾,明清之际安徽池州府贵池(今安徽贵池)县人。他是明末复社的领袖,领导了声讨阉党遗孽阮大铖的活动。该书序下注有一行小字:“书共六卷,存陈其年维崧太史家”。但该书实存上中下三卷,这可能是书刚编成时有六卷,后来删繁就简,合并为三卷。吴应箕在序中说:“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著,而受祸为独深,要亦何负于人国哉!东林争言真伪;其真者必不负国家,伪者反至负东林。此实何欤?盖起事至五、六十年,相传多失其实。于是而有伪者,亦势使然也。今之所为东林者,又一变往时欲锢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盛世岂有党锢之事?何论朝野,亦办其真与伪而已矣。余于是条次其本末,以使观者有所考而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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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屠城纪略
《作者:朱子素》一卷。明朱子素撰。《嘉定屠城纪略》 《纪载汇编》本改名为《东塘日札》,《痛史》本转作《嘉定县乙酉纪事》,为同书异名。所记时日,略有参差,或为传抄之误。而《东塘日札》载侯峒曾溺水不死,被清兵引出所杀等条,《嘉定屠城纪略》皆失载。《嘉定屠城纪略》于殉难诸人,举其姓氏者仅侯峒曾等七人,而《嘉定县乙酉纪事》则有缙绅、孝廉、贡元、太学生、诸生七十八人,盖为续访所得,随时增补。又记周荃降清,为密受钱谦益旨,《嘉定县乙酉纪事》 不载,盖为钱谦益客所删。可见《嘉定屠城纪略》皆是奋笔直书,未曾修饰。从而判定《嘉定屠城纪略》为初本,《东塘日札》为改本,《嘉定县乙酉纪事》为再改本。《嘉定屠城纪略》有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藏《明末十家集》旧抄本,日本嘉业堂文库、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八家集》旧抄本,清光绪十三年尊闻阁刻《明季稗史汇编》本,商务印书馆《明季稗史汇编》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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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藏
《作者:何乔远》纪传体史书。明何乔远撰。一百卷。乔远,字雅孝,号匪我,晋江(今福建泉州)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礼部仪制郎中,以事归居20余年,再宦至南京工部右侍郎。是书分为典谟记、坤则记、开圣记、继体记、分藩记、勋封记、天国记、天启记、舆地记(未全)、典礼记(未刊)、乐舞记、刑法记、河漕记、漕运记、钱法记、兵制记、茶马记、盐法记、臣林记、臣林外记、关柝记、儒林记、文苑记、俘贤记、宦者记、列女记、臣林杂记、宦者杂记、高道记、本土记、本行记、艺妙记、货殖记、方技记、方外记、王享记共37记。实则仍用纪、志、传之体,基本属于纪传体史书。载起自明太祖迄至穆宗(1368—1572)十三朝200余年史事,多取材于当时流传的野史旧文,保存了不少稀有明史资料。如货殖记所载江南几个大地主发家情况和明季手工业与商业情况。王享记叙述蒙古族鞑靼、兀良哈二部,女真族海西、建州二部以及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是研究经济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对研究明代丝绸之路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清避讳此书所载,列入《禁书总目》。仅有明崇祯十三年(1640)刊本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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瘴疟指南
温病类著作。明郑全望撰。二卷。郑氏因闽、粤等地瘴症流行,危害甚重,遂专心研究。后得北宋佚名辑《瘴症卫生方》,即以此书为基础,参阅诸书,附以己见,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 辑成是书。论述瘴症源流、病因、病理、用药、宜忌、预后等,并论及伤寒、内伤与诸证之鉴别。但对瘴症病因、病理等论述尚有不妥之处。收入 《珍本医书集成》 有清同治元年 (1862) 汲古轩刊本,一九三五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一九三六年世界书局铅印本。
七元真人说神真灵符经
七元真人说神真灵符经,撰人不详。约出于南北朝末或隋唐。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此经乃七真所说,内载六组二十一枚灵符。据称佩服灵符,可杀鬼灭魔,治病消灾。
三洞神符记
道家符箓书。一卷。撰者不详。内容主要对三洞经法中所出现的符书篆文详加考证。内记“三元八会六书之法”、“云篆八体六书”、“六文符字”、“入显玉字诀”、“皇文帝书”、“龙章凤文”、“玉牒金书”、“石字题素”等等。《道藏·洞真部》有收录。
清史讲义
《清史讲义》是盂森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是有关清史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孟森先生利用《清实录》和Ⅸ清史稿》,又兼采清廷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以乾嘉学派扎实细密的功夫考订清之先世源流,揭示八旗制度原貌,剖析了清代历史的诸多核心问题。本书主要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咸同之转危为安》五章,对清朝前期二百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简要叙述,为研习清史者之入门必读书。
春秋左氏传说
二十卷。宋吕祖谦撰。吕氏一生研究《左传》,共着三书,一是《左氏类篇》(已佚),二是《左氏博议》,三即此书。吕氏为宋代着名散文家,其治《左传》亦重其文史,此书卷首《看左氏规模》云:“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开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虽仍立足于《春秋》大义,但其偏重史实,较诸儒之拘于书例、变例,则稍胜一筹。吕氏之说《左传》,既称扬其能通过对史实之描述而明辨其是非曲直,“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但又批评“左氏虽才高识远,然不曾明理,溺于习俗之中,而不能于习俗之外别着一只眼,看此左氏纪述之失也。”吕氏对《左传》的批评,是基于《左传》解经的旧说。吕氏重文,故朱熹批评此书“遣辞命意,颇伤于巧”。《四库提要》为之辨云:“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吕氏论《左传》,要在明其如何申经之大义,与诸儒之治经传者无异。然吕氏之“巧”,则在其重视《左传》文字表达之技巧,此又与诸儒截然相别。吕氏不但重文,也重史。如卷二论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世,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又云:“以此知战国时已自有符命惑人了。虽左氏好说符怪,然战国之时,已自相传,如此便到得陈涉以符命惑乱一世,遂盛于王莽。”即是从历史之角度论《左氏》之失,远胜于诸儒之空谈。此书文体类似宋代散文家之史论,随事立论,随文解义。或一事一议,或总若干事而一论,均有感而发。现存清《通志堂经解》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圆集要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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