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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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全解
《作者：陈祥道》宋陈祥道(字用之)撰。共十卷。认为孔子“言义则存乎《春秋》，言理则存乎《论语》”。认为《论语》乃孔子“言理以答学者之问”(《论语全解原序》)的著作。就《论语》逐篇逐章作了诠释。“祥道长于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在礼制最为明晰。”(《四库全书提要》)如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章，除例举“孔子于圣仁不敢居，于管仲则称仁”外，还引《礼记·乡饮酒》酬宾之礼以示尊贤养老之义。又如解“师冕见”章，则引《礼记·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说明礼待瞽者如老者之义以明之。再如“臧文仲居蔡”章，则引《礼记·礼器》“诸侯以龟为宝，家不宝龟”的古制来说明鲁大夫臧文仲藏大龟，是一种不明智的僭礼行为。其学术本宗王安石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说以作佐证。如引老庄之说以释《为政篇》中孔子答哀公“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之语。解释虽未必尽合原意，而旁引曲证颇为详核，其可取之处甚多，故绍圣后与王安石《论语注》皆为当时所重。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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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拾遗
《作者：苏辙》北宋苏辙撰。一卷。前有自序云：“予少年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其书者十二三也。大观丁亥闲居颍川，为其孙籀、简、筠讲《论语》，子瞻之说，意有未安者，时为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谓之《论语拾遗》。”其书以《易》曰“无思”解释《诗》曰“思无邪”，认为“惟无思然后思无邪”，而圣人无思则是指“外无物内无我”;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虽死而不乱”之类，颇涉于佛、老二氏之学。而其所说“请讨陈恒”、“子见南子”、“齐归女乐”、“泰伯至德”等章驳正苏轼(字子瞻)说，俱有精理。他如以“刚毅木讷”与“巧言令色”相证，以“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等“六蔽章”之不好学与“入孝出弟章”之好学文互勘，亦颇有所发明。存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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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传
《作者：朱熹》《诗经》研究著作。二十卷，后并为八卷。南宋朱熹注。淳熙四年(1177年)成书。本书八卷，其中《国风》三卷，《雅》四卷，《大雅》、《小雅》各二卷，周、鲁、商三《颂》为一卷。末附《诗序辨》一卷。本书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注音。有注同音字，注反切音及注叶音三种方式。注叶音又有叶同音与叶反切音两种情况。二、标注赋、比、兴三体，并对此三种表现手法加以简单评论。三、解释字义、训诂章句及诗旨。这是本书主体，杂采《毛传》和《郑笺》，间用三家诗义，以己意为取舍，对理解诗义，多所发明。本书特点首先在于对《毛诗序》即《大序》和各诗《小序》的摒弃不录，对《诗经》各篇背景、主题等的了解上，不再受《诗序》约束和影响，而是另外得出自己的结论。其次，在字句解释上，虽较多沿用毛、郑，也有不少较为恰切的新说，简明易懂，至今仍是研究《诗经》的入门之书。其缺陷在于，阐释诗旨仍然多以伦理教化为说，往往陷于迂腐穿凿，例如把许多优秀爱情诗说成是“男女淫泆”之说，就充分表现出理学家的主观臆断与偏执。但本书作为与“汉学”对立的“宋学”代表，在后世影响极大。宋以后学《诗经》者，大多以本书为宗。本书版本极多，朱熹《朱文公政训》等已著录，《宋史·艺文志》作二十卷，拜经楼藏有二十卷残存八卷本，明司礼监本，明吴勉学刊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北官书处刊本，通行八卷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明印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本经校正排印出版，附校记。《四部备要》本为二十卷，《四库全书》本八卷。本书是《四书五经》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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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子
《作者：汪晫》南宋汪晫编著。一卷。成书于庆元(1195—1200)至嘉泰(1201—1204)间。传说子思承孔子门人曾子之学而撰有《中庸》，其言行则散见于其他诸书，未能搜罗荟集而独刊行于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子思子》七卷，即为子思言行汇编。汪晫未见其本，故别搜集而作此书。凡九篇，析为内、外。内篇为《天命》、《鸢鱼》、《诚明》;外篇为《无忧》、《胡母豹》、《丧服》、《鲁缪公》、《任贤》、《过齐》等，合为一卷。此书或采《中庸》，别立名目，如《天命第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明第三》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皆与原书文同。其书颇多疏误。如《孔丛子》一书，朱熹已反覆辨其系伪作，而汪晫采之独多。又往往窜乱原文。若《孔丛子》原作：“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注曰：“杂者，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杂说不存焉。”而此书则改为：“子上请所习于子思”，与子思答义全不相贯。《孔丛子》原作：“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教究理不以疑。”此书录之，而“圣”字下多一“区”字， “疑”字上多一“物”字。诸如此类颇多。然此书采摭广博，考订亦不乏精当之处，与《大学》、《中庸》互为表里，对研究子思思想及其师承源流亦颇有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曾思二子全书》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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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集注
《作者：朱熹》南宋朱熹撰。十卷。此书大略本程氏学，通取注疏古今诸儒之说，间断以己见。其编著历四十多年。早在当朱熹年三十四岁时，就编成《论语要义》，其本不传。至四十三岁，复取二程、张载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荟萃条疏，名曰《论孟精义》。其后，又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之意为《或问》。时年朱熹四十八岁。《论语集注》之最后定稿，虽征引诸家，自汉以下，凡三十余人，但其自出心裁，无所羁牵，于二程门下诸人，多所摒弃。而所引诸家，亦或因其说有病，而于增损改易。《集注》之作，考据与义理并重;固然重义理发挥，但也注意文字训诂，而不拘泥于名物训诂。后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合刊，名为《四书集注》。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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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句
《作者：朱熹》儒家修身思想是由孔子提出,并把修己与安百姓联系起来,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其修身思想集中地展现在古本《大学》之中。朱熹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修身思想,并运用理学思想对古本《大学》加以诠释与补充,著《大学章句》,称此书为"初学入德之门",并使古本《大学》"亲民"的思想发生转向,把《大学》是一种"帝王之学"转变为人人皆能成为圣贤的"大众之学",具有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大学章句》的修身思想强调修己、治人,并且要实现"止于至善"的社会理想,可以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消除道德危机提供借鉴。对《大学章句》修身思想的研究,从整体上把握其修己、治人、止于至善的精神内涵,发掘其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为今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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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注疏
《作者：邢昺》三国魏何晏集解，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二十卷。汉代传《论语》者有三家： 《鲁论语》，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齐论语》，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语》，汉景帝时出自孔氏壁中，又分今《尧曰篇》子张问从政以下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亦不与《鲁论》、《齐论》同，文字异者四百有奇。孔安国为传，马融亦注之。汉成帝时，有安昌侯张禹受《鲁论》兼讲《齐》说，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后有包咸、周氏又为之《章句》。东汉末年，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作《论语注》。魏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盛行于世。据《晋书·郑冲传》，原作郑冲、孙邕、曹羲、荀顗、何晏等人共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故今本乃独称《何晏集解》。旧本无音义，唐陆德明为之作《音义》。《音义》除以反切注音外，还提示篇旨大义。如《学而第一音义》“以学为首者，明人必须学也”。由于唐人只为《五经》作疏，《孝经》、《论语》等均无疏。何晏等所采孔安国以下皆古训，邢昺复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为之疏。虽纯杂相参，文字有所异同，如以包氏为苞氏，以陈恒为陈桓之类不可据，然自汉以后，注《论语》者数十家，要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则首推此书。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等疏解更为详尽。朱熹《论语集注》亦始基于此。除《四库全书提要》外，前有乾隆帝《御制读论语》、《御制无倦斋绎论语义》，陆德明《论语注解传述人》，何晏等《论语集解序》，末附吕炽等人有关《论语注疏考证》的跋语，对理解注疏均有帮助。《四库全书》本载有陆德明《音义》和吕炽等人《考证》，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勘本在每篇后附有校勘记，但仍因旧本，未载陆德明《音义》和吕炽等人《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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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注疏
《作者：邢昺》诗文注。相传为周公所作，孔子及其弟子增益。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十一卷。璞(276—324)有《山海经》已著录。昺有《孝经正义》已著录。《尔雅》为中国最早以释义为主专门用以解释经传文字的著作。汉代立有《尔雅》博士，唐代写为“十三经”之一。“尔，近也;雅，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故名《尔雅》。(汉刘熙《释名》)取义于对经传文字之训诂，宜近于雅正，以合原义。秦代焚书，而汉代尚经学，训诂之学遂兴。《尔雅》训诂多与《毛诗训诂传》相通，但无毛诗精确，所论制度又多为周制，故推知可能去古未远，写在《毛传》之前，当成书于战国，又经汉儒补益。书按辞条义类分为十九篇。对当时解经(特别是诗经)及后世训诂学影响极大。邢昺《尔雅疏叙》谓“东晋郭景纯用心凡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其为义疏者，则俗间有孙炎、高琏，皆浅近俗儒，不经师匠”，而他自作义疏“考察其事，必以经籍为宗;理义所诠，则以景纯为主。”并经集体讨论而定稿。撰疏比较审慎，其书流传亦广，对了解古代文化、文学、文字学，皆有文献价值。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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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清凉传
《作者：张商英》佛教史志。北宋张商英撰。二卷。商英(1043—1121)，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四川新津人。参与王安石变法，后与蔡京不合，被贬。大观四年(1110)为相，次年罢。商英广泛涉览儒、道、释之书。而最后归心于佛。元祐二年(1087)出任权发遣河东路提兵刑狱公事，游五台山金刚窟，次年遍游五台，观圆光圣灯，四年上山求雨，归作此传，以为所见皆文殊菩萨之化现。此与峨嵋宝光相似，可供科学家研究之用。五台山之灵异传播久远，其成为万民朝拜的圣地也当与此有关。传中叙及太宗灭北汉时，尽免五台寺院租税，至神宗、哲宗间边臣夺其良田，置弓箭手等，也为研究宋后期五台山佛教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书后有附传，记元祐四年本路其它官员观圣灯的经过。附录记元祐五年侍其灌、建中靖国元年(1101)钱盖在五台目睹圆光诸事。此外有崇宁三年(1104)李师圣《题五台真容院》、皇统元年(1141)朱弁《台山瑞应记》，文珫《后序》，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性彻之偈，均为后人陆续附入。有：①清光绪蒋氏刊本。②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校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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