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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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地名考略
《作者：高士奇》十四卷。高士奇撰。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清代着名史学家、经学家、诗人。康熙二十四年，高士奇奉敕撰《春秋讲义》，因考订地理，撰成此书奏进。然据阎若璩《潜丘札记》，则此书之实际作者乃徐善(字敬可，《四库提要》作徐胜，误)。其书以《春秋》经传地名分国编排，首列国都，次及诸邑，每一地名之下，先录本文，次详杜注，然后以先儒注疏及各史志传参考之。其《自序》云：“元凯所注，十得八九，其有阙而失据者，则京相旸之《春秋土地名》三卷、郑樵《春秋地名谱》十卷，杨湜《春秋地谱》十二卷，以及郦善长注《水经》、陆淳《春秋纂例》、张洽《春秋集传》多所考居，补元凯所未备。”其书考证颇为精核，如：“瓦屋”条云：“隐八年，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杜注：周地。臣谨按：《传》称会于温、盟于瓦屋，瓦屋距温当不远，故杜注言周地也。或言东昌府濮州观城县四十里有瓦屋城即三国会处，去温甚远，不可从。”又“邬”条云：“隐十一年王取邬、刘、蔿、邗之田于郑。杜注，邬刘二邑在河南，缑氏县西南有邬聚、西北有刘亭。蔿、邗，郑邑。臣谨按：乌有二，《后汉书》缑氏有邬聚，即此地，今在偃师县西南；晋司马弥牟为邬大夫，在汾介休东北。”其书由于是进呈御览之作，故清儒颇为推重。徐乾学《序》赞其“搜采之博，考辨之精”，“其用心之勤，则在乎贯通全经”，“此书非直元凯功臣，抑且为《禹贡》职方之嫡系”。朱彝尊《序》亦称其“考迹疆理多所厘正，简矣而能周，博矣而能要，无异聚米画也，振衣而挈其领也”。然此书亦时有贪多炫博，转致琐屑之弊。如鲁庄公筑台临党氏，遂立“党氏台”一条，而党氏台实与地名无关；又如晋以先茅之县赏胥臣，遂立“先茅之县”一条，却又不指明为何地。如此之类，曾是过求详备之失。揆其原因，大抵因其为进呈御览之作，故宁滥而勿缺。现存康熙二十七年高氏清吟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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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谕广训
《作者：康熙》清圣祖著,清世宗训。一册,一卷。书前有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御序,同年武英殿刊印。原名“圣谕十六条”。清康熙帝撰写颁布。全面系统地宣扬封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以为约束臣民。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勤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追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帝认为它“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皆己囊括无遗。为了进一步向百姓灌输封建道德，雍正于每条上加注释，改名为《圣谕广训》，并刊刻颁发，大力宣扬，各府州县学官，每月朔望两日，择地聚集士庶，宣读《圣谕广训》条文。在乡村除宣读外，还要用通俗语言解说，雍正帝希望以之“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器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圣谕广训序》)。明确表明颁布和宣讲《圣谕广训》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秩序，使其成为清朝统治者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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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鱼堂剩言
《作者：陆陇其》十二卷。清陆陇其撰。此书原名《日钞》，皆陆氏平时札记之文，未分门类。其甥陈济为之排次成编，亦不立标题，而基本有类可寻。一卷至四卷皆说五经;五卷、六卷皆说四书，又附《太极图说》、《近思录》、《小学》数条;七卷、八卷皆说诸儒得失;九卷至十二卷皆说子史，亦间论杂事。全书共359条，所论皆有根据，不为臆断之言，对于古今之事，必欲穷究原委，辨别是非。《四库全书总目》称陆氏“为国朝醇儒第一，是书乃其绪余”。书中对于朱、陆之异同，莫不委曲详明，剖析疑似，而词气平和，未尝严分壁垒，以诟厉相争。该书关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多所涉及，亦皆精核，凡汉注唐疏为讲学诸家所不道者，亦皆精研覃思，多所取裁。该书有《陆子全书》本、《四库全书》本、三蕉书屋刊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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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孝经指解
《作者：佚名》一卷。辑者不详。该书以宋代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人。宝元元年进士，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反对王安石变法，哲宗时为相，尽改新法，恢复旧制。死谥文正，追封温国公。著有《切韵指掌图》《潜虚》《稽古录》《涑水纪闻》等文集。主编《资治通鉴》为我国重要的编年史著作。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华阳人，仁宗喜祐八年(1063)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后因朋附司马光被贬而卒。曾与光同修《资治通鉴》，著有《唐鉴》、《华阳文集》。《孝经》自唐玄宗作注，今文始立，而古文废。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范祖禹又因光书另作，该书合为一卷。注《孝经》者，驳今文而尊古文，自该书始。但司马光尊从古文，而经文句下却备载唐玄宗今文之注，使今文古文南辕北辙。宋黄震认为：《孝经》今、古文有细微差别，但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其实《孝经》只有一书。其说较为公允。该书有清康熙十九年(1680) 刊 《通志堂经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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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定孝经注
《作者：顺治》福临御定，蒋赫德纂注。1卷。顺治十三年(1653)成书，有《四库全书》本行世。清世祖福临以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帝王全面接受汉文化熏陶，深悉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之重要，决心以孝治天下。该书之出版、颁行，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治国思想。书前《御制孝经序》阐述孝对国家、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作者说：“朕惟孝者首百行，而为五伦之本，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通之乎万世而无斁，放之于四海而皆准。至矣哉，诚无以加矣!”但就是这样一个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问题，却与人人息息相通，“其渊源实本于因心，溯厥初生咸知孺恭，虽在颛蒙即备天良”。因此，“位于尊卑，人无贤愚，皆可以与知而与能”。是人生固有的本性。它是在身体力行中实现，“非语言之间所得而尽也”。虽然孝植根于人心，但“觉世之功必赖夫圣人之训”。只有在圣贤启迪之下，孝方能成为自觉之行动。孔子之《孝经》便是因此而作。作者又说，自己在治理国事之余，曾再三研读，认为《孝经》一书，“其言近而旨远，理约而该博”，可为立身行道、移风易俗所遵循，“诚万世不刊之懿矩，百圣不易之格言”。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阙者”。但自汉朝以来，为该书诠释作注者日渐增多，却往往不得要领，良莠俱存，于孔子作经之本意，均有未当。有鉴于此，乃纂辑此书，“集古今之注更互考订，其得中而窾綮者采辑之，其妄逞而臆说者删除之”。同时于“流览之余，时获一是或足以补未发之蕴者，辄为增入，聊备参观”。以达到“发矇启锢，四方亿兆咸知效法，而允迪共底于大顺之休焉”的目的。通观全书作者之目的达到了。该书共18章，约1万余字，每章之下均以一句话点明主旨。正文则以简洁之词注释析义，清晰明确，甚便阅览。《四库全书》提要称该书“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古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这是对该书特点的恰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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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纂孝经集注
《作者：雍正》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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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问
《作者：毛奇龄》一卷。清毛奇龄(1623—1716)撰。该书是驳诘朱熹《孝经刊误》与吴澄《孝经定本》二书的。其体设为门人张燧问而奇龄答，共十条，一曰《孝经》非伪书，二曰今文古文无二本，三曰刘炫无伪造 《孝经》事，四曰 《孝经》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经传无据，六曰经不宜删，七曰《孝经》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吴氏删经无优劣，九曰闲居侍坐，十曰朱氏极论改文之弊。第十条是论明人敢诟刘炫，不敢诟朱、吴。附及朱熹之尊二程，过于孔子，与所标之目不相应。概为门人所加，非奇龄自定，或失其本旨。宋儒解经以义理为主，若理有可据，经文亦可改之。此弊甚重。奇龄此书，“负气叫嚣，诚不免失之过当。而意主谨守旧文，不欲启变乱古经之习，其持论则不能谓之不正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有康熙中刊毛奇龄撰《西河合集》本，清王德瑛《今古文孝经汇刻》本，南菁书院本 《清经解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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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室札记
《作者：刁包》二卷。清刁包(1603～1669)撰。刁包字蒙吉，号六用居士，祁州 (今河北无极)人。明天启七年 (1627)举人，再试不第，遂弃举子业，以著述讲学为事。清兵入关，隐居不出，于城隅建斋曰 “潜室”，闭户读书。其学信守程朱，以谨言行为要。著有《用六集》、《斯文正统》、《辨道录》、《四书翼注》等书。此书为平日所见的随笔札记。王士祯《池北偶谈》称道其中为盖世豪杰易，为惬心圣贤难一条;又称道其趋吉避凶盖言趋正避邪，若认作趋福避祸便误一条。然而所论心性及格致诚敬，则多拾前人的旧论。其谓读 《春秋》而不读 《胡传》之妙，不可以言 《春秋》，亦不出里塾拘墟之见。又称吾辈第一座名在《大学·知止》一节。且谓此山又不在书本上，还只在腔子里，语言虚渺。有《畿辅丛书》 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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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吕新论
《作者：江永》二卷。清江永(1681—1762)撰。江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一生著录甚多，有《周礼疑义举要》等书。是书上卷首论蔡元定的律书，次论五声、黄钟之宫、黄钟之长、黄钟之积、十二律、三分损益、二变声、变律。下卷首论琴，次论四清声、旋宫、乐调、造律、候气，最后为律吕余论。该书大旨以琴音立说。古人都以管定律、汉代的京房作准定数，由十二律生成六十律，后又生成三百六十律，这是以弦求声之开端。江永之说大约便根源于此。然而管音弦音在生声取律上稍有不同，所以难免有点牵强。然而其论黄钟之积、论宋儒算术之错误、论律生于历诸条都能自出新意。江永深精算法，所以对律度都能推算精确。至于定黄钟之宫，则根据蔡邕之《月令》中的章句以校定《吕氏春秋》的讹误，并纠正《汉书·艺文志》删削的错误。江永能发前人所未发，所以其说可以作为一家之学。是书有《四库全书》本、《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艺术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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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山乐录
《作者：毛奇龄》乐学著作。清毛奇龄撰。是书据明宁王权《唐乐笛色谱》为准，以四、乙、上、尺、工、凡、六字循环成七调。如四为领调，则乙为变宫，上为商，尺为角，工为徵，凡为变徵，六为羽。又除羽无清声，置乙、凡二字不用，复从六而推。高四为宫清，高上为商清，高尺为角清，高工为徵清，合之宫为九声。盖箫笛色字谱及金元曲调，其动荡曲折，总不出此九声之环转。伶官递相授受，称为唐乐之遗法。奇龄遂据以解五音十二律还相为宫，以攻司马迁《律书》、蔡元定《律吕新书》之说，欲举古来所渭“三分损益、隔八相生”者一切废之，并伶州鸠所对亦斥为妄言。夫宁王《笛色谱》果否为唐人之旧，未可知也。即真出唐人，而唐之雅乐固未闻能与三代比。乃执其优伶剩谱以定天地之元音，举汉氏以来诸儒授受去古未远者悉指为谬。揆以事理，似乎未然。惟宁王《谱》今已不传，存录是编，俾唐以来教坊旧调，金以来院本遗音，犹有考焉，亦技艺之一种也。是书本奇龄作，而托於其父镜所传，故题曰《竟山乐录》。竟山者，镜之字也。末一卷为《采衣堂论乐浅说》十四条，称出自其兄仁和教谕万龄，而词气亦宛似奇龄。无可佐证，亦姑妄听之焉。有《丛书集成》本，《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入其中《声律》、《乐器不是乐》、《乐书不是乐》、《乐不分古今》等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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