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克己

段克己（1196～1254），字复之，号遯庵，本贯河东，世居绛州稷山(今属山西)。段成己之兄。自幼兄弟并有才名，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同游京师，受到礼部尚书赵秉文赏识，目为“二妙”，还为其居里大书“双飞”二字。段克己正大七年(1230)以进士贡，天兴元年(1232)兄弟二人陷于被蒙古围困的开封，金亡，与其弟避地隐居于龙门山中。在元初，一些金遗民隐于河汾之间，其中八人(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的诗篇被列入元人房祺于大德五年(1301)所编《河汾诸老诗集》，因之称为“河汾诸老”。在“河汾诸老”之中，以段氏兄弟成就较高。泰定年间，段克己之孙段辅出任吏部侍郎，将克己、成己的作品编为一集，名为《二妙集》，共八卷。卷首有吴澄序，卷一至六将二人之诗以体类编，卷七是克己词，卷八是成己词。《二妙集》之外还有一些佚作。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诗》有克己诗三卷，存诗一百一十七首；成己诗三卷，存诗一百九十九首(均见第四册)。《全金元词》有克己词六十七阕，成己词六十三阕。另外，《全元文》(第二册)收有段克己文一篇，成己文十一篇。《元诗选·二集》，选入克己诗四十首；成己诗六十五首。段氏“二妙”是重要的遗民诗人，是“河汾诸老”的领军人物。今存的作品大都写于元初，受到元好问的影响。吴澄《二妙集序》说，河汾诸老活动的时期“干戈未息，杀气弥漫”，致使“贤者避世”。所以段氏兄弟之诗“陶之达，杜之忧，盖兼有之”。段氏兄弟，金元诸史均无传。生平事迹见元人虞集撰《段氏世德碑铭》(一般附见于《二妙集》)、清人孙德谦撰《二妙年谱》二卷(有民国四年求恕斋刻本)、《元诗选·二集》克己、成己小传。

段正元

段正元（1864—1940）俗名德新，道号正元，世人谓之段夫子，威远县镇西镇人。十五岁入峨眉、青城闭门修道，得师“先天后天、内圣外王、修治齐平、体用合一”之真传。著《阴阳正宗》十二卷。1912年，段正元在成都办人伦道德研究会，讲《四书》《五经》，发儒学真义，编有《道德发凡》、《外王刍谈录》等。1916年，北京成立“道德学社”，聘段正元为社师，他诲人不倦、讲学不辍，先后在北京总社及上海、南京、杭州等97所分社，阐扬孔学大道，倡导人道主义，希望实现“天下为家、各国平等、人人自由的真正世界大同”，受道弟子十七万余人。他的演讲后被各地编印成《道德学志》、《师尊特讲》、《道德和平》等三百余种书刊。

段正元一生致力于道德学研究，认为道德“在先天言，乃天地之元气，为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之根本；在后天言，乃人生之福气，为穷通、夭寿、富贵、贫贱之源头。”他将当时西方物质文明和中国道德文明相比较，认为二者若能相辅相成，地球立成大同世界。他盛赞孔子的中华传统道德，评价它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文明的而非腐败的；平等的而非阶级的；自由的而非束缚的；健全的而非贫弱的；极乐的而非苦恼的；圆满的而非缺陷的。在军阀割据和抗战爆发等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段正元奔走呼号，试图以儒学道义，实现他以德治天下的夙愿。

杜恕

杜恕（197～252年），三国魏散文家。字务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明帝时为散骑黄门侍郎。后任幽州刺史。为人倜傥任意，不求世誉。立身诚实朴质，不结私援。在朝八年，议论亢直。后被免官。所撰奏议论驳皆可观。著有《体论》、《兴性论》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其文八篇。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陆凯(198—269)三国吴大臣。 字敬风。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黄武初为永兴、诸暨长，拜建武都尉。吴末帝孙皓时，迁镇西大将军，领荆州牧。宝鼎元年(266)，迁左丞相。虽统率军众，而手不释书。时政多谬，屡上表疏，皆秉忠质言。原有集，已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其文九篇。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六一。

杜钟骏

杜钟骏（1852－1922），字子良，清江都县邵伯镇（今江苏江都县）人。清末医学家。出生于医学世家。幼年天资聪颖，学业超群。学完各类经书后，又精研《内经》、《难经》诸书。20岁悬壶于扬州弥勒庵桥。凡去求医者，必妥为诊治，所写方案洋洋数百言。每遇一般医生束手无策或有争议的病例，能引用名医论著加以阐述，众皆称善，故扬州一带颇有声望。杜喜吟咏，常与诗友唱和。后经引荐至浙江淳安、诸暨等县任职。

光绪三十四年（1908），杜钟骏经浙江巡抚冯汝骙推荐，进京为光绪帝诊病，历时3月有余，虽光绪帝已见好转，但由于内廷关系复杂，日换一医，未能持续辩证施治。光绪帝去世后，杜离京居住上海，后至奉天任巡按使署财政顾问，适逢袁世凯胃痛甚剧，曾邀杜前往诊治，一帖解痛，数帖病愈。后出任淮关监督1年多，为有力者排挤离去。杜再入北京，延清他治病的甚多。他所制“黑虎丹蟾香散”，为外科上品。晚年客居杭州，寄情山水，诗酒自娱。著有《德宗请脉记》、《白喉问答》、《抉瘾刍言》、《管窥一得》、《药园医案》及《药园诗集》等。

丁鹤年

丁鹤年（1335~1424），以字行，一字永庚。西域回回。曾祖阿老丁为巨商，以其资财捐助忽必烈，世为显官。父职马禄丁，官武昌县达鲁花赤，有惠政，死后留葬武昌。鹤年自曾祖以下，名末都有一“丁”字，便以丁为汉姓。至正年间，刘福通起义军攻武昌，他奉母走镇江，避地越江上，又徙四明，行台、省交辟不就。长期在东南沿海飘泊，或授徒，或寄居僧舍卖药自给，诗有“避地长年大海东，萧条生计野人同”之句，是其时生活写照。元亡后十二年才回到武昌，晚年学佛，所谓“闲修净土缘”(《逃禅室述怀十六韵》)。结庐居父墓，屏绝酒肉，明永乐间卒，乌斯道为作《丁孝子传》。鹤年博学多闻，生当元末乱世，又以家世仕元，诸兄登进士第者三人，从而忠于元室，其诗多国破家亡之感，他的好友戴良为其诗作序，以为“一篇一句皆忧君爱国之心，读之不觉涕泗横流”。顺帝北遁后，他常饮泣赋诗，情调凄恻，他的多首《自咏》便充满对故元的怀念之情。他精于音律，瞿佑说他“作诗极工”，尤工于五、七言近体，炼句精致，他的《题凤浦方氏梧竹轩》诗深得时人赞许，“时作者已满卷，此诗一出，皆为敛衽”(《归田诗话》卷下)。他也写过一些民歌风味的作品，如《采莲曲》，颇具南朝乐府民歌的韵致，他的题画诗也为人称赞，明胡应麟就赞赏他的二首《长江万里图》，认为有“天趣”，顾嗣立称他的诗是“元季诸人后劲”。着有《海巢集》，取“海上巢居”之意。诗集分别题为《丁鹤年集》、《鹤年诗集》、《丁孝子集》，有一卷、三卷等本，但内容基本相同。生平事迹见《九灵山房集》卷一九《高士传》、《春草斋集》卷七《丁孝子传》、《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明史》卷二八五、《两浙名贤录》卷五四、《元诗选·初集》小传、《(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九四、《新元史》卷二三八。

邓深

邓深，字资道，一字绅伯，湘阴(今属湖南)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高宗绍兴末前后在世。绍兴中进士。十七年，通判郴州(《万历郴州志》卷二)，试中教官，入为太府丞。二十七年，轮对称旨，提举广西市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知衡州，擢潼川府路转运使。晚年居家，处东湖之胜，构轩曰大隐，因自号大隐居士。能诗，其古风、近体均有佳作，像“泥深茭欲笋，水满稻初花”(《野眺即景》)描绘乡村夏景，“臣石忽在眼，不与他石类。势压千万山，魑魅敢睥睨”(《探禹穴》)描写禹穴奇险，“有时把笔抄新句，整日开窗对旧山”(《遣兴次韵》)陈述旷达之情，或豪健，或清朗，表现出不同风格。著有诗集《大隐居士集》，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为《邓绅伯集》二卷。郭绍虞《宋诗话考》又考证其或撰有《大隐居士诗话》一卷，今不存。《全宋诗》卷二○七○至二○七一录其诗二卷。事迹见《宋史翼》卷二一、《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六。

董应举

董应举，明代诗文作家。字崇相。闽县(福建福州)人。生卒年不详。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广州府教授，升南京国子博士，历吏部郎中、南京大理寺丞、太常少卿、太仆卿，官终工部右侍郎。罢归家居，80余岁卒。他爱谈论边塞防务，曾抗疏极论，仅报闻而已。当辽阳陷没后，他邀朋友饮酒论此事，目张齿击，仿佛朔风猎猎射窗纸。这种情绪在他的诗作中有所反映。如《丙寅闻边报》：“出山已分沙场死，今日生还亦主恩。忽报辽阳飞骑近，白头垂泣向江门。”他的诗还有讽刺官场之辞，如《杂作》：“小官事大官，曲意逢其喜。事亲能若此，岂不成孝子!”除此多为友朋赠答之诗，如《秋日寻孔雀庵通上人》：“林深不辨径，积叶翳寒泉。屋角留残日，秋阶童独眠。问师何所去，遥指隔江烟。夕磬无人发，林中闻暮蝉。”统览他的诗作，熔炼不足，艺术性较差。著有《董崇相集》16卷。

董谷

董谷，明学者。字石甫，一作硕甫，自号碧里山樵、汉阳归叟，海盐(今浙江海盐)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安义、汉阳二县知县，与大吏不合而归。少时游学于王守仁，王谓之：“汝习于旧说，故于吾言不无牴牾，不妨多问，为汝解惑。”因而笔录所闻，辑为《碧里疑存》。然其所录多失王原意。如其言“性无善恶”，而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所言为“心”而非“性”。书中其他言论也多杂以己意或臆测、想象，时有矛盾或含混不清之处。后学者却以为其所录皆出自王守仁，故常误会王有流入禅学之嫌。学术思想源于王守仁而有所不同，认为宇宙本源是“性”，“天下无性外之物。性者，天地万物之一原，即理是也。初本无名，皆人自呼之。以其自然，故曰天;脉络分明，故曰理;人所禀受，故曰性。生天生地，为人为物，皆此而已。”(《碧里疑存》)性即理即天，而其本质是“虚”：“性之体，虚而已，而万有出焉。且天亦非有四时，乃阴阳细分耳。阴阳亦非二物，乃一气屈伸耳。故先天惟一气，气惟一理，理惟一性，性惟一虚。”(同上)而其对于本体的认识是矛盾的，既认为“性”是无善恶的，又称“性之在人，不能无美恶”(同上)，则此美恶皆无根底。认识的矛盾，导致方法的偏差，他认为“复性之功，只要体会其影响俱无之意思而已。”(同上)一切归于“虚无”已基本是禅学的范畴了。著作有《碧里疑存》一卷，《澉浦续志》九卷。

杜道坚

杜道坚(1237—1318)，字处逸，号南谷子，当涂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人，是宋元之际的著名道士。元初，曾劝伯颜攻城不杀，并入觐元世祖，言求贤养贤用贤之道，受到重视，命住持杭州宗阳宫。其著作，最重要的是《文子缵义》12卷。本书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提要》在对其人其书进行介绍时，称杜之“始末无考”，书之“传本颇稀”，已“散佚不完”，只得将《永乐大典》中的残本编入。这样一来，人们对杜道坚及其《文子缵义》的认识和研究，便长期处于模糊和不甚了了的状态。其实，杜道坚的生平并非无考，该书也未散佚，而是尚存《道藏》之中，值得好好研究。

一、杜道坚的生平

关于杜道坚生平，见于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的《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和朱右《白云稿》卷三的《杜南谷真人传》。现再据其他资料加以补充，综合考述如下：

杜道坚，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出生于当涂采石。据说是晋朝名人杜预之后，时代久远，难以确证。其祖父辈在宋朝是“晦迹丘园”的老百姓。他天性颖敏，年十四，即嗜老氏学，辞母去俗，著道士服。年十七，寄迹天庆观。不久，成为理宗的御前道士。继而去茅山，阅读《道藏》，成为茅山宗嫡传弟子。宗室赵与言在担任户部侍郎江东转运使的时候，闻其名，延致宾馆，知遇最厚。后又再次来到首都杭州，南宋初名将杨存中的五世孙杨颖祖，以礼延请他主持吴兴计筹山升元报德观，时在景定壬戌(1262)。这年，杜道坚2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很想有一番作为。于是“兴玄学，饬轨范”，数年之中，“百废具举，徒众悦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久，承宣使入内都知邓惟善舍宅，建立宗阳宫、纯真观，又请他作主持，并将他引荐给宋度宗，度宗高兴地接见了他，赐号“辅教大师”。

但这时的南宋王朝已经进入末期，内部政治十分腐败，宋蒙关系特别紧张，兵连祸接，人心浮动，陷入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杜道坚虽有志于救世，但在这种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社会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只好在升元观之东北，白石山顶建了个披云庵，准备在这里“逸老”终生。

至元十二至十三年(1275—1276)，优势的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下渡过长江，对腐朽的宋王朝展开了毁灭性的最后决战。战争是十分残酷的，“天兵南渡，所在震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杜道坚的思想也不能不被“震动”。他考虑到“玉石虑毁于昆岗，黎庶惧沦于涂炭”，普通百姓的日子是最难过的，“衣食无从，忍填沟壑”。难道自己在这场劫难中，能够无所作为，袖手旁观吗?“弓刀曷措，莫救乡间”。于是他“慨然冒矢而出，叩军门”，回到故乡当涂，谒见正驻军在那里的元军统帅伯颜，“披胆陈辞，为民请命”说：“宋祚当终，历数有在”，宋王朝太腐朽了，固然应该灭亡，由新的王朝来代替，这是天命。但完全依赖武力征服，破坏性太大，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引起更大的反抗;如果“王诚不杀，则民归有赖”。只要不乱杀人，老百姓自然会归顺依赖的。伯颜听他说得很有道理，被他的诚恳感动了，非常高兴，“恨见之晚”，立即“禁将士下未附者，毋劫掠”，从此“军麾为之敛兵，民社因之安堵”。战争灾难，终于在他的劝说下，有了转变。

江南平定之后，杜道坚又跟随伯颜“驰驿入觐”，到上都去朝见元世祖。这时，世祖皇帝“方纲纪四方，并包九有，思修文而偃武，躬屈己以求贤”，正在考虑全国统一后，如何治理国家，大力招揽人才。听说在平定江南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杜道坚，到上都来了，非常高兴，“瞻师之来，奏闻立召”。杜道坚自然也是非常高兴，“望云就日，喜见尧天”。他态度轩昂，不卑不亢，踏着稳健的步子，“布武升阶，高谈王道”。据说，元世祖“嘉其古直，屡赐恩光”，对他的直言无隐很能虚心接受;因此，他也就“感激圣恩，莫知云报”，把他的心中的话全都说了出来。主要内容是“首陈当世之务”，言求贤养贤用贤之道，推荐了一些堪为将相的人才。世祖听了，莫不高兴，便想委任他执政，他极力推辞。世祖只好改派他“乘传江南，求有道之士”。他接受任命回到江南，在各地搜访到一批人才，完成了任务。

至元十七年(1280)，世祖又亲授“玺书”，命他提点道教，住持杭州宗阳宫，护持纯真观，兼领升元观。到大德七年(1303)升任杭州路道录，教门高士真人，别立通玄观，兼领杭州四圣延祥观。仁宗皇庆改元(1312)，锡号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依旧住持杭州宗阳宫，兼湖州计筹山升元观、白石通玄观。

杜道坚入元以后，主要是作道教提点，他利用这个职务与机会，既护持道教事业的发展，又广泛结交各方面的人士，关心民众疾苦，发展文化教育，校勘古籍，著书立说。当然，也少不了游览名山胜水，吟诗唱和。

杜道坚的交游十分广泛。道教中的师友，主要有葛师中、蒋玉海、邓惟善、邓牧、张与材、李道纯、张留孙、吴全节、孙益谦、吴存实、俞正因、黄石翁、马臻等。政府中的上层官员，主要有赵与言、杨颖祖、邓惟善、伯颜、张伯淳、柯谦、方回，杭州路达鲁花赤、赵孟頫等。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主要有牟献、黎立武、徐天佑、王易简、任士林、戴表元、吾丘衍、李彳刊、胡长孺、仇远、郑元佑、倪瓒、侯克中、顾瑛、张翥等。

通过以上这些人物相互交往活动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把杜道坚的事业功绩，大致归纳如下：

(1)促进道教事业的发展：他主持修建了许多道教宫观，主要有升元观、通玄观、宗阳宫、老子祠、纯真观、延祥观。还广度道教信徒，传授了众多的弟子。有较大影响的有薛志享、林德芳、姚志恭、李拱瑞、张德懋、赵嗣祺、岳榆、袁德逵等人。

(2)关心民瘼：这样的事例很多，例如：劝伯颜平江南攻城勿滥杀，入觐元世祖呈求贤用贤之道，救灾荒关心民众疾苦，乐善好施救济贫困等，难以备举。

(3)著书立说：写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著作。主要有：《道德经玄原旨》4卷。《玄经原旨发挥》2卷。《通玄真经缵义》12卷。《关令阐玄》3卷。还曾为《平宋录》和《中和集》作《序》。又善作诗，与邓牧、顾瑛、马臻等人之间曾有唱和，即是明证。还很会写字，书法水平很高，《古今图书集成》把他列入“字学典·书家部”，认为是有成就的书法家。

杜道坚在道教中威望很高，享年也很高，历元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诸朝，直到延佑五年(1318)正月十一日逝世，享年82岁。

二、《文子缵义》的思想

杜道坚的主要著作《文子缵义》，后被收入“四库全书”，虽属残本，仍被视为珍本，不少人认为天涯中只此残本矣，不无遗憾。其实，《文子缵义》并未散佚不全，明朝正统年间编辑的《道藏》中，就保留了它12卷的全本，只不过名为《通玄真经缵义》罢了。现在，《道藏》已经影印出版，人们终于得窥久被尘封的《文子缵义》的全貌。本书是对道家经典《文子》的铨释，其《缵义》部分实际上是杜道坚本人的思想，他在元朝统一全国的新时期写作此书，是有其重要的时代和现实意义的。

《缵义》正文12卷：1.道原;2.精诚;3.九守;4.符意;5.道德;6.上德;7.微明;8.自然;9.下德;10.上仁;11.上义;12.上礼。各卷条数不等，共269条。现将其思想义蕴，略加分类阐述。

(一)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发展

杜道坚在《缵义》中，第一卷首揭的就是“道原篇”，开宗明义是要根据老子之道，来阐发道的学说。

道的学说，博大精深，内涵十分广泛。《缵义》说：“道原于天，万物斯长;道且强名，何名非强。是故生天地、育万物，变化有无，不测其妙者，道也”(1卷1条。以下引文，均只注卷数/条数，省去“卷”、“条”二字)。这与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

《缵义》抓住“道”这个核心继续进行阐发，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道无形而生有形，始乎无始，终乎无终，一元之气，肇于太易，太易其万物之祖乎。”(1/15)不过，老子所说的道还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比较含混，《缵义》则明确地说，“道无正形，物随而形。天地间之无形无象者，皆可陶冶而变化，道其神矣乎。”(7/4)天地万物的始初，道处于混沌的状态，本是人们感觉不到的，但却又是可以被感知的万物产生的本原，真是太神妙了。

道，具有物质的特性，《缵义》认为“宇宙之间，造化流行而不息者，气而已也”(8/2)。“气乃无形之物，物乃有形之气”，它们之间是一种“体用”的关系(5/2)。这就向唯物主义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道，还具有普遍性、无限性，《缵义》认为“夫道，高下无极，遐迩贯通，无形无名，有情有信，圣人体道，不私喜怒，事至而应”(4/1)，是任何地方都存在的，而且“朴大无形，道大无量，天圆地方，道在其中。”(8/3)它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无始无终，无限发展，无法穷究。

道，既然是万物的本原，又具有发展的特性，因而也就是有规律的，《缵义》认为“道生天地，天地生人，气神感化，形万殊而道一焉”(8/20)。“道乃天下之所共，时来时去，不将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4/19)道制约着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在发展的过程中无不遵循道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道极则反，物盛则衰，理之常也;卮满则倾，刃刚则折，物之常也。”(3/16)这个“物理之常”还表现为阴阳、祸福、盈虚诸多方面，人们应该按照道的原则、规律去认识处理问题。

杜道坚阐发老子思想，又继承和发展了道家思想。老子在谈论道和德的关系时说：“失道后而后德”，其地位是显然不同的，因为万物是“道生之，德养之”，所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这话的含义不太明确，容易产生误解。《缵义》则明确指出：“道尊德贵，异名同出;生之畜之，不无不有。”(2/6)而且“天地之道，以德为主，而道为之命，物各自正，自然而已。”(8/4)二者密不可分，“天性即道，性善即德。”(5/1)它们无非是表里、体用、整体部分的关系而已。

(二)对儒家思想的吸收融合

老子在论述道与德的地位之后，还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仁、义、礼等的地位更是明显的等而下之，特别是“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更居于排斥之列，属于深恶痛绝的东西。《缵义》就不囿于传统，敢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现实需求的形势下，把儒家思想中这些有用的东西吸收进来，对道家思想的某些命题作出新的解释。

在《缵义》中，有不少专门谈论要上仁、上义、上礼的意见。“仁义者，道之孙、德之子欤!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尝相离。”(7/18)它们相互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并不排斥，只不过层次不同罢了。仁义，是辅佐道德的准绳。《缵义》认为“有圣贤者起，持以道德，辅以仁义，”就可“混天下为一家。”(12/13)何必拒绝排斥呢!“礼者，检身之式，防邪之具，天下之通道。”其功用自然是很大的。礼的进一步扩大，就是礼义廉耻，其情况作用也一样。《缵义》认为：“君子之礼义廉耻，犹匠石之规矩准绳也”。

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缵义》中吸收了许多儒家思想的成分。众所周知，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不谈理的，理学的创立和盛行，是宋代儒家宣扬的结果。理学在宋代思想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杜道坚是不会超然理外的。《缵义》谈论理的地方很多，例如，“天下通行之谓道，万古不易之谓理，故道理最大。自古有国家者，得道则昌，失理则亡。”(10/14)这里的理，显然是指事物之理，而且与道联系在一起，具有原则、规律的意思，人们必须按照理的原则处理事务。有些时候更把理与天联系在一起，称为天理。“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胜则所为皆天，欲胜则所为皆人。”(4/15)这种天理人欲论，显然是宋代理学家们经常宣扬的东西。

(三)儒道互补的政治思想

杜道坚著《缵义》的目的，看一看本书的“序”就清楚了，“古之君天下者，太上无为，其次有为。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劝，霸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时焉。”清楚地说明此书是一部政治思想很浓的资治书。

道，既然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规律，治理国家当然也不应该例外。《缵义》认为治国之本，必须循道，“上古之君，法天道。”(1/2)这个天道就是清静无为，“天清地静，故能长久。圣人以清静为治者，法天地也。”(9/13)“圣人之治，恭默无为。”(1/7)都说明要实行无为而治。

首先，要把君民的关系处理好，君主要重视人民的地位、意志和作用。“德胜者霸，得人心也;胜敌者强，得人力也;非得人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4/13)从历史的事实上看，“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8/3)要把人当人看待。皇帝是“代天作子，故称天子。天子视民犹赤子，不废所与养。”(8/19)必须善于爱护养育，“使之以时，而敬慎之。”(10/6)要让人民有饭吃、生活安稳、国家富裕。“国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7/23)“民富，则国昌矣。”(6/17)思想上要认识到“君子小人，均是人也;为君子而教不被于小人，何德以资小人之养哉!君善下而不争，则群众献其忠，柢固根深而国安矣。”(7/19)

其次，要反对苛政，施行仁政：《缵义》认为不能过分使用民力，“立法创事以盗民力，初若利之，至于末流，未有不自贼者也。”(4/5)如果不爱惜民力，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就是苛政，就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多敛民仇，来怨之媒也。”(5/8)“政苛民乱，理所必然。”(2/13)严重的就会带来亡国的灾祸，“国之苛政横行，犹江河之大溢，风雨之暴作，曾不少久，亡其及矣。”(7/7)

第三，要无为而治：治理国家，需要做的事很多，何事该做?该何时做?先后如何?是不能主观主义盲目行事，而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缵义》的意见是应该符合道的原则，按道的规律处理。“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古之善为天下者，无为而无不为。”(10/21)无为的作用很大，有很多好处，“上无为，民自化;上无事，民自富;上好静，民自正;上无欲，民自朴。”(1/14)无为，并非任何事都不做，“无为者，非木石其心而不动也。圣人应物，不先物，因其自然之势。”(8/16)而是该做才做，不该做就不做，哪能什么事都不做呢，“智者不为其所不能为，强所不能，则非智矣。”(5/8)真是该做的事，还是要做的。

第四，无为而治，还表现在用人方面，《缵义》说：“有天下者，不患不治，患不得人。得人则王者无为乎上，守而勿失。国之治乱系乎人。”(8/14)不要自以为聪明能干，便独断专行，“道可独行，事不可以独擅。”(6/7)国家的范围太大了，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决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可以胜任的，“一人之材难为治，不以智为治。”(1/22)必须发挥众人的智慧，群策群力才能完成任务。“夫用人之道，以天下之目视耳听，则聪明广;以天下之智虑争，则功业大。故贤者尽智，愚者竭力，近者怀恩，远者怀德。”(10/2)当然，对人才的要求应该符合实际，不能要求过高，“人无十全，事无尽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从长，何事不济。”(11/10)“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人无弃才。”(8/15)把所有的人都用起来了，事情都能很快办好，国君还有什么需要操心的呢?!

第五，无为而治，还需用法来辅助：法，在老子书中是没有地位的，儒家强调人治也不把法治放在重要地位，《缵义》却看出了它的重要性。他认为“道乃法之本，法乃道之用。治国有常，而理民为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者法也。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为其束于教耳。”(11/4)道与法，是体与用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修身无法则事惑，治国无法则政乱。”(3/13)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注意的是，“圣人立法，以导民心，使各安其自然之分。”(8/5)而且要简单宽松一些，不要太烦琐严峻，“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夫法无刑诛之刻，则易于治;御无捶策之繁，则能致远。”(1/21)立法要特别慎重，一经建立公布就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宜随便更改，“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数变。”(7/5)执法者要没有私心，公正廉明，贵贱平等，“人有私心，罔不害道;人主无私，故法一而令行。”(9/19)用同一的尺度标准去衡量，才能服众，“法者，人主示度量，为天下准绳也。法定之后，不二所施。夫犯法者，虽尊贵必诛;中度者，虽卑贱无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11/7)只要“刑不致酷，则百官尽职，万民服业，天下隆平矣!”(5/19)

杜道坚以方外道士之身，不忘民人疾苦，有志于救世，精神可嘉。他密切结合现实的需要，著成《缵义》一书，弘扬传统文化，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治国的新方案，无疑对当时的执政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是有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的。

道潜

道潜（1043—1106），本名昙潜，字参寥，俗姓何，杭州於潜(今浙江杭州)人。幼试《法华》经得度为僧，能文章，尤喜为诗，与苏轼、秦观为方外友。苏轼谪居齐安，道潜不远千里相访，留住期年。绍圣间，苏轼贬南海，道潜亦因诗获谴，责令还俗。建中靖国初，曾肇在翰苑，辨解其非辜，诏复为僧，赐号妙总大师。崇宁末年，归老於潜山。道潜为著名诗僧，尤长于绝句，苏轼甚称重之，谓“其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而通了大义，见之令人肃然”(《与文与可》)，又谓其诗酷似唐诗人储光羲(《风月堂诗话》卷下)。其近体诗大多清丽真率，深有唐人韵致，如“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临平道中》)，“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秋江》)，“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南园》)，均为时人极口称诵(《冷斋夜话》卷四、六)。著《参寥集》十二卷行世(《郡斋读书志》卷一九)，今存宋刊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崇祯八年汪汝谦刊本、《四库全书》本、清徐绍乾校抄本等。《全宋诗》卷九一一至九二二录其诗十二卷。事迹见《补续高僧传》卷二三、《宋诗纪事》卷九一。

邓肃

邓肃（1091～1132），初字志宏，后改字德恭(《默堂集》卷二○《郑德恭字序》)，号栟榈，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人。入太学，时东南贡花石纲扰民，赋《花石诗》十一章以讽谏，被屏斥出学。钦宗即位，召对，授鸿胪寺主簿，出使金营，被拘五十日放还。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肃不从，奔赴南京，擢左正言。不三月，凡上奏疏二十道，言皆切至。李纲罢相，上疏力争，由是忤执政，罢归居家。绍兴二年卒，年四十二。邓肃学有渊源，广览经传，又刚毅敢言，故发为文章，辞严义正，以宏大见称。现存文集中有奏疏十九篇，如第六首论大臣屈节事伪楚，第八首论耿南仲主持和议之过，直言时人所难言者，明人张夔称其“刚直婴鳞之气，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栟榈居士集跋》)。其诗亦如其文，多感慨时事之作，风格主要以豪放壮阔为基调。《花石诗》十一章，有“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春风”之句，以讥刺而招致屏斥;《靖康迎驾行》之“仆射何公叩龙墀，围闭相臣臣噬脐。杏兵化作乞和使，誓捐一死生群黎”，直斥懦弱无能的将相，忧国思民，颇近杜甫避难奉先时所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也长于词，清邓廷祯称其词“不涉绮语”，如《长相思》“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生查子》“孤馆得村醪，一醉空离绪。酒醒却无人，帘外三更雨”，刻画离情别绪，柔情依依，清丽澹远，有如“蓝水远来，玉山高并”(《双砚斋词话》)。著有《栟榈居士集》二十五卷，南宋乾道间刊印流传，今存明正德罗珊刻本、明万历邓崇纯刻本、《四库全书》本、道光五年邓廷祯校刊本。《全宋词》第二册收其词四十六首，《全宋词补辑》录其词一首。《全宋诗》卷一七七六至一七八五录其诗十卷。《全宋文》卷四○一四至四○一八收其文五卷。事迹见邓柞《栟榈先生墓表》(《栟榈先生文集》附录)、《宋史》卷三七五本传。

戴溪

戴溪(1141—1215)，字肖望，或作少望，号岷隐，永嘉鲤溪乡杏岙村人。南宋淳熙五年(1178)，以别头省试第一成进士，出任湖南潭州(今长沙市)石鼓书院山长。所著《石鼓论语答问》，颇受时人称赞。十五年，叶适上书右相周必大，推荐名贤34人，后皆召用，溪名列其中。绍熙元年(1190)，任湖州教授，改十八斋为六斋。稍后内召，主管吏部架阁文字。庆元元年(1195)正月，任太学学录兼实录院检讨官。宋代太学正录兼理史职自此始。四月，升博士，奏请两淮立农官，括闲田，谕民主出财，客出力，主客均利，以为救农之策。除庆元府通判，未行，次年二月改任宗正寺簿，仍兼实录院检讨官。溪素行平易谨慎，不为新奇可喜之论。尝于旅邸遇朱熹，见其从行者甚众，告以“独不畏钩党耶?”故三年以伪学逆党得罪者59人中独无溪名。开禧二年(1206)三月，除秘书郎。四月，兼国史院编修官。七月，为兵部郎官。宋师溃于符离，溪因奏沿边忠义人、湖南北盐商皆当区画，以销后患。知枢密院事张岩督师京口，任溪参议军事。次年四月，以兵部员外郎兼资善堂说书。八月，为国子司业。十一月，升祭酒兼太子侍读并兼实录院检讨官。嘉定元年(1208)正月，升兼太子右谕德。五月，以兵部侍郎兼右庶子。八月，升左庶子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朝论将严惩“奸党”，尽投岭海，溪援先朝往事，“恐贻君子、小人反覆之祸”，议遂寝。三年正月，除太子詹事。二月，任朝散大夫试太子詹事兼秘书监。四年四月，权工部尚书并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六年十一月，除华文阁学士，提举佑神观。八年正月，除徽猷阁学士，后以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赠特进及端明殿学士，其后谥文端。遗著有《石鼓论语答问》、《续吕氏(祖谦)家塾读诗记》、《春秋讲义》、《易总论》、《书说》、《礼记口义》、《孟子答问》、《通鉴笔议》、《将鉴论断》、《复仇对》、《清源志》和《岷隐诗文集》等。《宋史·儒林》有传。

杜臻

杜臻（1633年－1703年），字肇余,号慕徐，榜名徐臻，浙江省嘉兴府秀水县（今浙江省嘉兴市）人，清朝政治人物、进士出身。顺治十五年，登进士，改庶吉士。顺治十八年，任翰林院编修。后任秘书院侍读。康熙八年，任河南乡试正考官、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读学士。康熙十三年，任内阁学士。康熙十五年，任礼部右侍郎。次年，任吏部右侍郎。康熙二十年，任刑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次年，担任吏部左侍郎、武会试正考官。康熙二十三年，任工部尚书。康熙二十八年，任刑部尚书。康熙三十年，任兵部尚书。康熙三十三年，任会试正考官。康熙三十八年，任礼部尚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平定台湾，郑克塽降清，江山一统，海宇大宁。清政府正式下令开放已禁闭二十余年的海外贸易，并撤消迁界令，故命工部尚书杜臻与内阁学士石柱为钦差大臣，巡视粤闽沿海边界。这一次巡视任务有四：“察濒海之地以还民，一也；缘边寨营烽堠向移内地者，宜仍徙于外，二也；海壖之民，以捕鲜煮盐为业，宜并弛其禁，三也；故事：直隶天津卫、山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岙门各通市舶，行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四也。”这次巡视启程时间为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止于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前后历时半年。其中对澳门的巡视则是起于二月甲午，止于三月丁酉，跨四天时间。巡视人员除清政府两位钦差外，还有两广总督吴兴祚及广东巡抚李士祯同行。关于这一次对澳门的巡视，主要内容均保留在杜臻所著《粤闽巡视纪略》卷二中，由于杜臻观察细致，记录详备，他所留下的材料亦成为我们研究清代澳门史第一份较权威详细的中文资料。

翟思忠

翟思忠，元学者。下邳(今睢宁)人。起家为儒官，至顺初，为常州知事。曾著《易传》、《衍太玄》。任常州知事时，仿唐王琳《魏郑公谏录》，摭其余为《续录》二卷，伊足鼎为之序，见《四库全书总目》。

杜大珪

杜大珪，南宋史学家。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光宗朝乡贡进士。曾广采建隆至绍兴间诸家别集及实录、国史所载之名臣神道碑、墓志铭、行状、随记、序跋、谥议等,编为《名臣碑传琬琰集》,所记士大夫始末及遗文佚事,可补正史之不足。

段光清

段光清（1798-1878），字明俊，号镜湖，宿松县仙田庄段家老屋人。少有大志，勤学好问，道光十五年举于乡，二十四年，又以大挑一等，用为知县，发往浙江，历任建德、慈溪、江山等县知县达八年之久，后任宁波府知府，补西防同知，盛誉播及各省。咸丰四年，升为杭嘉湖兵备道，调补宁绍台兵备道。咸丰八年，升浙江按察使，后升布政使，晋封吏部左侍郎、光禄大夫（一品）。同治四年，复任杭嘉湖兵备道，至时锐意兴修，使此处居民世受其泽，人称“青天”。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二日在家病逝，享年八十岁，葬仙田庄王家屋南山之阳，李鸿章为他写了墓志铭，著有《镜湖自撰年谱》问世。

杜台卿

杜台卿，字少山，杜弼之子，博陵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人。生年不详，约卒于隋文帝开皇17年。齐时官至中书黄门侍郎。著《玉烛宝典》、《文集》、《齐纪》。《隋书》卷五八有传。台卿少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仕齐奉朝请，历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齐，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弟子。开皇初，被征入朝。台卿尝采《月令》，解类而广之，为书名《玉烛宝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赐绢二百匹。台卿患聋，不堪吏职，请修国史。上许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致仕，敕以本官还第。有集十五卷，撰《齐纪》二十卷，并行于世。

戴亨

戴亨（1691—1762？），字通乾，号遂堂，奉天承德县（今辽宁省沈阳市）人，原籍钱塘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汉军旗人。生于北京，是清朝流放东北高官戴梓的第三子戴亨，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进士。出生两月就因父亲戴梓以罪被流放，便“襁褓随亲徙北陲”，在其母怀中流放到铁岭，从此隶籍铁岭。稍长“家贫缺修脯”，无法就学，携食就近寺院面壁苦读，“几日复归来，饥瘦面尘土”，再携食前往继续读书。困窘之中，刻苦自砺，勤奋好学，“数十年破屋冷坐，力战于风雨雷电之中，而学乃成”。终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辛丑）春闱考中进士。此后曾任河间县（今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县）教授，自此离开辽东。乾隆二年（1737年）任山东齐河县知县，此后数次回辽东探亲，留意描绘辽东人民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戴亨为官不久，因其秉性刚直不阿“伉直不苟合，以抗直忤上官，投劾归乡”， 解组去任，于乾隆三年（1738年冬）被关押了九个月。从此再未进入仕途，寄居京师，以教授生徒谋生，家境益贫，清贫晏如。戴亨为人笃於至性，不轻然诺，夙敦风义。其诗宗杜少陵，上溯汉、魏，卓然名家。戴亨一生“未尝一日废吟咏”，专于诗文，创作颇丰，诗声颇高，与李楷、陈景元一起被誉为当时蜚声文坛的“辽东三老”。其后曾随其侄戴秉英在任所闲居，晚年居家而终，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以后。现存有《庆芝堂诗集》18卷，收录诗文1312首。

戴埴

戴埴，字仲培，生卒年不详，庆元府鄞县人。登嘉熙二年上舍释褐第。事迹无考。戴氏著有《鼠璞》一书，有《四明丛书》本。

清王梓材等《宋元学案补遗别附》卷二《戴先生埴》：“戴埴，字仲培，桃源人。著有《鼠璞》一卷、《书中楮券源流》一条，历陈庆元、开禧、嘉定之弊，知其为南宋末人，故《书录解题》著录而《读书志》不著录也。

云濠谨案：《四库提要》称《鼠璞》云：是书皆考证经史疑义及名物典故之异同，持论多为精审。又云其他辩正如谓《诗》序《丝衣》篇引高子灵星之言，知有讲师附益之类，率皆确实有据，足禆后学。其曰《鼠璞》者，盖取周人、宋人同名异物之义，《文献通考》列之小说家失其伦矣。”

《宝庆四明志》卷十《进士》：“嘉熙二年周坦榜：戴埴，上舍。”《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嘉熙二年周坦榜：戴埴，上舍。”《光绪鄞县志》卷二十《选举表》：“嘉熙二年戊戌：戴埴，上舍。”

董鼎

董鼎，字季亨,别号深山。生卒年不详，鄱阳德兴(今江西德兴)人。元代经学家。董梦程族弟。朱熹的再传弟子,治学注重师承。著有《书传辑录纂注》六卷、《孝经大义》一卷,皆传于世。

丁宗洛

丁宗洛(1771～1841) ，清代学者。字正叔，号瑶泉。雷州市调风镇调铭村人。清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选授山东济宁州同知，历署昌邑、乐陵、曲阜等县事。一生俭朴如布衣，清介不苟，尽心民事。有一年，济宁大旱，农业歉收，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他把祖业100亩田变卖，将所得之款救济灾民。又有一年，济宁发生蝗灾，他不顾年老体弱，冒着烈日带动群众扑蝗。群众深受感动，敬之爱之。他知识渊博，笃志著述。致力于《逸周书》的研究，历10余年，四易其稿，诠解至20万余言。他既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廉吏，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著有《逸周书管笺》16卷、《大戴礼管笺》13卷、《陈清端公年谱》2卷、《增订雷州府志》、《不负斋文集》、《一桂轩诗钞》、《梦陆居诗稿》、《梦陆居诗话》、《梦陆居拙词》、《顾甑集》、《驿舂集》等。

杜本

杜本（1276-1350），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后徙天台，又涉临江之清江(今属江西)，故为清江人。博学，善属文。吴越饥馑，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术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力荐于武宗，被召至京师，适武宗去世，离京隐于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时闻其名，即位后，征之不赴。至正三年(1343)，丞相脱脱以隐士荐，召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行至杭州，称疾固辞。其为人沉静寡欲，好周济贫困，平时手不释卷，天文、地理、律历、度数，无不通究，尤工篆隶。所著有《四经表议》、《六书通编》、《十原》等书，学者称为“清碧先生”。名所居为思学斋，虞集为之作《思学斋记》，《宋元学案》称他为虞集“讲友”。至正十年卒，年七十五。其父在文天祥幕中，曾毁家以助军。杜本集宋金遗民二十九人诗百篇，题名《谷音》，王士禛《论诗绝名》称：“谁嗣《箧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独铮铮”。与虞集、杨载有诗歌赠答，自谓得杨载诗法，但平日作诗不存稿。其诗语言通俗，写来如同口语，而病在粗浅，清顾嗣立批评他说：“今集中所载，应酬俚率，殊不称其名。”并推测他作诗不存稿在于“藏拙”。而他的五言、六言小诗却有淡雅可诵之作，如《炼丹井》、《题柯敬仲梅》、《小隐岩》诸篇。有《清江碧嶂集》一卷，系其学生所编。生平事迹见集前危素《元故征君杜公伯原父墓碑》、《遂昌杂录》卷七、《元史》卷一九九、《元儒考略》卷三、《宋氏忠义录》卷一○、《宋元学案》卷九二、《元诗选》小传、《新元史》卷二四一。

董逌

董逌[yōu]，北宋艺术鉴赏评论家。生卒年不详。字彦远。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北宋政和(1111-1117年)年间官徽猷阁待制。绘画美学思想上，认为绘画必须做到形神兼备，而尤重传神。不仅人物“以神明为胜”，而且须知“物各有神明”(《书崔白<蝉雀图>》)。在题画跋中，使用“神明”、“气韵”、“生意”等审美范畴，说明绘画的传统审美观。又以“似”与“真”等审美范畴，说明形神兼备的相互关系。认为白居易所说的“画无常工，以似为工”的“似”，应当理解为形神兼备。接触到“似”与“不似”的朴素辩证法：“画之贵似，岂其形似之贵邪?要不期于所以似者贵也。”指出只有“无心于画”，无意于似，“求于造化之先”，“发于生意，得之自然”(《书李元本<华木图>》)，才能得心应手。用“以天合天”，使“丘壑成于胸中”的命题说明画家主观审美意象的形成。指出画家对于自然山水之美的审美趣味，应“积好在心，久则化之。凝念不释，殆与物忘”，使“磊落奇特，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然后“托于画以寄其放”。进入艺术创造时，画家达到“忽乎忘四支形体”，“举天机而见者皆山也”的境界，才“能尽其道”(《书李成画后》)。充分强调艺术表现的审美意象在主体中形成的作用，反对摹仿自然的审美观。在《书〈百牛图〉后》中，以“一百牛形，形不重出”为例，指出画家应从审美对象的“动静二界”中，去“观种种相”，“随见得形”，看到它的特殊形态，才能创造富于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在书法美学思想上，强调“自然”，反对以“法”为审美标准的传统思想。对“法”这一审美范畴做了改造：“求法者当在体用备处，一法不亡，秾纤健决，各当其意;然后结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论书矣。”(《广川书跋·薛稷杂碑》)著有《广川藏书志》、《广川诗故》、《广川书跋》、《广川画跋》。

戴清泉

戴清泉。清代人。撰有《戴东原先生轶事》。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邓凯

邓凯，明昭宗护卫总兵。早年事迹不详，随永历帝入缅甸，为都督同知。因反对马吉翔等人飞扬跋扈被打折腿，永历十五年（1661）咒水之难未参与，故幸免于难，永历帝在昆明遇难后，邓凯逃回内地为僧，后取名自非，号普然又号邓和尚，有自著《也是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