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罗那他

多罗那他（1575～1634年，又译“打那拉达”），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原名觉囊衮噶宁波。藏族。生于卫藏交界地之喀热琼尊(又称觉摩喀热)。出身惹氏家族。父名朗杰彭措,出生时头有白发,时称“白发婴”,初名斯觉多杰。相传其4岁时被认定为觉囊衮噶卓乔大师转世。初学经于觉囊寺(即觉木囊寺)。万历三十二年(1604),从乍米扬坎架札木素受比丘戒,并依卫藏众多师长学法。后任觉囊寺住持。时印度僧人因国内动乱纷纷进藏,他热诚接待、供养,并依印僧口述撰《印度佛教史》,成书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在仁蚌巴支持下势力大增。后在藏巴汗支持下,集资建达丹彭措林寺(后五世达赖更名甘丹彭措林寺,简称丹达寺),渐负盛名。应蒙古喀尔喀部之请,前往蒙古长驻传教,四世达赖赐以“大慈迈达里呼图克图”名号。在蒙古传教20余年,久居库伦(今乌兰巴托),深得王公百姓崇信,被尊称为“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圣”),蒙语又称“温都尔格根”(高位光明者)、“帕克托格根(圣光明者),成为蒙古掌教喇嘛。又先后被尊为“大慈诺门罕”、“博硕克图济农”,号为“转金轮彻辰济农汗”。晚年录完金字甘珠尔经,在藏巴汗支持下请180人抄写甘珠尔经200函。崇祯七年(1634),于库伦圆寂,转世为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之子札那巴札尔,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此后依次转世。所著《印度佛教史》(即《印度正法宝弘扬史明示》)最为有名,国内外均有译本流传,为研究印度佛教史权威著作。所著《多罗那他秘传》(3部)、《自传》、《显密法门》、《觉囊寺志》、《丹达寺志》等均很出名。

杜文燮

杜文燮，明医家。字汝和,号理所。宛陵(今安徽宣城)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著成《药鉴》两卷。主张医者应首察病源,次辨药力。论证则由标本而及经络,审性则由阴阳以及反畏。后次第叙述一百三十七种药物性味及功用,甚便检阅。同邑焦耿芳为之校正。

呆翁行悦

呆翁行悦（1619～1684），明末清初太仓人。俗姓曹,名梅谷,号呆翁、蒲衣尊者。年十八出家于浙江普陀海岸庵。受具后,为杭州夹山南涧寺箬庵通问禅师法嗣。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继主南涧法席。康熙四年(1665年)住持广东龙树院。六年住持江苏江宁蒋山天华寺。十年复入粤住大隐禅院。后居南安西华山龙光寺、蒋山金陵寺,二十三年居北京东城弥勒庵。归为杭州理安禅寺住持。圆寂后塔葬于南涧北莲花峰。云游四方二十年,广收博录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等五家之前祖师耆宿殊言异行,编为《列祖提纲录》。著有《正宗语录》《禅宗杂毒海》《历代帝王宏教录》《三会语录》《梦冰集》《东皋集》《放钵集》《北游集》等。

杜荀鹤

杜荀鹤（约846—约904），唐代诗人。字彦之,行十五,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因居九华山,故自号“九华山人”。传杜牧在池州刺史任,妾程氏有孕,再嫁杜筠而生荀鹤。曾隐居庐岳十年,刻苦为诗,早有诗名,然屡试不第,曾赋《投从叔补阙》诗自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其间曾游浙、闽、赣、湘诸地。乾符末,黄巢进军河南,荀鹤自长安归隐九华,“一入烟萝十五年”(《乱后出山逢高员外》)。后游大梁,献《时世行》十首于朱温,多劝戒语,不为朱温所纳。大顺二年方登进士第,时年已四十六。后还乡,颇为宣州节度使田頵器重,辟为从事。天复三年,奉田頵命出使大梁,与朱全忠密谋攻讨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事。值田頵兵败被杀,荀鹤遂留朱全忠幕。天祐元年,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旋卒(一说卒于后梁开平元年,疑误)。荀鹤乃唐末著名诗人,为诗主张“诗旨未能忘救物”(《自叙》),“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秋日山中》),故能继承杜甫、白居易等人关心民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之优良传统。《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题所居村舍》、《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蚕妇》、《田翁》、《再经胡城县》诸诗可为代表。其友顾云誉其诗“雅丽清省激越之句,能使贪吏廉,邪臣正”,“其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唐风集序》)。然更多抒发个人身世之感及酬唱投献之作,其中亦颇有精切动人者。荀鹤擅近体,苦心为诗,自言“此心闲未得,到处被诗磨”(《泗上客愁》)。故顾云亦称其“或情发乎中,则极思冥搜,神游希夷,形兀枯木,五声劳于呼吸,万象贪于抉剔”。其诗善于白描,语言通俗晓畅,其《春宫怨》一诗,宋人评为唐人宫词中第一佳作,颇能体现于提炼中见平易之工。荀鹤亦精书法,《宣和书谱》云:“观荀鹤之书,虽未能跨越前古,笔力遒健,犹有晋唐之遗风。”所著有《唐风集》三卷,录诗三百余篇,乃其初及第时所自编,其友顾云曾为之作序。《郡斋读书志》著录《唐风集》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则记为三卷。今尚存宋蜀刻本《杜荀鹤文集》三卷,乃传世之善本。《全唐诗》编其诗为三卷,见卷六九一至六九三。此外,《全唐诗补遗》四录存其诗一首,《全唐诗逸》卷上亦收断句二联。《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三五补其诗四首六句,重录一首。生平事迹见顾云《唐风集序》、《北梦琐言》卷六、《旧五代史》卷二四本传、《唐诗纪事》卷六五、《唐才子传校笺》卷九。

戴表元

戴表元(1244～1310）宋末元初文学家，被称为“东南文章大家”。字帅初，一作率初，又字曾伯，号剡源居士、质野翁、充安老人。 庆元府奉化县人。年少时熟稔诗文，冠绝乡学，后为方逢辰等人所赏识，咸 淳间入太学，登咸淳七年进士第。初授建康府教授，后为临安府教授、户部 掌故，皆不赴。入元后，先不仕，元成宗时官信州教授、婺州教授，因病致仕。

戴氏师从王应麟、舒岳祥，受业颇深，为东南一代文章之冠，其门生有袁 桷。其有《剡源集》传世，收于《丛书集成初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 校出版《戴表元集》。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戴先生墓志铭》：“先生讳表元，字帅初， 一字曾伯。世为庆元府奉化州人。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年十三，即加冠 入乡校，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学，诸父强之。乃游临安，于时新定方尚书 逢辰、庐陵刘博士辰翁以论策表厉进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咸淳己巳入 太学，改岁，以三舍法升内舍生。又逾年辛未试礼部第十人，登进士乙科，授 建康府教授。越乙亥岁，由建康归，迁临安府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积 阶至文林郎。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会执政荐于朝，起家，拜信州教 授。秩满，授婺州，以疾辞。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

“先生在建康时，先处州通守是邦，朝夕互还往，先生眉目烱耸，慷慨自 奋，欲以言语、笔札为己任，尝曰：‘科举取士，弊不复可改，幸得仕矣，宜濯然 自异，斯可也。’后二年，失仕归剡，遂俾桷事先生，始尽弃声律文字，力言： ‘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永嘉之学，志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 失也萎。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故言 浩漫者荡而倨，极援证者广而颣。俳谐之词，获绝于近世而一切直致，弃坏 绳墨，棼烂不可举，文不在兹，其何以垂后。’先生深悯焉。

“方是时礼部尚书王公应麟、天台舒公岳祥，师表一代，先生独执子弟 礼，寸闻只语，悉囿以为文，其文清深整雅，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 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许与。晚岁翰林集贤，以修撰博士二职荐论，而 先生不可复出矣。

“维先子与先生总角相厚善，暨先生登进士，年盛气迈，故旧贬抑者不敢 自进，先子正色相辅，复以不肖孤托于先生，诱之迪之，获不失其身。往岁解 官南归，于是先子捐馆逾一纪矣。先生始怆然曰：‘先公之德幸勿坠。’呜呼! 朋友道丧久矣，过时而哀，桷实何敢忘。

“自昔孔门，首分四科，历代之士，率不能兼有，尊德行者后文学，世尝病 焉。先生为文，尤多于忠厚孝悌之语，后之纂言者，其必有所考。夫文以蕲 远，果能远矣，而近者五六十年，或止百余年。其不幸者，又皆为水火毁灭亡 纪，使诚尽传也，则世有能名者不一二数。然视今世焯焯所传，又皆无是事 噫! 传与朽，始固不论也。

“曾祖辛，妣刘氏。祖汝明，妣郑氏。考灏，妣王氏。世多儒科。伯祖 杰，端平初为宗学谕，笃厚为时辈所尊。先生诗文若干卷，疾革犹手加缮定， 以所居乡名曰《剡源集》，治窆张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某日，娶陆氏。子男 四：初阳，次纪，后庚，幼儒。女四，婿曰：陆孟孙、孙肖翁、徐公说、袁庚孙。 孙男女八。始先生两授徒于鄞、于宣、于杭，其徒散处莫会，初阳等谓从学最 久，而知吾父者，宜莫如桷，遂俾志其墓，乃泣对不敢辞。

“铭曰：桓桓戴系，立氏以谥。信都九江，集礼秉卫。在汉国钧，守正忠 毅。别籍于剡，贞德弥励。琅然孤桐，不谄其逢。浩然衡门，邈焉冥鸿。二 季重辉，续其高风。笺经畅隐，雅言春容。厥壤犬牙，旁邑是著。方门之支， 本茂叶附。展世斯赫，宗黉攸辅，诜诜余庆。聿踵先武，振声铺华。先生是 承，有烨者光。不竦不淩。在泮峨冠，掩耳以行。曲裾长襜，衹系其亨。千 途竞讹，一辙交走。正岐前驱，白首莫疚。发其粹精，如瘄脱口。如辔在手， 如药在肘。屡踬于艰，秉礼益闲，有泉潺潺，有佩珊珊。驾言东游，曰知者 天。卒昌其文，以终丘樊。张原之柏，先生手植。彼高为南，彼郁者北。告 而嗣子，以顺以则。昭铭墓门，过者必式。”

元《剡源集》卷首《戴剡源先生自序》：“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帅初，一 字曾伯。其世伯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县小方门，三传而徙坊廓，又再传而 徙剡源之榆林。

“先生生淳祐甲辰，五岁知读书，六岁知为诗，七岁知习古文，十五始学 词赋，十七试郡校，连优。补守六经谕，即厌去。游杭，作书言时政，激摩公 卿大人无所避，杭学每岁贡士，得三百员，试礼部中者十人入太学，谓之类 申，二十六岁己巳，用类申入太学。明年庚午，试中太学，秋举，岁终校外舍 生，试优升内舍。辛未春，试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对策，中乙科，赐进士及 第，授迪功郎，升学教授。癸酉冬，起升，及乙亥春，以故归旧庐，改杭学教 授，辞不就。既而以恩，转文林郎，都督掾，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会兵变， 走避邻郡。及丁丑岁，兵定，归鄞，至是三十四岁矣。

“家素贫，毁劫之余，衣食益绝，乃始专意读书，授徒卖文，以活老稚，鄞 居度亦不可久，遂卖榆林之地而庐焉，如是垂三十年，执政者知而怜之。荐 授一儒学官，因起教授信州。噫! 老矣! 大德丙午，归自信州，时体气益衰， 而婚嫁渐已毕，即以家事属诸子，使自力业，以治养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 东游西眺，远不十里，近才数百步，不求甚劳，意倦辄止。忘怀委分，自号曰 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称质野翁、充安老人云。”

《元史》卷一百九十《儒学二》：“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州 人。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稍长，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为。咸淳中， 入太学，以三舍法升内舍生，既而试礼部第十人，登进士乙科，教授建康府。 后迁临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

“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余，执政者荐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调教 授婺州，以疾辞。

“初，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薾而辞骫骳，骳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 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故 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 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 一时者，唯表元而已。

“其门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体裁议论，一取法于表元者也。

“表元晚年，翰林集贤以修撰、博士二职论荐，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 卒。有《剡源集》行于世。

“当表元时，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延祐四明志》卷六《人物考下》：“咸淳七年张镇孙榜：戴表元。”《光绪奉 化县志》卷十九《选举表》：“咸淳七年辛未：戴表元。”

戴兆佳

戴兆佳，字子期、舒庵，建平（今安徽郎溪）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忠勤廉明，政绩突出，六十年六月升任户部员外郎。据雍正《建平县志》记载，戴兆佳到天台任县令起，“既视事，断决若流。洞中窥要。邑僻居山中，民顽难治。公锐意振兴，登善良，锄豪猾，振学校，励农桑，清赋役，厘保甲，开义塾，赡常平。墜斥淫祀，修举名迹，缮城浚隍，埋胔瘗骼，百废俱兴。又台自耿逆变后，版籍脱漏，飞诡舛乱，末由振刷，公履亩方量，按地复主，锢弊顿清。会以岁欠，委赈三邑，全活数万。”著有《天台治略》十卷，列入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清史稿》。

戴兆佳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任天台县令，在任23个月。期间他清理积案，秉公执法，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他”以廉正己，以勤莅事”，“修城垣，建社仓，葺官学，创书院”，积极兴办对百姓有利的事业。并下令“裁战船，除行埠”，减免兵米，以减轻百姓负担；遇到自然灾害，他下令发放常平仓米，赈济百姓。戴兆佳在天台任上，政绩卓著，被提拔任用，升任礼部（户部）员外郎。戴兆佳在天台任职两年左右，但却是天台历史上被老百姓公认的最好的父母官之一。天台百姓感其恩德，自发建立了戴公祠，春秋奉祀。（民国时期，戴公祠改为镇中心国民学校校舍，上世纪70年代拆除。）天台历史上有个“城隍庙会”，传统是张灯结彩三个晚上。后来为了纪念戴兆佳，又增加两个晚上，变成张灯结彩五个晚上。由此可见，天台百姓对戴兆佳的爱戴。

《天台治略》实际也是天台百姓对戴兆佳感恩纪念的产物。康熙六十年（1721年），戴兆佳离开天台，提拔任用了。当时，戴兆佳年纪已经很大了，当地同僚认为，戴兆佳在天台的卓越成就全部体现在他任职期间形成的文件和手稿中，将这些档案编印成册，是给戴兆佳最好的礼物和纪念。不久，升任吏部主事，继升员外郎，接着改任礼部员外郎。死于任内。

读体

读体（1601～1679），明末律宗千华派第二祖。云南楚雄人，俗姓许。字绍如，后改为见月。幼精通绘画，尤擅长画观音大士像，有小吴道子之称。十四岁时父母双亡，由伯父抚育。后念世相无常，乃为道士。三年后，于剑川赤岩岩从一老僧习华严经，读世主妙严品而得省悟，遂依宝洪山亮如出家。不久，因景慕三昧寂光律师，乃东行，从其受具足戒，并为上座，代讲梵网经。曾检阅四分律等律藏，若有壅滞不明之处，则向佛祷求解义。寂光临将入寂，付嘱紫衣和诸部戒本，师遂绍继其法席。尔后，遵律施行受具、结界、安居，见闻者咸称叹师为南山道宣之再世。明清之际，戒法沦丧，纲纪荡然，师力挽狂澜，以身示范，颓堕之风，卒为所革。师曾修般舟三昧九十昼夜，共两次，以为众人之楷模。并遵只园精舍之遗制而建石戒坛，开坛说戒，受戒者颇多。又尝应诸寺之礼请说戒，道俗老幼盈途，法席之盛为近古以来所未见者。师身形高大，顶有肉髻，声如洪钟，貌似古佛，自谓从南鸡足山来，故世称师乃迦叶尊者之化身，多灵奇之事迹。康熙十八年示寂，世寿七十八。著作有毗尼止持会集十六卷、毗尼作持续释十五卷、传戒正范四卷、大乘玄义、沙弥尼律仪要略、一梦漫言等十多种。前二部著作，于乾隆二年（1737）依福聚之奏入藏。［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卷上、梵网经菩萨戒初津卷七、新续高僧传卷二十九、一梦漫言卷下、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陈援庵）］

董汉醇

董汉醇，元末明初人，号还初道人。气功家。生平不详。《性命圭旨·炼形》载其所作炼形之法:“金用矿消,形由气炼。炼形之法,总有六门:其一曰玉液炼形,其二曰金液炼形,其三曰太阴炼形,其四曰太阳炼形,其五曰内观炼形。若此者总此虚无大道,终不能与太虚同体。惟此一诀,乃曰真空炼形。虽曰有形,其实无为:虽曰炼形,其实炼神,是兼外而兼修内也。依法炼之百日,则七魄七形,三尸绝迹,六贼潜藏,而十魔远遁。炼之千日,则四大之身,俨如水晶塔子,表里玲珑,内外洞彻,心华灿然,灵光显现。”摘录《玄纲论》、《化书》、《还真集》、《马丹阳真人直言》、《重阳立教十五论》等汇编为《群仙要语箓集》二卷。

戴启宗

戴启宗，元代医家。字同父。建业(今南京)人。通医学,曾任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县)儒医教授,他在读书过程中,从事医书的订正,对朱肱《伤寒百问》一一辨正,撰有《活人书辨》, 已佚。又编《五运六气撰要》及《脉诀刊误》。其中《脉诀刊误》在脉学专著中较有影响。

道衍

道衍（1335年－1418年），明初诸禅僧中，在朝政与当时社会中影响最广泛、褒贬最不一、形象最传奇者，莫过于道衍禅师(亦即姚广孝)。鉴于其一生经历的复杂性，明代有关道衍传记的撰著，从不同角度记录道衍之为禅僧、术士、名臣、法师等肖像的若干面相。这些肖像，乃是相关时代的历史产物。明成祖之所作《神僧传》，或许即有道衍的影子吧。毕竟道衍合禅僧、术士、名臣等多重身份于一体。

(一)作为禅僧的道衍

在《增集续传灯录》、《续指月录》等明代禅宗文献中，记录了道衍之为禅僧的弘法经历。

道衍[1]，乳名天禧，字斯道，别号逃虚子，又号普庆，长洲(今江苏苏州)相城人，俗姓姚。年十四，出家于相城妙智庵为沙弥。好读书，工诗文。年十八，礼宗传为师披削，法名道衍。方从北禅虚白亮公习天台教观，未契于心。年近三十，参径山愚庵智及和尚(1211—1378)，咨叩禅要，尽得心髓，并司记室三年。据史载，道衍“自是往来十余年尽得旨要，声誉洋洋聿起江海间”[2]。

离开径山后，道衍尝主持临安普庆寺，迁杭州天龙寺，再住嘉定留光寺。尝自题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闲彻骨露风流。有时摇动龟毛拂，直得虚空笑点头。”②

道衍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其禅僧形象主要展现于元末时期，但人生转折始于明王朝的肇立。道衍与灵隐空叟忻悟，同嗣法于径山愚庵智及。洪武元年(1368)的蒋山普荐法会，智及禅师即在受邀之列。洪武十五年(1382)，道衍被僧录司选为庆寿寺住持。身为径山寺住持的文琇禅师，在其编撰《增续传灯录》时，甚至称“皇上当潜龙时，重师道学，每召入内府，必茗饍问辩，屡锡楮镪黄白之物。无虚月，众集如云，法席一振”③。尽管身为禅师，道衍却无《语录》存世。《增集续传灯录》收录了道衍上堂法语数则。明成祖曾称许道衍的佛学造诣，称“潜心内典，得其阃奥;发挥激昂，广博敷畅;波澜老成，大振宗风”[3]。仍归之为禅僧之列。

(二)　作为术士的道衍

在元明佛教历史文献《释氏稽古略续集》及世俗的传记文献中，则提供了道衍之为术士的活动肖像。

据《明史》本传载，道衍出身于医家，却不愿随父习医。这种家庭背景似乎暗示了道衍巫医一体的潜质，导致他早年即师事道士席应真，修习博杂多能的“阴阳术数之学”。《释氏稽古略续集》载其“遇异人传术，能知人休咎，及善术数之学”[4]。道衍研习阴阳、卜卦、相命和堪與之学，甚至还对兵法、谋略下过工夫。道衍别号“逃虚子”，更是让人感到其所受的道家方术影响。在元末明初的动荡环境下，拥有“异术”意味着拥有更多应付世运无常变迁的可能性。刘基、周济颠等人，即是这一时代出现的典型人物。正惟如此，幻轮评论说：“姚广孝之遇文皇，犹刘基之遇太祖，皆佐命天界，非偶然也。”[5]

出家为僧后，道衍尝游河南嵩山，遇相士袁珙(字廷玉)。袁氏相道衍之面，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6]。刘秉忠，法名子聪，别号藏春子，是宋末元初的一位临济宗僧，后因辅佐元世祖平定天下而博得大名。终其一生，道衍对于刘秉忠的人生选择，甚表认同，尝谒北京刘氏墓，并赋诗称：“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世不怨雠……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业计已成，勋名照简牍。”[7]这与其说是对刘秉忠之行的感叹，倒不如说是自身际遇的写照。

《明史》本传对于道衍的方术亦多有记载。

(三)　作为名臣的道衍

道衍一生的传奇性，既为其博得“黑衣宰相”之名，又为是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多见的人物。道衍本质上是属于元末明初特定社会政治生活的产物。元末的佛教寺院，可说是藏龙卧虎之地。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自小喜于进取的道衍萌生功名利禄之心。据载，道衍出家的动机，即因“见僧官驺从之盛”，故试图通过学佛而扬名天下，“以显父母”。但年至四十开外而事业无成，乃云游胜迹以舒胸臆。他曾游中州嵩山寺，遇相者袁珙，袁相他是“性必嗜杀”的“异僧”，属“刘秉忠之流”的人物。归途中，他登京口北固山，即景赋诗怀古，抒发政治抱负，云“肃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8]。道衍一生，是纠缠于如何把护法与护世融为一体的一生。

洪武年间，崇信佛法的朱元璋为诸王子选高僧为辅侍，经僧录司左善世宗泐推荐，道衍被选为燕王朱棣的僧人顾问。据记载，二人相见，“语甚合，请以从”[9]，遂随从至北京，住持庆禅寺，成为燕王的心腹谋士。由于道衍与明成祖关系非同一般，其一生行事褒贬不一，颇显引人注目。

建文元年(1399)，朱棣在道衍策划下，发动“靖难之役”，推翻惠帝，自承大统，是为明成祖。“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10]永乐二年(1404)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俗姓姚，赐名广孝。成祖欲让道衍蓄发还俗，罢道辅政，并赐其第及宫女两人，皆不肯受。终其显赫一生，道衍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而缁衣。身为资善大夫，贵为太子少师，道衍却显益于一介禅僧的精进本色，“清修自如而淡薄，禅诵比旧益加”[11]。“蓄一大鸡，每鸡一号，即起朗然诵经。”[12]

永乐十六年(1418)3月28日，道衍敛衽趺坐而逝于北京。成祖闻悉，特地辍视朝三日以示哀悼。并命有司为治丧葬，追封荣国公，谥恭清，遣官赐祭。

道衍工诗文，撰有《逃虚子集》，现收于《四库存目丛书》，所著有《道余录》等行世。

道衍复杂而堪称传奇的生平经历，为后世传记著者留下一道难题。仅就称谓而言，或称“北京顺天府庆寿独庵道衍禅师”，或称“长洲广孝斯道道衍禅师”等。在世书文献中，则径称“姚广孝”。在禅史灯录中，又称“惟姚少师，系径山及法嗣，出世普庆，迁天龙，唱道甚久，且其得官后，励道益坚，仍从嗣法，称少师斯道衍禅师”。[13]

(四)　作为护教法师的道衍

道衍所经历的一生，绝非为纯粹的一介禅衲，晚年更似一位护教法师。因此，对于道衍的功过褒贬不一，实属常事。

晚明的云栖袾宏就是道衍的推崇者之一。

袾宏在其《竹窗二笔》上收录了同题为《姚少师》的二篇短评，称许道衍之行化，并力主为其辩护。其一称：“姚少师作《佛法不可灭论》，谓儒道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佛之为教，诸天奉行，不敢违佛。此虽阚泽语，非少师不能阐也。又少师位极三公，衣仅一衲，不改僧相，以终其身，岂常情所易窥测乎?特不似佛图澄示现神通。然图澄当乱世，乃假通以显化。少师值真主，无俟于通，安知非能之而不为也……世未有知其深者，因发之。”[14]

其二，袾宏为姚氏的世俗经历辩护说：“或谓少师佐命，杀业甚多，奚取焉?然所取于少师者有三：以其贵极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隐，而明哲保身;三以其赞叹佛乘，而具正知见。杀业非所论也。虽然少师曾靖难中，启奏方孝儒贤者，慎勿加害。即此一言，功过可相准矣。吾是以取之。”[15]

在《普劝为人修念佛》一文，袾宏还提到道衍《善人咏》为修行者必读的国朝经典。在《劝修净土代言》，再次提及道衍《净土善人咏》一卷。

在对道衍的评价中，袾宏突出肯定了道衍虽身居高官之位，却能终其一生都保持佛门僧徒的身份。“位极三公，衣仅一衲，不改僧相，以终其身”，这无疑是其远过常人之处。至于道衍在《道余录》所阐述了儒佛之辨，“赞叹佛乘，而具正知见”，显然表达了道衍的护法维教的法师立场。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道衍能够做到“功成退隐，而明哲保身”，更显其过人识见。

除云栖袾宏外，李贽亦对道衍禅师颇为推崇。由于嘉靖皇帝废除姚广孝配祀明成祖庙，其著作亦渐被遗忘。万历二十九年(1601)，七十五岁的李贽，在其去世前一年，仍在访求道衍禅师的遗书、遗像。他尝称，“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为我国家二百余年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16]。《道余录》正是在李贽的校阅下，终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由钱谦益重刊，并于康熙五年(1666)收录于嘉兴藏中，流传至今。

作为大慧忠孝佛性论的追随者，在道衍晚年所著的《道余录》中，基于儒释一致论，展开对程朱排佛言论的反驳。

道衍最后完成的撰述(1412年，道衍时年七十八岁)《道余录》，也是他自径山参禅以来就开始留意的著作。在其序言中，他解释了撰述此著的缘由说：“余曩为僧时，时值元季兵乱。年近三十，从愚庵及和尚于径山习禅学，暇则披阅内外典籍，以资才识。因观河南二程先生《遗书》，及新安晦庵朱先生《语录》。三先生皆生赵宋，传圣人千载不传之学，可谓间世之英杰，为世之真儒也。三先生因辅名教，惟以攘斥佛、老为心……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二程先生《遗书》中有二十八条，晦庵先生《语录》中有二十一条，极为谬诞。余不揣，乃为逐条据理一一剖析。岂敢言与三先生辩也，不得已也!”[17]

值得注意的是，道衍为佛教所作的辩护，首先是从出世不离世间的立场阐释儒佛之学的同一性，驳斥了程朱有关佛教“自私”、“独善”等的批评。在性体论上，佛法的“妙真如性”实同于“性即理”;在成圣论上，佛教与儒家皆属于成圣之学，完全可以“并行而不悖”，“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18]。

为了阐述佛教的护世性，道衍进一步批驳宋儒一再宣称的佛教“绝伦类”、放弃“忠孝仁义”之说，这同样贯彻其出世不离世间之说。“夫佛之学，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为比丘，割爱辞亲，剃发染衣，从佛学道。在家者为居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此等事何尝无之?……佛法来中国已二千余年，山河社稷，国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养之事，何曾断绝!”[19]如大慧宗杲为，虽身在丛林，但不忘世事，实践忠孝之道，以至受秦桧之流迫害，“当时士林中称其忠孝两全”。

围绕道衍《道余录》，历史有诸多议论，其评判立场甚至截然相反。如《明史》本传述及此著时，公然称：“颇毁先儒，识者鄙焉。”[20]曾与道衍共同参与《永乐大典》编撰的张洪，其反应则更激烈，“但见《道余录》即焚之，不使人恶之也”[21]。如果说这是民间知识分子的个性立场，那么《明太宗实录》中公然诋毁《道余录》，则是官方的严肃立场。

《道余录》的撰著体例，主要是通过摘引宋儒三位大家的语录，以“逃虚子曰”的形式加以评议。随着明代儒佛交涉的深入，在学佛以知儒、学儒以知佛而达儒佛俱显的晚明思潮中，《道余录》因其辨析儒佛关系，而在王阳明良知心学兴盛一时的晚明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远及清初时期。如顾炎武即把道衍与王阳明相提并论，称“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道衰微、邪说又作之日也”[22]。顾氏的评判立场，较注重道衍的世功勋业，几乎没有注意到作为禅僧的道衍之于心性修炼的作用。

随着《嘉兴藏》的流传，《道余录》也得以流传到东瀛日本。1666年，《道余录》和刻本在日本刊行，并附有黄檗宗僧南源性派的跋文。性派之跋，对于道衍禅师所作的评价，几乎是袾宏之论的翻版。其文称：“少师负一世独秉之资……位极三公，而依仅一衲。每博极岁修典坟，尤留神于儒释一贯之旨。故云栖老人，向所推重，谓当代之留侯也。既而因宋儒立言著书，未觑佛之底蕴，多从一己之偏，殊阙至公之鉴，往往专以攘诋佛老为心。甚至乖违正理，流入邪途，诚可怖畏。由是少师悯之，攀条据理，逐一剖析，妙适机宜，彰明检实，诚破昏之慧炬也……可谓有功于教化矣。今世之称儒者，诚鉴未必如少师，勋业未必如少师，无论佛之底蕴，即孔氏渊源，犹未识真，每窃宋人之糟粕，当己功能，徒争门墙、虚饰局面而已。安知存心养性之道、明心见性之旨哉!”[23]

道衍之于明成祖，有如宋濂之于明太祖。在宋濂看来，护世不离护法;在道衍看来，护法更应护世。在云栖袾宏晚年所辑录的《宋文宪公护法录》序文中，钱谦益比较二人称：“抑岂知其(指宋濂，引者注)夙受付嘱，开华严法界于阎浮提，其为云龙风虎，又有大焉者乎?姚恭靖(姚广孝之谥号，引者注)之于成祖，閟现稍异，要皆后天奉时，佐二祖以章明佛乘”[24]。

姚广孝颇具文学才能，诗文俱佳。他参与《永乐大典》的修撰活动，并撰写了著名的《诸上善人咏》，称颂了一百二十三位往生净土的修行贤士。此外，尚有《净土简要录》，这是一篇有关净土修行的论述。这两部著作都完成于同一年(1381)，并被收于佛教大藏经中。

丹霞子淳

丹霞子淳（1064～1117），北宋曹洞宗僧。俗姓贾，剑州（四川）梓潼人。幼向正道，长勤参访，遍参真如慕哲、真净克文、大洪法恩等诸师，后入芙蓉道楷之门，承其后而为青原下第十二代法嗣。初住邓州（河南邓县）丹霞，后迁唐州大乘山、隋州大洪山，举扬禅风，学众千人，盛冠诸方。门下有真歇清了、天童正觉、大乘利升、大洪庆预诸人。宣和元年示寂，享年五十四，后人为之建塔于洪山之南。遗有虚堂集三卷、丹霞淳禅师语录二卷传世。［续传灯录卷十二、五灯会元卷十四、嘉泰普灯录卷五］

翟良

翟良（1588～1671），明末医学家。字玉华。益都(今属山东) 人。幼患弱疾剧甚,会遇明医,数月得愈,从此刻意方书,穷治冥搜,如是七年,遂精于医。凡有病者求治,投药辄效。悯医学之失传,遂上自《素问》、《难经》,下迄《明医指掌》、《医贯》等籍,博采群书及平素心得,著述纂辑,阐发古人之奥以启后人。所著有《脉诀汇编说统》(简称《脉诀汇编》)两卷、《经络汇编》两卷、《痘科类编释意》(一作《痘科汇编》)三卷(皆刊于1628年)、《医学启蒙汇编》六卷(1659年)、《本草药性对答》、《古方讲意》(后两者已佚)等。子文楠、门人李聚和,继其术。

董汲

董汲，北宋医学家。字及之。生卒年不详；东平(今属山东)人。幼时多病,乃习医药。广泛阅读《素问》、《灵枢》及各种方书本草。治病多效,医名大著。元祐八年(1093年)采摭经效秘方,详明证候,撰成《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名医钱乙见而惊叹,赞曰:“是予平昔之所究心者,而子乃不言传而得之。”为嘉其少年艺术之精,欣然作序。此书系较早之痘疹专著,善于以寒药治斑疹。对脉学及张仲景方术,亦颇有心得。崇宁、大观(1102—1110)年间行医开封,深得叶梦得、晁补之赞誉。又将业医以来所收经效奇方百余道编成《旅舍备要方》(又作《旅舍备用方》、《旅舍备急方》)一卷,用于治疗某些急症。以幼时尝患脚气,故尤加意广采脚气病诊治法,撰成《脚气治法总要》两卷,对脚气病(包括下肢关节炎一类疾病)病因及治法记述尤详,今存《永乐大典》采辑本。以上三书,近有《董汲医学论著三种》排印本。

笑隐大訢

笑隐大訢[xīn]（1284～1344），元代临济宗大慧派禅僧。江州（江西九江）人，俗姓陈。字笑隐。幼年出家于本郡之水陆院。及长，博通内外学。初参庐山开先寺之一山了万，未契。后乃参谒百丈山之诲机元熙，得嗣其法。后又参礼天目山之中峰明本。历住永嘉江心、钱塘灵隐等名刹，学侣萃聚，盛极一时。文宗时召入问道，赐金衲衣、金币，及‘广智全悟大禅师’之号。顺帝之时，待遇益厚，奉敕校正百丈清规。至元二年（1336），赐‘释教宗主’之号，掌领五山寺。至正四年示寂，世寿六十一，法腊四十六。著有四会语录、蒲室集等，并重修敕修百丈清规八卷。［五灯会元续略卷四、五灯严统卷二十二、五灯全书卷五十五］

独孤及

独孤及（725～777年），唐朝文学家。字至之,行十四,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中漫游秦、燕等地,十三载以洞晓玄经科对策上第,授华阴尉。安史乱起,避地越州。乾元元年入浙东节度幕。上元元年为江淮都统掌书记,检校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宝应元年任湖州武康令。广德元年征为左拾遗,二年迁太博士。累历礼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大历三年出为濠州刺史,五年改舒州刺史。八年迁常州刺史,世称独孤常州。在郡皆有治声,十二年四月卒,年五十三,谥宪。及文名早著,为高适、李华、贾至等所知。与萧颖士、李华、贾至等先后提倡古文,且亦喜奖掖后进,梁肃、权德舆、朱巨川、崔元翰、陈京、唐次等皆出其门,为唐代古文运动重要先驱人物之一。梁肃云:“唐兴接前代浇漓之后,承文章颠坠之运,王风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章反正。其后时浸和溢,而文亦随之。天宝中作者数人,颇节之以礼。洎公为之,于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训,《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辨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公〈毗陵集〉后序》)《旧唐书·韩愈传》称:“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及又工诗,其论诗主缘情绮靡说,推重沈佺期、宋之问、崔颢、王维(《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通音乐,善鼓琴。《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毗陵集》二○卷,今存。《全唐诗》卷二四六至二四七编其诗为二卷,《全唐诗补编·补逸》卷五补二首,《续补遗》卷四补一首,《续拾》卷一六补一首;《全唐文》卷三八四至三九三编其文为一○卷,《唐文拾遗》卷二二补一篇。生平事迹见崔祐甫《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公行状》、《新唐书》卷一六二本传、《唐诗纪事》卷二七、《唐才子传校笺》卷三。近人赵望秦有《独孤及年谱》。

道融

道融，宋代临济宗黄龙派僧。字古月。为涂毒智策之法嗣。偶读罗湖野录，深有所感，遂以三十年间于丛林之见闻，编集一部近古之名僧善行录，即丛林盛事二卷。其余事迹不详。

木陈道忞

木陈道忞，明末清初禅宗临济宗僧人。密云圆悟弟子。据《宗统编年》卷三二、《新续高僧传》卷二二、《天童寺志》卷三等载,俗姓林,字木陈,号山翁,又号梦隐。世称“木陈道忞”。潮阳(今属广东)人。少习儒业,因读《金刚经》、《法华经》、《大慧语录》等而心向佛道,遂投庐山开先寺智明禅师出家。后因父母严命,一度还俗,娶妻生子。二十七岁时再度出家,从憨山德清受具足戒。此后历游四方丛林,于四明山天童寺得圆悟之法,并继天童之席。清顺治十六年(1659),奉诏入京,为清世祖说法,颇受赏识,赐号“弘觉禅师”。由此而踌躇满志,报效新朝。所著《奏对机缘》中,多为取悦君主之言论。禅学无独立品格,其上堂说法、师徒问答,“皆预为选制,如优伶读脚本,临时演唱”。嗣法弟子有天岳本昼、旅庵本月等。著作有《弘觉忞禅师语录》二十卷、《北游集》六卷、《奏对机缘》等。

道诚

道诚，宋代禅僧。参报恩慧明禅师得悟,嗣其法,为法眼宗传人。住福州保明院。有僧问:“恁么则意马已成于宝马,心牛顿作于白牛去也。”答曰:“七颠八倒。”署号“通法禅师”。(《景德传灯录》卷二六)，撰《释氏要览》三卷。又注王勃《释迦成道记》。丞相王随守杭，有诗赠之。

大圭

大圭，元代释子、诗人。字恒白,号梦观道人,俗姓廖,晋江(今属福建)人。从妙恩学佛理。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读,曾说:“不读东鲁论,不知西来意。”元顺帝至正间居泉州紫云寺。文章简洁古雅,但拘于佛理。诗颇受时人推重,一时广为传诵。《四库全书总目》评为“石湖、剑南之馀风,犹存于方外”,“气骨磊落,无元代纤秾之习,亦无宋末江湖蔬笋之气”。著有《梦观集》二十四卷,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仅删馀诗五卷。吴鉴《梦观集序》说大圭的诗“华实相副,词达而意到,不雕镂而工,去纂组而丽,屏耕锄而秀”(转引自《四库全书总目》)。《元诗选·二集》选入大圭诗三十首。生平事迹见《新续高僧传》卷六一、《闽书》卷一三七、《元诗选·二集》小传。

邓忠臣

邓忠臣，字慎思,号玉池先生,长沙(今属湖南)人。熙宁三年进士。累官大理丞,知衡阳县。元丰四年,为开封府界提举司管勾官,献《郊礼庆成赋》、《原庙》诗,擢秘书省正字。元祐三年,通判瀛州,迁考功郎,充注《晋史》检校官。崇宁初,权发遣汝州。坐论范纯仁谥议,罢考功郎,为管勾南京鸿庆宫。后入元祐党籍。能诗文,长于杂记,尝注释杜甫诗。方回读其与余干、张耒、晁补之《同文馆唱和诗》,后买得其集,以为多有可人语(《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九)。著有《玉池集》十二卷,已佚。现存《同文馆唱和诗》十卷,有《四库全书》本,其中多有邓忠臣诗什,《全宋诗》卷八七七自该集辑录编为一卷。《全宋文》卷一六六三收其文四篇。事迹见《宋史翼》卷二六。

敦敏

敦敏（1729年—1796年），清代诗人。姓爱新觉罗,字子明,号懋斋。清宗室。满洲人。与弟敦诚同入右翼宗学,曾在锦州任税务官,后又任右翼宗学总管等职。与小说家曹雪芹交往甚厚,他的诗也以表现与曹雪芹的交游而出名。如《赠芹圃》:“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毡氇白眼斜。”以生动传神的笔墨,描述了曹雪芹的身世遭际与狂傲愤世的性格。此外,《题芹圃画石》、《小诗代柬寄曹雪芹》、《访曹雪芹不值》等,都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提供了重要资料。他的写景小诗,清新自然,富于情趣,风格与其弟敦诚相近。如《舟中即目》:“竹篱茅舍掩清溪,几处人家傍柳堤。鸥鸟数声秋又晚,蓼花红过小桥西。”捕捉一些最富特征的景物,略加点染便画出一幅生气盎然的水乡秋色图。一些吟咏风光之作,流露出淡淡的愁思,使全诗蒙上一层哀愁的色彩。如《病中》、《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等。著有《懋斋诗钞》。

董嗣杲

董嗣杲，字明德,号静传,杭州(今属浙江)人。景定间,榷茶富池,《庐山集》中诗多作于是时。知武康县,咸淳十年,任满代归,所作诗入《英溪集》。宋亡,入道孤山四圣观,改名思学,字无益,号老君山人。多与高士葛庆龙唱酬,可见其志趣。其诗虽入江湖派,而吐属新颖,无鄙俚琐碎之态,远胜一般江湖游士。有所咏西湖胜景诗百首,编为《西湖百咏》,集中皆七言律体,于题下备注始末,可考见宋末轶闻,诗格颇工整,在许尚《华亭百咏》之上。也能词,周密《绝妙好词》录其《湘月》一首。所著《百花诗集》、《庐山集》,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为《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宋元人诗集八十二种》本。又存《西湖百咏》二卷,有《四库全书》本、《武林掌故丛编》第五集本。《全宋词》第五册录其词二首。《全宋诗》卷三五六五至三五七四录其诗十卷。其文收入《全宋文》卷八二五九。事迹见《西湖百咏》自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绝妙好词笺》卷六。

翟竹亭

翟竹亭(1880～1952年),名青云,以字行。河南杞县人。素嗜《内经》、《难经》,勤研金、元诸医家及吴又可学术思想,更折服李濒湖(时珍)、张景岳,故自号“湖岳村叟”。临证精于内外科及针灸术。于吴又可《温疫论》攻下逐邪法体会尤深,灵机活法,主张急证急攻,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逐邪勿拘结粪。疗虚劳善于补脾益肾,治臌证以攻补兼施。晚年集四十年临床经验,汇编成《湖岳村叟医案》,分门十七,二百三十九案。每案有论有疏,述证简明扼要,遣方平中有奇。

戴天章

戴天章，清代医学家。字麟郊、晚号北山、人称北山先生。上元(今南京)人。他好学记忆力极强,所读经史能通部背诵。天文、地理、射箭以及琴棋书画,无不探究,尤精医学,钻研温病学颇有心得。推崇吴又可的学说,主张瘟疫不同于伤寒,症状初现时要审慎分辨,着重对气、色、舌、神、脉等进行辨别,并提出详尽的诊治瘟疫的方法。于是对《瘟疫论》予以增订删改撰成《广瘟疫论》一书,着重辨明温疫、伤寒不同之处,特别是早期症候的鉴别、病因、受病、传经、兼症等方面的不同,详细叙述表、里症候,介绍汗、下、清、和、补等治法,并附载温热病方八十四首。此书曾经后人改名《瘟疫明辨》。后经陆懋修予以删补,题名《广温热论》。清末经何廉臣的再次补订,书名为《重订广温热论》,可见此书在温病著作中有相当大的影响。还著有《伤寒杂病》、《咳论注》、《疟论注》等书。

道璨

道璨（1212～1271）字无文,俗姓陶,南昌(今属江西)人。弱冠,入白鹿洞书院,师事晦静汤先生。以应举不利,遂出家。从育王堪得法,曾侍径山无准禅师。游方十七年,涉足闽浙。嘉熙三年,游东山。淳祐八年,自西湖至四明,复归径山。宝祐二年,住饶州荐福寺,后移住庐山开元寺五年,还住荐福。为退庵空禅师法嗣。尝与日本僧人有交往,又与张即之、方逢辰等多有交游。咸淳七年卒,年五十九。九年,其徒惟康辑其遗稿为二十卷,李之极为序,称其文“刻厉警特”。后张师孔游庐山,录其诗二百首以归,序称其诗宗江西派,“识议超卓,不袭故常”。曹庭栋称其“格调清迥,真入陈、黄之室。厕之江湖派中,亦可独当一面”(《宋百家诗存》卷二○《柳塘外集》)。《四库全书总目》谓“其诗边幅颇狭,未能脱蔬笋之气,而短章绝句,能善用其短者,亦时有清致。如《题水墨草虫》、《陈了翁祠》、《和恕斋》、《濂溪书院》诸作,未尝不楚楚可观”(卷一六五)。著有《柳塘外集》四卷,今存《四库全书》本;《无文印》二十卷,末附惟康编《语录》一卷,今存宋刊残本配清钞本。《全宋诗》卷三四五五至三四五六录其诗二卷。《全宋文》卷八○七三至八○八七收其文十五卷。事迹见李之极《无文印序》、《续灯正统》卷一二、《宋诗纪事补遗》卷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