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汉醇
- 姓名：董汉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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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汉醇，元末明初人，号还初道人。气功家。生平不详。《性命圭旨·炼形》载其所作炼形之法:“金用矿消,形由气炼。炼形之法,总有六门:其一曰玉液炼形,其二曰金液炼形,其三曰太阴炼形,其四曰太阳炼形,其五曰内观炼形。若此者总此虚无大道,终不能与太虚同体。惟此一诀,乃曰真空炼形。虽曰有形,其实无为:虽曰炼形,其实炼神,是兼外而兼修内也。依法炼之百日,则七魄七形,三尸绝迹,六贼潜藏,而十魔远遁。炼之千日,则四大之身,俨如水晶塔子,表里玲珑,内外洞彻,心华灿然,灵光显现。”摘录《玄纲论》、《化书》、《还真集》、《马丹阳真人直言》、《重阳立教十五论》等汇编为《群仙要语箓集》二卷。
董汉醇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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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英文版。1938年2月在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中译本。这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1938年1月24日,作者为本书中译本写序称:“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书。”全书共12篇: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第三篇在保安;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第五篇长征;第六篇红星在西北;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第九篇同红军在一起(续);第十篇战争与和平;第十一篇回到保安;第十二篇又是白色世界。本书将作者1936年6～10月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实地采访所得的材料,向全世界作了真实报道,从而扩大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影响。
避暑录话
二卷。书名又作《石林避暑录话》。《说郛》本作《乙卯避暑录》,则因作于高宗绍兴五年乙卯(1035),故名。北宋末南宋初叶梦得(1077—1148)撰。叶梦得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迁居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生平事迹详见《石林燕语》。叶梦得在宋室南渡之初,岿然耆宿,藏书至三万余卷,诸儒之中,首屈一指。故通悉古今,所论皆有根据。南宋初期,人们追论北宋灭亡,多怪罪王安石变法、蔡京擅权。叶梦得曾为蔡京门客,对此不加贬斥。所记内容,多为北宋故实,士人轶闻,并评论作家作品,间及考证名物,又涉及宋以前事,可资参证。作者为蔡京门客,故叙蔡京之事,有隐约为其辨解之处,而于元祐党人,语多偏激。其叙写人物,幽默有趣,文辞浅近明白。
无上大乘要诀妙经
《无上大乘要诀妙经》，撰人不详。从内容文字看，似出于隋唐。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经文乃元始天尊授太上道君。称三界为火宅，众生不悟，故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富人施舍财宝，虽功德无量，亦属小乘之法。唯有灵宝经为众经至尊，是无上大乘要诀至法。世人奉受或闻听此经，有种种功德，若毁谤不信此经，则有种种祸害。此书疑系灵宝派道士所作。
四巧说
清代白话短篇人情小说选集。一函四册，每册一卷，每卷为一种短篇，共四篇，题“吴中梅庵道人编辑”，选编者姓名不详。四种小说为： 《补南陔》、《反芦花》、 《赛他山》、 《忠义报》。其中第一、第二种与《八洞天》中所收相同，第四种《忠义报》也即《八洞天》中《劝匪躬》，其第三种《赛他山》实即《照世杯》中第一篇《七松园弄假成真》。此书各篇题目都如《八洞天》、 《五色石》，以三字为名，复缀一联为“总名”，然此书于目录处又在每篇“总名”之后各分六段(正文中未分段)，此与《八洞天》《五色石》不同，而与《照世杯》相类。如第一篇《补南陔》“收父骨千里遇生父，裹儿尸七年逢活儿”下分： “闻凶信仰天号哭”， “被妒忌舍身出家”，“严择婿路逢才子”、 “奏军功父子偕荣”， “请修院一家会合”，“认绣裙幼子活来”六段。其第三种《赛他山》只是把《七松园弄假成真》中人名改换，其中将男主人公阮江兰改成高涉川，扬州名妓畹娘改成润容，阮江兰之友张少伯改成何靖调，设骗局的应公子改成彭公子。并于结尾处加一段高涉川的话： “小弟前日若非吾兄激发，安有今日之荣?诗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吾兄之谓也。且吾兄又使小弟夫妇复合，不惟可比他山之石，实可赛他山之石也。”以点篇题。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中国清代民族史专著。祁韵士编纂。乾隆五十四(1789)完成，以“钦定”形式用汉、满、蒙三种文字颁行。著录于四库全书。祁韵士(1751—1815)，字鹤皋，一字谐庭，另号筠渌，晚年又号访山，山西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5年后充国史馆纂修官，仕途坎坷。嘉庆十年(1805)被发戍伊犂，历时3年。晚年先后在兰州主讲兰山书院，在保定主讲莲池书院。除编纂了本书及《西陲总统事略》外，还著有《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西域行程记》、《万里行程记》等。本书120卷。卷1—16为表，卷17—120为传。包括清朝前期之漠南、漠北、漠西蒙古诸部，回疆诸部、西藏的重要人物近300人，仿《史记》的记传体例，“先以年月编次，条其归附之前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以为纲领，而后分标各藩之事迹而为之传”。(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5《外藩蒙古要略序》)是作者仿《资治通鉴》编年体的《皇朝藩部要略》相为表里的姊妹篇。本书翻译检阅了存放于国史馆的大批满文档案资料和满文标注地图。由于资料翔实、考订严谨一直为研究者所推崇，其影响也波及国外。苏联蒙古史学家В.Ф.符拉基米尔佐夫(ВЛАДИЦМИРЦОВ)在《蒙古社会制度史》中认为此书“对16—17世纪蒙古情况的研究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
四书正误
共6卷,清初哲学家颜元编,为读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的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今有《大学》、《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除注释外,多为批评程朱的内容。《四书正误》认为宋儒理学的“明理”,是“离了治情讲心性,离了平好恶讲治情,离了待人接物讲平好恶,所以为禅宗”(卷一)。脱离现实的理学是流入了佛教禅宗一路。“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之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卷六)。意谓理学之“理”并非儒家经典原义,而是源于佛教。认为“理”不过是事物的“条理”,“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卷六)。批评理学以作事会妨碍“存心”、“尽心”的明理工夫,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勇于任事,努力作事。“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见。若吾儒隐居求志,凡兵农礼乐,为君为相为百职,职掌机宜,哪一件不去理会……无志小儒、章句禅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卷三)，批评理学的“即物穷理”只是读书穷理,对与实际事物有关的学问则茫然无知。“自汉宋来,学字已误,况博乎!况问、思、辩、行乎……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也。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卷二)理学家只是“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大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卷四)。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