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满汉思想之调和
压迫达于极度
康熙帝精力之非凡，近古鲜见。溯自清廷入北京以来，不出数十年，至帝之时，帝国版图，忽然扩大，西限阿尔泰山，东界兴安岭，西藏教王亦来乞封。彼等尝夸示汉人，谓汉唐所未曾有，固非侈言也。即其可称之善政，亦不一端，即免除租税，亦不知几千万。虽然吾人举此等成绩，以颂扬帝之德性，然一方面当又解为发挥满洲全族之能力。然此种能力，非似古代金人之以暴力加于南方，固有种种仁政、种种文化，以大放其光辉，特多数汉种，反觉受一层抑压。有如常人积资巨万，易来贫者之诅咒，对于帝家之异常发展而生反侧之心，亦固其所。康熙六十一年冬，帝颁遗诏于中外，清史家谓百姓哀帝之死，如丧考妣。而别一方面观之，彼等之头上强大之压力，一旦撤去，汉族恢复之运动，在雍正时早露其锋芒。此可从各种之事情，观察而得之也，吾人所得附言者，此种恢复运动，与宗室王公对于雍正起内讧，固相关连而发生者也。
康熙铠甲
查嗣庭之狱
雍正四年，有江西正考官礼部侍郎查嗣庭，所出题目为“维民所止”。有讦之者，以为“维止”二字取“雍正”二字而去其首，狱遂从此始。此年九月，帝发如下之上谕曰：“查嗣庭向在内庭行走，后授内阁学士，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因缺员，不得已而派往江西。今阅此种题目，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不无显露。想其居心乖张，平日必有记载，因遣人查其寓所，得日记二册于行李中。其日记大要尽系悖乱荒唐之文字，又对于圣祖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云云。查嗣庭于帝之治世，加以咒诅，原不必在此种文字之题目，但此种题目映于帝之眼底，则作如斯之解释矣。何以知之？因查嗣庭乃吏部尚书隆科多之党与，而隆科多当时正与帝相仇视也。初康熙帝殂落于畅春园，诸王之外，受顾命者，惟彼一人。雍正之待彼，非比寻常，亲政之初，呼为“舅”而不名，文书中亦称“舅隆科多”。案“舅”之称呼，以彼乃康熙帝后父佟国维之子也。虽然，帝之此种态度，不免与外戚以跋扈之地。有清一代任用官吏，不经奏请者，前后三人，第一平西王吴三桂，彼据云南时，擅选官吏，时人号之为“西选”，仅报告于中央吏部而已；第二乃有功于帝之年羹尧，彼在西域行营时，引用私人，但报告于中央而已，称为“年选”；第三隆科多任吏部尚书时，官吏铨考，任意为之，此种官员，称为“佟选”。雍正帝以知其即位之事者，惟彼一人，所以特加以尊重；及诸王被诛，帝之位置日觉安固，其不能宽恕佟选之不法也，固无疑议矣。果也帝使心腹王锡保揭参隆科多之罪案至四十一款之多，因之雍正五年冬，彼乃幽死于畅春园外之禁狱。
岳钟琪像
劝岳钟琪谋反
雍正五年秋，有一男子于四川省成都城中，沿街喊叫，谓总督岳钟琪，以四川、陕西二省之兵谋反。总督即捕拿之，报告北京朝廷。帝乃谕内阁曰：“数年以来，谗岳钟琪者甚多，不徒谤书盈箧，甚至谓岳钟琪系岳飞之后，或将报来金之仇，实属荒谬已极。朕信任岳钟琪，付之以川陕重地，竟有奸徒造作蜚语，煽惑人心，谗谤大臣，其罪岂可胜诛？然成都造言之人，谅非无因，或蔡珽、程如丝辈怀抱私怨，暗中指使，或别有指弄之人，须会同严审。今奸民谓川陕军民从岳钟琪反，是不但诬岳一人，并诬川陕全体之兵民矣。”由是观之，帝以此事为一二怀挟私怨之朋党所指使，其事实全反所推测，不知乃湖南之学者曾静为汉族恢复之运动而然也。
吕晚村之学说与曾静
曾静湖南人，号蒲潭。据雍正帝之言，谓彼因考试落第，家居愤郁之余，忽图叛逆。此不得谓对彼之公评，观彼口供，则谓滞留故乡时，见吕留良之《时文评选》内有关于华夷之别，封建井田复古之议论，心窃悦之，使其徒张熙至留良家访求遗文。留良为浙江之大儒，号晚村，殁于康熙中。晚村热心朱子学，彼以君臣之关系，非同父子之亲，以义为主，与朋友同。封建为圣人公天下之精神之制度，至秦有私天下主意，始制郡县，傲然君临四海，尊君卑臣之风，由斯以起，上下之意思，遂划为一大鸿沟，臣僚徒贪恩禄，不知去就之义，是皆郡县之余毒也。关于华夷之别，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君臣之义固重，更有大于此者。其所谓大者何哉？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晚村行事狷介，以死拒康熙帝博学鸿词科之推选，又恐人疑其隐逸山林，乃薙发为僧，自谓足迹不越江南，交游不及名位，自称东海之腐伧，未尝自通于四方有道。虽然，其怀抱非无实践之一日也。戆直之湖南人，于彼之学说，既推服甚至，对于时政，岂有不试一击者？曾静以同志张熙说四川总督，即由此种思想所启导者也。
《时文评选》，康熙五年（1666），吕留良根据读书人的要求，选出有代表性的古今八股文二十余种进行分析评论，并汇集成册，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以帮助士子掌握八股文要义。
《吕晚村先生文集》书影
曾静列举帝之罪恶
曾静之运动，适在雍正帝之初年，实非其时。彼从流配广西诸王门下之太监等，闻知谤帝之语，思乘此纷乱，以驱逐异族。曾静致总督书中，举帝之罪恶约有九条：第一曰帝谋害父皇。帝之传位，由于强迫父皇，必非其真意；第二曰帝逼母，即指逼佟太后殉死之意；第三曰帝杀兄，废太子允礽之死，系帝所阴杀；第四曰帝屠弟，即允禩、允禟等死于幽禁；第五曰帝贪财；第六曰帝好杀；第七曰帝耽酒；第八曰帝淫色；第九曰帝诛忠用佞。此九条之罪，虽非尽为事实，然帝得岳钟琪之奏，披览之下，颇为动容，则亦事非无因也。曾静更进而陈述华夷之别，封建之利，及驱逐满人诸端，略可想象而得。怂恿岳钟琪，谓乃祖岳飞死于清祖之金人，实奇拔之鼓动言辞。但岳之思想，回顾宋金时代之恩仇，甚觉冷淡。彼延使者假立誓，知其谋实出于曾静，遂会同湖南巡抚拿捕曾氏，并吕留良之裔孙及学生云。
雍帝恶浙江人
吕晚村之日记，其内容何如，不得而知。据雍正帝之言，其指斥清帝，班班可征。帝曰：“吕留良谓我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以逆藩吴三桂为邻敌，于其反顺举兵，加以同情。又以永历在缅甸，被其国酋长捕送之时，吕留良称满汉之兵，齐跪于永历马前。总之，吕留良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而专造作妖诬，快其私愤。其文集内以今日世态之穷，为开辟以来所未见。猖狂悖乱之词，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举。吕留良生于浙江人文之乡，初非曾静山野僻陬之夫可比。且曾讥诽止朕一人，而吕更上诬皇考之盛德；曾尚误于流言，吕乃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此吕之罪，所以为至大也。”帝对于谋反之本人，反示宽容，而对于死者吕晚村则极力追究，可知帝之态度，渐留意于满汉思想之暌离矣。帝曰：“浙江风俗浇漓，人人心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悖逆伏罪，彼等皆吕留良之所遗害。甚至民间尚不免有喜事之弊。雍正四年内，该省地方起种种谣言，逃避者不少，此皆吕留良为之前导。地方官吏，震其声势，反优礼彼等，赠匾额于彼祠堂，陷溺人心之害，何可胜言！”观此则帝之不满意于浙江，可想而知，故即以停止浙江乡会试，为惩戒彼等之手段。
《大义觉迷录》书影
颁行《大义觉迷录》
帝自此事件发生后，知吕晚村一派之学说风行，甚为惊骇，因急加辩疏，冀以杀反清思想之势力。爰以自己之辩疏与曾静供词，合而为一，专论华夷之别，名曰《大义觉迷录》，颁示中外之学士大夫。曾静之供词，是否真有其事，实难尽信。帝以九五之尊，不但据一落第书生之供词，一为辩解，并对于晚村学说，详细加以批评，命儒臣朱轼等编《驳四书讲义》，公之于世，非吾人所叹异者乎！帝曾自道其心事曰：“朕今若焚毁彼等之书，使将来不见此书，转滋疑惑误会，以为得圣贤之真传。此固非朕之本意也。”帝之不杀曾静者，因欲借此好题目，从根柢上斩除异说，又一面示以宽容之度，以得舆论之同情。故观于《大义觉迷录》卷端之大文字，不仅可知帝之思想，并得以窥清朝政策之大端焉。大文字如下。
雍正帝之清朝建国论
雍正四年九月，帝降如下之诏书曰：
自古帝王有天下，无非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也。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之君，此乃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至今，万世不易之常经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足以君天下者，天锡佑之，未闻有天下之君，不以德感孚。惟择何地之人辅之之理，《书》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不归心，而但择地之理。又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之所与，岂因何地之人而生区别耶？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乂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宏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袵席，遍中外而尊亲，于兹百年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殊视；而中外之臣民，既共奉我朝而为君，归诚效顺，所以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异心。此乃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臣悉子，无敢越志。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私为著述，妄谓宋灭亡以后，为天地之大变，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私附，余波及于曾静。推逆徒之意，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主中国，妄生此疆彼界之私见，故遂为此讪谤诋讥之说。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以其僭王滑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乂之，非为其戎狄而外之。若以戎狄言，孔子周游至楚，不可应昭王之聘；而秦穆公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可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从来华夷之说，乃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不相尚，北人诋南人为岛夷，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当时之人，不务德行，徒事口舌相讥，已所谓至卑至陋之见解；今逆贼等于天下统一、华夷一家之时，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之大罪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明朝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起于四方，生民涂炭，疆圉无宁，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文物日盛，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宁清，超越明代，三尺童子，谅皆洞悉，而尚可谓昏暗乎？天地以仁爱为心，覆载以无私为量，是以德之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之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大德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阿私琐琐之乡曲，忿嫉区区之地界，公然指斥，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不若逆贼等之知识乎？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若有向化者，则斥为夷狄。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可目为夷狄否？至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臣服，不能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蒙古极边之部落，俱归版图。中国疆土开拓之广远如此，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有华夷中外之分论乎？
雍正书法
以上所论，君位授于有德者，既不可有土地之经界，更无论人种之差别矣。中国上古实以德为主，不问华夷，所谓天命者，即德之大者，享天之眷佑云尔。帝求于中国古代圣贤之言辞中，可谓得良好之解释矣。就中指中国种族阻隔华夷之事情，谓六朝以来，国势日蹙，遂至抱此至卑至陋之见解，今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不得妄判中外，其对汉族本位之主张，驳斥不遗余力矣。更进述曰：
从来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若为子之人，其父母虽待之以不慈，尚不可疾怨忤逆，况我朝之君，实尽父母斯民主道乎？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等，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者，假称朱姓，托明后裔，偶逢星士推算其有帝王之命，即希以此鼓惑愚民，卒被步军统领衙门捕拿。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于后代者甚多，否则藏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之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如此之多者，如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至，将无噍类，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之继元有天下，明之太祖，即元之子民，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逆之名？至我朝之于明，则仅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名目，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不法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以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无孑遗，其偶有生存者，则支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也。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之情形，父老有涕泣道之者。且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登诸袵席之上，莫不庆幸，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且至矣！至于厚待明代典礼，史不胜书。其藩主之后，实系明之子孙者，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又前代未闻之旷典也。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以假称朱姓为搆逆之媒，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新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本朝之贼，实朋代之仇雠也。
且如中国人轻待外国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二一匪类，妄行诋讥，原无损是非之公、人伦之大。倘外国之人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人为赤子，中国之人，何所托命耶？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仍不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假君以非常加之于下，下能堪乎？君尚不以不情加之于下，岂下转以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夫春秋之时，以百里之国，犹不非其大夫，况我朝为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夷狄有君，况在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为无父无君之论可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历代以来，如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之者寥寥；其时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备具，后人则故为贬辞。概谓人物无可纪，事功无足录，此特挟持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只欲贬抑淹没之。不知文章著作之事，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细大不遗，庶使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外国之君，信其是非不爽，直道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深戒其为恶。此文艺之功，所以有补治道也。若故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妄载以诬其恶，以为中国之君概生中国，自应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自臻郅治之隆；而自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竟无载籍之褒扬，为善之心，因之自怠，则内地之苍生，其苦有底止耶？世道人心之害，可胜言耶？
如逆贼吕留良，乃诚千古之罪人，不待教而诛者也。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乌合鼠窃之辈，所能轻意动摇耶？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历观史册，其首乱之人，从未有一人成大事者。自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至元末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以有此伦常之理，故五伦之所谓人伦者，非因华夷以区别人禽也。朕之详悉剖示，岂好辩哉？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达、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之谕旨，一一刊刻，通行天下各府州县，颁布于穷乡僻壤，使读书士子、乡曲小民共知之；并各贮存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得观览而知悉焉。
吕留良像
建国论之批评
帝之所疏辩，谓有德者无论何人，可以享有帝位，初无华夷之别。其顺治入关之一重公案，帝则谓：“我国非夺明朝之天下，乃救苍生于流贼之手。征之中国历史，以臣继君者，代不乏人。若绝对不认王统之交替，则元朝臣民朱元璋当伏篡逆一罪。然明与我朝系属邻国，无君臣之义，不过为救民水火起见，顺天应人，率土悦服，孰得而非之。”其言虽辨，特当时东南人士所怀抱之思想，必不因此言而遽息。帝虽以“在德不在土地”为言，然欲一旦消灭数世纪所涵养之汉族本位思想，夫亦难矣。抑其所谓“外国之君入中国继大统”云云，亦正矛盾，帝非不认有华夷之别者乎？何以又自居于“外国之君”之地位也？此等宣言，甚非所以巩固帝室基础之道也。清朝以“外国之君”入中国继大统，犹贫人子赘于富室，富室之产业资财，由入赘者一手整理；富室之翁姑，今虽不出现于社会，然对于入赘者之感情，固依然认为外来之客也。清朝比诸历代政绩，颇多仁政，亦其君主甘以公仆自任，由遵守进关时代之祖训使然；然质言之，清朝之善政，亦“赘壻”对于翁姑之竭尽心力而已。
曾静手迹
曾静之放逐
帝之态度，终守公平，以大逆不道之曾静，为山陬僻壤之俗儒，不知本朝之善政，不以为罪，下令放逐之。此种态度，可谓有容，吾人于此可想见帝之政治技能及胆力矣。帝于《大义觉迷录》之卷末，附曾静改悛之余所作《归仁说》一篇。此篇是否出于曾静本心，不能断言，大旨如下曰：
圣人非常生，故其生亦无常地。譬如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一旦加以耕种，收获必数倍，而嘉谷岂择地而生，即天亦岂择地而生嘉谷耶？夫麒鳞凤凰，不必尽出于中国；奇珍大贝，何尝不产于海滨？同此天地之中，有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而二之哉？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循环而出诸远地，抑何疑耶？况乎道之在天下也，无穷尽，无方体，读书知道之士，因地制宜，随地取中可也。世人不察，往往误谓东土非中华文物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妄以《春秋》之义，引孔子之评管仲，甚至有惑吕留良之逆说者。其名为欲正大义，而不知反戾生人之大义也。夫计世运之升隆，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统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是唐虞三代之圣人，已不尽生中土。秦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不行于上而明于下。其开道统者，始于周濂溪，集成者为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安徽徽州，而学于福建。永州、福建，未尝非古所谓三苗八闽之区，而谓圣人之生，顾以地限耶？
以上所述归仁说之论调，宛为雍正帝之口吻。帝曰：“曾静豚鱼不如之人物，一日感格，其悔罪如此。静痛心稽首，历历吐供，自称向为禽兽，今转人胎，圣人真可信及豚鱼”云。然《觉迷录》颁布，不能见效，后乾隆中命收回此书，入诸禁书目录，曾静及党与均被杀戮焉。
破除满汉之见
曾静之企图虽失败，而激烈之汉人举动，实起满洲朝廷改革之动机，其一即雍正帝破除满汉之见是也。雍正六年，蒙古八旗都统宗室满珠锡礼请以京营武弁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参用满员，不可专用汉人，于是帝降谕旨曰：“从来治道在开诚布公，遐迩一体。若因满汉而存分别之见，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视，岂能为治哉！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材质不齐，有善者，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满汉。我太祖开国之初，即兼用满汉，是以规模宏远，中外归心。盖汉人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变乱之际，汉人中能奋勇效力，以及捐躯殉节者，正不乏人，岂汉人不可用耶？满人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且满洲人数本少，今仅补用中外紧要之官职，若参将以下之员弁，悉补用满人，人数不足，恐无补授之人。又朕屡谕在廷诸臣，当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不可各存私见。满人当礼重汉人，毋故意相远，常抱至公无我之心，去党同伐异之习。盖天下之人，必不可同，满人长骑射，汉人长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颖慧较胜。朕不知满汉之分别，惟知天下之大公”云。帝于三藩平定之际，援汉人之勋劳，戒满人之跋扈，最为得当；撤去汉缺、满缺之别，亦数见不鲜。满缺专任满人，汉缺专任汉人，国初重要位置，多为满人所占，虽有时不尽然，乃为特别箝制汉人之势力而设。传闻满洲副都御史出缺时，帝命九卿密保，时宰相鄂尔泰保许希孔，帝曰：“彼资格无碍否？”鄂曰：“臣为朝廷得人计，初不论定制。”帝乃从鄂言。此事虽小，然都御史乃朝廷之耳目，委诸汉人，不以为怪，是帝之态度公平可见矣。至第二种之措置，则不过警诫一般满洲人，使保存国俗而已。
孝陵神道两旁的石像生
康熙帝之祭明太祖
对于前代君主之庙陵，加以敬礼，以为收拾人心之政策，至康熙帝实行之。清廷对其祖上金国之先陵，从不崇祀，至帝始优礼中国前代，加意保存。康熙三十八年，帝南巡，亲祀明孝陵于南京。孝陵为明太祖之墓，时扈从大学士等奏曰：“昔皇上南巡时，既经两次亲奠，今此可遣大臣代奠，不必亲临。”帝曰：“否。洪武为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如何可不亲往奠醊？”御制祭文如左：
帝天锡勇智，奋起布衣，统一寰区，周详制作，鸿谟伟烈，前代莫伦。朕曩岁时巡，躬修醑芦，仰其遗辙，不囿成规。兹因阅视河防，省方南迈，园陵如故，睇松柏以兴思，功德犹存；稽典章而可范，溯怀弥切。奠酬重申，灵其鉴兹，尚期歆享。
帝于亲祭之后，见陵寝圮废，由于有司之怠慢，缺少专司者，因敕访明代之后裔，使世守孝陵。大学士等谓明裔难急于查访，姑以地方官代祀。雍正二年，帝继父皇之意志，敕封明太祖十三代之子代王之后朱之琏为侯爵，使掌管孝陵及昌平等十三陵之祀事，抑吾人所不可忘者。康熙帝非贸然礼祀前代，苟有不如意者，且黜而不祀焉。当帝之末年，礼部具奏历代入祀之议，帝黜万历、泰昌、天启三帝不得入祀，以“有明之天下，非亡于崇祯，实坏于三帝之时，崇祯非亡国之君，何可与三帝同视”云。帝在位六十年间，巡行江苏、浙江间者，实前后六回，每至南京拜祖孝陵，有御制《金陵论》一篇，可想见帝之眷眷于此地矣。
满族八旗将士骑马图
满洲国俗渐坏
承平日久，人民不见兵革，八旗子弟，渐趋于奢靡，王公皆然。雍正帝尝恐彼等沾染汉习。失其固有之国俗，然一般风尚，依然仍悦汉习，抑所谓八旗子弟者，本一极驳杂之团体，其中有黑龙江之蛮人，有豆满江之野人，亦有栖息于松花江上流地方深林之女真，行猎于嫩江流域之打虎儿人及索伦人，此等概冠以新旧满洲之名称；其中有在尼布楚俘归之俄国捕虏百余名，亦称八旗，编于一佐领之下。此等八旗之外，有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惟其所谓亲军者，仅满洲八旗。彼等本乏固有之思想，一旦染京华之臭味，靡然从风，模效汉习，曾无有适当方法，可以抑制趋向。雍正二年，吉林官吏赵殿最奏请于该地建造太庙，设立学校，教满汉子弟读书应考。帝视之不悦，下谕却其奏曰：
我满洲人等，自居汉地，不得已而与本国之习俗日相远，惟乌喇（今吉林）、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今若崇尚文艺，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意读书，不留心武备，即果能力学，亦岂能及江南之汉人？我满人笃于事长上，孝于事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之所长也。读书贵能知能行，徒读书不能行，不若不读。本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备，并未尝博虚文、事粉饰，然则我满洲之实行，不优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哉？今若崇尚文艺，一概学习，势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绪，恐武事既废，文事又不能通，徒成为两无用之人耳。如学校考试之请，皆为流罪发遣人内稍识文字之匪类摇惑所致，果能得材勇卓越者数人，以为朕之股肱，比成就一二驽劣无能之生员远胜矣！
此谕文于实际有何效验，虽不得而知，然帝之热心态度，欲增加几分满洲固有之武力，固不容疑。依帝之言，雍正五年中查八旗亲军及护军之内，能挽八人力之硬弓者，凡一万八千人。更于武官选用考试之际，试考力量，有能挽十八人力及十六七人力之硬弓者，余皆能挽十三人力以上十五人力以下，帝视彼等之态度，颇形满足。当此时也，以弓马武力为中心之八旗，尚不失劲旅之实。虽然，一般满人对于汉人文化嗜好，终不能灭杀，相率染南人之习俗，而八旗之生计亦渐穷矣。
优容回教徒
奉摩罕默德教义之信徒，一从南海广东方面而来，一从西北天山南路而来，在清初时户口最多者，推陕西、甘肃两地，中国人以东干或回回称之者皆是也。雍正七年，帝思各省回民为当时户口之重要部分，特发上谕，戒饬地方官吏曰：
直隶各省，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为国家之赤子，不可以异类视之。数年以来，屡有人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朕以为不然。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所留遗之家风土俗，如中国人籍贯之不同。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之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惑世诬民者可比，故回民之教仪，可置之不论也。惟凡人生产之地不同，而同在天地覆载之内，其教之大略，亦不能外纲常仁义之事。据朕之所见，回民之登文武显宦者，常不乏人，可知其渐次服习中国之教矣。人之贤愚不一，回民虽有刁悍，汉人中亦不能保其必无，地方官不宜以回民异视，当以治中国人之方法治回民，而回民亦不可以回民自异云云。
摩罕默德，今通译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于是政府更于北京宣武门内设回回馆，以便与其余诸国一同进贡。然当时陕西回民比他省尤占多数，不免有私藏兵器、赌博私贩等不法之行为。又政府谋耕作力之增加，下命禁止屠牛，其法不能尽行于彼等，间因回民不食豚肉，爱用牛肉，此种禁令，颇觉不便也。
弹劾回民之疏被斥
雍正八年，安徽按察使鲁国华，对于回民之不法行为，上奏弹劾，曰“回民不奉本朝正朔，随意为历书，且设立礼拜清真等寺院”。帝对于此疏，意不为然，以年号系彼等之私记，不足为咎；白帽为彼等习惯，非违背服制；礼拜清真寺院等，与各省村邑所崇奉之土俗神祇无异，律不为罪。反举回民中拔萃人物，如马进良、马雄，及四川征苗有功之哈元生等以折之。帝之所以对于回教徒，示以宽容态度者，买结彼等之欢心耳。盖以回教之实力，及其根据地在甘肃一带地方，深知与彼等搆难，恐有不利也。而尤有说者，回教多行于中国细民之间，清代之末，有数多之回兵者，以中国募兵时，应募者多为穷民也；或曰：回民之礼拜寺，乃贫民之集合所，兵营乃回教之中心，故变乱时起也；又云，彼等自居于一城之中，不与汉人混住，大概密集一隅，而以礼拜寺为中心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