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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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集
《作者：曹丕》三国魏曹丕撰。曹丕,即魏文帝,字子桓,沛郡谯(今安徽亳县)人。建安二十五年代汉即帝位。曹丕在政治上继承曹操,利用吴蜀的矛盾和互相攻伐,使魏获得暂时安定。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也比较重视,所以郭沫若说他是“一位旧式明君的典型”。曹丕在文学上也是曹操的继承人。他的诗歌,形式多取材于乐府,与曹操相同;内容偏重抒情,写得缠绵悱恻,深婉动人,则与曹操有别。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而且完整的七言诗,《与朝歌令吴质书》、《与吴质书》是文笔优美的抒情散文,《典论·论文》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的作用。因此,曹丕是建安时期有影响的文学家。《隋书·经籍志》载有《典论》5卷,《列异传》3卷,文集23卷,已散佚。现今流传的《魏文帝集》是后人辑录的,收辞赋散文约30篇,诗歌约40首。有明张燮所编《七十二家集》本,张溥所辑刻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近人丁福保所辑《汉魏六朝名家集》本等。世传《魏文帝集》,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二卷本,《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六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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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帝集
《作者：曹操》《魏武帝集》是三国魏武帝曹操的诗文集,又称《曹操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太祖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于戎马倥偬之中,仍然勤于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传世者有19种之多,《魏武帝集》30卷不过是其中一种。《隋书·经籍志》著录 《魏武帝集》26卷,并注:“梁三十卷,录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两《唐志》亦著录《魏武帝集》30卷,《宋史·艺文志》则不载,说明唐以前有不同本子流传,至宋已散佚。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辑《魏武帝集》1卷,收入诗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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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集
《作者：阮籍》三国魏阮籍著。又称《阮步兵集》、《阮嗣宗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前后变化较大。《乐论》大约写成于正始初年(正始年始于240年,终于248年),继承了儒家的礼乐观,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认为“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通易论》、《通老论》写成于正始年间,强调儒道合流,名教与自然相结合,主张“臣之求君,阴之从阳”(《通易论》),认为名教的基础在于自然,理想社会应当无为而治,“君臣垂拱”(《通老论》)。《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写于正始之后,全面继承了老庄思想,认为自然、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皆一气之盛衰;善恶、是非、死生都无所区别;理想的人生应当无慧无求,顺应自然,“恬于生而静于死”(《达庄论》);认为今日士大夫恪守礼教当与裤中之虱无异;理想的社会形态应当无君臣、无礼法。现存最早版本是明嘉靖间陈德文、范钦刻本,此外还有天启、崇祯间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明末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清严可均辑入《全三国文》本(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陈、范本为底本校勘出版两卷本,上卷文,下卷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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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中散集
《作者：嵇康》诗文别集。嵇康作。原本散佚,现存刊本以明嘉靖四年(1525)黄省曾仿宋刻本为最早,凡10卷,包括诗1卷,文9卷。另有明薛应旂刻1卷本,张燮刻6卷本,张溥刻1卷本等。近人鲁迅根据明代吴宽丛书堂钞本辑校,题《嵇康集》,凡10卷,另有序跋及《逸文考》、《著录考》等,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卷,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单行本。近人戴明扬据明黄省曾仿宋本参诸别本校注,题《嵇康集校注》,并收有大量有关嵇康生平事迹及评论材料,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嵇康(224—263),字叔夜,三国魏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早孤,有奇才,博洽多闻,做过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为竹林七贤之一。为曹操孙曹林女婿,政治上被认属曹魏集团,遭司马氏集团杀害。本集存诗50多首,其中四言诗20多首,著名者为其《幽愤诗》,作于入狱遭杀之前,叙述了他托好老庄、淡泊寡俗的志向与高远的性格,感情充沛,风格峻切,甚为感人。《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19首也多为人称举。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等对其诗都有很高的评价。而其散文成就又高于诗歌。集中论说文存9篇,以《养生论》、《难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管蔡论》,《明胆论》最为重要。“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其书信今存2篇,以《与山巨源绝交书》为人推重。另有《圣贤高士传》,记自混沌之世至作者当时的隐士高人原119人,存52人之传、5人之赞。再有《琴赋》。全集所收诗文在魏晋文学中占重要地位,后世历被高评和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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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子建集
《作者：曹植》诗文集。三国时魏曹植(192—232)撰。十卷。植字子建,曹操三子,封为陈王,谥日思,世称陈思王,谯(今安徽亳县)人。为汉建安时著名诗人。曹植诗文集,隋唐时传本有三十卷、二十卷本,其说不一,《文献通考》著录十卷,非隋唐旧本。是书后有“嘉定六年癸酉”(1213)字,断为南宋时刻本。凡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杂文九十二篇,共二百一十篇。残篇断句,错出其间,植以诗歌成就显著,多为五言。有影宋大字本和明活字本。别有明舒贞刻十卷本,薛应旂刻四卷本,张溥刻二卷本,均名《陈思王集》。清丁晏撰《曹集诠评》10卷,附逸文一卷,搜集较为完备,有同治间金陵书局刻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叶菊生校订本。近人黄节有《曹子建诗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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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译注
《作者：刘劭》三国魏刘劭著。三卷十二篇。从汉末魏初 地方察举用人和品鉴人才的需要出发,对人的本性、才 具以及志业等分别加以阐析。该书的立论方法类似名 家,其言“考课核实”又近法家,而主张“中庸至德”则为 儒家。认为“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 化应节”(《九征》)。因此主张君子要中庸无为、谦让不 争;要求当时的统治者实行清净无为而治。这又显然是 道家的思想。本书对开启魏晋名理玄谈风气有很大影 响。其总结人物评价经验,如所谓“九征”、“八观”、“七 缪”、“效难”等为后人所重视。郑旻《重刻人物志跋》认 为“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有《龙溪精舍 从书》本和《四部丛刊》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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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无哀乐论
《作者：嵇康》晋人嵇康著,从声音本性与情感特征的关联上研究音乐本质的著作。同阮籍一样,他们都去探究追寻“乐”的“自然”本体;与阮籍不同的是:嵇康从“养生论”角度去发掘,而“养生论”在阮籍的乐论中没有什么地位。嵇康认为音乐可以养生,而养生的根本在于精神上的和,因此,嵇康认为音乐的本质就是“和”。《声无哀乐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他的养生论。这种养生,与道家“全身保生”的养生不同,主要是“养神”即培养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但是,《声无哀乐论》又不是以“养生”为直接出发点的。他的直接出发点在于“养生”后面的“本体”——“和”。“和”不仅是“养生”而且也是“乐”的“本体”。人体有盛衰,“和”不变;音乐有“五音”,“和”常存。“乐”的“本体”—“和”,是永恒的常驻不变的,它本身没有欢乐与悲哀可言。人之所以感到似乎“乐”有“哀乐”,是把现象与本体混为一谈了。在嵇康看来,“哀乐”是人的情感的体现,是情感的特征,与“乐”的“本体”不是一回事,“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如果你高兴了,就从“和声”中听到欢乐;如果你悲哀了,就从“和声”中听到忧愁。其实,“和声”还是“和声”,它并不改变本性,还是如风一样,自由吹拂。至于你感到“哀乐”那是你的情感使然,并非声音使你“哀乐”。这一点,在美学上有重要价值。它强调了主体自身情感状态在审美和艺术欣赏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审美感受的个体差异现象。“声无哀乐”而人能感受哀乐,人有哀乐却不能改变声音,正说明声音超越了哀乐,不被哀乐所局限。这正是艺术的本质。就是要使艺术超出有限而达到无限,使“至和之声,无所不感”,“兼御群理,总发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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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论
《作者：阮籍》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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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赋
《作者：嵇康》古代艺术美学著作。三国魏晋嵇康撰。其美学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强调音乐具有永恒魅力,无盛无衰,令人不厌不倦。高度赞扬音乐的感人力量:“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从重雅轻俗的美学思想出发,要求琴家保持“旷远”、“渊静”、“放达”的审美心胸,并阐述其声无哀乐的观点。认为音乐的各种现象变化,都由乐器的物质结构所形成,即由于“器和”、“张急”、“间辽”和“弦长”所产生的“响逸”、“声清”、“音痺”、“徽鸣”等现象,而乐器本身则总是保持其“洁净”、“端理”、“和平”的原貌。又从“怀戚者”、“康乐者”、“和平者”说明各种主观情感不同的人对于音乐的感受不同,而音乐本身仍只以“中和”来统物感人。其美学观点,反映了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人们对于审美价值自身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于寓教于美的艺术文学观点的一种批判与背离。有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所据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1525年)仿宋刻本;鲁迅手校《嵇康集》影印本;《文选》李善注本;《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古代乐论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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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作者：刘劭》三国魏刘劭著。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专门论述考察才性、选拔人才的理论著作。认为人的才性决定于所秉赋的“元一阴阳之性”,因其“体五行而著形”,故“荀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九征》)。主张从人的外部表现与内在心理的统一中识鉴人物,“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同上)。并由此提出人的道德性情决定于人的生理条件,“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八观》)。还讲:“人之质量,中和最贵”本书共3卷12篇,是一部人才学著作,其中涉及到了道德与才能的关系,包含有大量的伦理思想。在选拔人才时,本书主张除考虑人的外貌言行外,还要明察其内在的德才、性情和气度。还专辟《八观篇》,提出了“观其所由,以辩依似”、“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等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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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
《作者：曹丕》文论。三国魏曹丕(187—226)撰。一卷。丕有《魏文帝集》已著录。据《三国志·文帝纪》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松之注曰:“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明帝四年(230)春二月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文选》六臣注吕向:“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全书至宋佚散。曹丕为太子时的著作汇集,内容包括政治、伦理、生活、文化等。原文凡五卷,二十篇,曾刊刻于都城洛阳太学内。后因石碑毁废,仅存《自叙》和《论文》两篇。其中《论文》分析文人相轻原因,评价“建安七子”之作,强调文章应以“气”为主,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肯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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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集，明文徵明撰。徵明(1470—1559),名璧,以字行,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此集收诗十五卷、文二十卷,附其子文“行略”一卷。内容有诗、叙、记、赞、字辞、颂、题跋、祭文、书、行状、传、墓志、墓表、墓碑、阡碑等。明刻本。函套后附一纸为耿文光题跋:“右《甫田集》三十五卷,附录行略一卷,明翰林待诏文徵明撰。徵明名璧,以字行。工诗善书画,同游诸人为杨循吉、祝允明、郡族唐寅皆一时名流。其诗文笔法皆有所授,非特一艺之精也,余独服其一介不取可医俗士贪鄙之怀,景行其人心向往之,今山重欲行流连不释,因录其考帖诸跋付之坊友李子俊。光绪壬午(1882)十月十日耿文光题。”钤有“耿文光印”、“星垣”等印。祁县图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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