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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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先生传
《作者：废名》现代长篇小说。废名著。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12月初版。张作霖决定将北京大学改为京师大学堂,正在北大英文系就读的废名愤而休学,避居西山,心情苦闷。这段生活经历构成了《莫须有先生传》的创作素材。小说记叙了莫须有先生避居乡下的一段经历。莫须有先生是个捉摸不定的人,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自恃高雅,内心遵奉古圣芳贤的哲理,他骑驴子下乡,一路大发议论,却被种种现实吓得魂不附体。他在乡下租房为了省钱,却幻想同一位小姐做赴海殉情的风流艳事。他想给寄寓的山舍起个雅号,但左右听到的却是东邻西舍媳妇们的口角,毫无宁静可言。乡居无聊,整天与房东太太闲谈,搬出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书来炫耀。他也写情书,但却都是梦境。他忽然说要去寻短,吓得房东太太不分昼夜看着他,但他其实并不想出门,只是念叨着“余忠于生命,今日得此生命,为无知也!”人们终于不知道莫须有先生最后会是怎么样。小说遇事即发议论,见人即抒感慨,缺乏将全书形成艺术整体的内在线索,文笔较为松散,但也反映出作者着意于小说散文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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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作者：董郁青》《清末民初历史演义》是作者濯缨子一生呕心沥血之作,它作为以现代历史故事写演义小说的罕见之作,从风俗史的角度展现了晚清至民初军阀时期的政治轶事,并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开篇第一回便点明其宗旨“并不是借着小说,随便拿人开心”,而是在其中寄予了“一番惩劝之意”.这种“惩劝”批判了当时把“从前的礼教纪纲、廉耻道德,全都变得一点影子没有了”,同时又对晚清政治的腐败进行了深刻剖析,对王朝覆亡的教训进行了历史的清算.虽为稗官野史,但事必有据,人必有名,正可填补正史之不足,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自1920年开始在天津《益世报》的副刊《益智粽》上发表,直至1932年登竣,长达12年.该书以晚清至民国军阀时期政治轶事为经,民间风俗人情为纬,纵横穿插文笔生花,全书一百○一回,约二百余万言.卷帙浩繁广远深博,被视为以现代历史故事编写演义小说罕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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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江女侠
《作者：顾明道》现代武侠奇幻小说。顾明道著。初集首次发表于1928年上海《新闻报·快活林》。1931年出单行本,至1940年出至六集共88回。小说中的女侠方玉琴,家住东北荒江之滨。其父被飞天蜈蚣邓百霸寻仇枪刺身亡。玉琴从小立志雪恨,被昆仑山一明禅师收为徒弟,不数年即成了技艺超群的剑侠。艺成下山后,偶与同派师兄岳剑秋在一次夜战中相识,从此二人结伴闯荡江湖。终于打听出邓百霸的下落,由玉琴一剑刺入邓腹报了父仇。二集至六集,仍写方岳二人走南闯北,锄奸诛恶的故事。有大破天王寺、邓家堡,大破玄女庙及大破横山等重要段落。这些段落的情节安排大致相同:一是当地有人鱼肉百姓,且与剑侠作对;二是琴剑二侠前往探庄察访,或受阻,或遭暗算,陷身绝境,幸得险处逢生;最后,会合各路英雄,一举捣毁敌巢。整部小说都在寻仇——复仇的情节模式中展开,直至第六集,方、岳洞房花烛之夜,忽然火起,亦因仇人寻衅,结果自然是玩火者不堪二侠联袂一击。小说问世后,因受读者欢迎,曾被排演为京剧,并被摄制成多集影片上演,在旧中国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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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
《作者：洪灵菲》现代长篇小说。洪灵菲著。上海晓山书店1928年5月初版,列入“我们社丛书”。小说的主人公霍之远,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党部工作,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方面为革命而奔忙,另一方面又置在农村的妻儿于不顾,终日徘徊于多角恋爱的纠葛之中。他的信条是:我们也不要牺牲爱情,亦不要牺牲革命。他把“消灭这罪恶满盈的资产阶级”和“肃清半封建制度下的大军阀”,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而要求人生观的绝对革命化,生活的绝对团体化,意识的绝对政治化,行动的绝对斗争化。最后,当敌人的血腥屠杀到来的时候,霍之远为了保护党的利益和同志的安全,销毁文件,挺身而出,英勇牺牲。全书贯穿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它与《流亡》、《转变》组成《流亡》三部曲,是洪灵菲的代表作。1934年2月曾被国民党当局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由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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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
《作者：洪灵菲》现代长篇小说。洪灵菲著。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4月初版。收作者《自叙》和《自诗》各1篇。小说描写大革命时期一群青年革命者的斗争活动和爱情生活。主人公沈之菲是M党党部的重要人员。M党发生内讧,旧势力大举抓捕激进的新派人物,沈之菲带着女友黄曼曼仓皇逃到T村斋寺附近的一间藏棺古屋,并在危亡之际结为生死伴侣。不久,他们双双来到H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被密探发现而被捕。在狱中,他们受尽折磨,但牢记中山先生的教导,坚贞不屈。两天后他们被驱逐出境,押送回S埠。沈之菲与黄曼曼约定在最短的时间里逃往海外,但却受到了家庭的阻挠。父亲不允许他“牺牲家庭去革命”,前来约他的黄曼曼则遭到他父亲的粗暴阻挡。沈之菲不得不只身外出流亡。他先到新加坡,因生活无着,前途无望而转道暹逻,但那里的环境十分险恶,到处逮捕进步人士,沈之菲无所作为,过了十几天流浪生活。革命的愿望终于驱使他回到故国,但国内正值革命低潮。沈之菲只好回到故乡。不断的挫折和死水一般的生活使他徘徊在沉沦与革命的十字路口,父亲的讽刺又使他感到非常苦闷和气愤。这时,黄曼曼从北京来信,诉说了思念之情,并鼓励他继续奋斗,沈之菲热血沸腾,决心“为着人类寻求永远的光明”,踏上新的“流亡的征途”。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在流亡生涯中遭受的苦难,赞扬了革命者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作品格调高昂,富有斗争气息,但描写不够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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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
《作者：老舍》现代中篇小说。老舍著。初载1937年7月《文学》第9卷第1期,初收1939上海杂志公司年8月版中篇小说集《火车集》。上海惠群出版社1947年1月出版单行本。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个城市底层人物一生的辛酸经历。“我”做过裱糊匠,因为老婆同人私奔,“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改而做了被人戏称为“马路行走”、“避风阁大学士”的三等巡警。“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生怕丢了差使。但后来还是丢掉了,罪过是“年老与过于办事认真”。这以后,“我”又做过煤矿“卫生处主任”、矿村“警察所所长”,当过“盐务缉私队”的兵,在为人处世上,也开始信奉“别再为良心而坏了事;良心在这年月并不值钱”。尽管这样,还是难得混上较为安逸的日子。最后,儿子猝死,孙子年幼,“我”也年过半百,连一个“三等警”也干不了,只好忍着饥寒去做搬运工或泥水匠、小工等,以勉强糊口度日。围绕“我”的活动,小说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反映出旧中国复杂的社会关系,从一个最平凡、最常见的生活领域,提出了千百万城市贫苦人们的命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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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记
《作者：郁达夫》郁达夫作。初载1923年7月23日至8月2日上海《中华新报》副刊《创造日》,后收入1923年10月上海泰东书局版《茑萝集》。本文写的是作者回归故里富阳,从上海至杭州的旅途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零余者”之身,彳亍于都市,由孤独而生归家之念,是本文情调的底色。作者以在火车上和滞留杭州一天时的行止、见闻为线索,在暴露社会黑暗的同时,也大胆地暴露自己。或写喧嚣淫荡的市声,或写宁静和谐的田园,或讥刺时政,或歌颂农民,所表现的都是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痛切感受。然而,作者以更多篇幅所告白的却是自己作为一个“浮浪”者的易感的心曲。他时而亢奋、时而颓丧,时而恨世,时而自谴,在变态中自有对现实的冷静而又清醒的认识,在抨击现实的同时包含着热爱生活和完善自己的愿望。本文虽为记行,但侧重于议论和抒情,在表现内心上率真而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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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社会之怪现状
《作者：佚名》晚清人情世态小说。题冷眼旁观人撰。5回，从故事内容看，尚未完结。上海鸿文书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页12行，行29字。封面仅印书名。作者取“冷眼旁观”态度，对清末“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的种种“怪现状”予以讽刺，特别对某些无行文人的嘴脸作了揭露和刻画。如书中的贾存仁，是一个“假洋鬼子”。他“颇识时势”，同广德州里的读书人“时常议论维新的事，也曾募了些捐，开了一个小学堂，又要想建藏书楼，创阅报社，开演说会。那班新党，就间日三朝到他家里来，谈起这种事，好似发狂的一般。”其实他“原是逢场作戏，博个新党的头衔罢了”。一但见榜上有名，中了举人，便不禁“满面春风”，洋洋得意起来。作者给他起名“贾(假)存仁”，显然不无旨讽。书中还借贾妻柳氏之口来讽刺那些假“新党”：“嘴里说得狠强，若皇帝知道了，钦赐他一个举人，或进士，他的行为翻变转来比风轮还快哩。”又如贡生阎日非，临放榜日，在家中踱来踱去，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夜间将几张稿子再翻开来，看了又想，想了又看。“想道，照这一段，若中了试官的意，必定加圈，不觉欢喜起来。又想道，照那一段，倘试官嫌气势不足，便尴尬了，不觉又发燥起来。坐又不是，立又不安。”令人觉得可笑和可怜。但听他发出长叹：“天啊，就给我一个举人吧。好让我去做个董事，包包粮米，管管闲事，一年有七八百块洋钱现成到手。……那蚕丝局的公款我也可以去考察考察，不致被那狗头军师独吞了去。”几句话却又暴露出这一人物的卑污心态。书中对某些人物的刻画手法上是成功的。如混迹于上海的章丹翼，不通中国文理，但因在外国学堂里用七年功夫混了个特班生文凭，便“趾高气扬，如有天大的本事，把什么人都看不上眼”，“成日价去拜望几个外国人，又和那吃洋饭的几个中国人时常打麻雀，吃花酒，有时讲到时事上头，便摇摇头道：‘中国气数!中国气数!’好像自己并不是中国人了。”对阎日非的蛮横和愚昧无知，则是通过他发现塾中学生们手头有春宫画的情节来写的。阎贡生检查学生的文具，发现一个学生的抽屉中有张小方纸，“上面画着一个繁荣所在，自左至右，横写着‘英之伦敦’四个字。阎贡生看了不解，把四个字倒念一遍，忽然厉声道：‘可恶!原来这些不祥的东西，都是你这畜生画的，快去叫你老子来，我这里不容你读书了。’”学生的父亲来后力辩说：“这张英伦景致，是我见过的，那几张恐怕不是他画的。”阎贡生道：“哼!‘敦伦’二字，你难道不懂吗?‘敦伦’是什么事，他今年只有十五岁，就敢在这个上头逞英雄，那春宫还说不是他画吗?”结果立逼家长把学生带回家去才算了事。观此书名，作者或有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意。但由于反映“社会”的范围比较狭窄，加之篇制短小和功力不足等原因，这篇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方面都无法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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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故事
现代短篇小说集。郑振铎著。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12月初版。内收《自序》1篇，《猫》、《风波》、《书之幸运》、《淡漠》、《失去的兔》、《压岁钱》、《五老爹》、《王榆》、《三姑与三姑丈》、《春兰与秋菊》、《九叔》、《三年》、《五叔春荆》、《病室》等短篇小说14篇。1929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增补本，增收《元荫嫂的墓前》、《赵太太》等短篇小说2篇。本集所收的作品，绝大多数为作者旅居巴黎时所写成。它们透过对旧式家庭的描绘，或抒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情趣与悲苦，或记述了旧家庭的兴衰际遇，或表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欢离合。《风波》和《书之幸运》是姐妹篇。作品记述了仲清与宛眉夫妇间的龃龉。其中《风波》描写妻子宛眉沉溺于打牌，经常深夜才回家。丈夫因此感到非常孤独。虽几经规劝，妻子却依然如故;丈夫只得生活在叹息之中。《五老爹》通过“我”的回忆，描写一个落第秀才穷愁潦倒的一生。五老爹早年曾投考秀才，但不幸落第。此后他始终未能找到职业，只得寄人篱下，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当光”，不久便郁郁而死。《三年》是本集中较有影响的一篇。它描述了封建迷信对妇女的戕害。十七嫂在年幼时曾被算命先生判有“克父”之命。嫁到夫家后适逢家道兴盛，便受到婆婆的百般疼爱。不久公公病故，儿子又不幸夭亡。于是她被视为“灾星”，最后遭到丈夫的遗弃。这些作品虽然是写家庭的琐事，却仍不乏某种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述，这些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旧事的纪实”，“我写的是旧家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自序》)。本书在结集过程中，曾得到叶圣陶、老舍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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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相铁关刀
相术书。假托宋陈抟撰。山阴梧冈山人订。为近世坊间流行的相书之一。为江湖术士所习用。《神相铁关刀》涵盖了相学的四大类基本内容：一是基础类，包括十三部位、流年运气、五星六曜、五岳四渎等；二是综合类，包括精神、气象、骨肉、声音等；三是意义类，具体论述人生大事、生死祸福、逐年吉凶等；四是官纹类，即分别从头面部位、五官、四肢以及痣、纹等方面来讨论人的命运休咎、穷通吉凶。《神相铁关刀》不仅从上述方面对人的命相进行了详细论述，它的独特贡献还在于提出了“结穴相法”这一全新的相术学说。
海公大红袍全传
章回小说。原署“晋人李春芳编次”。明本《海刚峰居官公案》署“晋人义斋李春芳编次”，故此书伪托其名。六十回。内容不同于明本公案小说，是以海瑞为主线贯串始终，具有完整连续情节的长篇小说。书中描写了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他为举子时寄寓张老儿豆腐店中，很同情张老儿的遭遇，帮他对付严嵩家奴严二的高利贷盘剥和敲诈。在任淳安知县时，他当众指斥国公张志伯借巡查各省钱粮之名，到处索贿受贿的行为。在刑部主事任上，他上疏参奏国贼严嵩，责打他四十大板，惩治了这个专权肆横的奸臣。在任历城知县时，他访得大土豪严嵩干儿子刘东雄，劣迹昭著，予以正法。最后写到海瑞的死，海瑞对夫人说：“吾自出仕以来，历任封疆，却未曾受民间一丝一线;今有红袍一件，贮于箱中，倘我死后，当以此袍为殓，亦表我生平之耿介也。”小说“大红袍”即由此得名。书中叙述的故事大多是民间传说故事和作者的虚构，许多人物历史上虽实有其人，而事迹与史实却大相径庭。小说突出了海瑞与严嵩的斗争，但文学成就不高，缺乏历史真实性和思想深度，语言也较粗疏驳杂。有嘉庆十八年(1813)二经楼刊本、道光二年(1822)书业堂刊本、道光二十年聚星堂刊本、经国堂刊本、同治六年(1867)聚盛堂刊本和上海达文书局排印本等。近有1984年北京宝文堂书店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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