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

  • 阅古漫录

    阅古漫录

    《作者:王国维本书收入王国维著作《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阅古漫录》,为民国初年王国维旅居日本期间所作的读书札记及掌故考实,连载于日人主办的《盛京时报》。《东山杂记》初题《风俗杂谈》,发表于 1913 年 7 月 12 日至 1914 年 5 月 5 日,署名“礼堂”。内容涉及民俗历史、诗词戏曲、典章制度、书画金石、敦煌文献等方面。《二牗轩随录》内容与《东山杂记》相仿,发布于1914 年 9 月 9 日至 1915 年 7 月 16 日,署名“礼堂”,1915 年2 月 2 日起改署“词山”。《阅古漫录》多是笔录古人书画题跋及评论,1915 年 9 月 18 日至 11 月 28 日连载,署名“词山”。其中部分内容后来收入《观堂集林》《观堂别集》和《庚辛之间读书记》等,其他则不见于王氏遗书或其他文集。依《王国维全集》编者的说法,这几种著作“大致反映了民国初年王氏学术研究重点由文学戏曲史转向古文字、金石考古和历史学的基本趋势”。作者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 两般秋雨盫随笔

    两般秋雨盫随笔

    《作者:梁绍壬 清代文言笔记集。8卷。梁绍壬著。道光十七年(1837)钱塘汪氏振绮堂初刻。卷首有汪适孙《序》。翻印本甚多,如文德堂刻本、光绪十年(1884)吉华室刻本(卷末增许之琎《书后》、王堃《后序》)、光绪十八年(1892)兰溪铜活字本、宣统元年(1909)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民国年间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旧小说》(己集)本、《清代笔记丛刊》(第6卷)本、《笔记小说大观》(第1辑)本等。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新式标点本,并删去两则。该书共录890篇,是一部较有影响的笔记集,其内容驳杂而充实,或记载掌故,或评述诗文,或讨论学术,或考证名物。其中较突出者是有关鸦片战争前夕清代政治、经济情况的记载,并对民生疾苦表现了深切的关心,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文学方面,则记载了清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事迹,以及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的资料,较有文学史料价值。但其中也夹杂宣扬封建迷信、诬蔑农民起义等消极内容,表现了作者的局限性。

  • 稽瑞

    稽瑞

    《作者:佚名《稽瑞》一书为唐代刘庚辑著的一本历数各个朝代有名的天降祥瑞的记载。文章多是引用一些古籍如《史记》、《山海经》、《汉书》、《瑞应图》等书中所载的各种祥瑞现象。清道光季锡畴重刊《稽瑞》序曰:子思子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之事见于上世者不一。自后世狐鸣篝火之术兴,图谶纬书往往伪托,是以圣君贤相戒在下不许言瑞。可见,自古以来大多所谓的祥瑞现象,都是为古代帝王登基上位制作的种种包装宣传而已。

  • 顾渚山记

    顾渚山记

    《作者:陆羽山水小品。唐代陆羽作一卷。有今人张宏庸辑校本,载1986年《陆羽研究集刊》。全文共五节,第三节“绿蛇”、第四节“报春鸟”虽为顾渚山事,却仅有“采茶人呼为报春鸟”一句似与茶有关。而第一节《获神茗》,则载录晋代王浮所撰《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获大茗。第二节《飨茗获报》,收录南朝宋刘敬叔《异苑》的剡县陈务妻与二子以茶祀古冢而得钱十万。第五节《昙济茶》,则为《宋录》载豫章王子尚访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饮茗而称之为“甘露”。此三节均与顾渚山无关,陆羽撰《茶经》均又收入《七之事》。通考全文,《顾渚山记》似为未完之作,或虽以《顾渚山记》题名,却仅为游顾渚山时所辑撰,并非专为顾渚山茶事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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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蒲松龄清蒲松龄作,文中主要考证了煎饼的历史演变,义记述了三百年前鲁中地区制作食用煎饼的状况,对研究淄博饮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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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育代宗教说

    《作者:蔡元培蔡元培著。是作者1917年4月在北京神州学会上的演说词,先后载于《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及《学艺》杂志第一年第二号(1917年9月)。后修订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这是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史的重要材料。作者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人们精神作用而构成。人们精神上之作用通常可分为知识、意志、感情等三种。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种作用而有之。但随着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知识与意志作用离开宗教而独立,于是和宗教有最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但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此两派相较,依附于宗教的美育,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有鉴于此,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于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也不能有利害之关系,因为美是超绝实际的。蔡元培的美学观,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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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蔡元培教育家蔡元培著。是作者在辛亥革命后,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所作。发表于1912年2月11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此文系统全面地阐明了作者对于新教育方针的主张。他对清末制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评。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和谐发展的方针。认为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乎政治者两大类。前者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此二者反映了富国强兵的要求,还有公民道德教育,其内容是法国革命新提倡的“自由、平等、亲爱”。后者包括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在教学实施中,五育所占比例不同,军国民教育占10%,实利主义教育占40%,德育占20%,美育占25%,世界观占5%。所设修身、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图画、唱歌、手工、游戏等课程,在“五育”教育中分别具有不同意义。1912年9月北京教育部,根据此文精神,颁布《教育宗旨令》,明确规定国家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文编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

  • 野庙碑

    野庙碑

    《作者:陆龟蒙晚唐陆龟蒙撰。讽谕散文,收入《甫里先生文集》。文章寓讽刺于议论之中,运用映衬类比的手法,借题发挥,别开生面。文中先是叙述“碑”的由来以及为野庙作碑文的缘起,接着具体描述迷信的农民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土木偶像,农民供奉它,害怕它,杀猪宰牛祭祀它,纯是自己愚弄自己。而后笔锋一转,以反语讥刺贪官酷吏有甚于土木偶像,他们骑在人民头上,剥削人民,残害百姓,是有血有肉的偶象,其危害超过土木偶像。文章针对唐末即将分崩离折的危机和乌七八糟的社会风气,无情地剥下了自称贤良的官僚的画皮,形象地点明了害民官吏的本质。作者长于驾驭语言,语言辛辣犀利,形象逼真,痛快淋漓。

  • 祭妹文

    祭妹文

    《作者:袁枚袁枚撰。这是一篇享誉甚高的祭文,历代评论家常以之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相提并论。作者三妹素文与其夫系指腹为婚,十几岁时夫家父母因儿子不肖曾建议解约,然素文坚持从一而终的礼教,成婚后丈夫果然嫖赌成性,常毒打勒索嫁妆嫖妓,委屈忍受,直至要将她卖掉抵赌债,方逃回娘家告官判离,已受尽折磨。作者在文中痛言此为读书识礼之过,“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如是”,对封建礼教表示了怀疑,也道出了悲剧的真正原因。文中一字一哭地回忆了兄妹从幼至长相亲相爱的历历旧事,声泪俱下地向九泉苦魂诉说着为兄未及诀别的深深遗憾,从儿时同玩蟋蟀岁寒虫僵共埋之到兄为妹料理殓葬,从葬妹祭妹哭妹想到自己“在人间尚复几日”,作者在琐琐碎碎的细节常情的倾诉中,把怀念亲人的感情逐渐推向高潮,使文章笼罩在深沉的感伤气氛里,令人读之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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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惠周后诔

    《作者:李煜《昭惠周后诔》全文上千余字,是李煜传世作品中最长的一篇;此文作于大周后辞世之后,是为悼念她而作,文章情感真挚、感人肺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煜对于周后的感情之深、之真。文中共用了十四个“呜乎哀哉”,22个“哀”字。 四字一句,仅有几句是六字、七字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其中“抆血抚榇,邀子何所?”“吊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无极”等句极言作者心中的酸楚悲痛。读至最后,一句“呜乎哀哉”收束全文,使人也不觉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读罢此文,我们还可看出李煜文笔的老练——行文极其流畅,引用典故、借用诗句似乎是“信手拈来”,并无晦涩、牵强之感;可见,多年的诗词创作与艺术熏陶对他的文章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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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紫文论

    《作者:叶紫本书收叶紫写的文艺杂感,包括编辑日记、作品序跋、作家印象、新作评论、文艺随笔之类;收作者以汤咏兰(叶紫夫人)之名出版的《现代女子书信指导》的节选;收作者最后一年(1939年)的日记,即系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自题为《回忆·感想·日记·笔记·杂记》的日记手稿;还收了几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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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省曾明黄省曾撰。一卷。杂记苏州风俗,于明代江南缙绅、士大夫之奢靡,郡县胥吏之横虐,及官府对铺户、百姓之克剥均有深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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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著。1911年首次发表在《逻各斯》上。作者在这篇论文里坚持和论证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文化的最高兴趣要求一种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哲学的发展;因此,我们时代的哲学革命必须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设置基础。这种科学性哲学是建立在纯粹而且绝对的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现象学才可能提供出这种知识。因此,尽管哲学一直要求成为最高尚、最严格的科学,这种自觉的意愿甚至支配着整个欧洲哲学史中的革命而从来没有被放弃过,但直到现在它仍未能实现。哲学根本还不是科学。这并不表明哲学在本质上非科学。相反,任何领域中严格科学的可能性要求以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可能性为前提;只有后者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具体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基于这一信念,作者批判了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因为恰恰是它们动摇了把哲学作为严格科学来追求的信心。自然主义只承认物理的东西才是实在的、客观的,它要么否认理念的实在性,要么将其自然化。但是这种客观性、实在性的预设本身是理念的。历史主义同样地存在内在的矛盾。当它在证明绝对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时,在表明这种证明的基础的可能性时,它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己。这篇论文写于胡塞尔从《逻辑研究》(1900年)向《观念》第一卷(1913年)的现象学方法过渡期间,可以被看作胡塞尔的前先验思考方式与先验思考方式之间的连结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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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方志。明张凤鸣撰。八卷。凤鸣有《桂胜》已著录。张氏世居粤西,熟知山水,留心桂事,故于万历十三年(1585)纂成桂故、桂胜十二卷,其后八卷即为是编。约一万三千字。卷首有序。凡郡国、官名、先政、先献、游寓、杂志六门。郡国以史志考历代沿革,辨今之桂林非古之桂林。官记历代官制设置。先政载张九龄、李商隐、范成大等百余人传。先宪记曹邺、张茂良等十余人传。流寓附外方载黄庭坚、了真等十余人传。杂志记述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人和事,其中《平蛮碑》、《平交趾记》等,有较高史料价值。记事多采金石文,词简有要,博而有据,结构严谨,取材繁简得当。 《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在明代舆地记中,可与《武功志》、 《朝阳志》 “鼎立而三也”。有万历刻本, 《四库全书》本, 《古学汇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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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守仁所编南宋学者朱熹信札摘录,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在死后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至王守仁时,“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己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年谱》,《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卷三十二),“是朱(熹)非陆(九渊)天下论定久矣”。因此,王守仁要袭承陆九渊学说,建立自己的“心学”伦理思想体系,与朱熹学说相抗衡,就被视为“异端”,辄遭非议,“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为摆脱困境,他便苦心积虑地从朱熹著作中,抽出与自己思想观点接近的34篇信札,冠以序文,名之为《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此乃“其晚岁既悟之论”。意在说明朱熹晚年已向“心学”伦理思想转化,与自己学说一致。其实,这些信札,并非全是朱熹晚年所写,其中亦有早年和中年著作。正如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所明确表白的:“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因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全书》卷二)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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