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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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遗书
《作者：史可法》遗书，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操江提督刘孔昭、镇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人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宏光，史称弘光帝，这是南明一朝的开始。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初，清兵大将多铎分兵南下，势如破竹，直至扬州。史可法镇守扬州，而刘泽清、刘良佐贪生怕死之辈则问讯就率军逃走。 四月十八日，南明降将李成栋率先抵达并包围扬州城，史可法"檄各镇兵，无一至者。"十九日清将多铎赶到，送给史可法五封劝降信，史可法未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誓死与扬州城共存亡。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建军高歧凤也率领自己的军营投降，扬州城的实力更加微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写下了五封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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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四库本]](/d/file/books/16cd05c73eb0a5a228e6a14731264c87.jpg)
元史[四库本]
《作者：宋濂》二一○卷。纪录元朝太祖至顺帝十四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宋濂 (1310—1381)、王祎 (1322—1373)主编。宋濂字景濂,浦江(今浙江浦江)人,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洪武九年(1376),除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他辅助朱元璋有功,与刘基、叶琛、章谥并称为“四先生”。著有《宋学士文集》。王祎字子充,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著有 《王忠文公集》。因 《元史》成书仓促,且出于众人之手,纰漏甚多,历来为学者们所非议。他们对《元史》的批评主要是:抄袭旧文,失于剪裁;内容重复,史实疏舛。因此,魏源 《拟进呈 <元史新编> 表》认为《元史》“在诸史中,最为荒芜”。尽管《元史》存有上述缺点,但从史料的角度看,还是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元史》的本纪部分,除顺帝一朝外,均是摘抄列朝实录而成,而元代实录今已亡佚。《元史》中志的部分,如《食货》、《选举》、《百官》、《兵》、《刑》等,主要采自元文宗时虞集主修的《经世大典》,该书详细记载了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等典章制度。可惜这部著作在明朝永乐年间即已散失,清初修《四库全书》时,已不可得见。只有少量内容零星地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又因颠倒割裂,无法重编。这些不存或遗散的史料,幸赖《元史》将其内容保存下来。《元史》的列传,取材于元代官修的传记和元人的碑铭、墓志、行状、家传等。官修的传记已经不存,某些家传、墓志等也已不复存在。后人对这些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因此,列传部分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资料。前人指责《元史》成书草率,对原始资料多有摘抄,这是因为纂修者违反了封建史书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其实,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事件,恰恰因《元史》的这种编撰方法而被记载,保留下来。另外,作为史料来说,《元史》较多地保存了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的面貌,比经过大量加工润饰的正史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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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纪略
《作者：华复蠡》一卷 又名‘粤中偶记"。明末清初人华复蠡撰。华复蠡,江苏无锡人,生卒年月不详。明末曾官广东临高县知县,罢官后流寓两粤。《粤中偶记》即记其居粤时事。书中首述顺治元年(1644)其抵临高任,遇黎民变乱破城,遂遭罢官,旋抵肇庆。顺治四年(1647)清兵大至,遇唐桂之乱,无意为官,颠沛流离,逃至南京。又述永历朝臣丁楚魁、洪天擢、李绮诸人事始末,冷嘲热讽,揭其无能无耻之状。据著者所云,当时宰执无砥柱之才,群僚多侥幸之辈,知此筵席决无好散场,遂以冷眼旁观,记上述诸事。《粤中偶记》有《荆驼逸史》本,《明季稗史》本,惟《荆驼逸史》中失载丁楚魁一则,为传抄者所遗漏。<br/><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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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翁梦录
《作者：黎澄》越南文人笔记，语辞偶涉怪诞，黎澄著。黎澄（1374～1446），字孟源，号南翁，原名黎元澄，黎季犛长子，祖籍中国浙江。黎季犛篡位后，改回原姓胡，建立胡朝，黎元澄也随之改称胡元澄。明朝灭胡朝后，黎元澄与父季犛、弟汉苍于明永乐五年（1407）被俘获送到北京。黎元澄有神枪法，明朝廷诏入宫，专督造火枪、火药，入仕明朝后改名黎澄。初任职工部营，后升郎中、工部右侍郎、左侍郎，明正统十年（1445）升工部尚书，逝后葬于北京西山南安河村旁。《南翁梦录》成书于明正统三年（1438），该书自序中称“正统三年戊午重九日”。全书叙述越南李、陈两朝时期的历史人物及事件，及佛、道各宗在越南流传的事迹，共31篇。中国学者张秀明称：“黎澄所写之《南翁梦录》，为回忆安南陈朝时之嘉言懿行，佚闻轶事三十一则，体类诗话。”黎澄自称所撰该集是有感于故国越南人物“自昔蕃盛，岂可以偏方而遽谓无人乎哉！前人言行才调，多有可取者，至于兵火之间，书籍灰烬，遂令泯灭无闻，可不惜欤？兴思及此，寻绎旧事，遗亡殆尽，犹得百中之一二，集以为书”。黎澄回顾自身遭遇的国家丧乱，感叹人生如梦，“彼中人物，昔甚繁华，时迁事变，略无遗迹，唯我一人知而道之，非梦而何？”因此把书名“录以梦名”。书中所介绍的越南人物事迹的历史，可补越南正史之不足，其中又引录了众多越南文人创作，对越南文学文献亦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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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明会典
《作者：佚名》记明代典章制度。官修。前后修撰共三次, 弘治时成书, 180卷。 正德时重校、刊行。大抵以1393年 (洪武二十六年) 诸司职掌为主,参考有关典制史籍12种, 记述明初至弘治之典章沿革科条改易。 首卷为宗人府, 2～163卷皆六部职掌, 164～178卷为诸文职, 末2卷为诸武职。南京诸曹不另立条目附北京诸曹,与北京异者乃另立条目。 嘉靖时续修明 《会典》 53卷, 未颁行。万历时重修成 《万历重修会典》, 题申时行等撰。凡228卷。载洪武至万历间各项典章制度。增加正德至万历间事例。 以六部为纲,分述诸司职掌与事例, 冠服、礼仪等附有插图。 内容丰富, 于一代典章甚为详备, 凡诸史志之所未详, 皆具始末, 可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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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纪事本末[标点本]](/d/file/books/69be85847434f3f3baf7a95a6616caeb.jpg)
宋史纪事本末[标点本]
《作者：陈邦瞻》明陈邦瞻撰。原本二十八卷,改刊为十卷,一百零九卷。书成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1605),记宋太祖代周至文天祥、谢枋得殉国两宋三百余年历史,计有一百零九目,约六十万字。本书是在冯琦同名书稿和沈越《事纪》书稿的基础上,参考元修《宋史》和薛应旂《宋元通鉴》等书编撰而成。内容包括宋、辽、金和元初的史实,对官制科举、营田治河、漕渠海运、茶盐、天文历算、思想学术、主要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活动,都有专篇论及。涉及问题较为广泛,保存了主要的史料,为了解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线索。《宋史》向称芜杂,此书则叙述条理,文笔亦不枯燥。在编纂体例上,开创了以后纪事本末体史书记述典章制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活动的新内容。由于本书引用史料多据《宋史》,对原书错误、疏漏之处缺乏考订,因而讹误不少。书初刻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十五年黄吉士改刊为十卷。明末张溥于书中加列事纲,史论及圈点、断句,改为事各一卷,遂为一百零九卷,此后诸本多依此例。有江西书局本、广雅书局本,《国学基本丛书》本。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河北师院历史系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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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标点本）
《作者：佚名》二百五十七卷。起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讫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首尾四十八年。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元年（1399年），总裁为董伦、王景彰等；再修于永乐之初，监修为李景隆、茹瑺，总裁为解缙；三修于永乐九年（1411年），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官，胡广、胡俨、黄准、杨荣为总裁官，至十六年（1418年）五月修成。朱棣两次重修太祖实录，删去了明太祖的过失以及建文朝遗臣对明成祖的指斥，又歌颂朱棣“靖难”之功，以图自解于天下后世。但反复删改，使《太祖实录》所记四十八年史事只余二百五十七卷，显得过简。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元、二、三年事迹于后。现今流传的《太祖实录》均没有附载建文朝的史事。此为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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瘴疟指南
温病类著作。明郑全望撰。二卷。郑氏因闽、粤等地瘴症流行,危害甚重,遂专心研究。后得北宋佚名辑《瘴症卫生方》,即以此书为基础,参阅诸书,附以己见,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 辑成是书。论述瘴症源流、病因、病理、用药、宜忌、预后等,并论及伤寒、内伤与诸证之鉴别。但对瘴症病因、病理等论述尚有不妥之处。收入 《珍本医书集成》 有清同治元年 (1862) 汲古轩刊本,一九三五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一九三六年世界书局铅印本。
七元真人说神真灵符经
七元真人说神真灵符经，撰人不详。约出于南北朝末或隋唐。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此经乃七真所说，内载六组二十一枚灵符。据称佩服灵符，可杀鬼灭魔，治病消灾。
三洞神符记
道家符箓书。一卷。撰者不详。内容主要对三洞经法中所出现的符书篆文详加考证。内记“三元八会六书之法”、“云篆八体六书”、“六文符字”、“入显玉字诀”、“皇文帝书”、“龙章凤文”、“玉牒金书”、“石字题素”等等。《道藏·洞真部》有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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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是盂森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是有关清史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孟森先生利用《清实录》和Ⅸ清史稿》，又兼采清廷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以乾嘉学派扎实细密的功夫考订清之先世源流，揭示八旗制度原貌，剖析了清代历史的诸多核心问题。本书主要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咸同之转危为安》五章，对清朝前期二百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简要叙述，为研习清史者之入门必读书。
春秋左氏传说
二十卷。宋吕祖谦撰。吕氏一生研究《左传》，共着三书，一是《左氏类篇》(已佚)，二是《左氏博议》，三即此书。吕氏为宋代着名散文家，其治《左传》亦重其文史，此书卷首《看左氏规模》云：“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开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虽仍立足于《春秋》大义，但其偏重史实，较诸儒之拘于书例、变例，则稍胜一筹。吕氏之说《左传》，既称扬其能通过对史实之描述而明辨其是非曲直，“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但又批评“左氏虽才高识远，然不曾明理，溺于习俗之中，而不能于习俗之外别着一只眼，看此左氏纪述之失也。”吕氏对《左传》的批评，是基于《左传》解经的旧说。吕氏重文，故朱熹批评此书“遣辞命意，颇伤于巧”。《四库提要》为之辨云：“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吕氏论《左传》，要在明其如何申经之大义，与诸儒之治经传者无异。然吕氏之“巧”，则在其重视《左传》文字表达之技巧，此又与诸儒截然相别。吕氏不但重文，也重史。如卷二论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世，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又云：“以此知战国时已自有符命惑人了。虽左氏好说符怪，然战国之时，已自相传，如此便到得陈涉以符命惑乱一世，遂盛于王莽。”即是从历史之角度论《左氏》之失，远胜于诸儒之空谈。此书文体类似宋代散文家之史论，随事立论，随文解义。或一事一议，或总若干事而一论，均有感而发。现存清《通志堂经解》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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