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昉

黄景昉（1596-1662）,字太穉,号东厓,福建晋江人。天启五年(1625)乙丑科第二甲第十八名进士,同中的第一甲3名:余煌、其芳、吴孔嘉。明时殿试分三甲出榜,三甲皆称进士。一甲3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接着,他被选为庶吉士,此官明初设置,永乐后属翰林院,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新进士优于文学书法者,入馆学习,称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举行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当时正是宦官魏忠贤专权,飞扬跋扈,气焰极为嚣张之时,当地许多反对阉党的官员,都是被东厂隶役诬陷,强加以某某罪名,然后逮捕交锦衣卫的北镇抚司审讯拷打,折磨至死。像左副都御史杨涟等因上疏纠劾魏忠贤,魏阉就指使其党诬蔑杨涟等接受了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魏忠贤借此兴起大狱,将杨涟等逮捕下狱,一时间缇骑四出,道路汹汹,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受到牵连。在狱中每五天就要拷打一次,旧伤未愈,新创复加,后来审讯时都无法跪起,只能戴着桎梏平卧堂下。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丁贯耳,令人惨不忍睹。朝野上下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黄景昉为避灾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假归乡里。

崇祯元年(1628)授编修。此官隶属翰林院,以殿试后进士二、三名(榜眼、探花)及庶吉士之留馆者充任,主掌修国史、实录、会要等。知起居注,即掌侍皇帝起居,记述其言行,明时多由翰林及詹事任起居之职,所记之文即名为《起居注》。三年典试湖广,掌管考试。四年,碰上祖父去世而回家服丧。六年二月,负责管理文官诰敕。七年升左中允,时左右春坊各置一人,掌侍从礼仪,驳正启奏,并监药及通判坊局事。充日讲官。八年正月进左谕德,属左右春坊,掌赞喻道德,侍从文章。不久值日讲,九年九月主考顺天,十一年正月进右庶子,为太子侍从官。可见黄景昉的升迁是很慢的。

可是,一次极偶然的机会改变了黄景昉默默无闻的境遇。

那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崇祯帝在御经筵后,召集诸臣询问保举和考选哪一个便利于选拔人才呢?少詹黄道周回答说:“树人如树木,须培养数十年方可用之,近来的人才远不如古人,况且在受到摧残之后更应该加强培养。”又说:“治理朝政之才在于心术,治理边境之才在于形势。不遵照形势,结果做事不力,就说兵饷不足。”皇帝不作声。黄道周的话分明含带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农民军的策略。他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这四省区为“四正”,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省区为辅助战场,称“六隅”,这十个省区有十个巡抚指挥“专讨”农民军主力,称“十面张网”。为此崇祯帝不惜增加兵饷,妄想克期消灭农民军。黄道周一激动把话讲了出来,他也知道祸从口出,看到皇帝没有什么反映,心里也泛起嘀咕,众大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皆面面相觑,他们的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一位位被罢免治罪的朝臣的面孔,都为黄道周捏了一把汗。这时却有一位不大起眼的小官庶子黄景昉打破了这种局面,都把目光集中到黄景昉身上。他出班奏道:“我认为近日考选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二人素以廉洁著称,却得不到升迁重用,这是为什么呢?”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刑部尚书郑三俊是四朝元老,非常清正廉洁,只有破旧衣服一筐,连烧煮饭的烟火都不能接给,这点没有人可与之相比,却因拟旨较轻而被治罪,逮捕入狱。”黄景昉的这番话并不是谁都敢说出的,这与他的官低位贱不无关系,他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更主要的是胆识,敢于直谏。崇祯帝一听,大为震惊,普通言官所讲却如此尖刻。他原本打算,他这样一问,众卿会随声附和,大赞一通皇帝用人的英明,出乎预料,却节外生枝,既然问了,那就得有个交待,便命黄景昉在席散后,写一份详细奏章呈上。当黄景昉把奏章呈上之后,皇帝深为景昉在选官方面独到的主张和精辟的论述所折服。此时正赶上南京应天府丞徐石麟也上疏说郑三俊清正廉洁。于是,朱笔一点,令释放郑三俊,不久,成勇、朱天麟二人亦得到升迁。

“伴君如伴虎。”可以说他们每一个人的吉凶祸福都操纵在皇帝的喜怒哀乐之中,特别是对一个刚愎自用、猜忌无常的皇帝,使骨鲠老臣多得罪而去,贪贿之辈,投帝所好,阳示恭顺,暗中却卖官鬻爵者,却无所不为。如对皇帝的意思揣摩不透,把握不准,说不定何时就会招到灾祸。黄景昉的命运还算不错,不但没有被怪罪,反倒晋升。

十三年,黄景昉因举荐有功,晋升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官升了,位高了,最主要的他受到崇祯帝的信赖,崇祯帝经常召他入宫谈论国事。一次,当谈到从边疆撤换监军高起潜,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谓监军,是崇祯帝派到军中监视将领的人。本来崇祯帝是个坚持反对任用太监的人,可近年来,对官僚们的做法太不满意,发现他们除了党争以外无所事事。像崇祯二年的后金入侵,兵部尚书王洽连敌人从哪攻来都弄不明白,致使全军乱成一团,不战自溃,再者无休止的党争,致使国家大政方针难以贯彻落实。所以,崇祯帝不得不重用身边最亲密的人,那就是太监。对高起潜监军,黄景昉认为:“最近刚撤回高起潜,关外就听到警报,我怀疑此中定有什么隐情。我家住沿海,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沿海将吏调动,就有海警传来,因而所调将领似无奈又继续留任。依此类推,高起潜的调回,其中有什么奥妙就很明白了。”崇祯帝听了,也不住地点头。

这一年,张献忠趁四川防守单薄之机,突入四川,连陷多城,纵横驰突,如入无人之境。李自成趁明朝的主力部队被拖在四川之机,挥师打进河南,河南正闹着特大的蝗灾、旱灾,起义军到来,饥民如鱼得水,从者如流,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东北满洲族也加紧进攻。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一国之君的崇祯帝此时是一筹莫展,朝臣们也是无可奈何,黄景昉每每上书言事,只有天知道起得作用有多大,在这大厦将倾之际,有哪一个人能够匡扶呢?

崇祯十四年(1641)黄景昉以詹事兼掌翰林院。由此,黄景昉亦感肩上担子重大,多次为皇帝出谋划策,他一方面请求恢复庶常之选官法;一方面提出召还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等。然当时,原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傅宗龙在与李自成作战中兵败被杀于项城,关中精锐损失殆尽,河南州县全部落入农民军手中,张献忠再次起义,在川东开县黄陵城大败明军,福王朱常洵被农民军所杀,杨嗣昌又畏罪自杀,一连串的事件,崇祯皇帝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管什么选官之事呢?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黄景昉被封相,与蒋德璟、吴甡等同入阁,参预机务。为此还闹出了一场风波,对推选阁臣之事皇帝有所不满,于是谕责吏部:“会推大典应当秉公谨慎,现在却徇私朋比,像房可壮、张三谟、宋玫等都一并推举,真是岂有此理。”又把廷臣召集于中左门,并赐于饭食,这天皇帝身着青色龙袍,太子、定王、永王身着红色衣裳侍立左右,皇上责问吏部尚书李日宣说:“我屡屡告诫诸臣,即使掉了自己的官职也不要徇私情,昨日的枚卜就如此滥举,何况其他的事呢?皇上还谴责吏科都给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张煊,阁臣尽力为之解救都不听,结果李日宣等戍边,房可壮削籍。黄景昉时刻注意势态的发展。这时才算松了一口气。这次总算没有牵扯到他,但是事情总是这样,在行与不行之间从来就没有一明确界限,黄景昉也是虚惊一场。

第二年,又加太子太保,即太子属官,西晋始设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太子少师、少傅、少保,称“三师”、“三少”,明多以朝臣兼之,虚衔。改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时南京驻掌长江的有文武二员,崇祯帝下令将文臣裁去,这样就只剩下武官诚意伯刘孔昭一人了,所以南京需要加强军事力量,崇祯帝便派副都御史惠世扬前往助刘氏守城。惠世扬接到命令,却不立即上路,由于他行动迟缓,惹得崇祯帝大怒,命撤其职。黄景昉与惠世扬极要好,便多次从中替惠世扬说好话,以得到宽释。此时,朝政日非,崇祯帝也被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还能听得进谏言,见黄景昉多次从中说情,对他便产生了反感。黄景昉见求情不成,反会受到连累,出于无奈,连连上疏请求辞职,崇祯帝也不客气,遂准奏。黄景昉还是比较识时务的。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爬上万寿山(今故宫景山,又称煤山)吊死在寿皇亭旁的一棵槐树上。五月,福王朱由崧(明神宗的亲孙,在洛阳被农民军镇压的老福王的儿子)在南京即位,明年为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亡。闰六月,唐王朱聿键(朱元璋第九世孙)在福州继位,建元隆武。黄景昉又被重新召用为阁臣。清顺治三年(1646)因唐王兵败,他又回到了家乡,十几年后,即康熙元年(1662)死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