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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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朋赋
《作者：佚名》全文作赋体,以四言为主,杂有六言。兼七言句。韵白相间,文词美妙。全文写韩朋夫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双双身死的故事。韩朋仕于宋国,六载不返。其妻贞夫寄书于夫。韩朋不慎,将书遗失殿前。宋王得书,喜爱书中文词,欲得贞夫。奸臣梁伯请命至韩家行骗,诈称奉韩朋之命来接贞夫。韩母中计,贞夫迫于韩母压力,不得已而前往宋廷,被宋王强迫封为王后。贞夫卧病,忧思不乐。梁伯献计,将韩朋打落双齿,发为役徒,修筑清陵台。贞夫得知,在台成之日,到台见夫,撕裙作血书,系于箭头,射于韩朋。韩朋得书自杀。贞夫奏请宋王以三公之礼葬韩朋,并许贞夫亲往观看,贞夫至墓大哭,投入墓室之中。宋王遣人发室,只见两石,一青一白。遂将青石埋于道东,白石埋于道西。不久,道东生出桂树,道西生出梧桐,二树根下相连,枝叶交通。宋王令人砍树,化为一对鸳鸯而飞。有一羽毛下落,甚有光彩,宋王得之,以羽毛磨拭项上,其头即落,不到三年,宋国亦亡。奸臣梁伯父子被流配边疆。全文巧于铺陈,工于细节描写、人物对话和心理刻画。具有浪漫主义的神奇色彩和幻想色彩,结尾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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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猎赋
《作者：李白》辞赋名篇。唐代李白作。《全唐文》见载。此赋为天宝初李白供奉翰林时随玄宗出猎所作。赋作的规模、体制,均模拟汉大赋,以《子虚》、《上林》、《长杨》、《羽猎》为师范。全赋分两大部分。先大力铺陈夸诞,极言天子出猎的盛况盛景:“千骑飚扫,万乘雷奔。”“羽毛扬兮九天绛,猎火燃兮千山红。”“喷血流川,飞毛洒雪。”后归之于讽谏:“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于居安思危,防险戒逸,斯驰骋以狂发,非至理之弘术。且夫人君以端拱为尊,玄妙为宝。暴殄天物,是谓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网,示六合之仁。”“回蜺旌,反銮舆。访广成于至道,问大隗之幽居。”赋中儒道思想相杂,各得所用。少数语句虽有汉赋风格,如:“攒高牙以总总兮,驻华盖之森森”等;但总的来说还是唐赋风格,有较多的排偶,无汉赋的板重、奇字,同时也表现出李白个人的清新俊逸特色,如:“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电掣,卷长空之飞雪。吴骖走练,宛马蹀血。萦众山之联绵,隔远水之明灭。”语言洗炼,给人以独特的美学感受,同时亦可看出唐赋与汉赋在语言上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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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女郎鱼玄机诗
《作者：鱼玄机》诗别集。唐女冠鱼玄机著。《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鱼玄机集》一卷。唐鱼玄机(844?—871?)撰,1卷。玄机字幼微,一字蕙兰,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其诗情致繁缛,颇有可观。集中诗50首,多酬和、写景之作,语言浅显易懂,每与诗人温飞卿相赠答。有书棚本,嘉庆八年(1803年)影 刻行世。今传《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有南宋陈氏书籍铺刻本和明朱警辑《唐百家诗》、王准辑《唐十子诗》、清江标影刻《唐人五十家小集》诸本;嘉庆沈氏刻《四妇人集》本有考异一卷,《郋园先生全书》本有附录一卷,《四部备要》则据宋本校刊。陈文华有校注《唐女诗人集三种》,收鱼玄机诗五十首,附以集评等资料,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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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怀诗十一首
《作者：韩愈》韩愈《秋怀诗十一首》是他短篇诗歌的代表作品，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悲秋文学的革新之作。组诗从自然和人生两个主题，反思了宋玉以来的秋诗传统。自然方面，韩愈对时间和生命的关系提出了异于前人的认知，肯定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足以超越时间的价值，形成了一种基于生命意志的自然观。人生方面，韩愈从儒家思想中获得了自我认同，呈现出在逆境中以“诚”为内涵、以“勇”为外延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一种积极实现内在道德修养完成的人生观。这种使他积极面对自然和人生之秋的价值体系，反映出中唐开始文学及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趋势。而诗歌呈现出来“学人之诗”的独特审美意识，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韩诗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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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潮变文
《作者：佚名》唐代敦煌变文作品。原卷残损严重。《敦煌掇琐》、《敦煌变文汇录》、《敦煌变文集》所辑录，均非全文。此篇变文叙述张义潮收复河湟一带的业绩，是变文中直接以唐代史事为题材的作品。安史之乱以后，西北河湟广大地区被吐蕃族统治者占据，长期不能收复。大中年间，沙州（治今甘肃敦煌）人张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新唐书·吐蕃传》）。于是唐朝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变文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残卷初记吐蕃纠集回鹘犯沙州，张义潮率师进击，虏获甚众；次写回鹘、吐浑抄掠伊州，义潮亲讨之，大胜而还；后写回鹘劫夺国信，又扰伊州。其中热情讴歌了张义潮及归义军将士为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立下的战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思想,描写战斗场面也很生动。张义潮的事迹,史书记载简略，这篇变文可补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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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胡变文
《作者：佚名》敦煌遗书中的变文作品。作者佚名,今存敦煌写本S133,原卷首尾俱残,尚存3000余字。《敦煌变文汇录》拟题为《秋胡变文》,或拟题为《秋胡小说》。全篇除1首五言6句诗外,别无唱词,全以讲说为主,故事叙述,人物对答,也留有说话的痕迹,故体近话本,或拟名为《秋胡》。秋胡的故事原出汉刘向《列女传》卷5《秋胡洁妇》(《艺文类聚》“人部”2,《太平御览》“人事部”82曾引及,但文字稍异),旧题刘歆《西京杂记》卷6亦有简略记述。本篇则以秋胡桑间戏妻为题材,铺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首叙鲁国儒生秋胡羡慕“在朝富贵”,决心出外游学,后任魏国宰相,政绩卓著,离家9年,忽然“忆母泣泪含悲”,魏王准他衣锦还乡,“奉谢尊堂”。当秋胡便服行至本国,遇见桑间采叶女子(即其妻),乘机调戏,该女以“守贫取死”,拒之,回到家里,两人相见,方知作官回家的丈夫,竟是无理调戏自己的“桑间赠金”者,顿时“泣泪交流”,怒斥秋胡“于家不孝,于国不忠”,可惜以下残佚。作品通过两个对立的人物形象,表达出人民的爱憎感情和伦理观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整理本见《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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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变文
《作者：佚名》变文。共四卷,甲卷存故事开端处,乙卷只存十二行,有六行断行,丙卷存故事主要内容,丁卷仅存两节,俱在丙卷所存部分中,文句稍有异同。王重民校录。变文讲唱春秋时伍子胥为父兄报仇的故事。楚国平王在位,天下大治。上相伍奢,勤恤国事,忠贞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平王听从大夫魏陵意见,为太子娶秦穆公之女。秦女至,平王见其貌美,自纳为妃。伍奢闻之,谏责平王,获罪下狱。伍奢有二子,长子子尚在郑国为官,次子子胥在魏国为官。平王用魏陵计,诈伍奢之名,投书郑、魏,召子尚、子胥。结果子尚入楚,与父俱被处死。子胥独自逃难,辗转流离,备尝苦辛。最后入吴,为吴王所用,拜为宰辅大臣。子胥治吴五年,吴国大治,遂兴兵伐楚。时楚平王已死,子昭王在位。吴楚交战,楚兵大败,子胥执昭王,兵入楚都,掘平王墓,以剑击尸,并杀昭王、魏陵,终报父兄之仇。子胥为吴国大相,后越王勾践兴兵伐吴,子胥领兵击败之。吴王死,子夫差立。子胥为吴差解梦,直言凶兆,触怒夫差,以剑剔死。后五年,勾践兴兵伐吴,吴军无力应战。变文以下缺失。变文着重刻画伍子胥立志为父报仇的决心和恩怨分明的性格。全文重点描绘了伍子胥逃难途中的经历,他与浣纱女、外甥、妻子、鱼人的遭遇及恩怨,情节生动,有自然景色的铺叙,气氛的渲染,人物的对话及心理刻画,浓郁的抒情(子胥的仗剑悲歌),是文中最精彩的部分。后来子胥功成名就,对昔日逃难途中遭遇的人物,一一将恩报恩,以怨报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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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变文
《作者：佚名》又称《明妃传》。唐代变文。佚名撰。敦煌写本残二卷。原题残失,此题系今人启功整理校录,据故事内容拟补。上卷开头已缺,两卷共存六千余字。其昭君出塞事迹,至唐已逾八百多年,距史差异甚大,说法各异。是篇着力写昭君入胡,郁郁寡欢,塞外景色尤动怀乡悲怨之情,单于恩爱慰藉,无济于事,终于病倒,悄然而逝。汉哀帝遣使吊祭青冢,以祭文作结。卷中叙及“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断为唐人作品,约成书于代宗大历至宣宗大中年间。另有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王昭君变》诗,说明此篇在肃宗时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将昭君出塞,归罪画匠“捉妄陵持”。文字多有不甚可解之处,讹错字多,恰是俗文学本色。杂用五七言韵文和散文写成,创唐代说唱文学之先例。从“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字样看,原变文配有图画,“立铺”即指图画,文图相应,讲者便于说唱,观者易于明了。为研究昭君故事流传和俗文学提供极有考证价值的文献资料。对后世小说戏剧创作影响颇大。收入《敦煌变文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容肇祖《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敦煌变文论文录》)可资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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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宫颂
《作者：王勃》王勃撰，《九成宫颂》辞藻瑰丽,文字雄美,极力颂扬唐高宗继武德、贞观所建树的文治武功和九成宫的雄伟瑰丽,然而其中心思想却如魏徵《九成宫醴泉铭》,重在劝诫唐高宗,建造华丽的宫殿容易,治理好社会就相当困难,如不能使天下大治,建造宫室不但劳民伤财,而且会滋生贪图享乐进而腐败的恶习,最后导致政毁人亡。他举例说:“候离宫而从宴,尚惕三危,清近县而移銮,犹详再驾。以为三十六所,帝刘非舜禹之心;四十二宫,全赵异成康之历。”其意十分明确:建造华丽的离宫,享受美味盛宴,应该警惕蛮夷可能入侵;清除道路,移驾外游,应该详思是否还能再来;西汉建离宫三十六所,末世皇帝却没有了舜禹之德;前赵每四十里建一宫殿,石勒死后石虎当政,却已不是成康之治。所以,他指出唐高宗应屈己从人,朝乾夕惕,如此才能长治久安。《九成宫颂》写成后,高宗是否能接受他的规劝,成了王勃忧患的问题,因此他又特别写了《上九成宫颂表》一同上呈,表中表白他“虽望卑平叔,空勒景福之词;而文谢子云,愿竭甘泉之思”,像何宴、扬雄那样敢赞敢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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辋川集
《作者：王维》唐代诗集。王维作。共20首,为王维晚年山水诗代表作,由王维自己编定。收入《王右丞集》。集中收入王维与其友人裴迪游览辋川别墅各处风景时写的唱和诗,均为五言绝句。其主旨在于描写山川景物的自然之美,抒发自己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如《柴鹿》一首写空山里阒寂无人,只能听到人语回响,那回响宛如来自另一个世界。一缕夕阳的返照透过密林射在青苔上,更点缀出环境的凄清。这种空而寂的境界,反映了诗人自己的情趣和追求,类似这种境界的诗还有《辛夷坞》、《栾家濑》等,但是,这样超然的心情诗人并不总是具有,如《孟城坳》,同样是写景,这里却是“衰柳”,从这“衰柳”显示了“孟城口”的凋零。由此而生出感叹,“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这就透出了悲哀的感情。再如《漆园》、《椒园》等,情调也大致与此相同。这一类诗代表了《辋川集》内容题旨的另一面。王维在山水诗的创作上,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辋川集》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历来受人重视,其影响及至后世所有写山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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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府
《作者：白居易》诗集,唐代诗人白居易作,收新乐府歌行体诗50首。诗中颇多反映社会矛盾之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故名之曰“新乐府”。诗人继承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以自创新题反映重大事件、讽谕现实的传统,创作大量新题乐府,深刻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揭露统治者骄奢淫逸和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体现了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形式上多采用乐府歌行体,语言通俗明白,形象鲜明生动,感情激越愤慨,笔锋犀利非常,是我国杰出的叙事组诗。其中《上阳白发人》、《杜陵叟》、《卖炭翁》等诗都是代表作。1955年,郭沫若在《文艺报》第23期上发表《关于白乐天》一文。文中说到,日本朋友片山哲先生喜爱并想翻译白乐天的诗,几次来中国访问时都与郭谈及白乐天的诗。郭沫若回忆道: “他对我说,白乐天的《新乐府》是传达劳动人民疾苦的正义的呼声。其中有一部分,如《母别子》《时世妆》之类,所歌咏的内容差不多就是日本目前的现实。这样歌咏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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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诗选
《作者：陈迩冬》唐诗别集选注本。今人陈迩冬选注。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以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坊本为底本,参以别种版本。全书精选韩诗九十五首。以古体诗为主,兼选近体;风格以雄健浑厚为主,兼选其他;素有定评或于某一方面能反映韩诗特点者亦多选人。注释部分杂采众家之言,间出以己意,用力最勤,颇见功力。既有对诗人所处时代背景、生平行迹、思想生活状况之提要介绍,亦有对韩诗名作艺术特点之简要分析。诗注部分慎择旧评,取其精华。多以韩诗、韩文注释韩诗,于比较中见诗意,且多所发明。如《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与《雉带箭》二诗之比较,《嗟哉董生行》一诗与《送董邵南序》一文之比较等。选注者注意对疑点、难点之疏解。如对《岳阳楼别窦司直》中“趣有获新尚”句,注释为“即‘趣尚有新获’。趣,音义同‘趋’”;《嗟哉董生行》中“或山于樵,或水于渔”句释为“或樵于山,或渔于水”之错综句法,等等。本书注者不盲从古人旧注,且常发前人所未见。如《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中“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句,以韩愈“上疏专论宫市之弊”释之,异于前人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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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选集
《作者：杜甫》杜诗选注本。今人邓魁英、聂石樵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该书的编选始于六十年代初,选录杜诗三百馀篇。编注以年代为序,编年的依据是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的《杜甫年谱》。在编选中,主要选足以代表杜甫思想和艺术的杰作,在注释方面,每首诗都注明写作年代、主要内容或某些艺术特点。注释词语则尽量注明语源和典故出处,并着重对诗歌有关的史实的注释。注释主要依据下列注本: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蔡梦弼《草堂诗笺》、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王嗣奭《杜臆》、钱谦益《杜诗笺注》、黄生《杜诗说》、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对各本出现的异文择善而从,不作更多的考订。该书首附选注者前言,论述杜甫生平、思想及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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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风广义
三卷。清杨屾撰。杨屾，字双山，兴平(今陕西兴平县)人，平生从未出仕。杨屾从《诗经·豳风》中的诗出发，认为陕西一带古时曾养过蚕，顽固坚持陕西气候条件不适合养蚕的看法是错误的。杨屾为了求得实证，遍求养蚕方法，用十余年的时间进行试验，试验效果颇佳。杨屾在初步印证自己观点之后，开始著书立说，于乾隆五年(1740)完成《豳风广义》一书。作者在有理有据的条件下，竭力讲述了陕西一带可以养蚕的事实，又由 “衣帛”取系到“食肉”，谈了一些家畜的饲养、治疗方法。另外，书中还附有一少部分关于园艺方面的文字。《豳风广义》有文有图，文图结合，通俗、生动而又客观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平实的内容、简明易懂的风格，对于它自身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它的出现无疑开扩了农民的眼界，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投身一个新的生产领域。《豳风广义》现存乾隆五年(1740)宁一堂刻本，约在乾隆七年 (1742) 正式刊行，后有 《关中丛书》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当中。196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郑辟疆、郑宗元校勘的 《豳风广义》。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现代文学论文。胡适作。发表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胡适自《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进而认识到不能只否定旧文学,还必须建没新文学,为此而写了本文。文章把原先的“八不主义”归纳为肯定式的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认为中国两千年来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有生命的文言文学,因为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表情达意,达意达得妙便是文学。而用死文言的人,硬要把自己的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把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所以“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该文以为要创立标准的国语,先要有国语的文学。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将是标准的国语。提倡新文学的人可先不必问今日有无标准的国语,而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可尽量采用古代白话小说的白话,有不合用的便不用,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充,有不得不用文言的就用文言来补助。又提出创造新文学的3个步骤:工具、方法和创造。文学的工具便是白话。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要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文学的方法首先是收集材料,要拓宽题材,要注重实地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要有周密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其次是结构。要讲究剪裁、布局和描写。而获取高明的文学方法的道路,是赶紧多多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只有工具运用纯熟自然,又熟练掌握方法,才能创造新文学。本文对新文学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东观余论
二卷。附录一卷。杂著。宋代黄伯思撰。伯思(1079—1118年)，字长睿，别号霄宾，号云林子，邵武(今属福建)人。元符进士。政和间为秘书郎。能书，好古文奇字。对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之研究，以及字画体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其篆、隶、正、行、草、章草、飞白皆至妙绝，初仿颜、柳，后规模钟、王，笔势简远，有魏、晋风气。是书首例《法帖刊误》，其余为论、序跋、辨记等，凡一百零五篇。其中以涉及书法、碑帖为最多，议论考证，俱甚精确，对米芾等人的著作颇有补益之功。是较早从科学角度研究法书的著作。论书重晋人，尚成规，反对学“阙古人之渊源”的字，体现出古典的书学倾向，在对钟、王楷法的形式，以及和字型发展变化等关系的论述上，有独到见解。《四库全书》谓：“此书精博，胜《集古录》多矣。”伯思卒后，其子诏、礽裒其平日议论题跋汇为是书，前有自序，后有楼钥及其子礽跋、毛晋识。传世主要版本有《王氏书苑》本、项氏万卷楼仿宋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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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诗集。穆旦著。文聚社1945年1月初版,昆明崇文印书馆发行。为“文聚丛书”之一。收新诗24首。诗集收入1937年至1941年间的创作。是在全民抗战中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时代、对社会、对命运的感受。《野兽》、《从空虚到充实》、《还原作用》、《五月》、《智慧的来临》、《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鼠穴》等写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命运和个人感受,反映了诗人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它们或者回响着民族抗战的有力呼唤,或者写现实生活中无尽的阴谋,社会不过是一座古老的监狱,“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五月》),或者同情民众的苦难,赞扬生命的充实。《园》、《童年》、《玫瑰之歌》、《在旷野上》、《夜晚的告别》等写灵与肉的冲突。诗人惋惜“青草样的忧郁,红花样的青春”(《园》),憧憬于色彩缤纷样的希望;对诱惑的追捕使他感到疲倦,渴求灵魂的平静。他的诗忠于现实,但又不是平淡的反映,有着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是一种情绪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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