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的产生和变法运动的高涨
一、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及其主张。强学会（北京）活动的失败和时务报（上海）的发行
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在行动上起重要作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三人。严复则系在翻译西洋学说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像赫胥黎的《天演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等，都由他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
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生于一八五八年，戊戌变法时已经四十岁。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中过举人，在中日战争后中进士。他受的是封建传统的教育，但接受的是封建哲学中反对程、朱的陆、王学说，沿袭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学派而下，借《公羊传》所谓“微言大义”，批评时政，表示自己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在中日战争以前，他即已接触西洋的学说。中年来北京应试，在来京途中经香港、上海，看到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那一套东西，也看到洋务派和广学会翻译的书籍，这些知识与他的公羊学说结合起来。当九十年代初，他从北京回到广东，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就写了一本《新学伪经考》。当时的官吏如孙家鼐、陈宝箴都奏请毁版。一八九四年，清统治者终于查禁此书。
中日战争后，他又以举人身份来京应考进士，当时恰好清政府与日本议定《马关条约》。于是他联合在京应试的举人一千多人，上书皇帝（就是“公车上书”），反对和约。但这次的上书，却被拒绝呈递。他中进士以后，又上书主张变法。光绪皇帝看了以后，极为嘉许。接着又有《上皇帝万言书》，被顽固派所阻。同年七月，帝党文廷式出而组织强学会，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均成为强学会中的主要分子。当时参加强学会的人很多，大都为清政府中资格较浅的官吏，袁世凯、黄遵宪也是会员，袁呼康为“大哥”。强学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又创刊《中外纪闻》的报纸，宣传维新主张，但因为参加的分子极复杂，所以不能成为政治活动的强大组织。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参加强学会后，即告密说强学会是“私立会党”，于是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封闭强学会。
强学会被禁后，康有为乃又回广州，发表他的《孔子改制考》，用他自己对于儒家学说的新解释，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说孔子本人就进行过“改制”。《孔子改制考》一书，大大震动了顽固派，于是张之洞著《劝学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来反对《孔子改制考》中所提出的变法主张。一八九七年冬，德帝国主义占领胶东，中国被瓜分的危机益形深重，康复来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并组织保国会。这次的上书，博得了光绪皇帝的信任。次年他和维新派进入政府，从六月到九月，通过皇帝的谕旨进行政治上的变法维新。
康有为的主张，总的说来就是：（一）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要求开放民族资本的道路，广泛采用机器制造。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当然不可能解决农民的要求，但是也强调农业应该资本主义化。（二）在政治上要求君主立宪制，开放政权，求选人才，参加政府，实质上就是要求让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参加政权。（三）提出救亡的主张，保障民族的独立、生存。他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曾说：“如果不振作，吾四万万之人，吾万千之士大夫将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乎？故今日当如大败之余，人自为战。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
梁启超，生于一八七三年，戊戌变法时才二十五岁。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康有为在政治上的主张也就是梁的主张。梁极会写文章，他发挥康有为的理论，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主张。他之所谓群，就是士大夫阶级。而群的目的就是保国保种，提倡联合黄种，君民同治，以孔教为国教，反对专制独裁、外国侵略者及买办洋务派。变的目的在变政体，方法是废科举、开学校、改官制、地方自治，反对变枝节。一八九七年，他去湖南讲学，宣传变法的理论和政纲，对维新运动的推进，起了重大的作用。
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分子。他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他自幼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早年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中日战争更刺激他发愤研究并提倡新学。一八九六年，他在南京著《仁学》，每成一篇，必与梁启超相商。康、梁的思想当然对他有影响，但他却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君民关系上，康、梁主张君民同治，而谭嗣同却主张民治，反对君权，反对君臣之论。他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事之资也。”在对顽固派、洋务派的态度上，康、梁主张妥协调和，谭嗣同却主张斗争。他说：“今日中国能斗到新旧两党流血满地，方有复兴之望。今日但观谁勇猛耳。”他的思想已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接近于革命的主张。
严复，福建人，变法时已四十五岁。一八七六年，曾游学英国海军大学。一八九八年，在天津出版《国闻报》，译载外国重要政事及名著。所译赫胥黎之《天演论》，就在报上按期发表。《天演论》中“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论点，在当时全部中国被帝国主义鱼肉的局面下，起了促进民族意识觉醒的作用。严复与维新派有联系，在当时，上海《时务报》和天津《国闻报》分居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因而严复的思想影响不下于梁启超。但他却是一个不甘心亡国而又缺乏勇气的知识分子。因为不愿亡国，主张“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因为缺乏勇气，他一面痛恨专制政治，一面又崇拜专制皇帝。在上皇帝万言书里，不敢提出民权，而只请“结百姓之心”。戊戌政变后，严复没有被顽固派追究，并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北京的强学会设立后，张之洞见学会势盛，曾捐银五千两充会费。同年八九月间，康有为往南京，请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分会，担任分会的名誉会长。上海强学会分会成立一月余，会务发达，会员张謇、陈三立、岑春煊等多是维新派有名人士。强学会被查禁后，黄遵宪就在上海强学会分会基础上办报馆，出版旬刊《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出世，“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一八九七年，梁启超到长沙，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仍旧出版，而且一时上海及附近地区出版报章杂志不下三十种。维新派的影响不断扩大。
当时在中国的欧美资本家、商人和耶稣教教士，他们希望清政府的政治有某些所谓“近代化”的改革，以便于他们扩大商业，推广教务，使帝国主义更有力地控制中国。因此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开设报馆，并且延请一些维新派名士为主笔。侵略者的用心是十分毒辣的，但这些报纸同时对当时变法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一八八七年，英国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会员美国人李佳白、林乐知，英国人李提摩太等，用中文著书，介绍西学。如李提摩太译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七国新学备要》等书，给中国维新派议论变法以根据。一八八九年，广学会发行之《万国公报》多载时事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供给维新派以变法运动的参考资料。同时这些外国野心家，也注意和维新派拉关系，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就曾兼任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这也是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存在着幻想的一个原因。
二、各地变法运动的高涨。维新派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激烈斗争（以湖南为代表）
强学会成立以后，各地成立的学会极多，但仍以北京为中心。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书记载，自一八九七年以来，三年中各地成立之学会共二十四处。这些学会的成立，其目的在于影响本地的知识分子，联系本地的开明士绅来推动变法运动。各地成立的学会，主要的以湖南的南学会为代表。因为湖南的封建顽固势力特别强大，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南学会会员谭嗣同、唐才常等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非常激烈。
湖南巡抚陈宝箴父子、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都是维新派。他们与谭、唐等合作，组织南学会，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出版《湘学新报》及《湘报》，筹办新式水陆交通，开矿，设武备学堂，练民团。南学会会员共有千数百人，省城设总会，各县设分会。当时正是瓜分危机加深、人心恐慌的时候，南学会认为万一中国瓦解，则湖南必须保存，以为将来复国的根据地。他们准备组织起来，进行地方自治。湖南大地主顽固派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用各种卑污手段，大举向维新派进攻，将邵阳南学会的首领樊锐、皮锡瑞父子驱逐出境。
各地变法运动的高涨，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基础。
三、一八九八年初，康有为提出变法纲领《统筹全局疏》，并成立保国会号召救亡
一八九八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全国陷于被瓜分的形势中。十一日，康有为来北京上书光绪，请“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经顽固派多方阻挠，直到次年，光绪才看到他的上书，大受感动，翁同龢也不得不“密荐康有为之才”。于是康有为奉旨专折统筹全局，提出维新派的变法纲领。他的《统筹全局疏》中开始说道：“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存，小变仍亡。”而变法的纲领大旨则为：（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设“上书所”以广言路；（三）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四）各道设“民政局”以举行地方自治。
同年四月，康有为等组织保国会，意在团结一切力量，以“救亡图存，保国保种”。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康有为在成立大会上讲演，大意谓：“二月来，我国失地二十余处，如再不改变，则将沦为今日缅甸、越南、印度。”此时清朝廷帝党、后党的分裂因恭亲王之死而更明显；而以胶州湾事变始，外患危急，亡国之祸迫在目前，因此维新派乃与帝党结合。至同年六月，光绪帝乃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告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