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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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来明清小说戏剧研究的成就与启示
20世纪以来，从传统“泛文学观”走向现代“纯文学观”的重要成果，便是原先长期被忽视的小说戏剧地位的不断提高，然后逐步与诗歌、散文一同定位为中国文学的四大文体。而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3）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则以早期新体文学史的方式确认了小说、戏剧两大文体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小说、戏剧两大文体的发展曲线上彼此并不同步，戏剧的鼎盛时代是在元代，而小说的鼎盛时代是在明清时期。所以就明清小说戏剧地位与成就而言，是小说盛于戏剧，与此相契合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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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十年
引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时热点。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他们的研究成果，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方法论风靡天下，宏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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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阁”与“山林”文坛地位的升降浮沉
如果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元明二朝的台阁文学创作，它们之间的确存有内在一致之处，起码它们均以理学作为其价值观念的核心，以雍容平和作为其体貌特征，以教化实用作为其创作目的。但这显然是在忽略了元明易代之际的复杂情况后，所做出的一种简单化处理。如果仅仅将台阁文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进行概括的话，如此做法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出发，对于各历史阶段的文学观念进行过程性与立体化观照的话，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就元明台阁文学思想的实际情况看，有两点必须拈出重新加以讨论。一是元代与明代前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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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阁文学创作看元明之际文学思潮流变
如果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元明二朝的台阁文学创作，它们之间的确存有内在一致之处，它们均以理学作为其价值观念的核心，以雍容平和作为其体貌特征，以教化实用作为其创作目的。就元明台阁文学思想的实际情况看，有两点必须拈出重新加以讨论。一是元代与明代前期的文坛对于台阁文学的价值判断并不完全一致。元代文坛无论是台阁作家还是山林作家，都没有对山林文学与台阁文学做出完全肯定或否定性的评价，一般都是台阁与山林兼顾的，也就是说呈现了一种台阁与山林共存的文学观念形态。只有在入明之后，价值判断的天平才向着台阁文学一端倾斜，山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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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五古的比兴及其联想思路的奇变
比兴是汉魏以来乐府古诗的艺术表现要素，也是衡量诗歌是否合乎风雅传统的一个重要标准。大历、贞元年间，倾力创作古诗乐府的代表作家只有元结、韦应物、顾况、孟郊等少数人，而其中运用比兴密度最高的则是孟郊，这成为孟郊诗“复古”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古今研究者注意力多集中于孟郊的造语工新、好尚奇险、风格酸寒等方面，论及其比兴特点的很少［1］。其实孟郊的很多奇思和新创多与其比兴及联想思路的变异有关。倘能从这一角度着眼，或许对于孟郊的“复古”在精神实质和艺术表现方面的革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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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著述《十不二门》
(一)乃指天台宗所立十种不二法门，以显示观心之大纲者。湛然据智顗之法华玄义所说之十妙，赋与实践之解释，即由迹门十妙立色心不二乃至受润不二等十门，称为十不二门。一般认为十不二门是互不相容、对立的，但由法华圆教来说，十不二门系显示相互圆融，一体不可区分。故从凡夫现实之一念而言，一念本自圆满具足宇宙之一切（即圆满具足三千诸法），观自身为无实体之空，但为虚假之现象，即可悟入十妙之理。十不二门之成立有其先后顺序，内容大致如下：(一)色心不二门，系根据十妙中之境妙而立。智慧观照之对象，总摄于一念之中。分别而言，则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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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齐物论》释义
吾丧我与天籁【原文】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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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咏怀诗》的生命思考
《晋书》阮籍本传说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有济世志”，又说其“喜怒不形于色”“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正因多才多艺、志向高远与极度的自我压抑交织于一身，阮籍的内心世界才充满矛盾且比常人更加丰富。他郁结的无数忧思，唯有借诗歌来宣泄，但却是“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颜延年语）。对此，前人或以为阮籍诗“盖仁人志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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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诗笔”
《文心雕龙·史传》曰：“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所谓“直归南董”是指记事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秉笔直书；而“辞宗丘明”，指文辞记录方面要学习左丘明。刘知几盛赞左氏的语言具有“典而美”“博而奥”（《史通》）的特点。这种语言特点趋向于诗化，即在《左传》文本中大量引《诗》赋《诗》和运用歌谣韵语使叙事具有诗情，整齐而富有节奏感的段落和引发想象联想的字句营造出诗境。这种既包括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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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版本说略
《老子》版本之芜杂，在中国学术界罕有出其右者。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严遵《老子指归》、傅奕本合称传世本中的四大体系。其中王弼注本和河上公注本的影响尤其广泛。河上公本多被道教人士和下层民众所推崇，王弼本则广为文人学士所喜好。此外，还有唐代景龙碑本等版本也有一定影响。20世纪以来，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竹简本、西汉竹书本（又名北大竹简本）等文献资料先后问世，为老学研究增加了新材料，带来了新活力。以下依据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撮其要点加以综述，旨在为初学者提供一个参考坐标。一《汉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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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具体有哪些版本？
一直以来，很多人总是弄不明白《红楼梦》的版本到底有哪些。甚至还有很多人不明白，《红楼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版本。今天，就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关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红楼梦》从成书以来三百多年的时间中，形成了两种版本系统：第一种是保留了大量批注文字但只有八十回传世的脂批抄本系统；第二种是经高鹗、程伟元整理修补过的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先说第一种抄本系统。《红楼梦》成书正是清朝中期雍乾年间，在这个时期，曾经一度文字狱非常严重，加之当时印刷不便。所以，最开始《红楼梦》的流传都是小范围的个人抄录，并没有统一的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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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之道
人类始祖伏羲女娲造像：伏羲手中持矩，女娲手中持规。告诫人们，做人行事要有规矩。“规”可画圆，今指圆规；“矩”画直角或方形，亦称角尺。两字组合在一起，表示校正圆方的工具，又引申喻作标准与法度。世间规矩，多是前辈、智者认识事物规律或晓得事理利害之后所确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圆之道也称规矩之道。方为矩，是框架，是做人之本；圆为收敛，蓄势，是曲折迂回之术。无方，难以聚力凝神；无圆，处世缺少智慧与持性，难以成功。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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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唐代，进入历史上的高峰期。诗坛上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代表着唐代诗歌最高成就；文坛上也出现韩愈、柳宗元两位散文大家，开启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散文繁荣时代。唐代之所以可称为文学高峰，不但因为产生了这些足以雄视百代的大作家，令后人难以超越；更在于众多各有专精独诣的名家留下大量经典作品，至今广为传诵，历久不衰。那么唐代文学的高峰是怎样形成的？对于当今的文艺建设是否仍有启示呢？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例如唐诗正处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抛物线中点，各种诗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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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四要
学术乃社会之良心。自古为学之能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学者，当以“四要”为铭。其一：敬，常怀敬畏之心学术者，乃学习之业、治国之术、教化之道、学问之源，或著书立说、立言释论，或扬清抑浊、正本清源。自古有云：“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南朝梁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利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宋吴曾：《能改斋漫录mid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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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的雅号
古代文人多有雅号，而雅号的得名，原因固不止一端。有因所从事的职业而得名的。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说，胡令能“少为负局钉铰之业”，也就是用铆钉把破损的锅碗瓢盆接合、固定在一起，所以被称为“胡钉铰”。有因兴趣爱好得名的。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范仲淹“酷好弹琴，唯有一曲《履霜》，时人故号‘范履霜’。”“履霜”一词源自《周易》“坤”卦：“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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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里的中秋月
中秋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夏官·大司马》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此处“中秋”，指“中秋八月”。《周礼·春官·籥章》又云：“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据郑玄注，豳诗指《诗经·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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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与孔子删诗
“诗三百”和“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关键词。“诗三百”一般被认为指《诗经》共有约三百篇，这一词语涉及先秦时期的《诗经》名称。“孔子删诗”则为汉代以来《诗经》学史的一个重要公案，涉及孔子与《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关系。“诗三百”一语，先秦文献习见，孔子多次提及，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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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与宋史
“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其中唐诗、宋诗双峰并峙，成就最为突出。唐诗的总集出现较早，为唐诗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相对于唐诗研究而言，宋诗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宋诗数量较大，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全集有关。1998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72册出版后，宋诗研究有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就宋诗选注而言，不论是古典时期的宋末方回《瀛奎律髓》、晚清近代陈衍《宋诗精华录》等，还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钱钟书《宋诗选注》、缪钺《宋诗鉴赏辞典》、金性尧《宋诗三百首》、张鸣《宋诗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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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失则义起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是四言诗的开山经典，汉魏五言诗是五言诗的开山经典，其历史地位都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典出现在主流史述中，都很大程度地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呈现为被重塑过的经典化形态。关于重塑之原因，宋代郑樵“声失则义起”（《通志·乐略》）的判断最中肯綮。其中，“声失”是历史进程中的被动后果，“义起”则是“声失”条件下的主动选择。所谓经典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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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本土重构与全球视野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从海外传入的，遵循的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此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传统不相适应。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在学术界兴起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建设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应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深化史传研究 重构文学基础概念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是“文学”，来自海外。西方学术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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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心”
中国古典美学罕见将“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也未见后人对其词源和内涵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何理解“诗心”的内涵，“诗心”就是“天地之心”吗？“诗心”有什么特点，它对于诗歌意境的创构有何重要意义？这些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和讨论。一、“诗心”与“天地之心”中国古代诗论并未把“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后人偶有提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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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者古诗之流”说在明清的嬗变
“赋者古诗之流”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的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论断，也是赋学史上的经典命题。只是古《诗》如何衍变为赋，班氏语焉不详，遂使后人在理解、接受这一命题时产生诸多分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意见。一是从政教功用出发，认为赋继承了《诗》的美刺传统，即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P3），班氏之前的司马迁、汉宣帝，其后的王逸等，皆有类似观点。二是着眼于表现手法，以赋源于六义之“赋”，是一种以铺陈体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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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温柔敦厚”的哲学阐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学领域对于朱熹诗教观的研究形成一种认识，即认为他所推崇的儒家诗教是“思无邪”而非“温柔敦厚”。而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大概是出于一种认识惯性——“温柔敦厚”是诗教观，是一个诗学而非伦理学、哲学的话题，因而忽略了朱熹关于“温柔敦厚”的论述。但实际并非如此。朱熹对于“温柔敦厚”非常重视，只是他并非侧重于其诗学阐释，而是明确将“温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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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
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本篇所谓的“文本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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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对于辞、赋的关系、不必拘于《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及《文心雕龙》《文选》文体分类之囿，而当回归辞、赋合一的原初实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应当出脱《诗》学经义的立场。讨论楚辞和汉代骚体赋，必须确认《诗》《骚》异体与《骚》、赋源流，并就体制、篇章、句式、名物、语词等多方面展开整体性和历时性的考察。一、楚辞与骚体赋楚辞本是汉人对楚国屈原、宋玉等作品的通称，或以《离骚》代之，宋黄伯思《校定楚词序》更泛称“屈宋诸《骚》”，谓“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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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思想的确立是受胡塞尔现象学激发而作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此书是与胡塞尔《逻辑研究》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鼎足而立的现象学三大经典之一，实际构成了从《逻辑研究》到《存在与时间》的思想轨迹。针对康德之形式先天论，舍勒试图论证“情感先天论”，认为情感是个体生活及其伦理行为的基本质料。不同于胡塞尔，舍勒强调，现象学是实事的现象学，走向生活世界、尤其是生活世界的伦理现象。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士·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爱尔兰青年从童年到20年后离开爱尔兰的生活片断。斯蒂芬·迪德勒斯在都柏林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的环境中渡过童年,长大以后,逐渐认清了民族主义的狭隘和欺骗性,他曾一度迷恋天主教丰富的传统精神,但爱尔兰天主教同样渺少、庸俗。在海边的一瞬间经历使他感悟到艺术追求的博大,只有它才能使他的精神和肉体和谐,才能使他超脱于周围环境的平庸,他最终选择了远走他乡,追求艺术。主人公生活片断由一个总结构原则联系在一起: 作者只选人那些与他最后走上创作道路有关的因素。小说分为五章,每章都以主人公的胜利而告结束 (受鞭罚后斯蒂芬证明自己无辜; 在妓女怀抱中得到慰藉; 在圣洁,典雅的宗教气氛中的兴奋; 感悟到自己创作才能时的狂喜; 准备动身去法国时的决心)。但每章都是在平常、压抑气氛中开始。第三人称叙述的间接性使一种讽刺和移情作用成为可能。斯蒂芬是小说的绝对中心,其它所有人物都是因在他成长过程中与他相关而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肖像》又是一部心理小说,它表现了主人公心理、精神的发育成长。乔伊斯在小说现实主义基础上,适当地采用了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等意识流创作技巧,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乔伊斯又是一位摹仿大师,摹仿在小说中构成了与主题相适应的风格变幻基础,从开始时婴孩的呢喃儿语,到小学生幼稚客观的语言记录,牧师大段布道摹仿纽曼,找到艺术灵感时又采用了培特风格,大学中和朋友们关于美学问题的长篇讨论又摹仿19世纪末自然主义小说的风格。
医寄伏阴论
温病著作。二卷。清·田宗汉撰。刊于1888年。田氏认为时行伏阴有似霍乱而实非霍乱。遂详论此病，辨析伏阴与霍乱之区别，列述其原病、变症、死候、禁令、瘥后等情况，说理明晰，有独到见解，可以启迪后人。书中还摘取《伤寒杂病论》中与伏阴症同属一派的阴病条文作为此类并观，末附舌鉴图25帧。现有初刻本《珍本医书集成》本等。
春脚集
方书。清孟文瑞辑。四卷。文瑞字荇州,泃阳(今属河北)人。嗜岐黄之术,每遇良方必录而藏之,或家传,或旁搜博采,剂之大小不一,分量轻重不等,但必求其验。历三十余年,按人身不同部位所患病症分类编成此书,其不足者,以谢五堂所藏之《回生集》、《经验集》之方补之。全书约三万余字。成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取“爱民恤物”者为“有脚阳春”之典,故名。卷一至卷三,分为头、目、咽喉、舌、牙齿等十七部,分列治疗该部疾患之方。卷四,分内、妇、幼、外科随录四部分。共载方约四百八十余首。每部下皆有论述,阐明其生理、病理,言简意赅。次选方剂,其方大多简要,药物易得,切实可用。少则一、二味,多则数十味。纲目清楚,查阅方便,为救急便用之书。可供临症参考。有道光二十六年潞河谢金声刊本,光绪十六年(1890)善成堂刊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诸法勇王经
刘宋罽宾国沙门昙摩蜜多译，佛在竹林，有新出家比丘问毕报施恩事？佛以入僧数，修僧业，得僧善利，三法答之。次问发大乘心而出家者，具三法否？佛言，不在三法。比丘三致疑问。佛三止之。次放白毫相光照大千界，集诸大众。舍利弗复致三请，佛为说阿耨达池喻，广显发心功德。谓无人能报恩者，唯除漏尽，及发大心耳。次较持经功德，及为发心者说性空法。魔军落地，佛亦敕其持经。
中本起经
凡二卷。东汉昙果、康孟详合译（一说康孟详译）。收于大正藏第四册。记述释迦成道后教化之事迹。计有转法轮品、现变品、化迦叶品、度瓶沙王品、舍利弗大目揵连来学品、还至父国品、须达品、本起该容品、瞿昙弥来作比丘尼品、度波斯匿王品、自爱品、大迦叶始来品、度奈女品、尼揵问疑品、佛食马麦品等十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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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
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成)人。十岁时，随父司马谈到长安，开始研读古代文献，并就学于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自长安出发，历经长江、湘江、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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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一说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前551年9月28日)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其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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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78年—139年），东汉著名辞赋家、文学家、科学家。《后汉书》有传。字平子。南阳郡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少时即善属文,西游三辅,作《温泉赋》;东入洛阳,观太学,问学于经学大师贾逵,遂通《五经》、六艺。永元(89—1
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