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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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与宋史
“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其中唐诗、宋诗双峰并峙，成就最为突出。唐诗的总集出现较早，为唐诗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相对于唐诗研究而言，宋诗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宋诗数量较大，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全集有关。1998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72册出版后，宋诗研究有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就宋诗选注而言，不论是古典时期的宋末方回《瀛奎律髓》、晚清近代陈衍《宋诗精华录》等，还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钱钟书《宋诗选注》、缪钺《宋诗鉴赏辞典》、金性尧《宋诗三百首》、张鸣《宋诗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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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失则义起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是四言诗的开山经典，汉魏五言诗是五言诗的开山经典，其历史地位都是后来者难以比拟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典出现在主流史述中，都很大程度地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呈现为被重塑过的经典化形态。关于重塑之原因，宋代郑樵“声失则义起”（《通志·乐略》）的判断最中肯綮。其中，“声失”是历史进程中的被动后果，“义起”则是“声失”条件下的主动选择。所谓经典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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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本土重构与全球视野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从海外传入的，遵循的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此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传统不相适应。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在学术界兴起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建设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应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深化史传研究 重构文学基础概念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是“文学”，来自海外。西方学术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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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心”
中国古典美学罕见将“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也未见后人对其词源和内涵作出较准确的阐释。如何理解“诗心”的内涵，“诗心”就是“天地之心”吗？“诗心”有什么特点，它对于诗歌意境的创构有何重要意义？这些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和讨论。一、“诗心”与“天地之心”中国古代诗论并未把“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后人偶有提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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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者古诗之流”说在明清的嬗变
“赋者古诗之流”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的关于诗、赋关系的最早论断，也是赋学史上的经典命题。只是古《诗》如何衍变为赋，班氏语焉不详，遂使后人在理解、接受这一命题时产生诸多分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种意见。一是从政教功用出发，认为赋继承了《诗》的美刺传统，即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P3），班氏之前的司马迁、汉宣帝，其后的王逸等，皆有类似观点。二是着眼于表现手法，以赋源于六义之“赋”，是一种以铺陈体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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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温柔敦厚”的哲学阐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学领域对于朱熹诗教观的研究形成一种认识，即认为他所推崇的儒家诗教是“思无邪”而非“温柔敦厚”。而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大概是出于一种认识惯性——“温柔敦厚”是诗教观，是一个诗学而非伦理学、哲学的话题，因而忽略了朱熹关于“温柔敦厚”的论述。但实际并非如此。朱熹对于“温柔敦厚”非常重视，只是他并非侧重于其诗学阐释，而是明确将“温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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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
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本篇所谓的“文本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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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对于辞、赋的关系、不必拘于《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及《文心雕龙》《文选》文体分类之囿，而当回归辞、赋合一的原初实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应当出脱《诗》学经义的立场。讨论楚辞和汉代骚体赋，必须确认《诗》《骚》异体与《骚》、赋源流，并就体制、篇章、句式、名物、语词等多方面展开整体性和历时性的考察。一、楚辞与骚体赋楚辞本是汉人对楚国屈原、宋玉等作品的通称，或以《离骚》代之，宋黄伯思《校定楚词序》更泛称“屈宋诸《骚》”，谓“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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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经学文本与文艺理论话语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居四部之首，其他学术门类亦受影响甚至被限制，诗乐诸艺也不例外，在文论领域便有“文本于经”之说。汉代乃经学昌明（皮锡瑞语）时期，其时文艺理论并未获得真正独立，多散见于各类典籍（尤其是经学文本）之中，且有浓厚的经学色彩。故有学者径称汉代文论为经学文论，并非无根游谈。由是，经学不仅可被视为汉代文论孕育与发展的温床，经学文本还是汉代文艺理论话语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文艺本源论在《尚书·尧典》《荀子》等“诗言志”说基础上，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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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谋《词莂》的词学价值
词选是词学批评方式之一，是词作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向来是词学研究不容轻忽的对象。当代词学界对历代词选的研究日渐兴盛，这里选择近作一组，以供窥斑见豹。《一座绕不开的地标——朱祖谋〈词莂〉的词学价值》一文，介绍了近代词学大家朱祖谋的清词选，认定其选目精严、视野宏通，且“透露出编选者顺变求新的词学审美品格与新期待”；《南图藏本〈宋词十九首〉》一文，介绍了晚清词坛祖灯端木埰精选宋词十九首的特色，尤其是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刊行时诸名家题跋的词学史意义，认定其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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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坛上的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
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既可以是四个横向并列的诗坛空间，也可以是四个纵向的历时态的诗坛现象。而从历时态的角度考察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在明代诗坛的更替递嬗，尤其具有文学史意义。台阁体滥觞于洪武年间，而鼎盛于永乐、宣德时期，延续于正统、天顺年间，其风格标志即所谓“富贵福泽之气”；“台阁坛坫移于郎署”则是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发生的最为深刻的文坛格局异动，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尤为前后七子所推崇；嘉、隆年间的谢榛、王世懋等人，青睐王、孟、韦、柳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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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古代文论建构的审美表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道家思想进一步发展，玄学形成，佛学也日益昌明。刘勰深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而长期寄居修学于定林寺，并协助僧佑大师整理经藏、编汇经目、撰次佛史僧传的经历，使他获得了深湛的佛学修养并精熟佛典用语，这一点在其精心结撰的《文心雕龙》中多有反映。“圆通”作为佛典用语，多见于汉译佛典，本义指佛陀达到的自在圆融之境界，也用于指称佛经译文的晓畅明朗，后为《文心雕龙》所取用。本文拟梳理“圆通”一词从佛典用语到审美用语的转变路径，考察《文心雕龙》中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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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学建构的逻辑起点
在研究《文心雕龙》关键词的过程中，我们应在深入比较中西文化典籍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刘勰所提出的“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文德”这一范畴在《文心雕龙》中的内涵、地位、价值和意义予以重新审视，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进行细细梳理，发掘出其被遮蔽的文化视域、所潜藏的文学价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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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学的本源探求及现代阐释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论便被纳入“中西古今”的全新格局之中。在这一格局之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也就免不了西方文论的参照。在论述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之作《文心雕龙》中的“文心”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状和背景进行深入思考，进而为“文心”这一关键词的研究提供方法路径。一中西文论在文化机制上的根本差异，以及研究者有意无意的误读，使中西文论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参照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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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创立期的艺术格局与历史高度
中国文学有着气象恢宏的历史开篇，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样表现出早熟的历史特征，这种早熟不是少年老成，而是充满了自然而浪漫、绚丽而庄严的青春般的艺术风范。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创立期，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不是简单的发源草创，而是奠基与繁荣，是质变的突破与跨越。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形成的艺术格局和达到的历史高度，堪为后世文学之楷模。先秦文学不仅自成风格，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发展、繁荣、总结的演变规律。一般的断代文学发展常常表现出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特征，而先秦文学却是在繁荣中进入总结期，在经典文化、诸子文学与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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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文化认同与文学交流
近年来，随着葛兆光提出“从周边看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等学术话题，如何理解历史中国的形成又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不过，在早期中国，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华夏和四夷的关系上。据《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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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诗风演变分水岭
近年来，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代诗歌演变之间关系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诗坛》（张立敏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辨析了博学鸿词科诸多概念间的联系，集中分析了康熙十七年（1678）至二十一年间诗歌史事件、诗人思想、诗歌创作与诗歌观念以及诗歌理论的变化，阐述了王士禛神韵说出现的原因，揭示了康熙博学鸿词科的诗歌史意义，诠释了康乾盛世诗风何以成为可能。康熙博学鸿词科称谓辨析书中辨析了康熙博学鸿词科诸多称谓间的关系，提出博学鸿词科正名与别称的概念。自康熙十七年元月康熙帝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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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史视域拓宽“索隐派”红学评价思路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不同时期的接受者往往热衷于从“索隐”的角度对作者、文本展开评阅，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索隐派”红学。学界提及“索隐派”红学时，主要指向采用拆字、谐音、谶纬等“猜笨谜”方式探寻《红楼梦》所隐去的“本事”及“微义”，侧重批评其间对《红楼梦》政治意义的主观、“无度”猜想。甚至，重点分析“索隐派”红学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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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易代与宋濂的题跋文创作
题跋文的创作在宋、元、明时期可谓成就斐然，其文体的灵活功能以及与序文的差异性表征于此历史时段越来越受到文人重视。如徐师曾认为题跋“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①。而元、明易代之际的题跋文创作尤其具备规模及特色，宋濂则无疑是元末明初文坛有足够代表性的题跋作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题跋文章，而且具有官方作家与民间文人的双重身份，因而能够集中反映此时期的题跋文体观念。从现存的全部题跋文作品来看，其创作具有多样的功能和鲜明的特征，既有道统立场，又见文人情致。其题跋文体观念也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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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
一部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实际上是众多氏族、部族、民族文化不断传承融合与转化创新的过程。先秦时期，由氏族、部落林立而逐渐形成以中原夏商周三族为盟主的多部族文化联合体。秦汉以后则由更大范围内的民族碰撞对话而最终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至汉武帝时，中华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著成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文化作了全面叙述梳理。《史记》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上承先秦六经诸子，下启以后官修正史的不朽经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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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观乐诸问题辩证
先秦的历史叙述，多依赖于春秋中期至西汉前期编纂的文献，特别是《诗》《书》《礼》《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著作。这些书中的记载，几乎构建了先秦历史叙事的全部基础和主线条。它们所提供的知识之间，又互相关联，甚至相互印证。或者说，这些著作中有关先秦的知识是自洽的。即便西周至秦汉之际的考古资料相对丰富，战国秦汉简牍文书近年更是几乎要改变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书写，但是我们赖以理解早期历史的基础知识和想象早期历史的“故事主线”，依然是上述典籍提供的，或者更为绝对地说是《史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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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咸卦与六朝涉性文学再探
六朝文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大胆抒写。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判，往往着眼于齐梁宫体诗，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但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考察，便可发现六朝文学对于男女两性的描写，有着思想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这种两性观念浸润在哲学观念与文化意识之中。我们通过对《周易》咸卦在汉魏以来的重释，以及咸卦对于当时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周易》在秦汉之后为儒家六经之首。六朝思想文化受易学浸润极深，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为核心的文学思想即是以易学作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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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海外英译及其接受研究
一、《文心雕龙》海外英译谱系《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它体例周密、论旨精深、论据详备，可与《诗学》相媲美。对于这样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它在海外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译介历程呢？自1959年施友忠的第一个《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目前全球共有三个英文全译本和八个英文节译本。与其他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相比，目前海外《文心雕龙》海外译介的主力是华裔汉学家，其全译本数量还是相对偏少。从英译本的总体情况来看，海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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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疾疫对生命意识文论的形塑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1］政权割据、战争频繁造成混乱的同时，疾疫的流行也加剧了社会的苦痛。两汉时期疾疫多发，东汉建安年间尤为突出：建安十三年“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2］，“时又疾疫，北军多死”［2］；建安十四年“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2］；建安二十年“会疫疾”［2］；建安二十二年“大疫”［3］，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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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学研究中的文献批判问题
文献批判有相当悠久的传统，人们一般皆溯至代表19世纪西方历史学主流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肯定其“用文献学技术处理历史资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1]20，历史遂而成为一门科学。其引入中国，早在西学东渐的晚清民国初，伴随着近现代人文学术的建立。胡适是先行者，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导言”中，有对法国朗格诺瓦(C.V.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这两位兰克弟子合著《史学原论》的推介、借鉴，从而系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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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弧矢计算的第一部数学专著.一卷，明顾应祥撰，成书于1552年.正卷前有“弧矢论说”和“方圆论说”两篇短文，前者给出有关弧矢的各项定义及相互求法，还说明了弧矢和圆径的相互关系，并由此给出计算弧矢的理论依据;后者是对“方五斜七”和圆周率的讨论.全书给出十四术，主要讨论弧、矢、弦、截弦和截积间的关系和互求问题，都要借助勾股定理，有些要归结为解方程求出结果，其中有10个四次方程的解法是增乘开方法.该书有明嘉靖癸丑(1553)刊本和《四库全书》本.
玄牝之门赋
不题撰人。卷后有俞琰、俞仲温二序,实《易外别传》之序, 非本赋之序。但赋中称:“弗解讲明于理学,安能契合于仙书。”与 《易外别传》之旨颇合。本赋两部分,一部分题《此上玄下牝之门 欤》,一部分题《水中金诗》。描述修炼精气之处。诗咏水中明金, 九还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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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护
现代长篇小说。丁玲著。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9月初版。作品写于1929年,连载1930年1月至5月《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至第5号。《韦护》是丁玲第1部长篇小说。描写一个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青年韦护,爱上“豪迈和纵性”的少女丽嘉。两人由热恋而同居,过着“梦幻和甜蜜”的生活。但是,结合不久丽嘉因为爱人忙于工作无暇和她温存而不快,韦护则感到革命与恋爱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一面站在我不可动摇的工作上, 一面站在我生命的自然需要上。苦斗了好些时”,韦护忍痛离开丽嘉,跑到广东去了。丽嘉虽然感受到恋爱幻灭的悲哀,但还是振作了精神,她对女友表示:“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罢!”作品取材于瞿秋白及其当年故情的爱人、也是丁玲的同窗挚友王剑虹的亲身经历。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自同志》中说过:“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在《韦护》中,我“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韦护是丁玲创作中所塑造的第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这一形象,对于人们认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早期共产党人的生活,提供了形象史料。作家本人说:“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不切合本人,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做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韦护》的出现,标志着作家创作思想和题材的转变。丁玲自己指出:“我觉得《韦护》在我的写作上是比过去进了一步,当然,还没跳出恋爱啊、革命啊的范围,但它已是通向革命的东西了。”(冬晓《走访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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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清朱鹤龄撰。《禹贡》系《尚书》重要篇目之一，主要内容详见《禹贡指南》条。鹤龄诠释《禹贡》，首列二十五图，自禹贡全图以及导山、导水，皆依次随文解释。该书引证翔实，创获颇多，于贡道、漕河经由脉络，剖析颇具条理，唯其说解山川地理，荦合乖误者，时亦有之。此书诠释《禹贡》，较宋、元人着述为胜，而不及胡渭《禹贡锥指》之精密。此书现存有手稿本，藏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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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人。幼年丧父，母教极严，家境贫困。长大后，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的门人，是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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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父彦谦仕隋为刺史。玄龄幼聪敏、贯通典籍，善属文。开皇中，天下统一，人皆以为隋朝国运长久，玄龄则以为隋帝失政，亡迹已现。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校，补隰城尉。李渊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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