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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

“赋圣”何以诞生

司马相如（前169？—前118）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位居“汉赋四大家”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赋家，对后世影响甚巨。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著名理学家朱熹转引林艾轩语：“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满，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认为相如赋自然流畅，才情横溢，远在扬雄、班固、张衡、左思之上。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元祝尧《古赋辩体
晚清民国词学的明流与暗流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曾被朱祖谋评为“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①。作为况周颐最重要的词学范畴，“重拙大”说也因此广受时誉，备享尊荣。当陈廷焯因为早逝，致其“沉郁顿挫”词说的影响尚未形成恢弘的格局，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又因其边缘身份而基本上处于被尘封状态之时，况周颐的词学则因其源流独具而蔚为正宗，并借诸朱祖谋的奖掖而驰誉南北。而今回看晚清民国词学，所谓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已不复存在，朱祖谋的评价也再无一言九鼎之
清末博学鸿词科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振”

有清一代,以科举取士,正科之外,作为特科的博学鸿词科亦数度举行,康熙十八年(1679)与乾隆元年(1736)的两次特科均以得人称盛。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第三次诏举博学鸿词科,《清史稿》对此事载录如下: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议”。时方诏各省征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
杜甫与唐代京兆韦氏关系述论

杜甫《赠韦七赞善》诗原注曾引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对韦、杜家族的称誉和标榜，杜甫与唐代韦氏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检讨杜诗，其与韦氏交往者多达三十首，其中与韦济等人的交往诗，不仅是杜甫思想、心志和生活的映现，同时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而成为千古佳制。京兆杜氏家族与韦氏家族，又是中古时期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并传承已久的关中望族，望族之间的联姻也是当时文化的特殊现象。杜甫家族与京兆韦氏的婚姻，也可以通过杜甫的诗文和新出土的珍贵文献加以钩稽。一、杜甫家族与京兆韦氏婚姻考索陈寅恪先
唐诗选本对小家的影响

一选本对于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知名度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鲁迅早有深刻的论述：“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钱锺书则注意到选本对大家与小家的影响差异甚大，这是关于选本的名言，但是对其准确程度，仍需具体分析。试以唐诗为例。虽然有许多唐诗选本的选目不够公允，对于某些大家尤其“不够公道”，但这对大家的地位并无太大的不利影响。例如杜甫，在今存的16种唐人选唐诗中，除了晚唐韦庄的《又玄集》外，完全不见其踪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殷璠的《河岳
论志怪与古代博物之学

一志怪与博物之学王瑶先生的《小说与方术》一文自问世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四库提要》“子部小说家类”中的“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缉琐语”三类小说都源于方术，并对汉魏作者的方士身份，小说的方术特点——小说就是方士的“夸大之语”进行了梳理论述①。王瑶先生的研究是以志怪为文学性小说这一认知为前提的，故特为强调志怪叙事的虚构性与文学性。如果把魏晋小说放回到传统
孙绰《名德沙门题目》考述

汉魏以降，佛教日趋兴盛。佛法东传及其中国化的历程，引起了中古宗教、哲学乃至文艺的时代更新，佛学甚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现存晋唐佛教文献大体上由汉译佛经、僧尼传记以及释氏辅教之书等构成，佛教叙事文学由此进入学术视野。佛教僧传著作在中古颇为发达，“大致经历了从单传到类传、通传的自然发展”(阳清《<高逸沙门传>索隐》，《文献》2016年第1期)。孙绰《名德沙门题目》因其促进了僧传文学的时代建构，颇具学术价值。东晋孙绰以文才垂称，一生著述丰硕，众体皆备。作为一代文宗，孙氏
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陶渊明集》底本探疑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大矢根文次郎先生在《陶渊明研究》第三卷中，罗列了《陶渊明集》版本情况，名之曰《陶渊明集叙说》。这个目录十分简要，只列题名、卷数、撰者与存佚情况，虽名为“叙说”，实则有目而无叙。其中，“北宋本”一栏列“独山莫本”一种，定为“不详”。①关于这里所谓的“独山莫本”，有多重疑问。第一，“独山莫本”究竟何意，是存是佚；第二，“独山莫本
春秋政治生态变迁与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

所谓文学创作的政治化倾向，是指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联系的诸要素共同构成的一种政治体系运行现状和发展趋向的动态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过程与创作内容发生影响后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春秋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由“天子守在四夷”向“诸侯守在四邻”“守在四竟(境)”(《左传·昭公二十三年》)①的渐次转变，周王朝的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唐代小说类例的建构与小说观念的变迁

唐代，小说的类例建构，如数量规模、形态特质、类型功能等经历着重要的转变，人们对于小说的认知也处于持续调整、更新之中。近年来，学界围绕唐代的小说观念展开研究，韩云波的《唐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兴起研究》、罗宁的《汉唐小说观念论稿》等论著，姜荣刚的《<隋书·经籍志>“小说类”发覆》、王齐洲的《<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小说观念之比较》等论文，或着眼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或从近现代文学学
近代报刊诗话的文体观念及变革转型

近代诗话尤其是近代报刊诗话不但是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所具有的融合古今中西文学文化的时代特色，也成为历代诗话及其文体观念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一个标志，这正如李德强所云：“报刊诗话是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力。它生成于近代传媒，产生了新变，但也却与传统诗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思想、艺术和体例、风格等各方面都是直接继承古代诗话而有所发展，并受到了传统诗学的深远影响。”[1]近十余年来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论文近二十篇，尤以近
承守“集部之学”的固有传统

李白诗曰：“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近年来，学界开始有意识地检视古代文学研究的“所来径”，同时也积极思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未来可能性。通览多篇评议、笔谈后，笔者认为仍有一个问题未被诸家论及，有待提出和讨论，那就是在现代学术分科治学之前，我们固有的“集部之学”的研究传统，究竟能否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平心而论，答案是肯定的。概言之，承守“集部之学”的传统以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可关注以下几个角度。重视l
唐诗中的交趾书写

海上丝绸之路，是自古以来我国与海外诸国的交通线路，是一条中外交流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自唐代以来，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诗文创作非常丰富。本期刊出的管宗昌的文章，总结了唐诗中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交趾的诗歌书写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方遥的文章，从海洋文化意象的角度揭示了明代出使琉球使者的诗歌特色；杨亿力的文章，则从唐代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赠别诗中，看到了“诫贪”的意识，展示了诗歌中深厚的廉政文化资源，今天仍有警示意义。（郭丹）交趾，秦时
唐代赠别诗中的“南海”与“诫贪”意识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广州一直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自秦代开始，广州就是南海郡的属地。虽然后世名称几经更易，但人们依然习惯以“南海”来指称广州和以其为中心的岭南地区。至汉代，包括南海、合浦、交趾等在内的“岭南七郡”皆以海外贸易繁荣而知名。合浦郡的属县徐闻就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谣谚：“欲拔贫，诣徐闻。”（《徐闻谚》）可见，去徐闻以贸易致富，已是时人的共识。晋宋之际的王叔之《拟古诗》以“
“圆照”：从佛教术语到诗学概念

《世说新语·假谲》载：“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刘孝标注说：“旧义者曰：‘种智有是①，而能圆照。然则万累斯尽，谓之空无；常
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

一、赋起源研究的清理关于赋的起源问题，是赋研究中最为复杂，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因时代久远对史料的误读，学术界目前很难取得共识。本人也是长期思考这个问题，今据自己对史料的理解，略陈鄙见，以求教于方家。综合学术界的研究，大致有源于《诗》、《楚辞》、纵横家言和徘词等几种说法。源于《诗》，是因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既称“或曰”，当是班固引别人的意见。班固是把赋作为润色鸿业的文体看的，与西汉作家仅以为
官箴书集成总目

01臣轨二卷唐武则天撰州县提纲四卷宋陈襄撰作邑自箴十卷宋李元弼撰官箴一卷宋吕本中撰昼帘绪论一卷宋胡太初撰百官箴六卷宋许月卿撰为政善报事类十卷元叶留编陈相注为政忠告牧民忠告二卷风宪忠告一卷庙堂忠告一卷元张养浩撰薛文清公从政录一卷明薛瑄撰御製官箴一卷明朱瞻基撰官箴集要二卷明汪天锡辑牧鉴十卷明杨昱辑宦游日记一卷明徐榜撰抚黔纪略一卷明江东之撰新吾吕先生实政录七卷明吕坤撰居官水镜四卷明刘时俊撰新官到任仪注一卷明不著撰
词与燕乐关系新论

词与声诗，同出于隋唐燕乐，是已为学界熟知的事实①。此本唐宋研讨俗乐者的常识，《教坊记》、《乐府杂录》叙述甚详。宋人在追溯词源时，也多强调其源出有唐一代的俗乐新声的真相。至明、清时代，由于词与音乐脱离，虽然论者多强调词的乐府性质，在讨论词源时也多强调词与古乐歌、古乐府的关系；然对于词与隋唐燕乐的关系，却不无晦昧之处。但专家学者，仍多深知其义。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乐通·俗乐调》条，重举俗乐二十八调，而清康熙时所编《全唐诗·词》小序也简述唐词渊
论先秦散文与诗歌一体不分的“原型”形态

文体之间相互渗透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普遍现象。在各种文体萌生、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交叉影响的情况经常发生。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各种文体之间特别是历代诗文之间“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的交叉互渗状况，与先秦时代诗文一体不分的“原型”形态密切相关。追溯中国文学源头的先秦时代，文学尚未独立，后世的文笔之辨、骈散之辨尚未兴起，对文体的细致辨析尚未提上日程，文体意识和诗文之间的界限亦处于混沌不明、涵容交叠的状态。一方面，此期诗歌部分承担了散文和
会稽山水诗与“浙东唐诗之路”

在“浙东唐诗之路”上，绍兴(又名会稽、越州)颇具独特性。以会稽为代表地的越州山水诗，启盛唐山水诗先声，对唐代山水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晋室南渡后对越中山水之美的认知与琅琊王氏会稽“兰亭”雅集西晋末年，北方士人避难至江左。浙东山水颇为中原士人所重。《世说新语·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①又ldqu
熟玩本文，深绎本意

当今，在文学审美多元化的时代精神和文学理论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文学研究方法令人眼花缭乱，既有历史学的，又有哲学的；既有人性论的，又有社会论的；既有基于文献、文化的，又有回归文本、文论的……归结起来，其基本方法主要有四：文本、文献、文论、文化。而今，通常所谓“文本”是西方“text”的汉译；虽然也曾被译为“本文”，但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本文”的意蕴有所不同。西方
明代《楚辞》评点刊刻及其递延脉络

评点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与文化现象。面对现存富赡而驳杂的评点文本，相对于小说、戏曲评点，近年来诗文评点虽也被视为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但研究成果仍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楚辞》评点仍需作系统且全面的研究。自南宋楼昉《崇古文诀》发端，至明末陆时雍《楚辞疏》、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来钦之《楚辞述注》诸本问世，《楚辞》评点的刊行与传播已跨越数百年。对此，相关书目著作早已多有载录，示人以津逮，嘉惠学林良多。①而随着“四库”系列及“《楚辞》文献集成”“
家族、姻族文化与清代词派之关系

王钟陵先生尝言：“由东方国家形态所产生的中国文人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中必然有着三个因素：一是宗族或家族的色调，二是乡邦印记，三是文人们为突破狭小的血缘和地域交际圈所形成的师友交往。”①我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宗族或家族的色调是一个作家最先感知与接受的印象，应该是中国文学史原生态最基本的方面。在宗法社会里，宗族或家族文化是培育作家道德情感、思想观念以及创作能力的温床，家学渊源甚至直接影响着一个写作者对于写作体裁、题材与风格的取向。清代词坛诸派的孕育、成形，即多半与宗
从唐代题园诗看文人园林观的嬗变及建构

园林，不仅是士夫文人栖居、娱乐的空间场所，更与文人人格、价值、审美密切相关。唐代文人在魏晋六朝园林发展的基础上投身到园林建构的热潮中，并以诗歌为媒介，对园林别业进行吟咏与题写，数量众多，形式灵活，推动了题园诗的发展与兴盛。而题园诗兴盛的背后，凝聚了唐代文人的园林审美观念，园林既是权贵们追求方外之名的绝佳途径，也是士人们表现自适生活的舞台，更是仕途失意者抒发不平与无奈的情感载体，三者并存而又此消彼长，在嬗变中完成了园林观的多元建构，促使园林文人化性格的形成。因此，唐代文人以园林别业为题写对象是值得关注的文化
五种方法教你修仙得道

修仙是一个由平常的人变为超乎异常的仙真的过程。修仙必然对自身的形体与精神同样地关注，因此在长期探寻成仙之途都是沿着“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方向。不过历代所侧重的修仙之途不一，所尝试过的具体方法更是难计其数，就其要者言之，大约有以下几种主要的探索。一、服药包括到仙境中取得长生不死之药和按方合药两大类。本来在战国初从事寻找通仙之途的人们主要是到海上三神山等处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到了大约西汉时，便有人用人工的方法来合药。所用的原料以金石为主，所成的产品多称为金丹、金液。西汉末东汉初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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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弧矢计算的第一部数学专著.一卷，明顾应祥撰，成书于1552年.正卷前有“弧矢论说”和“方圆论说”两篇短文，前者给出有关弧矢的各项定义及相互求法，还说明了弧矢和圆径的相互关系，并由此给出计算弧矢的理论依据;后者是对“方五斜七”和圆周率的讨论.全书给出十四术，主要讨论弧、矢、弦、截弦和截积间的关系和互求问题，都要借助勾股定理，有些要归结为解方程求出结果，其中有10个四次方程的解法是增乘开方法.该书有明嘉靖癸丑(1553)刊本和《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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