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六朝前，“文”就是文字；六朝时，“文”就是文学，包括散文、韵文、诗歌（《文选》之“文”与《说文》之“文”是截然不同的）；六朝后自唐代起，诗、文分家。
梁昭明太子萧统 [1] 的《文选》所选为历代著名的文章，从所选可看出选者的去取褒贬，可看出选者的立场、观点、世界观。
萧统，梁武帝萧衍 [2] 之子。萧衍有三子：萧统、萧纲、萧绎 [3] ，萧梁父子之著名犹曹魏父子之著名。萧氏父子，博学能文，在当时起的作用很大，六朝文学的兴盛与萧氏父子的提倡是很有关的，犹曹氏父子之在魏的作用（曹操、曹丕、曹植，在文学上实际曹植影响更大）。萧氏父子均尊崇佛教，这就使他们的思想受束缚很大。
《文选》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唐时已很崇尚《文选》，杜甫“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韩愈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也是针对《文选》而言。到清朝有“选学”，读《文选》成为一门学问。清代散文有两派：桐城派、文选派。文选派以《文选》为标准，“选学”后成为骈文的代词。这与桐城派的散行文相对，桐城派提倡“古文”，即指散文。两派针锋相对，互相攻讦。（其实，骈文中还有两派：严格的一派，文章有上句必对下句，大半是四字、六字句，后发展为四六文；另有比较自由的一派。骈文字句工整，节拍清晰，在修辞、句法上亦大有可学之处。）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不读《文选》，直到“五四”。五四运动提出两个口号——“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钱玄同《致陈独秀函》） [4] 。
胡适有语云：
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言中之物——实，内容；物外之言——文章美。
凡事物皆有美观、实用二义。由实用生出美观，即文化、文明。没有美观也成，然而非有不可。天下没有纯美观、无实用而能存在之事物，反之亦然；故美观越到家，实用成功也越大。
《文选》刻本
纯艺术品到最优美地步似无实用，然其与人生实有重要关系，能引起人的优美、高尚的情操，使之向前、向上，可以为堕落之预防剂，并不只美观而已。故天地间事物，实用中必有美观，美观中必有实用，美观、实用得其中庸之道即生活最高标准。
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者，以其过重美观、不重实用。其实，美观、实用二者，皆是“雅洁” [5] ，殊途而同归。古典，雅洁乃其特色，如《论语》“非曰能之，愿学焉”（《先进》）。雅洁，不但文言，白话亦须如此。然流弊乃至于空泛，只重外表，不重内容，缺少言中之物。实际说来，文章既无不成其为“物之言”，又无不成其为“言之物”。
“五四”而后，有些白话文缺少物外之言，而言中之物又日趋浅薄。鲁迅先生是诗人，故能有物外之言；是哲人，故能有言中之物。《阿Q正传》所写不只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全世界人类的劣根性。鲁迅先生写小说个性不清楚（莎氏写戏剧年龄不清楚），然而可以原谅。天地间人、事、物，原无十全。原谅人是一种痛苦，被原谅是一种愉快，人皆愿得人原谅，然须能自己做到能被人原谅的地步。“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无论儒家所谓“物欲”、佛家所谓“无明”、公教所谓“原罪”，皆须战胜，故曰“自胜者强”（《道德经》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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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萧衍长子，谥号昭明，故后世又称“昭明太子”，南朝梁文学家，编《文选》三十卷。
[2] 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南朝梁政权建立者，谥称武帝。梁武帝萧衍倾力佛学，长于经史，亦工诗文，著有《梁武帝御制集》。
[3] 萧绎（508—554）：字世诚，小字七符，自号金楼子，萧衍第七子，谥称元帝，南朝梁文学家，著有《金楼子》。
[4]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通信”栏发表有钱玄同支持陈独秀文学改良的《致陈独秀函》，其中有语云：“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之后，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多次重申“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5] 雅洁：清代桐城派审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