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经济改革
中国需要经济改革乃是康有为及其同时代人的共同信念——中国若不能变停滞的农业经济为工商经济，则永将贫弱。本章所述乃康氏对经济现代化的建议及其内涵。我们将从当时经济思想的间架上来审察他的立脚点，他所思与历史环境的关系，以及说明何以他的经济改革思想未能实现。[375]
第一节 经济现代化的建议及其内涵
康氏在1888年访问北京时表达了他对清廷经济事务的看法。他说他曾研究中国的内政与外交；1884年马江之败使他觉悟到：中国除非觉醒而改制则无以自存。[376]
不过，直到1888年秋，经由御史屠仁守（亦甚关心国家命运），他所见始上达清廷。康氏替该御史上了好几道奏折，要求制银元以为初步的币制改革。同时，他赞成张之洞建筑芦汉铁路，并建议屠仁守利用沿漕运的十八站，以减缩建筑费用。[377]
甲午辱败以及事后的和议促使康提出较全面的改革。在公车上书中，他与其他的赴试者要求大幅度的改革，包括军事、行政、教育和经济。[378]
康氏不再像1888年那样只限于一两件特殊的问题，而提出经济发展的大计划。他筹划六点计划来保证国家未来的经济繁荣：健全的币制、发行银元、制造机械、开矿、铁路与汽船，以及一个现代化的邮政。他并建议四个政策以改进人民的经济：重视农业（采用新技术）、提倡工业（发展科技）、鼓励商业（由政府协助与保护）、解救穷困（适当资助无一技之长者、失业者，以及残障者）。[379]
这些建议都基于一个重要的设想，即经济改革的目的不仅仅要富国，也要裕民。换言之，康氏并不以“富”为获得“强”的手段（此乃1860年代自强派的企图）[380]，而视为目的之本身，特别是对中国一般老百姓而言。康氏在另一方面也超越自强派领袖。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必由私人企业来主持。不过因为一般大众之无知，政府尚须主动辅导经济成长的趋势。他希望在最初私营与国营能携手并进。因此，在1895年上疏中，他建议私人投资的现有银号须为经政府银行认可之发行纸币本金的一部分。经政府认可的私人企业家可附和政府的计划与规定，在18省筑铁路。有执照的私人投资者应可制作任何机械，以及从事任何形式的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在内。最后，为了顾全私人企业家的利益，政府必须授予现代矿业技术，并废止现有对开矿的种种限制。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教导性的。政府要培养企业精神以及开创能力，诸如帮助企业家获致现代农学与工商业的管理与科技能力。例如，在各地辅导设立“农会”，提供耕种、渔业和林业新技术的传授予交换。用了这些知识才能增产，才能从勉强糊口提升到经济繁荣。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逐步输入现代工业技术，诸如发行教科书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学校。此外，还要建立专利制度以保护发明，并对新型工业设计和制作的发明者加以赞誉。但是康氏说得很清楚，政府虽要积极起领导作用以发动工业起飞，然不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过去的经验显示，国营事业的效率与生产终点偏低。此不仅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如此。他说：“彼克虏伯炮、毛瑟枪，为万国所必需，皆民造也。”
政府领导乃是要刺激私营工业，而非取代私营工业。康氏对“惠商”的建议亦以此为准。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启导、鼓励、协助以及保护私人企业，特别是大规模的合股公司，具有充足的资金，以及广泛的运作，使其能在外贸中有竞争力。
政府还可做一些事，诸如减轻一些人口的压力以减轻经济的负担；政府须采取行动给失业者工作，教育无业者一技之长，以及开拓农地殖民。这些作法除了有助于经济外，尚有利社会秩序的维持与人道感的提升。慈善事业如照顾穷困残障，最好由政府与私人机构合力来做。以康之见，仅愿及公众利益而忽略一般百姓的福祉是错误的。就经济生活而言，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是分不开的。两者同时发展的最好办法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先。他说：“百姓匮乏，国无以富也。”[381]
康氏在1895年所持的立场仍然是儒家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82]
康氏所述很可能就是此一看法的反映。他也可能受到近代思想的启发，如他所知的近代英国经验。[383]
同样可能的是他在仿效明治日本，明治政府可在1860年代末期的有力领导，导致1880年代初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发展。[384]
更直接的，康氏一定受到他前一代人士以及当代人士或多或少的影响（康氏故很少提及他所受的影响），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385]
他是否超过这些人的思想，他是否替前一辈的变法思想家所提出的议案作了总结[386]，都可在细察他确切的思想后，愈趋明朗。
（一）农业
康氏反对传统轻视工商之见，然他与一些20世纪开发中国家的领袖有异，他并不过分强调非农业的其他企业。他明确希望一个各方面都均衡的经济。
他强调，中国要在现代世界生存，必须抛弃落伍的传统态度：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387]
此同一论点曾在别处重申。旧日重农而轻工商的政策，在经济是不妥的。政府不去开发国家资源（康氏认为中国资源丰富），而只知剥削乡村农民。这些旧政策实在亟须放弃，而努力针对“经济帝国主义”的威胁。[388]
康氏并不曾说农业不必重视。农业成长与工业发展都是拓广商业所必须，道路与船舶便于贸易，农、工、矿业则为市场提供成品。[389]
康氏也不曾说工业化必须牺牲农业（近人有此指责）。[390]
以康氏所见，农业不应仅追求维持生产者的“生计”，而是大量生产，提供市场之需，以获得利润。因此，他的农业观近乎工业化社会，农业生产的形态应取决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所需。
康氏没有发展农业的详细计划。在1890年代的著作中，他仅泛指政府应该注意的一些地方。为了转变对外贸易的逆差，他建议政府采取步骤，就对外贸易上占一席之地的土产品（如丝与茶），帮助其生产者改良品质并增加产量。他也建议要教导农人近代耕种技术，让他们具备西方土壤分析、肥料学、动植物学，以及机械化等知识。他还建议应鼓励在全国各地设立农会，以便传播这类知识。康氏并指出，同样措施要运用到林业与渔业，以及其他有关工业。[391]
后来在戊戌年，他建议在各州各县设立农业学校，有关农业的西文书籍要译为中文，要邀请西方化学家来中国研究各地不同性质的土壤。另外，在京城里要设置“农商局”，各省置分局，以领导近代化措施。[392]
（二）工业
康氏认为引进西方矿、工、商业知识同样重要。他指责同时代的人在未获得知识之前迫不及待地从事矿业，此即国家矿务局在云南、热河等地失败的原因。[393]
他认为这样做犹如在未学习药理前就要把脉一样。他接着说：
今日欲开地中之矿，宜先开心中之矿，眼底之矿、心中之矿眼底之矿者何？开矿学、译矿书是也。[394]
比利时在当时矿业技术既然最先进，政府应邀请比籍专家到中国矿校教导，并调查地下富藏。同时要引进机械以替代人力，并建筑铁路，便于运输。[395]
康氏在不低估农业的重要性之余，大力倡导工业。他自1895年后二十余年中不断长篇大论讨论此事。他指出19世纪初叶以来欧美各国的许多发明，诸如轮船、铁路、电报、气球、电灯以及农业机械等，都增进了国家的力量与人民的财富。的确，自曾国藩倡导之后，中国一些省份已输入机械制造。但由于未能以近代工业知识教育民众，这些企业并无显著的成绩。[396]
换言之，依康氏之见，在工业化之前必先有技术教育。
康有为不仅止于要求赋予本国工业以近代科技，事实上他还要求改变国人对经济生活的态度，他追究中国一向少有经济上的进步，由于在一直孤立于世的情况下，中国的皇帝及其子民都安于现状，以“寡欲”为皇帝之德，而臣民以“不饥不寒”为无憾。他认为此种态度不适于近代世界，因其不能满足人性的需求。人因要满足其欲望而后有进步。“夫人之愿欲无穷，而治之进化尽无”。在西方人们不求节欲，以至有令人羡慕的技术进步。发明的快速出现导致工业化，使一般人民满足一再提升的消费欲望，使他们的国家获致前所未有的富强，而“改易数万千年之旧世界，而为新世界”。[397]
转化不仅是经济的。自农业转化成工商社会过程中，“守旧愚民”为“日新尚智”所替代。康氏观察到，西方国家在创建“工业世界”时，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中国若继续坚持“农国与愚民之治”，而要生存于新世界是完全不行的。欲使中国适存于新世界，一定要使它成为一个“工国”，同时“移民易心”，使他们“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398]
值得注意的，康氏认识到近代技术根植于物理科学，如谓：
夫工者因物质生化之自然。[399]
康氏所冀望实现改革的个别措施不必在此细表。简言之，与其建议光绪皇帝发展农业者略同：设“专门学以育人才”，鼓励科学上著作新说与创造新器。[400]
他于较早前更明白提到[401]，私人企业应自由地对工业发展有所贡献；政府只须授予执照，提供原则性的指导即可。
上述可显示康氏在1890年代的建议触及三个项目。首先，他呼吁工农并进，坦白批评旧日的低水平农产。其次，他怀疑政府管理以及倡导经济事务的能力（此应是基于他对全国各地国营企业成绩的观察），然同时他承认民间尚未有从事近代企业的准备。因此，他要政府在经济近代化初创之时起带头作用，然由私人企业实际上维持此一过程。最后，他确认为旧日对经济生活的态度有碍进步——即儒家，或更确切地说理学之见，以为强调人欲不利于道德与政治的稳定。[402]
因而要求改变民众的心态，使这些欲望成为正当。在此他找到了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源头。他确信先要有心理上的突破，然后才能有经济上的突破。
戊戌之后，康有为的注意力转向中国的政治问题，很少写经济改革的文章。直到1905年，他又关心工业化。他的《物质救国论》一书在别处已讨论过。[403]
在此仅指出他思想的大方向。
由于时代已变，康氏在此文中强调了一些新问题，但保持了许多旧看法。康氏有鉴于在海外知识分子中，孙中山及其同志们所领导革命运动的高涨，乃认为任何破坏现有政治秩序，或损害固有文化的行动，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极端危险。舶来的“自由”“权利”“宪法”等，在他认为“空谈的学校”中传播给年轻人，与“八股”一样，无补于解救中国的危亡。只有一事可以救中国：快速地且全面地工业化。也只有一事应该学自西方：即科技知识。[404]
至此康有为益加相信工业必经私人企业之路。中国的政府不适宜此道，因不仅政府不能统御足够的财经以及其他资源，而且国营企业不能养成竞争的精神，以及鼓励精致的欲求，而两者都为经济进步所必须。他又指出克虏伯与阿姆斯壮为私人企业的光辉典型，值得效法。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化，但警告不能操之过急。他不像孙中山一样主张“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时进行[405]，他以私人资本主义为经济发展中自然的中间过程，介于停滞的农业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之间。
尚有一点可述。他虽然大力反对用武力来推翻现存政权，然认识到彻底政治改革改良的必要。他在文末说：
夫成物质学者在理财，理财之本又在官制，官制之本在人民自治……然不行地方自治，省、府、县、乡开议院，吾出此无谓。
显然，康氏知道不能依恃无能的清廷来实现经济近代化。
（三）商业
康氏对商业的基本论点前已提及。与工农业一样，他认为政府的领导不可少，而私人企业才是经济发展的主力。他与同时代人一样，注重外贸。
长久不平衡的贸易使中国财源不断流出，以至于经济枯竭。为了反击外国的商战，康氏呼吁政府鼓励、开导，以及保护商人，以使其能以当地土产售于国际市场，平衡进口的外国货。他的议论使人想到“重商主义”，虽说他的经济理论似乎主要得之于工业革命。
政府可在几处起作用。他自近代西方与明治日本的经验中，得知设置商业学校，发行商报，以及提倡商学比较场（译案：即博览会）的重要。这一些措施都可加速近代商业知识的流通，并培养发明与竞争的精神。在京城里还要设立商部，以处理全国商业事务。商会须在全国各地设立，以有利于企业人士。商税须轻，商法须立，还要有保险公司，在外国设领事、海军武官以保护本国商业利益。他认为这一切将给企业家们以便利与安全。如此，政府与商界可有顺利的合作，最后可产生富庶国家的富裕人民。官员蔑视商人，商人不信任官员的情形便不会发生。[406]
为了促进政府与商界的合作，康氏建议在各省设商务局。每一局由商人之间选出有才干的人来主持，具有设立商业学校、发刊商报，以及组织商会的义务。假如政府一时认为不宜设置商业部，总理衙门应有权来管理这些局。康氏参考明治日本的政策[408]，吾人可见两者相似之处。他一定会觉得不难与日本自由党人（在1887年组织了亚细亚贸易商会）共同宣称：“让我们成为东方的北佬（Yankees）。”[407]
康氏可能还受到明治维新后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西方）的启示，认为少数人经营的小企业在近代外贸中不易扮演有力的角色。中国必须要有大公司，由股票持有者支持，由政府协助，然后才能有足够的财力有效地在外国经商。[409]
这种商业巨无霸与旧时家庭式小公司大不相同。康氏之意乃在反对国营企业，以及“官督商办”的方式。[410]
（四）交通与传播
康有为并不特别留意经济学家所谓的交通事业的投资，但他对铁路、汽船，以及邮政事业有他的想法。他同意他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铁路在西方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因此，中国必须立即从事有系统的铁路建设。其效果将不止于经济上的。铁路除了提供大量工业与农业产品的运输功能外，还可在战时迅速运送人员与物质，而在平时则可消解各地语言风俗的差异，使各地来往便捷。建筑铁路需要大量经费，缺少资金为最大阻碍。因此，他建议政府应鼓励并帮助私人铁路投资，给予他们可行的计划、合理的规定，以及可资依赖的保障。基于未经现实环境证实的乐观，他说：“吾民集款，力自能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411]
是以，外国资金并不宜于建筑中国铁路。康氏与一些当时的人有异，他完全排除外国投资或筹借外资来筑路的可能性。事实上，他要减少上海与天津两大商埠的重要性，故铁路无须经过这两座城市。此为他力主建筑北京—青江浦一线而反对天津—通州一线的主要论点。[412]
在此康有为是一“民族主义者”，高估了中国的财力，也不知道工业发展地区可以累积资本，以发展不发达地区的经济。
康氏在一个奏折（1898年仲夏）中说，凋敝的漕运应该取消了，以便将款项用之于铁路的建设。他指出漕运在经济上一直不是成功的，现在已成“万国腾笑”奇谬之弊政。近代铁路可快速地运送谷物。事实上，政府不需介入食物的运输。现代货物交易系统成立后，“民食所重，商贾自趋”，政府不须干涉。[413]
在此康氏似已接近自由经济的概念。
现代航运是同一情况。他说：“轮舟之利与铁路同，官民商贾，交收其益，亦宜纵民行之。”[414]
不过，政府需设立弁从事邮政。康氏借英国经验说，一个国营的现代化邮局可增加帝国收入，同时给予民众绝大的便利。它可有助铁路系统，增进其用途。[415]
（五）财政
在19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康氏有时述及资本累积乃是发展现代企业的先决条件。他的方案不免有些简单化，甚至一厢情愿，但仍不无所见。
他认为理财为迅速累积资本之钥。一个合适的帀制和全国性的银行制度为贫穷帝国积蓄的最好办法。
此乃他于戊戌年所取的主要立场，那时他简述明治日本的银行与货帀制度，以应皇帝询问有关举财的办法。[416]
若干年前他提出一个银行制度，有点像1864年成立的美国国家银行。以康氏之见，私营银行应将资本（银子）存在户部或省级库存，作为由户部印发钞票的预备金。全部钞票的总值将是政府所存银价的，在十八省流通的钱据康氏估计约1亿两。同时，为了抵制外国银钱流入中国，政府要自铸银元。他说，远西各国都有银钱，“如俄用卢布，德用马克，奥用福禄林，英用喜林”。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允许外国钱在本国流通。[417]
戊戌之后，康氏继续谈论财政问题。他一直想运用他的方案：由准备金以及经由银行发行的钞票，以活络财政。他说，这是“以无为有”。[418]
不过，他知道维持钞票价值的必要，并坚持足够的银子作准备金。[419]
民国初年的财政紊乱促使他写了“理财救国论”，除了重申以银行发行钞票的旧说外，他强调建立金本位和银本位的需要。[420]
假如我们认为康氏完全依赖币制和银行来积财，并不正确。他也见及政府公债以及合股股票为举财的方法，以为农、工、商业之用。[421]
除了发行钞票外，包括中央银行、地方银行以及劝业银行的银行系统，将负责买卖股票与公债。[422]
康氏也见及土地价值的升高为一般经济成长的原因和后果。他在1908年写道：
百业日兴，地价日涨，公债可日增，地方应兴之利可日举，银行可日多，数者互为因果，互为母子，同盛而并起，相扶而互成者。[423]
因此，他不同意孙中山所主张的，因经济发展而增值的地价应该归公。[424]
康氏深信币制稳定的重要（特别是与外币有关者），因此他主张金本位，认为是改进财务紊乱的唯一途径。他于1904~1908年间所撰一系列文章中论及此事[425]，显示他对这一问题的历史与实际都是相当了解。他认为利用钱帀为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金子很早就被认为是最好的交易媒介。金帀最早出现于古埃及。后来，银子也在帀制中占重要地位。不过，近来因英国在1798年与1816年的法案中采用金本位，一般趋势不再金银并行。世界各地乃轻“银”而重“金”。他认为此一趋势早在中国出现，金银的比例由秦汉之时的1∶5到20世纪初的1∶30。如果中国这样继续保持银本位，无疑是财政的自毁。
他认为中国必须立即采用金本位，固定金银比例为1∶20，铸造不同价值的金帀，附以银币及铜币。但是因中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储量以铸造大量金帀，或可采用一过渡办法，采用“法定金主币”，略如印度的办法，即政府保持金储备，规定金子与其他流通钱币的兑换率。[426]
康氏对外债与外资的看法并不一致。前已述及，他有时与当时人同样忧虑外资的侵入。截至1916年，他仍然认为“不必征引外人”来参与发展云南及四川的经济，不过他不反对向外国购买武器。[427]
在1912年的仲夏，民国袁世凯政府议借外债，康氏强烈抗议。康氏说这种外债等于是把“中国分赠之与外国”。[428]
但在另一场合，康氏同意援用外资，只要能够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他虽彻底谴责袁政府考虑上述外债，但却赞成在必要时，可借用外资来设置现代化的银行和币制。若干年前，在戊戌年之夏，他建议皇帝派遗容闳到美国商议巨额借款，相当于6亿两，以便储存于中央银行为纸币60%的储备，可作为10亿两的资金之用。他说此足可作为现代化计划以及刺激私人企业之用。他解释道，过去的外债未能产生好的效果，因未曾真正用到发展经济上。这种未能增产的外债更加消耗经济力，全不能发展经济。[429]
他在民国元年给袁世凯提了相同的建议，主张筹借外债10亿元以上。[430]
以上简述康氏大半发之于1890年代与1910年代对经济改革的想法，给我们留下一种印象：他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基于市场经济的私人企业。他的思想似乎有重商主义和国家经济的色彩。[431]
他也可能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的代言人。[432]
无论如何，作为一实际的改革者，在《大同书》中的理想主义社会设计对他全无用处，他亦不认为国家控制或国营经济有效。他要求政府发动经济改革，但他怀疑政府有能力推动农、工、商经济到较高度的阶段，这些他认为要让私人企业来进行。他的目标不仅在维持现存政权，他希望能变之为宪政以便导致中国走向光明的经济前程。[433]
他不仅关心国家的富强，更主要的是要给他的同胞们富足的生活——一种西方人已享有的生活。
第二节 同时代人的见解
康有为经济改革思想的理论上之有效性与实际上之可行性，容后再述，在此不妨将其与通行于1870年代至1890年代的经济思想相证验。下文所述将显示，康氏与其同时代人所想的，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只须举出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样本。
李鸿章与张之洞的亲信朱采似是最早重视科技教育之人，他在1873年写道，除非士大夫阶级从事器数之学，中国不可能自造轮船。政府须嘉赏新机械的发明者以及新科学原理的发现者以鼓励之，以至有才有志之人不再藐视科技知识与技能。[434]
翌年，他建议在京师以及沿海各省设置科技学校，教授造船、工程、数学、地理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学生在学期间给予薪俸，毕业后授予政府职位。[435]
御史李璠更主直接应经济帝国主义的挑战，“以商敌商”。他在1878年5月20日上疏中认为中国之患唯有一源，即与外国通商。他说在西方，政府与商人携手从事商业，如此则商人得到很大的力量，并反助其本国的富强。近代西方国家不似过去的侵略者，为了征战劳民伤财，而从商业扩张来达到领土扩张的目的。中国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政府不支援商人，而国家日弱，日穷。
李璠主张政府拿出办法来鼓励沿海省份的爱国人士效法外国商人的榜样，组织股份公司，从事国际贸易。政府须帮助他们筹集必要资金组成合适公司，政府应给他们体恤，商人知道有所倚赖，无所顾忌从事“商战”。李氏估计二十年后，中国可遏制外国兵力，“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436]
无工业则无商业可言。李氏认为外贸仍是进出口商，进口中国所需之物，出口国际市场所需货品。中国商人须进口洋货，中国的制造业者须制造商品，供销外国之用。政府必须帮助私人企业家获得科技，购买必须器械，以使中国的纺织业与其他工业现代化。[437]
李璠折上清廷一年后，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对工商业有相同的建议，罗氏说西方人以商业为国策的基础，而中国讲究礼乐教化，成为西方经济剥削的牺牲品，要改弦更张，中国必须追求富强——通过发展工商业的途径，换言之，中国地土之利，西人之所垂涎者……中国所需于外洋者，吾自制造之，外国之所需于中国者，吾自运贩之。
质言之，中国须开矿，发展近代工业，筑路造船，开拓外贸。为了培养企业精神，政府须鼓励以及保护工商业的利益。对商业有特别成就者授予荣誉，采用保护关税，进口税重于出口税，特别是在中国制造的外国货，以及在外国设立领事馆，如新加坡、槟榔屿、旧金山，以及其他有相当数目中国侨民的商埠。很显然的，指导原则乃是政府对发展私人企业要起领导作用。[438]
郭嵩焘在1870年代后期驻节外国熟悉西国情事，响应李、罗二氏之说，倡导同一模式的经济发展：政府鼓励，私人营业。在致李鸿章一函中（大约写于1878年），郭氏说西方因民商而致富强，民商奠立国家经济的基础，而政府只给予他们安全与保障。是则政府与人民携手共同发展经济资源。在中国，官民之间太少共同的利益。郭氏以此为数十年来自强措施失败的原因。[439]
郭氏在约略同时致某友人的另一函中，提出另一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说富强要基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实难想象人民困穷而国家能达到富强之事。他继谓：
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440]
当时另一著名的外交官薛福成更加赞成私人资本主义，他在1895年所上奏折中（他当时仍驻节欧洲），指出：
泰西诸国竞筹藏富于民之法，然后自治自强，措之裕如。
发展商业乃是致富的主要途径。为了致富，政府应让百姓投资筑路（不必投入公款），用现代化方法从事纺织及其他工业（此可由政府协助私人公司成之）。[441]
薛氏在1891年所撰一文中说明“导民生财”之道。西方国家人口较中国为密，而较中国富裕，此因他们能经由农、工、商的发展来开拓富源，中国再不赶紧效法西方，随着人口增多，经济上的苦难将日益加厉。[442]
翌年他又撰一文，指出西方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西方国家的政府比中国政府所抽的税要重，但西洋人少觉税重，只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故。即使军事费用亦认为主要是为民谋利。再者，当军需制成、船舰造就、铁路通车，许多技工和非技工都有了生路。更重要的，西方政府都努力要求其经济事务将导致“藏富于商”的结果。[443]
事实上，薛氏十分相信私营的想法，他甚至要私人继政府之后来筑铁路。他说铁路毕竟要以便民为主要方针。[444]
更具兴味的是，薛氏认识到谋利乃经济生活的原动力。他在“论商务”一文中说，为了解决中国贸易上长期的逆差，必须使国内工业现代化，特别是茶业、丝业和纺织业，以及发展现代化的交通。他认为这些都由私营。像招商局那样的官督必须废止。[445]
他论证他的看法说：
人之笃于私计者，情也。今夫市廛之内，商旅非无折阅，而挟赀而往者，何也？以人人之欲济其私也。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446]
一位中国作者论薛氏之见，以为他虽对资本主义并不完全了解，他所谈的商政完全是资本主义式的发展。[447]
此为一公正的评断。
薛福成知悉工商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工业化的重要性。在论述发展工业一文中，他批判传统轻视技工的偏见。他指出西方国家的勃兴乃是由于尊重工业（工为商之骨干），且为国家的支柱。士人提出原理，工人运用原理达到技术上的成就。是则，学者与工人发生密切合作。政府亦参与其事，给予科学家和技师在重大发明上的嘉赏与认可。显然的，中国必先解决古老的歧视工匠的传统——此一偏见因科举制度而益牢固，然后才能作技术现代化的起步。[448]
他警告国人，除非中国向前进，从手工制造到机械制造，否则决不能与外国平等贸易。他不赞成现代化的工厂将剥夺手工业者的生计之说，他认为要穷苦的百姓停留在手工业上，事实上是要他们更加穷困，更加无助。[449]
薛福成像许多他同时代的人一样，以不开采中国的自然资源为贫穷之因。因此，他建议政府积极开矿。他认为政府与民间须共同参与。[450]
另外，他也赞成当时人废止厘金的主张。[451]
马建忠由李鸿章派送到法国留学，他在1877年一函中报告他之所见。他说留学一年后，觉得欧洲国家保护商业的利益为致富之基，而求强必须先得人民的支持。[452]
他在1890年春所写的“富民”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为使中国富裕必要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为了实现此一计划，必须使农工的生产方法现代化，然后中国货才能赢得外国市场，使煤、铁、银和金矿开发，以尽地利。[453]
他也主张建筑铁路。为了筹集筑路资本，他建议向英、法的政府和私人银行借款。[454]
马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稍嫌简略。作为英商买办达三十年之久的郑观应较有详细的阐述。他藉个人的经验以及书本上的知识，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发展中国经济的远大计划。[455]
他认为一个妥善的政治体制乃是求致富强所不可少的。显然不满古老的专制政府，他建议设立议院，统治者与老百姓能藉此相互了解，为国家福祉共同努力。专制给统治者太多的权力，而在共和国则人民权力太大。唯有君民共治，权力才算均衡。他在确定所期望的政制之后，提出发展经济的指导原则。中国追随先进国家的先例，须致力于三事；“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456]
郑氏此书的绝大部分涉及农、工、商，以及财政与交通等整个经济领域[458]。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较任何同时代人要彻底且有系统，但他的见解与细节常与同时代人相呼应。试略举数则以见他的立场：郑氏见及农业的重要并建议使其现代化。他借鉴西方模式拟设农部来筹划农业政策，在各省设立永久性的展览馆，提高技术，设立农校来传播新知识。[457]
为了促使工业化，他建议设立专门学校来教授科技。下面是一段值得引述的话：
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不先通算法，格致诸学，亦苦其深远而难穷……我国亟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才，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459]
当然，郑氏对商业更有话可说。在“商务”与“商战”两文中，他重申以彼之道来对付西方的经济侵略。他呼吁设立商部以给企业以指导与保护；他呼吁发展机器制造为发展商务的支柱。然他虽要政府提供经济发展的大纲，却坚持私营与私有企业。他本人的经验所示，政府干预只有阻碍经济成长。他举出官吏如何用不同方式侵夺商人的钱财，扰乱商业经营。他特别反对让毫无商业训练或经验的人来参与商事。这些人不仅是阻碍，而且多半会贪污作歹。由于这种干预，很少股东能获利，而许多人在过去几十年中蚀光了老本。一个补救的办法是像西方国家一样订定商律，保护私人企业，不受官吏侵夺。[460]
为了进一步的商务发展，交通与资讯必须要发展[462]，一个现代化的银行与币制必须要建立。[461]
陈虬的《治平通议》曾列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之中，对经济事务所述甚多[464]，涉及众多项目，诸如有关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商业发展、开中国之商埠以与通商口岸相竞争，以及银行与纸币等等。陈氏与其同时人一样认为私利是正当的。企业家制造，商人贩运于市，各为其本身之利。但同时他们都对国家有贡献。因此，政府必须给私人企业以鼓励，如给予官阶等。更重要的，政府要让他们在铁路、邮电、矿业、纺织以及其他事业上尽展其才。[463]
在结束这一段论述之前，尚可一提另一更具代表性的作者——陈炽。陈氏为户部职员，曾积极参与康有为的戊戌变法[466]，他从阅读与旅行中熟悉时务。[465]
陈氏强调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与工业发展的迫切性不相上下。他至少含蓄地见及在经济成长中农业有余裕的价值。他指出在西方国家中发展工业并不忽视农业。事实上，由于应用新的耕种技术（由于科技的进步），产量增加十倍，解除不断的人口压力。中国应设立一特别的政府机构，用合适的方式促使国家农业现代化[467]。
陈氏于近代工业对西方社会的冲击有云：
自有机器之后，一人之工可当十人。而聚财后所建的工厂更可为成千穷人提供职业。富者虽取利之一二十，但穷人工资可以倍增。因此机器制造实在主要有利于穷人。[468]
因此，工业化之后不会夺取中国百姓的生计。相反地可以解除长久的人口压力，平息饥饿死亡与动乱。
他认为近代科学知识为工业的初基。他赞扬三百年来的西方科学。说西方科学家追根究源，从已知者求得未知者。并且运用这些知识来发展新的技术与机械，他们使国家与百姓都得到好处，结果产生了一个新世界。[469]
陈氏总结道，中国采用西方科技不仅可自立，且可在新世界中得到应得的位置，以最后达到“声教大同”。[470]
陈氏认为此一美好的目标可以获致，因明治日本提供了线索：
夫日本东瀛小国耳，通商卅载，乃举西人之所能者，而尽能之，举华人之所不能者，而皆能之。[471]
日本既已走向现代化文明之域，中国必即踵其迹而前进。[472]
科技教育甚要。西方国家的工业成长植基于划时代的发明，如蒸汽机和电报，而这些东西又根植于自然科学。[473]
他指出数学为科学之钥，而中国人不予重视，不知所有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发明都有赖于数学。[474]
当然，科学本身在学校中要认真教学。化学（包括生化）、机械、光学、电学和地质学，都对农、工、商有直接关系，都应纳入课程。[475]
技术训练也应该实施。[476]
陈氏撰写有“工艺养民说”一文，以反驳机器制造将破坏手工业剥夺人民生计之说。[477]
他责怪持此观点之人为导致中国贫弱的罪人。他引用英国的例子，说明手工业者在新建的工厂中工作来维生。他说没有工业化，中国将不能与西方国家在商业上竞争，结果反而将毁灭手工业经济，使无数的人民穷困。他继续歌颂机械，说是具有超人的智能，实为人类的福音。人类唯有拥有机械才足称天、地、人三位一体。[478]
这种对机器的膜拜态度使人想到陈独秀的“赛先生”。不管如何，这种看法为康有为1905年论工业之文作了先导。
以上所述八家之见都指向一个结论，即他们所强调的或有异，然对大问题都甚一致：改善农业生产为经济成长所必需；工业化极为迫切；为了工农的现代化，科技知识必须由西方输入，传播于国中，由国内学者研究；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为现代经济所必要；为了累积与流通资本，现代化的银行和币制必须建立；最后，政府须鼓励与帮助私人企业家在经济各领域中开拓，但政府必不应介入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他们无一人赞成国家管制和经营企业。他们与1860年代的自强派不一样，他们更加重视人民的经济福祉，而不如是强调富为强国之本。[479]
前已述及，康有为同意这些看法。事实上，他的立场正反映了当时经济思潮的大趋势。
第三节 西学与经济改革
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而有相同的看法，可见他们大致得之于同一灵感的来源——“西学”，大都由传教士译介过来[482]，由日文转译而来[480]，由个人在通商口岸学习，或在外交接触中得来。[481]
广学会经由其出版品起了广泛的影响，销路在1893年与1897年之间，增加尤速。[483]
积极的会员如林乐知（Young J.Allen）、艾约瑟（Joseph Edkins）、傅兰雅（John Fryer）、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及李提摩太等在《万国公报》（特别是1874年后），及一些其他的出版品[485]上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器、经济。康有为在1883年就已是此一公报的读者。[484]
他同时还阅读了一些有关经济事务的著作。[486]
李提摩太“可能是倡导变法而最具影响力的在华传教士”[488]，他一定给康有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如何，康氏的许多想法似乎来自李提摩太，此可浏览李氏著作得知。[487]
“新政策”一文尤与此有关。[489]
李提摩太于简短的序文中提出，应付人口压力挑战的唯一办法是发展商业，用武力来关闭商务往来是严重的错误。他界定了必须改革的四个领域：一为教民之法，二为养民之法，三为安民之法，四为新民之法。[490]
养民之法一词与康氏在1895年5、6月之间上疏中所言完全一样。[491]
此疏在内容上与“新政策”的相似程度令人惊讶。李提摩太所提十事：翻译、邮政、开矿、丈量、工业、机械化、银行与纸币、银元、商业和报馆，只有最后一项不见于康疏之中。[492]
比较李氏其他著作与康氏其他讨论经济之文，也有相同的结论。康氏几乎完全接受了李氏对经济改革的见解。李氏在1894年所写的《时务新论》[494]等文，一部分涉及“养民”、“财源”、“科学”、“外交”和“筑路”。这些也都是康氏喜谈的论题。在可能写于1890年代之初的“求儒救民说”中，李氏呼吁18省中的读书人研究中外养民之法，要求皇帝批准他们的发现，以付诸实施。他所介绍的美法为康氏收入戊戌变法的计划中，如丈量、开矿、筑路、币制改革、邮政，以及工业化。[493]
两人都认为农业现代化[496]和移民为解除穷困和人口过剩的办法。[495]
两人也都同意改善人民福祉为变法的首要目标。
我们不必要进一步追究康、李两人的共同点，或其他提倡经济改革者与广学会的关系。不过有一点必须一提。如近人研究所示，在1889年组成广学会中心的39人中大都来自英国，其次来自美国。很少德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参与其事。在39人中，有16人为商人，9人为传教士，8人服务于海关，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报人，其余3人在外交界工作。[497]
很自然的，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他们注视的焦点，而他们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应走的道路，充满了英美的观点。康有为以及其他的变法人士大大地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他们自然反映19世纪后期英美的看法，特别是私人企业、外贸的重商观，以及依赖银行业和币制来筹集资本。不过，他们并不完全借自西方人士意见。日本现代化的惊人成绩使康氏以及其他人相信，东邻岛国也大可借鉴。
第四节 明治日本为经济现代化的模式
戊戌变法正式开幕前几个月，康有为曾建议皇帝，中国大可采用明治日本的现代化模式。[498]
康氏有关明治维新后政经发展的知识得自他编纂《日本书目志》以及撰作《日本明治变政考》一书。[499]
略观日本经验即知康氏何以选择日本模式。岛国的成就确是光辉。在19世纪初，该国的经济尚不及西方国家的中古时代，绝大部分的人没有自由，穷困的农民支撑一个由将军、大名和武士所组成的统治阶层。年产量的40%由大名和将军支配。在这样无望的基础上却迅速地兴建了一个富强的国家。[500]
维新一年多，年轻的武士改革派开始废除他们起家的封建制度。在1871年，藩封取消，全国分为县。老大名们逐渐离开政界，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成为新进的资产阶级。不接受新秩序的武士们起来造反，但1877年萨摩叛乱的失败正式结束了封建社会。一种接近中产阶级的人士出现了。商业家与金融家之中，有些是旧时代的武士和大名，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了贡献。后来，他们的下一代成为政府官员、军官或商人。在商人中出了商业帝国的领袖——财阀。[501]
近人有谓，“这些年轻的改革者自1866年起，致力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强权地位平等的国家，终于在他们有生之年实现”。[502]
他们成为康有为等改革派的灵感，一点都不奇怪。
中国的改革者以明治日本为蓝图以设计自己的计划。研究日本经济史的学者指出，农业发展在国家成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采用新技术耕种——扩大使用商用肥料，选种、分配稻种、改良用水，以及控制虫害等——所有这些知识都来自政府设立的农校、研究与推广服务中心，以及实验站。再由于来自外国的专家和留学欧洲大学的本国学生之努力，农业在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有了快速的发展。[503]
更由于土地产量的增多，以及积蓄不用之于消费而投资经济发展，日本因此累积资本来发展工业及其他设施。[504]
康氏知道这些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建议政府应主动输入农耕科技很可能源自他所知的日本经验，当然他另外也从“西书”中得悉一二。
日本的农业成功可与工商领域的成功匹比。政府在现代化的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并继续在国家经济中起作用。有人认为日本工业化的开始主要是一政治事件。即使后来工业化已在各种领域中形成，政府仍然起领导作用。[505]
经济改革的有力领导大大刺激了成长。明治政府建了日本第一条铁路，造了第一批轮船，设立第一条电报线，资助各种用外国顾问以及新方法的西式工厂，开办了特别银行，采用金本位，输入各级专科教育，教授有关农、商、工技各种广泛的知识。此外，政府在各方面帮助新企业、新工业。[506]
成为国家政策的主要目标[508]，当然在措施方面也考虑到建立军权的重要。[507]
政府在经济企业中的投资与介入虽非绝对的普遍[509]，即使有限的介入也足以促使日本很快地成为一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虽然明治初年实权操之于维新派之手，年轻的天皇仍是国家统一的主要象征。[510]
尽管“尊皇攘夷”一词带有保守色彩，他们的运动实际上是复兴古时皇权以作为现代化的中心力量，天皇的象征价值不能低估。有时天皇的名字就可破除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阻碍。[511]
因旧式商人和制造业者缺乏知识与资本来开展现代企业，故政府积极采取经济转化的第一步。[512]
然后再逐渐地靠私人企业来发展。[513]
当政府遭遇到财政危机时，如当因工业大量投资引起通货膨胀，取消封建体制的花费，以及1873年对台湾用兵与1877年对高丽用兵的费用，不得不重大地改变经济政策。1881年新任财政部长松方正义显著地节缩政府开支，以及主动出售政府企业（经常以甚低之价格）。后者尤能阻止资财外流，即使政府仍然直接或间接补助工业家，并授予特权。此为趋向私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步骤。[514]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并未将整个国家经济自由化。在明治时代的晚期，国家和财阀共同操作企业。[515]
再者，明治的私人企业照英语世界的理解，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大企业家——即大资产家族的领袖——通常称为财阀，并不是普通的商人。他们是所谓的“政商”。政府出售工厂、政府契约，以及政府津贴助成重工业和交通事业，集中于少数与政府中党派有联系的家族。有时，财阀与藩阀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明治早期。这些人在1890~1910时期对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贡献尤大。[516]
自1890年代后，由于机械技术之吸收、银行与工业资本的累积，以及世界繁荣的深切影响和物价上涨，日本的工商系统在产量与获利方面有显著的成长。两次获胜的战争更刺激了运输、银行和战略工业的发展，这都在政府和财阀双重领导下获致。虽然在1910年代的早期，日本的工业资本主义仍然比先进的西方国家为弱，但无疑已进入形成的阶段。[517]
有人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一思想革命，更确切地说，工业的成长是与一群在历史上反教会的人有关。[518]
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也有一思想革命相伴，只是情况不同，方式有异。政府领导人觉得经济发展有赖文化与思想，一如物质，釆取了一系列的办法来培养一种对生活的新看法。鼓励旅游西方各国。在1870年制定义务教育。文部省依据福泽谕吉的教学经验编定西式教科书。[519]
整个大目标是传播文明开化。西式楼房的建筑、西式理发与服饰的通行，更象征了此一运动。[520]
文明开化运动很是成功。[521]
“心态上的进步”为日本经济发达的重要因素。[522]
此种心态在英国是从本土产生的，而在日本是移植的。由于日本本土的接收以及历史环境，新的心态很容易地扎了根。[523]
对新技术和新工业的信仰先在企业家中形成，然后普及到所有的民众。传统武士的轻视物质开始消失。[524]
企业家们自称为实业家并以此自豪。[525]
此一经济成长的关键性看法[526]，对日本工业和商业的开拓具有实质上的贡献。
康有为等改革派略知近代经济史，为明治模式所吸引，自在意中。康氏的计划与日本经验相合之处，不止一端：诸如政府起领导作用，皇帝扮演重要角色，私人企业为基本动力，以及教育与经济现代化齐头并进。康氏相信以日本成功的经验为引导，中国可以创建自身的经济前途。不过，康氏未能见及，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日本在某些地方大致可以比拟，但日本有若干有利因素，乃中国所未有的。日本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德川时期的日本已具历史转化的有利因素。事实上，这一国家对迎接西方思潮并非全无准备。由于兰学的存在，西方技巧已在19世纪初广泛传播了，特别是在西藩武士之间。若干大名，如萨摩与长洲已着手现代化计划。[527]
在美国培理（Perry）于1853年率舰叩关之时，日本已经超过自农业经济到重商经济的初阶段，即使是制造工业，诸如纺织、开矿和造船，已经开展。[528]
这一切都有利于明治改革派。[529]
由于都市的快速成长以及交通的发达，株仲间（一种类似欧洲的专业组织）的形成，地主开始放弃旧业而从事贸易制造，都促成金融经济的产生。这一切使最近一位研究亚洲经济史的学者认为：日本从封建到现代工业社会主要是德川时期工商业进步的结果。外来的压力不是原因，只是偶然地促使明治时代的大变。[530]
另外一点也许更加重要。明治日本似特别能够将旧社会的因子转化为新秩序中经济发展的有利点。由于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历史机缘之助，不同阶层的民众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完成共同目标。地主与农民，城镇或乡间的商人，自求与新环境相适应。许多不能适应的武士起事失败，但同时许多低层武士自动进行思想改造，无论在明治维新运动之时，或在影响明治新秩序形成之时。即使大名也参与经济的现代化。[531]
封建伦理不仅未阻碍改变，甚且给予明治社会以道德上的支援，事实上成为大规模政府和商业行政的基础。正如一位日本经济史学者所说：“尊重上级、群体纪律和合作——封建制度的特色，并未妨碍现代化的输入。相反的，对整个现代化过程起了积极的振兴作用。”[532]
儒教适应日本所需成为一种“生活和思想的方式，广泛传布于社会的每一层”，不但不阻挡进步，反而协助在平民与武士之间，培养出新的领导人。[533]
其影响所及，更促成“一种关注人民经济生活的思想基础，此亦是德川时代的特色”。[534]
日本农村的社会特色也受其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日本不分产业的传统促使次子们抓住机会离开农村。人口移向城市不断而快速。次子们从事工业，而长兄继承家产，在紧急时可津贴工作者的低薪。此有助于工业资金的累积。[535]
更有甚者，富裕的商人和大地主们不在奢侈品上花费，而将积蓄投资于棉织工厂的现代化；有钱的农人也将他们的积蓄用之于纺织。如此就形成了一个富裕的阶层，诚为“日本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条件”。[536]
政治稳定和有效的中央行政为明治维新的两大成就，对经济发展贡献至巨。但这些政治上的优越，却有一部分来自过去的封建遗绪。有人已经指出，明治承继了强而有力的德川政府[538]，因此在明治之初已有政治、社会，以及制度上的成规可以依据。这替早期的明治政府提供了强而有力的领导层，减少保守与改革两派人士间的异化与冲突。[537]
君主复辟的确结束了将军体制，但事实上多半是在统治阶层内重新分配权力，而不曾摧毁原有的政治结构。故此乃一“贵族革命”，不会导致民主传统的建立，但却能使国家自农业走向工业社会，而无严重的内争。其间在新旧之间、革新与保守之间，没有阶级与党派的斗争。不论社会地位和职业，大家“多少都是改革派，多少都是传统派，多少都是现代派”。[539]
由于持续与稳定，日本虽经巨大的经济改革，但没有丧失社会的和谐。[540]
“强迫的工业化”可能给日本经济双重性格，“大企业与上千的小企业共存”。[541]
但这种与旧经济的联系现象，对经济的现代化并无障碍。
我们可以说，维新后的日本本身具有双重性——新与旧的合璧，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最近一位学者曾说：“现代部分的成功乃是由于立脚于传统部分之故。”[542]
或者如另一位学者所说：“日本将其剑换作枪炮和蒸汽机以图存……而以其菊花作为国家的认同和自尊。”[543]
明快地说，此乃意味：日本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而不必经由文化上的全盘西化。[544]
第五节 中国的情形：发展迟滞之一例
仅仅有正确的方向以及选择正确模式，并不能保证成功的经济现代化。事实证明，康有为的建议只受到清廷一点点的注意。他梦想中国从停滞的农业经济变成工商经济因而甚是渺茫。我们不禁要猜测，在19世纪结束时期那种历史情况，即使清廷实施他的全部计划，是否能像日本一样成功，颇令人怀疑。很明显的，造成近代日本的因素与动力并不存在于中国。
两国最不相同的是：明治维新为一个基本上健全的行政体制而注入了新观点和新力量，戊戌变法时满洲统治的中国则已因内在的衰弱而趋于死亡。[545]
不管德川政府如何不好，却能给国家大致上以和平、秩序，以及称得上有效率的行政，这一切都成了明治日本宝贵的遗产。清政府的表现远为逊色。源自专制制度的弱点在朝代的全盛时期已见端倪，成为长年积久的行政腐化。[546]
满汉之间的对立与猜忌，1890年代和1900年代帝后的不和，无能、无知、腐化屡见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早已过时的行政程序和规范——这一系列的政治衰微的征兆，虽引发康氏及其同时人要求改革[547]，却不能给经济改革带来有利的条件。唯有西力东来不恰逢中国衰微之世，如在康熙和雍正的时代，其结果才会不同。
与日本武士略等的中国士大夫阶级，无论在知识上和道德上也有病兆。早在1810年代，一位有名的学者早已提出警告，各阶层人民的智力都在衰退，即使是小偷也显得笨拙。[548]
一般人经常认为中国的传统意识，特别是儒家价值，倾向于阻挡革新，藐视功利，成为经济发展的消极力量。[549]
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明治日本也带有传统力量以及儒家影响，但仍然能够有长远的经济变革，使旧势力为新目标所用。[550]
中国经验与日本经验之异，似有别的原因。
显然的，维新的力量来自具有活力的传统，而决不能得之于已经丧失活力的传统。封建日本的价值系统之所以能在心理上或道德上支援明治维新，乃因直至德川时代的最后时期，一般人民仍然尊其传统为实际上的行为规范。但中国的儒家传统却未能如此。政治上的钩心斗角、派系倾轧、官员贪污，以及官僚失职[552]，在在不符儒家教条，可视为精英分子在朝代末期道德沦落的指标。嘴巴上仍然称颂儒教，但实际上经常是空言不实，毫无信念。中坚分子中绝少具有相当于“武士精神”者。[551]
虽然公开讲论传统价值，但他们少能保存这些价值。他们不能力行，事实上已使传统价值式微。改革派亦因而难能找到积极的人员来推行新法。即使光绪皇帝授权给他们，也无用处，所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553]
衰亡的传统无法担当复兴的重任。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必定会阻碍创新。当我们讨论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关系时，应有明治维新的例子在胸。
领导人的素质自为现代化成功的要素。[554]
中国改革派领袖的能力颇令人怀疑。[555]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虽无武士阶级，但一些变法人士确有某种程度的识见和毅力。康有为和他的同道们可能对中国传统经济以及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不全然了解。但就当时历史环境而言，他们的变法议论，并非完全错误。戊戌六君子（至少如谭嗣同）不下于吉田松阴之愿意牺牲奋斗。我们不得不想到中日两国面积的差异（中国本土约2279234平方英里，日本仅有142726平方英里）以及人口的差异，可能对中国不利。少数人的影响力在亿万人之中自然显得微弱，而明治领导阶层可能比康党还多，在岛国自会起一定的影响力。最近有人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需要建立一公众行政的机构，以及有教育的一群，才能进一步启蒙大众。[556]
在中国，启蒙的工作——“培养创新的精神”[558]——必定是较日本困难得多。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识字率远较德川日本为低。不仅是领导人的素质，一般群众素质之低对中国也有消极的影响。国土广大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的情况。小巧的国家如日本，一点点的创新便可变革整个经济结构。日本在明治初年的成就，若移之于中国，可能也只有一点一滴而已。相反的，中国在1912~1949年间的成就[557]，如移之于明治初年，也可能有更惊人的成就。
在此可简略地观察一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大势。中国经济的迟滞发展毋庸讳言，不过自1860年代以来，有限度的工业化已经开始。[559]
19、20世纪之交，许多不同的工业计划也已着手，有的是由本地人推动，有的由通商口岸的洋人推动。这些未能使整个经济结构起变化，但“成长的信号”已在1890年代出现。[560]
棉织业的成长尤其显著。1891年开始时只有11个厂（6.5万匹），到1928年增至120个厂（385万匹）。[561]
除了农业因持续灾荒和政治不稳而停顿外[563]，在其他部门都有所发展。[562]
“买办资本”与私人企业，大多数在通商口岸和沿海省份，都有一些进展。[564]
这一切仍不足以与日本的成就相比。[565]
但无论如何，中国已开始走向康有为及其同时代人所企望的道路。
不过进展是既缓慢又迟疑的，经常不走阳关大道，而走羊肠小路。一位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将工业发展分为三期：1914~1920，1926~1936，1938~1942。其间既无长期的停滞，也无持久而快速的发展。中国在1933年的工业生产（大约11%成长率）与1880年日本的9%可相比拟，但与1900年日本的22%相较，则望尘莫及矣。[566]
自1862~1911年，官商以及中外企业不能说无成，但未能改变经济的主要性格。[567]
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能逃过经济停滞，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为何不能持久发展并导致经济结构的改变？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应该指出，一些导致经济发展的条件，如创新的能力、经商的精神、技术的智能，中国并不缺乏，但愚昧尚在。“保守的态度”似乎不一定排除创新，英国的例子最为显著。当铁路系统在1830年代提出时，许多不同阶层的人，包括律师和医师在内，都大声反对。他们认为如让像魔鬼一样的火车头驰过原野，将有严重的后果。但他们的反对并未使创新沉寂，也未阻止英国修建铁路，对经济成长作出贡献。[568]
中国历史也可支持这种推测，在宋朝时就有一些儒家官僚暗中从商。[569]
法律和道义上的责难并未阻止19世纪的官绅从事商业，他们之中较成功者成为“绅商”[571]，可说是后来官僚资本家的先驱。张謇的成功说明传统理念和现代企业并不一定水火不容。他是当时感到必须改变，并立即放弃旧式的制造方法，而改用机器的人之一。[570]
中国人无论保守与否都具有企业精神和才能，在南洋的经济成功[572]，现代资产阶级在内地的兴起，以及上海买办资本家的崛起，都可为证。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恰在欧战之时。在此之前，外国的公司霸占了沿海各省的工商中心。大战改变了此一情势。本地的企业家大多受过西式教育，或在现代工厂和公司中学到经验，继承了洋人留下的事业。由于现代工业技术和管理方法，他们的努力获得丰硕的成果。[573]
买办在洋大人面前不能忘记自卑，却从他们那里学到工商知识，有效应用于本人或国家企业之上。[574]
在19世纪中最有名的买办资本家有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575]
唐廷枢（字景星）并未完全摆脱传统色彩，但他在上海一英商那里当了十年买办，使他获得足够的知识和技巧来主持中国初创的航业，特别是招商局（他当总办）和中国沿海商船公司（他当经理）。他对现代方法的充分了解，以及高超的管理才能，使一个外国商人说唐某人的想法完全像一个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576]
徐润（字愚斋）在上海的洋行当学徒时仅14岁。在十年之中，他在公司中取得领导地位。他相信与政府挂钩的重要性，乃在1862年买了光禄寺卿的官衔，翌年又买了员外郎一官衔。同时，他着手自己的商业，不久政府即要他协办招商局，并为开萍煤矿的协办。[577]
郑观应即《盛世危言》的作者，其见解前已述及，也在洋行中学到经商。像其他一些买办一样，他经营茶、丝和航运事业。1877年他36岁时，被任命为津沪电报沪局总处，不久其职权又包括其他地方。此外，他又受命建立机器织布局、造纸厂和上海造船厂。[578]
中国也不缺少具有现代技术知识和能力之人。虽说在近代科技都落后于人，却在从前曾对这方面有过贡献。[579]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做的努力也并非全无结果。华蘅芳和徐寿曾成功地为曾国藩建造了一台蒸汽机。[580]
留学美国的詹天佑成为北京一张家口铁路及其他铁路的主要工程师，并在1911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工程师协会。[581]
事实上，在1930年代中国的技工已可替代从前指挥他们如何经营铁路的外国人。其中一些本国人员足能操作大规模的土木工程。[582]
当时一个外国观察家就觉得，中国工人已经可以学习复杂的机器运作。[583]
有了企业和技术的人才，虽然不多，情况并非无望，然而何以中国经济成长未能达到现代工商业经济的地步？
第六节 有关的政治因素
经济的成长不会在社会真空状态下产生。在任何一社会中，必须要有若干条件才能发展经济。假如一个国家能够“建立一个能促使新型企业产生的社会结构”，实属幸运。[584]
一个健全的政府应具有这些结构的基本要素。[585]
日本在短期内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乃得力于若干有利的因素，有一些因素早见之于德川时代。除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外，最主要的是明治政府起了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当然，仅靠新的政治秩序，不足以将农业社会转化成现代国家；但同样可以说，没有此一政治秩序，日本不可能成为一全盘的工商经济。不错，明治领导人不过是在维新后草创工业，而且逼于经济上的需要在1880年代之初以政府企业来取代私人企业。[586]
然而，假如没有政府的领导，日本是否能产生具有特性的经济革命，甚可怀疑。
中国则完全不能表现有效政府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中国虽有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却没有武士阶级。假如士大夫阶级中主张改革者有权位的话，也许可以像明治官员一样，执掌一个有效的行政系统。中国没有“大名”作为国家工商业的先驱，但一些封疆大吏也做了一些同样的工作。中国没有产生“财阀”，但也有一些具有企业才能的人运用西法制造与经营，赢得外人的赞赏。不过，由于两国政情的大不同，中国阻碍了工业发展，而日本迅速成为近代强权。[587]
中国比日本大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将农业经济转化为工商经济。日本需要几十年完成“明治奇迹”，“欧洲一线文明得以在日本口岸上发生有建设性的影响”。[588]
中国需要更多的几十年以渗透广大的腹地，使帝国经济转变。不管如何，没有决定性的政治改良而要使经济成功地转变，诚可怀疑。[589]
当中国逼于西力而现代化时，国势已迅速地走下坡，最后导致国内权威的破产。[590]
欧洲工业革命及其扩张时期正值中国衰微之时。这是中国的不幸，当时中国的皇帝远不如他们的前任有才子。[591]
衰弱的政府及其无精打采的官僚，无法带领经济与其他方面的改革。事实上，甚至连维持基本的秩序与安定都办不到。
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大都认为政府领导的重要。他们指出，较后发动的工业化不能像先进国一样从容不迫。后进者必须依赖政府的计划与指导——“政府主持的强制”——以导致快速而有秩序的发展。[592]
只要有良好的工业化计划与其他经济设施，不管政府的主义如何，都可促进成长。[593]
公家计划自不必涵盖经济的全面，而不予私人一点机会。不过，政府须明确地规定国家的目标，动员与分配主要的资本和劳力，开拓公家部分的经济，引导私人企业。[594]
政府至少要能提供促进经济成长的政治条件，治法必须维持，制定规章以便商人决策与推广业务，保护私人权益不受侵夺。没有法律与程序，工商业不可能平稳地发展。[595]
政府也要在公众事业上投资，从公路、铁路、水运、电报、电话到电力厂、学校与医院都要顾及。没有这些设施，发展便有障碍，在这方面私人资本不足以产生大效果。[596]
当然，不聪明的以及过度的政府干预也有碍经济。[597]
但一个没有法度的政府当行不行也足以阻遏经济。适当的政府领导经常是有利的。[598]
一位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提醒大家，需要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全国性方向。他不否认地方官吏对现代化作出的贡献，但认为像李鸿章那样地区性的权力不足以取代全国性的权力，不能与明治当政者之总领全国相比。假如戊戌变法有较好的结果，经济情况可能会改善。[599]
另一位学者赞同此一说法，说是“中央政府在经济改革中大都扮演重要的角色”[601]（康有为会全心赞同此见，他甚重视中央领导，以至主张废省[600]）。
简言之，有利的政治条件为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中央行政要足以保障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官僚基本上要诚实，能确实赢得工商人士的信赖，而且政治精英分子要有足够的智慧和知识来引导大家——这一切将构成一经济发达的整个环境。不幸的是，这些都非19世纪的中国所具备。式微的政权无能追求有意义的经济政策，或执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计划。[602]
某些地方或私人兴办实业，但政府不能指导或控制。相反地，政府只有让错误的计划、不善的管理、经济上的浪费、官吏侵夺或不公平的外国竞争，自食其果，而毫无办法。[603]
清政府连提供企业的最基本条件都没有。大小起义在各地不断发生，从鸦片战后连遭外国的羞辱，无论实力与声誉都大受损害。太平天国之乱严重威胁到朝代的生存。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政权，但民国政府并未能提供较好的经济发展的环境（可能更坏）。不断的内战连政治秩序和社会安定都谈不到。多少年中，中央政府虽未漠视国家所遭遇的经济难题，但无力起领导作用，即使有关国家安全的方面也是如此。[604]
中华民国不如明治日本之幸运，没有承继到一个有能的行政机构。负债累累的政府足以阻吓长期投资，使老百姓只敢用传统的老办法来赚钱，避免将“财富暴露”，以至招忌招祸。[605]
即使最有胆量的人，要在重要而有利的工业计划上投下资财，也要三思。[606]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精神”难以发生。几乎不可避免的，这方面都让给了外国人，特别是通商口岸里的外国人。[607]
官吏和政府本身（至少在清朝时如此）是工商企业的障碍。中央和地方机关侵渔夺取。[608]
其中最有害的是让亲友干扰实业的经营和管理。不够格的人员不仅有碍，而且使士气低落，专事逢迎，而不好好做事。[609]
雇用无能之人不是好的商业做法。[610]
即使官方影响力存在的本身也可以抑制企业的发展。著名的中国企业家张謇曾抱怨说官员干涉，商民袖手，任何有希望的事业可随时失败。[611]
从事企业的商人可能想勾结官方以自保，而卒成官方的附庸。[612]
但这种做法对企业精神毫无裨益，而且将官场伎俩用之于企业有更进一步的坏处，容易养成官僚的生活方式，结果是：
中国商人未能建立自己的行为模式，而只是效法官僚作风，并在他们的行业中，输入官僚式的做法。于是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如无效率、官样文章和营私，来自政界，而出现于商界。[612]
当然有许多例外，但中国的“政治式商人”毕竟不同于明治日本的“政商”，未能成为财阀，给国家带来极多的经济发展。再者，我们不能忽视有些商人不曾与官员勾结，对官员无信心，经常也不愿或不能大事投资。[614]
政治因素有关经济发展更可见之于一事实，即在中国某些地方以及在某一时期中，当政府能提供某种程度的领导和稳定，经济便向前进。有人已经指出，在193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的行政较前几十年稳定，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对国家前途有了信心，信心由于稳定显著地生长——无论在政治、财政和经济事务都有改进。这种有希望的情况未能持久。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经济成长的希望随着难得的国家安定一起消失。[615]
南京国民政府不仅仅达成稳定。事实上，它“在经济上也扮演了肯定的角色，并带来制度上的改变，长远地影响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1930~1936短短几年中，实施了几项主要的经济措施，包括关税自主（1930）、取消厘金（1931）、改革币制（1935），以及决定四年经济发展草案（1931）。计划虽未实施，但证实政府要工业化的决心。在这几年中，中国虽仍远落后于日本，但成长率上升甚速。[616]
政治因素的重要也可见之于近年来的香港[621]、东北[617]和台湾[618]。当然我们不能高估政治因素。在缺少其他有效因素时，有效政府不一定促进经济成长。但有理由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和适当的政府领导，即使有其他有利因素，也不会有持久不断的经济发展[619]。康有为请求中国政治和行政的重整（特别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时，可能已经知道这一情形。[620]
他相信有结果的工业化有赖于健全的财政管理、有效的行政。他更进一步宣称，一个妥善的政治秩序如果不能建立，他所说的一切改革毫无实际意义。[622]
此一程序从未出现，他的工业化中国前景，一直是政局衰败和社会混乱中的幻想。
第七节 一个备取的途径
康有为现代化的方案一部分取法于19世纪的欧美，一部分取法于明治日本。在此之前，帝国政府必须重生，像明治政府一样，发动经济发展，以达成一个依赖私人企业的工商经济。此一计划本身看来合理而诱人，但造成现代日本的环境不存在于晚清。光绪皇帝就不是明治，不论他个人的能力，他所处的情况大不如明治。戊戌之后没几年，他就去世，不久朝代也被推翻。
被称为国父的孙逸仙采取了一个不同的途径，来解决经济现代化问题。孙与康主要的不同点，可以简单地说是：康寄望于私人企业，而孙倾向社会化。孙氏有关经济发展的早期见解，可见之于1894年上李鸿章书之中。[623]
当时他的立场与改革派雷同。他认为欧美富强之基，并不全在坚船、利炮、强垒和劲旅，而且也在人尽其才和地尽其利。他特别主张设置农局以帮助农人，输入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并设立农校发展科学知识和技巧。科技乃是工业的基石。尽量利用自然资源才能工业化。商业生成可使货畅其流。政府必须扮演双重角色：给私人企业以帮助和保护，以及发展航运和铁路交通。[624]
不久之后，孙中山的看法就已改变。他看到当时的政府不愿也不能改革，乃决心革命，创建民国。整个环境逼迫他辞掉新建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时在1912年的4月1日）。当年8月24日他接受袁世凯之邀到北京，与新总统讨论建筑铁路和发展工业的问题。接着的几个月中，他在一些演讲和文章中发表他的意见。在这个时候，他虽已明白道出社会主义的意向，但并未祛除工业化中私人企业的一席之地。因此，10月10日在《中国新闻》（China Press）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为了实现全国的铁路网，必须要利用外资，即邀请个人或私人公司在与政府无关的企业上投资，乃是“纯商业性”的。[625]
不过，在同一篇文章之后，他又说：
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近世资本主义之天然演进，对于劳动者常与以不平之待遇，故吾人当力避之。间尝熟思深虑以求解决此问题之策，其策维何？民生主义是已。[626]
“民生主义”仍是他为社会主义所选取的独特招牌。他并不要将所有财产都重新分配，他认为这样做是荒谬的。他不过是要能给劳动充分报酬的经济制度。这样的话，所有的铁路、公共设施、运河和森林必须国有，以及所有来自土地和矿产的收入要归国有，以支付行政所需与社会福利的支出。[627]
同样的想法也可见之于别处。民国元年稍早，孙氏就承认工业是外国富强的根基，故工业化乃中国的紧要课题。不过他说：“所惜者，社会主义未能明了，以至贫富不均，实业不易发达。”因此中国讲求实业者必要得此教训，学习社会主义。[628]
当一个记者批评他主张铁路国有时，他反驳说，反对者乃基于资本垄断的经济理论，而他所采用的乃是民生主义。[629]
此后他的想法大致未变。[630]
“民生主义”乃是孙中山和康有为及其他改革派不同之处。然而孙氏计划中所包含的经济现代化项目大致与康氏相似。孙在1913年替国民党所拟政纲的经济部分尤其可见。他要求农业、工业、商业和财政的现代化，更详细地说，他要求政府的计划应包括开垦荒地、国家森林的设立、洪水控制、开矿制造、推广外销以及发展交通和通信系统。此外，他认为必须彻底整顿财政制度，建立中央银行，得以全权发行纸币，并采用金本位。[631]
孙中山不曾明白地排除私人企业，不过他予人的印象是要全心全意的社会主义，或用他的名词“国家产业主义”。[632]
他说话像是共产主义者，而心目中要的是一种混合的制度，结合某些有节制的民主因素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立场不能为倾心于西方政治经济自由主义者所接受[633]，也不能为对私人企业更有信心的康有为所接受。
孙氏在《实业计划》一书中说得尤其清楚（写于欧战之后）。[634]
他认为中国的实业发展须经两个途径，一是个人企业，二是国家经营。他接着为此两个途径作界说。国家经营包括具独占性而不能让私人插手的行业，其他则为个人企业。但政府并不高高在上，它必须鼓励和保护个人企业。废止一切不利经济的税收，改正不良的币制，排除其他有碍经济成长的一切。政府应提供有效的交通设施以利个人企业的推进。[635]
但他明确地强调国家经营，在此一长文的结论处，他发出自由企业危险的警报。他深怕经济发展将不免产生大企业家，导致经济上的不均——与民生主义不符的发展。因此，所有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大企业都应收归国有，仅让小企业由个人经营。他的实业计划之最终目的是利用“外国之资本主义来建设中国之社会主义”。[636]
结果，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国家经营和个人企业原是双管齐下的经济发展，而终是两个层次的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最高的成效。
孙氏的广泛计划，包括全国铁路网、公路、运河、电报、电话、无线电设备、钢铁水泥工厂的设立，各种矿产的开发，总之包罗了先进西方国家重工业的每一部门，自不必细表。轻工业也受到他的重视。他见及制造消费品的“工业本部”之需要，以供家庭之需，生活之舒适[637]（在此可指出他与康有为在工业化最终目标上，相当一致，即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不汲汲于国家的“富强”）。
孙氏寄重望于外资来实现其志愿。[638]
他一度估计，如中国能每年有1000万元的资金，将需60年完成20万里的铁路。因此，开放门户吸引外资以投向铁路，是聪明的办法。[639]
他曾说，由于外国资本以及外国技术，日本在几十年中成为强国。[640]
欧战后的情况使他深信，国际合作来发展中国工业，完全是可行的。[641]
孙氏认为政府的积极行动，为发动工业化之所必需。无论如何，政府必须主动推动基本工业，如矿业和机械制造。[642]
即使在中国已经现代化之后，政府仍须扮演重要角色，拥有以及管理这些工业，使其国有化。[643]
显然的，政府为了执行国家企业，必须熟悉技术与管理方法，且要有高度的行政效能。
有点奇怪的是，孙氏至少在一处曾辩称，中国在未能改善经济情况之前，政治问题不可能解决。他在1912年8月写道：
民囯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来，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644]
但我们难以理解，如无健全的政治秩序，工业化又从何开始？
这并不是说孙氐的计划未尽妥善。如他所说的发展港口、水道、铁路、通信网等，都是现代经济建设的要务。[645]
不管列宁的殖民地理论以及从左而来的反对外国公司呼声，仍有接受外资以及外国技术协助未开发地区的余地。[646]
但不论计划如何妥善，断不能在缺乏政治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不稳定的民初政局毕竟使经济无以发展，也未能鼓励外资和国际合作。当政治情况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略微好转之际，经济开始上升。但中日战争接着而来，中国必须为生存而战，暂时将经济建设置诸脑后。战后的大部时间用在重建以及与共产党力争控制已经贫穷的中国。
就此看来，孙中山解决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方案（不止一点与康有为的相同），并不比康氏的方案成功。之所以如此，大都是因政治环境不佳。康氏想重振衰败的帝国来实施现代化，而孙氏理解到现代化必有赖于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立宪的失败，使革命难以避免。但中华民国并未能提供有利发展工商业的环境。此足以证明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第八节 对集权方式的看法
孙中山和康有为都不赞成用集权方式来从事经济现代化。但这种方式在今日为开发中国家的领袖们所乐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问题是：集权方式会比孙、康的方式更有效吗？
开发中国家的领袖们无疑是反殖民地主义的，他们经常怀疑殖民主义者，如英、法等国所施用的方法（这些国家正好是民主国家）。这些领袖人物多少都是民族主义者，亟思迎头赶上工业化，但并不要抄袭英美资本主义模式。他们对西方议会政府的失望，又受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评的影响，遂倾向接受共产主义所信仰的，以集权方式来完成现代化。[647]
有一些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最近试图解释此一集权取向。有一位提供了历史原因。经由“自由企业”推动工业成长的19世纪，其条件已不存在于20世纪，更不存在于今日的开发中国家。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态度也随之改变。工业革命基本上是一演进过程，而非事前可计划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看到工业经济之必要，而想强力以行。当然也就取集权的计划求成长。再者，他们不知个人乃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以及个人的企望与社会福利之一致性，自不必理会“自由的传统”，而采取集权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648]
另一位作者的结论大致相同。他深信“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不可能行之于西方之外，至少是在这一代行不通”。为达成经济现代化的“大跃进”，“落后国家”也许必须牺牲人身自由，甚至于牺牲人命。[649]
这种议论未尝无理。落后国家的人民对现代经济生活所知不多，对民主价值也不太在乎。大众的无知和漠然正好使领导人自求独裁。孙中山和康有为未能达成他们的目标，也可以证实用集权方式现代化的论点。
不过另外的一些经济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他们指出贫穷国家的领袖，在寻求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时，用了各种不同的集权方式，但并未实现梦想。此一问题的解答不必远求。“集权并不比较为松懈的议会政制更能排除保守的历史因素，而促进工业的进展”。[650]
另外一种看法是：现代化用不着政治恐怖与经济集中，集权统治只会阻碍而不是促进成长。经济成长是可以在民主统治下发生的。当然，集权主义并非无利，如能强制转移经济盈余以累积资本[652]，能不顾一切地执行计划。[651]
事实上，导致18、19世纪西欧工业革命的力量和环境并不存在于今日开发中国家，此自然成为一种说法，认为苏俄而非汉诺佛英国，乃是经济发展的模式。[653]
但集权统治仍有某些不利处。实际经济显示，集权主义和独裁政治并未提供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不理会人身自由，经济上的成功也无保障，滥用政治权威可以导致愚笨的经济策略。权力不一定腐败，但一旦在不懂经济事务者的手里，想改善经济，却反而害之。有无限制权力的人不一定是对国家和经济有可靠识见的人。严格的控制和设计不能鼓励企业创新，或对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发明精神。苏俄的确在工业化上有相当的成功，但我们也可以说：“较多的自由很可能避免斯大林对农业作强制增产的恶果”，而“较多的变通可能避免因中央控制所造成的绝大浪费”。[654]
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强逼中国老百姓工业化达于极点，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655]
研究亚洲六国情况使当代一位学者相信，迟滞以及不智的政府决策（不管是否集权）证明有碍经济成长。由不变通和不能批评的计划而产生的政策——如把资源投向不具经济价值的计划，不合理的限制私人工业、商业，设限阻碍外国私有企业，以及忽视农业所需等等，都有害进步。[656]
完全依赖国有经济将会自取失败。
至少在理论上，我们不能排除用多元方式来解决发展的问题，一种“公私双方合作”的方案，使经济权与政权尽量分散到社会之中。[657]
“民主方法”甚至可与社会主义经济共存。即使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中功成而亡，也不会过时。“普选、政党、议会、内阁以及首相，仍可能是处理日常工作最便捷的工具”。[658]
政治因素与经济建设相关，并不支持集权方式的说法。预测政府控制的有效，一如倾向于自由经济，都可能犯错。政府行动和个人努力应该合起来，而不必相互排斥。两者乃互相配合，而不能任选其一的。[659]
明治日本的经验显示一种可能性，即政府经常主持现代化，同时妥善地让私人企业参与行列。[660]
集权领袖们以为不会有错[661]，他们实难以自制，或允许私人创业。
在此不能评判此两种方式——集权与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优劣。专家们意见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康有为和孙中山使中国工业化的努力失败，并不证明民主方式缺乏其本身的价值。苏俄、中共以及一些亚非国家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集权主义方式并不是对付经济落后的万灵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