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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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纪事本末
《作者：黄鸿寿》民国黄鸿寿撰,八十卷,民国四年(1915)上海进步书局印行。本书多根据《东华录》及私家著述等资料,按纪事本末体例,记载自满洲初起、清初开国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二百七十余年间之史事。全书约四十万字,分类排列,每卷一事,每事各祥起汔,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并附有撰者之注释及评论。书中于清代的内政外交,如夺嫡文宗、宗室大臣诸疑狱、政变叛乱、立宪内阁、鸦片战争及与英、法、俄、日之和约等事实均“纂辑从祥,毫无讳饰”。有关法制者计有开国法制兵制及官制;官制之改革;文字之狱;严禁朋党;英法联军入京及和约;俄定爱辉、天津、北京诸条约;天津教案;甲武战争及和约、复诏变法;予备立宪之宣示、谕禁鸦片之严厉;假饰立宪及组织贵族内阁、开设资政院、铁路国有政策等多目。书中不称人民抵抗官吏之事为匪为逆,所记史实对于研究清代尤其是清末法制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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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
《作者：钱穆》钱穆著。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共分为上下两册,为当时教育部颁大学用书。1974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至1983年出版修订本第10版。1933年,钱氏首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曾先后编写过《通史纲要》、《国史读本》等发给学生课外阅读。1937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钱氏在播迁流离之余,继续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国难当头,感慨倍添,又因联大在流亡中,缺乏图书资料,钱氏于是决定于国难之日作国史,写出一部既有史料又有系统思想的通史著作。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艰难条件下,作者以随身携带积年所藏的通史笔记为基础,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寺中,终于在1939年6月写成50万字的《国史大纲》。书首冠“引论”凡2万余言,突出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他提出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的责任,因此,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层干柱。历史事态之演进,总不出这三者之外。他指出,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时期是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该书出版后,因其境界之高与议论之卓,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至今仍不失为研治中国历史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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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作者：梁启超》袁世凯复辟，9月3日,梁启超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阐述了反对变更共和政体的观点，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是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政治决裂，并揭开护国战争序幕的惊世之作。该文对杨度等鼓吹的君宪救国论提出了批驳。认为“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幡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文中引证大量史实说明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之不可逆,指责帝制复辟派“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该文坚持共和制,坚决反对帝制,给帝制复辟派以有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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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牛津运动
《作者：辜鸿铭》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也许只有辜鸿铭,才会在本世纪初,把清帝国的翰林院比作英团的牛津大学,把清代同光之际的“清流”活动,比作那以前三十年的“牛津运动”,而不顾二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中国的牛津运动的故事》,便是这样的一本书。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这本书,按照他的序言所署的日期,初版刊行不不会早于1910年2月。我们仅找到1912年在上海刊行的第二版,封面社明文字依据向德国牧师提供的中文定本,并新增附录两篇。显然,这第二版,是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修改过的所谓定本,其中有些文字是他在民国成立那年添加的,与尉礼贤的德译本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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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权宪法
《作者：孙中山》孙中山著。该书发表于1924年。其基本内容在1906年12月于东京举行的纪念《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就已提出。它是“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具体内容之一,并准备在推翻清王朝以后,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予以施行。该书是作者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心得,是他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他从选举问题入手,指出了欧美国家宪政中的弊病和缺陷,并援引一些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设计了一种能补西方国家宪法之不足的“五权分立”的宪法方案。但是,这一“五权宪法”思想。虽与欧美国家的宪法及“三权分立”原则有所差异,但就其实质而言,却是从后者演化而来的。“五权宪法”将国家政权划分成: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和考试权;每种权都是独立的。书中设置的国家机构由五个主要部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组成。其实质仍是以欧美国家宪法为蓝本,再加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考试和监察机构的职能,从而为“五权宪法”披上古色古香的外衣。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强调实施“民治”的主要手段是地方自治。要求行使直接民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认为直接民权是五权宪法的关键。虽然,作者把“自由”和“权力”的“平衡”,作为“五权分立”、“五权宪法”的基础,但在具体的政治方案中,却着重于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完满解决,致力于政体的规划,而将“人民权利的保障”问题从属于前者。该书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是企图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三权分立”政体方案的尝试,是作者不懈地追求民主主义的理论结晶,从而使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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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
《作者：孙中山》近代孙中山著。作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之后,他又领导了打倒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本书是根据作者从1924年1月到8月所作的16次演讲而整理成书的。书中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关于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首要内容;对国内民族问题,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则是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关于民权主义,他一方面阐明了封建暴政灭亡和民主制度胜利的必然性。强调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原则;对自由,他提倡争国家的自由,反对争个人自由;对平等问题,他认为要消除人为的不平等,而求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他设想了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方案,认为实现了这些方案,就可避免欧美的流弊,做到主权在民。关于民生主义,他认为人类求生存的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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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作者：章太炎》章炳麟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仍以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政治观点,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02年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一文即其代表。章炳麟在这封信中批驳了此文对革命的种种非难,阐述了中国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为当时革命派对改良派进行公开论战打响了第一炮。文章围绕着中国应“立宪”还是“革命”这一中心问题,着重驳斥了保皇派康有为提出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又针对康有为“保皇是天命注定”的谬论,认为革命是“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认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深信中国经过“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革命之后,将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信中表现作者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力地鞭挞了勾结帝国主义的满清政府的罪恶,揭露保皇派的反动本质。此信发表后引起反动派的极端恐惧,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力的鼓舞。但信中在反满思想中掺杂了不少大汉族主义的糟粕。全文万余言,以古今中外的实例佐证,阐述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观点鲜明,气势凌厉,说服力和感染力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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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变之亟
《作者：严复》近代严复所撰政治伦理论文。1895年2月发表于天津《直报》。批判中国传统的弥争之道,宣传生存竞争之说。认为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牢笼天下,平争泯乱”,致使民族缺乏竞争意识,民力日衰。极力提倡天赋自由之说,认为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之异。“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而西人则言:“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侵人自由,是国君亦不能。”所有法律,“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而设。”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有一系列差别,而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权自由:“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指出“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把统治阶级贪营私利看作中国积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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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韩
《作者：严复》严复撰写的政治伦理论文,1895年3月发表于天津《直报》。韩指韩愈,辟韩就是批判韩愈颠倒君臣、君民本原关系的谬论,阐明君臣、君民的真正的关系。严复认为一国之中应以民为主,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因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故出什一之赋以置其君,使之作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君不能独治,于是增其臣而助治,所以,民不出什一之赋,则君无以养,君不能替民锄其强梗则可以废。他指出:“民之自由,天所畀也。”(《严复集》)人人都有自由之权,民立君臣,是为了“通功易事”,互相合作,选择“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君臣刑兵都是“缘卫民之事而后有。”(同上书)“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同上书)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则相反,“秦以来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为,”而后“可长保所窃而永世。”(同上)严复以西方“天赋人权”理论为武器,揭露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及其纲常名教的反人道性,在当时思想界有着巨大的启蒙作用,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恐慌。张之洞曾命人作《辨<辟韩>书》进行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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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强
《作者：严复》中国严复著。原发表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津《直报》。系甲午战争后,作者主张自强变法一系列论文中之最重要者。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进化论观点和积极提倡西学思想。阐明国家强弱存亡之大要在民力的强弱、民智的高下和民德的好坏,并据此考察当时中国所处的时势,尖锐指出:中国“民力已苶(nie)、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认为救此危亡,“要政”在效法西方国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改革旧制,更革人心风俗,而其根本则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就是增强人民的体力,禁止吸食鸦片,革除女子缠足的陋俗;开民智,就是设学堂,讲西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新民德,就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强调变法乃“最亟而不可稍或辽缓者”。自强保种又“必朝廷除旧布新”。同时提出自上而下实行改良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作者在该文收入《侯官严氏丛刻》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增添了将近一半文字,主要是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具体的阐述。现收入《严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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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方略
《作者：孙中山》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著作。孙中山著。写于1917—1919年,由3部分组成,曾多次印行。1956年编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部分“心理建设”,即“孙文学说”(1918年著),共8章,主要论述“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指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权,原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种种革命方略、建设宏模不能实现,原因是“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成说存在于人们心中。因此在认识论上必须打破旧说,懂得“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的道理,以鼓励人们实行革命主张。第2部分“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1919年著),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主张兴办实业,谋求富强。共分6个计划,全面设计了中国工业建设的步骤、规模。前3个计划是在秦皇岛建北方大港、在上海建东方大港、在广州建南方大港,以作为发展各种工业的中心。第4个计划是兴建铁路系统。第5个计划是兴办衣、食、住、行、印刷等各种工业。第6个计划是兴办采矿业。希望通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帮助,工业革命与国有化同时进行,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促进世界文明,防止战争爆发。第3部分“社会建设”,即“民权初步”(1917年著),解释为实现民权而举行会议的手续和方法。认为民权就是人民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样才是纯粹民国。实行民权的第一步是教会民众如何举行会议。卷一,“结会”;卷二,“动议”;卷三,“修正案”;卷四, “动议之顺序”;卷五, “权宜及秩序问题”。这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全面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纲领。其中普及民权知识,教导民众迈出实行民主的第一步,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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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作者：邹韬奋》长篇自传。邹韬奋著。1937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后来,重庆生活书店和上海韬奋出版社曾多次再版。解放后,收入《韬奋文集》第3卷里。《经历》分为两部分,有59个小题; 第一部分是《二十年来的经历》内有51题;第二部分是《在香港的经历》,内有8题。书前有《开头的话》,书后有“附录”《我的母亲》。在这部自传中,作者记写了自己学校苦读、服务报界、参加救国运动以及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等事的经历。作者是位著名的记者,他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讲述自己20多年的经历,叙事生动亲切,描绘真切具体,而抒情、议论也恰当,针砭时弊,带有政论的特色。韬奋这部自传,在30年代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1944年,邹韬奋动手撰写另一部自传《患难余生记》,仅成6万多字,是他没有完成的最后遗著,于1946年5月由上海韬奋出版社出版,仅三章,第三章还没有写完。此书当时有多种版本流传,可见读者对韬奋的敬重和对他去世的哀挽。此书从内容上看,正是《经历》的续集,《流亡》、《离渝前的政治形势》、《进步文化的遭难》是三章的标题。可惜没有写完,作者就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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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短篇小说集。郑振铎著。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12月初版。内收《自序》1篇，《猫》、《风波》、《书之幸运》、《淡漠》、《失去的兔》、《压岁钱》、《五老爹》、《王榆》、《三姑与三姑丈》、《春兰与秋菊》、《九叔》、《三年》、《五叔春荆》、《病室》等短篇小说14篇。1929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增补本，增收《元荫嫂的墓前》、《赵太太》等短篇小说2篇。本集所收的作品，绝大多数为作者旅居巴黎时所写成。它们透过对旧式家庭的描绘，或抒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情趣与悲苦，或记述了旧家庭的兴衰际遇，或表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欢离合。《风波》和《书之幸运》是姐妹篇。作品记述了仲清与宛眉夫妇间的龃龉。其中《风波》描写妻子宛眉沉溺于打牌，经常深夜才回家。丈夫因此感到非常孤独。虽几经规劝，妻子却依然如故;丈夫只得生活在叹息之中。《五老爹》通过“我”的回忆，描写一个落第秀才穷愁潦倒的一生。五老爹早年曾投考秀才，但不幸落第。此后他始终未能找到职业，只得寄人篱下，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当光”，不久便郁郁而死。《三年》是本集中较有影响的一篇。它描述了封建迷信对妇女的戕害。十七嫂在年幼时曾被算命先生判有“克父”之命。嫁到夫家后适逢家道兴盛，便受到婆婆的百般疼爱。不久公公病故，儿子又不幸夭亡。于是她被视为“灾星”，最后遭到丈夫的遗弃。这些作品虽然是写家庭的琐事，却仍不乏某种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述，这些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旧事的纪实”，“我写的是旧家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自序》)。本书在结集过程中，曾得到叶圣陶、老舍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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