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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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狱等状四种
《作者：佚名》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于香港购回相当数量的竹简，次年又接受了少量捐赠竹简。经由专家考证，这两批竹简属于同一批出土简牍，因而将之合并称为岳麓书院藏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包括《为狱等状四种》及“律令杂抄”。2013年刊布的《为狱等状四种》是岳麓书院藏秦简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收录发生于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间的15则疑难案例的文书资料，其性质或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类似。《为狱等状四种》涉及了财产犯罪、亡罪、奸罪及一些特殊犯罪，财产犯罪中又以“盗”罪*受重视。案例涉及“盗杀人”“盗埱冢”等与盗相关的重要罪名；“智（知）人盗与分”“受人货财以枉律令”等特殊财产犯罪也在资料中有所体现。通过研究可知，秦代有关财产的犯罪*终量刑均指向“盗”的量刑方式。或许这时的“盗”概念的外延较后世更为宽泛，属于一类与非法获取公私财产有关的犯罪集合。亡罪在秦汉律令中的规定已颇成体系，对其定性比较明确，审判中遇到的困难往往在于量刑而非定罪。至于奸罪案件的定罪困难，一般出现在“捕校上”的程序要件是否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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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佚书
《作者：史佚》一卷。周尹佚 (生卒年不详)撰。佚又作逸，周太史，故又称史佚。《通志·氏族略》 云：“少昊之子封于尹域，因以为氏，子孙世为周卿士，食采于尹，故或谓尹佚。即少昊之裔也。”班固认为佚是成康之臣，贾逵认为是周文王时人，杜预认为是武王太史。可能佚在周文、武王时任太史，成康时仍在世。《汉书·艺文志》墨家类注有《尹佚》二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 皆不著录。清人马国翰从《左传》、《国语》、《逸周书》、《说苑》、《淮南子》诸书辑为一卷。清孙诒让认为马国翰仅录 《左传》、《逸周书》所载史佚语及遗事数条，“无由定其为二卷之佚也。”又据《吕氏春秋》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又，有人将佚与太公、周、召列为四圣，言可为法，故《汉书·艺文志》以佚为墨家之首。该书现存的主要版本是清马国翰辑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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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逐客书
《作者：李斯》这是李斯写给秦王赢政的一个奏章。本文写于秦始皇十年(前237)。当时处于强秦压境的郑、韩等国，借秦国大兴修建之机，派水利专家郑国游说秦王，劝秦国修一条全长300里的大型灌溉渠，企图以此消耗秦国的财力、人力。事情败露后，秦国王室贵族借此请秦王下令逐在秦的客卿。秦始皇听信了他们的主张，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其列，他在被逐途中写了这篇奏章，向秦王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劝其取消逐客令。文章前半部历数秦国任用商鞅、张仪、范睢等外来人才使秦国势强盛;后半部针对秦王的心理，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却为秦所用，进一步说明任用异国人才的重要。最后总结全文：“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指出用客之利和逐客之弊。文章排比铺陈，颇具战国纵横辞说的习气。虽为奏议，但善用比喻，文辞整齐，音节和谐，富于形象，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据载，秦王看后，马上取消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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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纵横家书
《作者：佚名》先秦帛书。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约17000字，共27章。其中11章与今本《战国策》、《史记》大体相同，其余16章不见他书。所记史实大多发生在战国后期。全书编定时间约在秦统一前后，主要是纵横家言论，故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体裁包括书信、游说词、谈话记录等。以记言为主，少数兼记事实。绝大部分无作者或游说者姓名，编排次序也不依事实先后。1至14章为一组，皆系苏秦史料，可能是苏秦所写的密信。其中材料有助于订正其他古籍关于苏秦事迹的讹误。第15至19章为一组，第20至27章为一组。其中第25章提供了李园杀春申君后曾为楚相、吕不韦曾被迫接受燕国贿赂等新史料。全书思想倾向与《战国策》基本一致。但文风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真实而坦率地表现出搞阴谋诡计的心理和纵横捭阖的作风。很少有夸张渲染排比骈偶的文字，句子参差不齐，以达意为宗，不以能文为尚。由此可以推知，今本《战国策》的文字并非说客原貌，可能经过后人修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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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作者：佚名》又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今本33卷。原作者不详。此书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全书分十二国纪事，依次为：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记载自春秋以后到秦末农民大起义期间245年事。其内容受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影响极大。如经济方面，由封建领主制转变为封建地主制;政治上，由春秋时期小国林立变为七国争雄。以用人而言，春秋时的世卿世禄制到战国时改为选任贤才，故智能之士奔走于各国之间，“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远亡为存。”《战国策》反映了当时士在各国的活跃活动，各国统治者为了守其国、强其国，都争相养士，士由此脱颖而出，频繁往来。有些篇章的写作，与所谈及之事的时代不远，尽管文采较差，但说辞大致符合历史事实。有些篇章所述则离时代较远，其中许多言论都是引古道今，以为状喻，或夸大事实，往往谈形势扞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莫辨，与事实不相符，故引用史料时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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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
《作者：左丘明》又名《春秋外传》。21卷(或作21篇)。作者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左丘明。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分国记事史。上起西周中期周穆王征伐犬戎，下迄春秋战国之交晋国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前453年)，前后约五百余年。全书分八国记事，依次是：《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凡21卷。各国史事，依时间顺序编排，但前后事件互不连属。除《周语》、《郑语》涉及西周事外，主要记载春秋间各国历史，其中述晋国篇幅最大，约占全书的一半，撰写笔法以着重记述君臣言论为特征，兼及当时的政治、外交、思想、军事等内容，材料丰富，词藻雅丽。尤以其中的《周语》、《楚语》史料价值极高，《晋语》和《郑语》则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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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子译注
《作者：尸佼》三卷。战国时尸佼(约前390—330)著。关于尸佼的事迹，史书记载极略。《汉书·艺文志》中杂家类列“尸子二十篇，尸佼著。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长庐”，裴骃《集解》云：“刘向 《别录》，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 《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可见，尸佼在战国时十分活跃，并参与过秦商鞅变法，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尸佼的思想，《汉书》将其与李悝并称，属法家。刘向谓 “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单凭这些支言片语，很难窥其思想主旨。《尸子》原书二十篇，内十九篇，陈述道德仁义之纪，内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这对于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地理变迁有重要参考价值。可惜自汉以后，该书已残阙不全，有些地方为后人伪作。现存的主要版本有：任文田心斋十种本，称家藏元大德八年来青楼所钞本，又依惠氏辑本补抄数条，附录于后，乾隆五十二年刊。《平津馆丛书》本，《问经堂丛书》本。《湖海楼丛书》本，并二卷，《湖海楼》本经汪继培校，最为精审。此外，还有 《二十二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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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子
《作者：佚名》一卷。旧本题周缠子（生卒年不详）,国别不详。《汉书·艺文志》无录，今存佚文，本诸子抄，收为墨家第五。 关于缠子，我们已经完全不清楚他的姓名、国别等等资料，甚至生平都不大清楚。唯一知道，他是六国时人，墨家的学徒，与儒家的学徒董无心（《汉书·艺文志》有《董子》一篇，在诸子儒家类）相见论道。 《缠子》一书，汉、隋、唐志皆不著，书亦佚。马总意林始载《缠子》一卷，引其书二节。大概《董子》一书记述二人之事，故亦称《缠子》。今仅存译文六条。收入本诸子抄，为墨家第五。 班固《汉书》、《隋书·经籍志》均未著录该书，唐宋之间，始见征引。由于其书有董无心论难之语，往往又称《董缠子》，盖附见于《董子》书中，非有专书。清人马国翰辑《董子》于儒家，又辑《缠子》入墨家，两书本为一帙，非有两书，用之者不可不戒。现存的版本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等。<br/><br /> <br/><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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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译注
《作者：子思》《中庸》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由孔子的孙子、战国初期的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中庸》重点阐发孔子的“中庸”思想。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义;庸,含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合称首见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东汉郑玄在《礼记·中庸注》中认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庸》要求人们遵循“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处世原则。《中庸》的核心是“诚”,提出了以“诚”为本体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诚”原本指一种完美至善的道德境界,《中庸》从世界本源的意义上进行引伸发挥,提出一个人若能达到“至诚”,就会与“天道”合一,就能成为“圣人”。而要达到“至诚”,则必须“尊德性”,“道问学”。即重视保持自身天赋德性,认真学习知识。《中庸》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行为目标。“诚”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庸”(亦称“中道”、“中和”)。认为“中庸”是“天道”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要求“君子”以“中庸”处世,提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作者力图让人们按“中庸”原则行事,以谐调人际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有其消极的方面。但《中庸》反对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言行过激,提倡“中和”,也有其合理因素。《中庸》所阐发的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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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译注
《作者：曾子》疑为秦汉之际荀子后学作,一说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属于孟子学派,作于战国。《礼记·大学》孔颖达疏引郑玄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篇中着重阐明修身、治家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以作为“大学之道”。汉以来有以《春秋》诸经为大经,以《孟子》、《论语》、《大学》、《中庸》为小经的,唐韩愈、李翱视之为与《孟子》、《易经》相等的经书。宋程颢、程颐各有改本,章次彼此不同。朱熹曾据程颐改本重新编定章次,撰《大学章句集注》,以理学理论注释;与《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章句集注》。明王阳明推举古本《大学》,清李塨著《大学辨业》,陈确著《大学辨》,皆以古本否定朱熹改本。现存有注疏本(即古本)、魏正始石经本、汉熹平石经本。主要注本有宋金履祥《大学疏义》(《四库全书》本)、明蔡悉《大学注》(《四库全书》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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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译注
《作者：黄石公》又名《黄石公素书》,旧题黄石公著,宋张商英注。后人经考证,认为此书乃张商英所伪撰。全书一卷六篇,篇目及内容是:《原始章第一》,论述有志于天下者首先要取得统治天下权力的政治主张及思想体系,“道不可以无始”;《正道章第二》,论述任人用人都要用人中之俊,人中之豪,人中之杰,“道不可以非正”;《求人之志章第三》,论述了帝王、将相和谋臣的安身立命都应吸取前人经验和教训,“志不以妄求”;《本德宗道章第四》,基本内容为15术,是对为政于天下的帝王、将相、谋臣的针砭之术。所谓本德宗道,最根本的要取得统治天下的权力以及治理天下的政道,“本、宗不可以离道德。”《道义章第五》,基本内容为48宜,其涵义是应临机制敌、临敌应变,而且在当时要符合一定思想标准,这样才能昭信义于天下。《安礼章第六》,主要讲53条事理与自然之理,有理就有礼,有礼就更有理,“理”指治理国家、军队的事理与自然之理的“治理”。全书围绕“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展开论述,主张“潜居抱道,以待其时”。此书十分重视谋略的制定,指出:“长莫于博谋”、“阴谋外泄者败”、“患在不预定谋”。此书是一本针砭封建王朝的统治术、用人术、理财术的著作,虽可能系张商英所伪撰,但其中不乏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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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译注
《作者：佚名》十八章。作者各说不一。《汉书·艺文志》:“《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宋王应麟疑其为后人依托孔子、曾子而作。清纪昀以为是孔门后学七十子之徒所作。《孝经》有今文、古文之分。《古文孝经》有二十二章,《今文孝经》有十八章。《新论》说《古文孝经》有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文经相异者有四百多字。唐代玄宗注《孝经》用今文本,邢昺疏亦用今文本,成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宋朱熹《孝经刊误》又用古文本。删二百二十二字,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清吴澄《孝经定本》,又改用今文本,分经一章,传十二章。主旨宣扬封建孝道。以孝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主张不亏体、不辱身、养志重于养体;并细分为庶人之孝、士之孝、卿大夫之孝、诸侯之孝、天子之孝等。是研究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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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译注
《作者：墨子》墨子及其后学著作总集。成书于战国末。《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另八篇仅存篇名。主张兼爱尚贤、节葬节用,否定天命,强调人为,批评儒家“天命”、“亲亲”、“正名”等观点,提倡“取实予名”,提出中国最早的若干逻辑范畴。其中《亲士》至《三辩》七篇年代较晚,有人认为是伪书。《尚贤》至《非儒》二十四篇,反映前期墨家基本思想。每篇均分上、中、下。《墨子閒诂·俞樾序》:“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为后期墨家哲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称《墨经》,又名《墨辩》。《耕柱》至《公输》五篇,记墨子言行,多涉及其政治主张,可作为墨子生平史料。《备城门》至《杂守》十一篇,亦后期墨家著作,主要讲防御战术与守城工具。一说《备城门》以下各篇有汉代官名,为汉人所著。有晋鲁胜注,早佚。宋代乐台注《墨子》,仅有《亲士》至《尚同》十三篇,已佚。现存注本有清毕沅校注《墨子》、孙诒让《墨子閒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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