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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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
《作者：文子》先秦道家著作。曾被疑为伪书，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西汉墓中发现有竹书《文子》，部分内容与今本相同，从而证明它确为先秦古籍。其作者旧题周辛计然，一说是老子弟子，字文子;一说为越国范蠡师。从今本内容看，当是战国末年道家门徒为阐扬老子而作。书中提到的孔子、平王、文子问老子等，当系作者虚拟。今本12篇，皆有标题，每篇由若干段组成。每段先举“老子曰”，然后是作者的发挥，体例与《韩非子·解老》相近。所引老子言，有的见于今本《老子》，多数不知出处，未必皆属老子。全书思想以道家为主，而又杂取儒墨名法，故被称为“驳书”。汉初《淮南子》曾大量引用，唐代与《老子》并重，改名为《通玄真经》。其文章结构完整，语言流畅，洋洋洒洒，间或有韵。其中《上德》篇是格言谚语专辑。今传片本有唐人徐灵府(默希子)《通玄真经注》12卷，元人杜道坚《文子缵义》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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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尹子
《作者：尹喜》或作《关令子》，又称《文始真经》，《无上妙道文始真经》。三卷，旧题周尹喜撰。《汉书·艺文志》有《关尹子》九篇，而《隋书》及两《唐志》均无著录，可知其亡佚已久。南宋时此书复出;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记，乃“徐蒇子礼得之于永嘉孙定”，而“未知孙定从何传授”。书首有刘向《叙录》(陈振孙认为其文亦不似刘向手笔)，称此书由盖公授曹参，曹参死，以之陪葬。汉武帝时，有方士献此书，作七篇，存于太常;而淮南王刘安“好道聚书，有此不出”，后刘安以谋反得罪，书归刘向之父刘德，刘向即据七篇本与九篇本“除错不可考，增阙断续者”，定为九篇。明学者宋濂《诸子辨》称此书当即孙定伪托，《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或唐末五代间方士解文章者所为”。书分《一宇》、《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九篇，篇目下各缀数语解题。今本作三卷。其书杂采道、儒、释及神仙方技家言，颇有理致，兼富辞采，实属道家要籍。有《说郛三种》本、《墨海金壶》本、《四部备要》本、《珠丛别录》本、《道藏》本、《四库全书》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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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作者：庄子》战国中期道家学派的代表著作。战国时期庄子及其门人后学所著。庄子，名周。宋国蒙人。曾经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一书，篇数究竟有多少，今已不可考。司马迁《史记》只言其“著书十万余言”，《汉书·艺文志》则说《庄子》有五十二篇。现在传世的是晋人郭象注的《庄子》，有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其中哪些篇章是庄子自作，哪些篇章是其后学所著，已经很难确论。庄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虽不具形，但是可以感觉体会。各种各样的纷繁之物便是道的体现;他憎恶当时控制在昏相乱君之手的现实社会，幻想成为一个与造物者同游的真人、至人，追求心灵世界的绝对自由;主张人应该善于回避矛盾而自处，要全性保真，不以物累;齐万物，泯是非，一死生。卓然有别于先秦其他诸子之论。《庄子》文章，语言放纵不羁，挥洒自如，自然天成，既富有哲理意味又富于抒情情调。想象的奇特，辞采的瑰丽，行文的潇洒，笔墨的恣肆，句法结构的多变跳荡，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文学意义上，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认为晚周诸子之作莫能过也，郭沫若认为只有屈原的诗歌和司马迁的传记散文能与之媲美。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本、清人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的台湾学者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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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
《作者：列子》又名《列子新书》，哲学著作。该书于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被诏号为《冲虚真经》;公元1007年(北宋景德四年)又加封“至德”，号《冲虚至德真经》，列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旧题战国时期郑人列御寇著。《汉书·艺文志》著录此书为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风格上看，可能是魏晋时人的作品，其中或亦包含着某些古代资料。全书共载文一百三十四则，体裁不全类先秦各家著作，大部分属于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其思想内容颇为庞杂：有言太易的，有言神仙的，有融道佛老之说的，有反映封建统治阶级个人享受主义的，有包含道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的，有对自然现象提出诸多疑问的，有对儒家及传统礼教表现出反对精神的。但其旨意大体归同于老庄，又往往与佛经参合。书中不乏脍炙人口而又富于教育意义的名篇佳作，文风清新活泼，设喻浮想联翩。因此，该书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不少值得重视研究之处，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本书注释有晋张湛注，既诠明训诂，又疏解其义;另有今人杨伯峻的《列子集释》，极便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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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丹子译注
《作者：佚名》小说。佚名撰,清孙星衍校集。原书三篇,今分上下卷。星衍为清代经学家, 曾官山东督粮道。 书前有孙氏 《燕丹子序》,谓此书三篇,世无传本,惟见于《永乐大典》。此四库馆臣从大典中辑出,入《四库全书》小说类存目。星衍得抄本,复采唐宋传注听引佚文,重加刊刻,复唐宋志三卷之旧。《燕丹子》之著录,始自《隋书·经籍志》。刘向《七略》云“丹, 燕王熹之太子。”故不可以《汉书艺文志》不载而疑其后出。艺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杂家有《荆轲论》五篇。疑此书为古之爱士者或其门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者。《旧唐书》以为燕太子丹自撰,极不可信。“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辞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小说两家之间。且多古字古义。”书中有许多传奇色彩,如秦王谓乌白头,马生角始许太子归,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即生角,及秦王乞听琴事。《国策》、《史记》取其某些古字,而削此类传奇情节,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宋时多有其本, 自明中叶后亡佚。故晚明诸丛书俱未收录。有冯翼《问经堂丛书》本,《百子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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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天子传
《作者：佚名》历史小说集，先秦无名氏撰。六卷。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冢墓出土，荀勗等校理为五卷，东晋郭璞作注，增《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编为六卷，是为今本。前五卷记周穆王西征，作《周王游行记》或《周王传》，为第一部分。后一卷记盛姬之死及殡葬事，称《盛姬录》，为第二部分。八骏和西王母的故事，是古代神话传说，见《山海经》。穆王西征传说，载于《左传》。此书以历史和神话传说为根据，夸张虚构，使其成为充满神话色彩的历史小说。穆王率七萃雄壮之师，由造父驾御，伯天为响导，驶八骏，长驱万里，北绝流沙，西达昆仑，于瑶池之颠会见西王母，互赠礼物。对穆王沿途所见殊方外域珍禽怪兽、奇花异草、名山绝景，都有详细记载。全书不过八千五百余字，所写内容却十分丰富动人。结构略具后世章回小说雏形。穆王雄姿英发，王母温文风雅，两位主人公形象鲜明。瑶池之会场面描绘得绚丽多采，气氛缠绵哀婉。笔调含蓄热烈。有《四部丛刊》影印明范氏天一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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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译注
《作者：屈原》总集。西汉刘向辑。“楚辞”原指屈原等人所创作的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辞作。这一名称,西汉初年已有之。成帝时,目录学家和辞赋家刘向“典校经书”,将屈原、宋玉及汉人模拟的作品,编为一集,“分为十六卷”(王逸《楚辞章句》卷一),名之曰《楚辞》。该书所辑作品,包括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宋玉《九辩》,景差《大招》,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以及刘向本人所作的《九叹》。此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楚辞结集,它汇集了伟大诗人屈原等人的重要作品,对楚辞的流传和研究起有重要作用。它的最早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原书十六卷。现在流行的是附有王逸《九思》的十七卷本,上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此外,重要的注本还有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等。由于王、洪两种注本已包括刘向所辑的《楚辞》,故16卷《楚辞》单行本已为罕见。今以《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为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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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赋
《作者：宋玉》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粱萧统编《文选》卷19。赋首有序，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它是《高唐赋》的姐妹篇。神女“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粱;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用鲜丽的词藻，从多方面比喻一个“五色并驰，不可殚形”的神女。这种美的境界，“他人莫睹，王览其状”，虽然“乐之无量”，然而“交希恩疏”。《高唐赋》中的美女，“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而这篇《神女赋》中，楚襄王在神女面前，只可观赏，不能据为己有，这是《神女赋》的深刻寓意所在。尽管楚王思念神女，“惆怅垂涕”，通宵不眠，“求之至曙”，失去常态，而仍然不能如愿，神女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神女赋》与《高唐赋》对汉代辞赋作者有较大影响，但同《文选》收入的其他3篇赋一样，历代学者对《神女赋》是否为后人伪托，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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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徒子好色赋
《作者：宋玉》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19。其序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毁谤宋玉好色。楚王要宋玉：“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表白自己无此事，反证登徒子好色。他为自己辩解的一段文字非常精采：”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肥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先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推断“臣东家之子”是天下佳人;再以不能增减其身段和不用著施粉朱，以说明其是天生丽质;然后运用恰当比喻，呈现美女形象。这样的绝色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作为画龙点睛之笔，突出了宋玉为自己辩白的力量。宋玉进而反证登徒子好色。这时，秦章华大夫又出来称赞郑、卫等地女子，其“不待饰装”之美更盛。因而使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李善在为《文选》作注时说，这篇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登徒子好色赋》是影响相当大的作品，以致后来“登徒子”竟成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但对于本赋是否为宋玉所作，历来就有许多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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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赋
《作者：宋玉》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后人或疑为伪托。旧题战国时代楚人宋玉撰。见于《文选》卷13。这是一篇巧妙的讽谏性作品,借楚王和宋玉的问答,展开关于“风”的文章。分别描写了两种不同的风,即“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赋)》、 《智(赋)》,宋玉《风(赋)》……,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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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赋
《作者：宋玉》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19。赋首有序，写宋玉为楚襄王述说，楚国先王游于高唐之台时，曾梦见巫山之女，“王因幸之”。此女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楚王听罢，便令宋玉撰《高唐赋》。赋先写高唐之大，登岩眺望，可观百谷汇集。然后写树木郁盛，奇葩覆盖，盘石险峻。又写花卉香草，斗艳吐芳，众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鸣相号。再写当年的游仙方士以及礼神、打猎的情景。这篇赋等于引导楚王游览了一趟高唐。最后讲“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即所谓“曲终奏雅”，稍进讽谏之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指出宋玉的赋，“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这两大特点，在《高唐赋》中充分地显现出来。历代学者对宋玉《高唐赋》及其他几篇赋的真伪，提出过一些疑问，认为当出于汉武帝以后人的假托，但无确据。《高唐赋》对汉赋影响较大，所述高唐神女的故事，在后世读者中流传颇广，以至历代文学作品中常以“巫山云雨”来比喻男女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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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公其事
《作者：佚名》战国中晚期竹简，汉文珍贵古籍，存藏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全篇共七十五支竹简，经释读共有十一章（有分章符号），同传世文献的记载相比，内容性质相似，皆属于记录勾践灭吴故事的“语”类文献，并且首尾部分几乎雷同，可能有共同的史料来源。清华简七《越公其事》提供了新的吴越争霸史事材料，与此前的记载存在一些不同，表现为：（1）越使者至吴求和之记载，与《左传》同，异于《国语•吴语》。（2）吴国主和者不同。（3）无越王至吴服事及卧薪尝胆、西施至吴的情节。（4）越国图强之策不同。（5）越国灭吴的记载有独特处。《越公其事》关于吴越争霸事件记载的整体时间序列、地理背景不明显，叙事风格与清华简《系年》等不同，而更近似于《韩诗外传》、《说苑》。但其中的一些记载，对探讨春秋末期吴都所在，也有一定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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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译注
《作者：佚名》简称《国策》。国别体史书。一般认为由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官或策士的史料、笔录编纂而成,非一时一人之作。最后编定者乃西汉末刘向。刘向校录群书时发现诸抄本“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便依国别、按时序重新编订,去其重复,得三十三篇。“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校战国策书录》)。此名遂沿用至今。此书记载春秋以后至楚汉之起的二百四十五年间史事(前453—前209)。内容主要为当时策士、谋臣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和有关主张、言辞。广泛地反映了战国时代错综复杂的历史。较之其他史书,则显虚构成分多,文学性强。全书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十二国策。其中所记策士、谋臣之思想、情操及所起的历史作用各不相同:有不择手段追名逐利者,如苏秦、张仪之流,朝秦暮楚,权谋谲诈;有排难解纷、消兵弭战者;有不畏强暴、沉毅勇决者,如荆轲、唐雎等。也颂扬了一些有作为的统治者,表现了一些以民为本、崇尚革新的进步思想。所记多有夸张失实处,其思想内容在封建时代颇遭非议。然艺术成就却为世所公认。其文特点长于记事,善夸张渲染; 说辞气势磅礴,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或曲折迂回,巧设机彀,或危言耸听,颇具说服力; 善以对话刻画人物形象; 大量运用寓言、比喻、典故,尤显生动活泼; 语言铺张扬厉,富于文采。对汉以后的辞赋家、散文家均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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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事语
《作者：佚名》先秦帛书。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记载春秋历史的古佚书。原书无题,整理小组据内容定为《春秋事语》。存十六章,每章以句首为章名:一杀里克章,二燕大夫章,三韩魏章,四鲁文公卒章,五晋献公欲得随会章,六伯有章,七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八晋献公欲袭虢章,九卫献公出亡章,十吴人会诸侯章,十一鲁桓公少章,十二长万宋之第士章,十三宋荆战泓水之上章,十四吴伐越章,十五鲁庄公有疾章,十六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章。每章记一事,不分国,亦不编年。所记史事最早者为十一章中鲁隐公被弑(前712),最晚的是三章内的韩、赵、魏三家灭知氏(前453)。文字以记言为主,亦记事,所记基本与《春秋》三传和《国语》等书相同。在校勘上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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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狱等状四种
《作者：佚名》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于香港购回相当数量的竹简，次年又接受了少量捐赠竹简。经由专家考证，这两批竹简属于同一批出土简牍，因而将之合并称为岳麓书院藏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包括《为狱等状四种》及“律令杂抄”。2013年刊布的《为狱等状四种》是岳麓书院藏秦简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收录发生于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间的15则疑难案例的文书资料，其性质或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类似。《为狱等状四种》涉及了财产犯罪、亡罪、奸罪及一些特殊犯罪，财产犯罪中又以“盗”罪*受重视。案例涉及“盗杀人”“盗埱冢”等与盗相关的重要罪名；“智（知）人盗与分”“受人货财以枉律令”等特殊财产犯罪也在资料中有所体现。通过研究可知，秦代有关财产的犯罪*终量刑均指向“盗”的量刑方式。或许这时的“盗”概念的外延较后世更为宽泛，属于一类与非法获取公私财产有关的犯罪集合。亡罪在秦汉律令中的规定已颇成体系，对其定性比较明确，审判中遇到的困难往往在于量刑而非定罪。至于奸罪案件的定罪困难，一般出现在“捕校上”的程序要件是否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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