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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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武阳集
《作者:卢思道》诗文集。隋卢思道撰。一卷。思道字子行,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先仕北齐,历官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入北周授议同三司,迁武阳太守,隋初官至散骑侍郎。曾从师邢子才。有诗才,北齐宣帝崩,当朝文士各献挽歌十首,选其善者而用之,唯思道入选八首,时人称为“八米卢郎”。诗《听蝉鸣篇》词意清切,庾信叹为美。作《孤鸿赋》以寄其情。诗工七言,所作乐府《从军行》有“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之句,为唐玄宗《自蜀回登勤政楼歌》所征引。其诗词意含蓄,而音响无滞为后人所崇尚。本传载有集三十卷。今传本为明张溥辑刊收:赋、檄、表、书、序、论、诔、祭、文等近十篇;乐府、诗约二十五首。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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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珠
《作者:杜公瞻》现存最早的古类书。隋杜公瞻奉隋炀帝之命编录。此书原有四卷,现存一、二两卷。一度失传,至清康熙时,史学家高士奇偶然在废纸堆内发现,但仅存一、二两卷。后来高士奇把《编珠》按原目补为四卷,又续编了两卷,于是成为《编珠》四卷、《续编珠》二卷。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经徐乾学作序,三十七年高士奇重加增删、作序刊行于世,至今所见就是这个刊本。六卷中只有前二卷是杜氏原书,而前二卷每一门类的后面,都有高氏的补充,注以“以下补入”的字样。《编珠》原目分十四个部类,现存者一二卷的五个部类,引书据统计为194种。由于此书出现较晚而引起真伪问题的争议,被屡遭怀疑,认为不是先唐著作,其所引的古籍,清代辑佚、校勘学者几乎没有利用。但经学者专家考证,认为伪造之说是错误的。清代大内确有此书残本前二卷,且确为杜公瞻原作,卷帙虽少,而征引古籍文字,还多出于现存隋、唐、北宋类书之外。因此,它在校勘、辑佚工作中是较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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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书钞
《作者:虞世南》隋代的一本著名类书。虞世南编。“北堂”是隋秘书省的后堂,编者就是在北堂抄辑群书中可以作文用的参考材料编成此书的,故名《北堂书钞》。《北堂书钞》的卷数著录不一,现在见到的为160卷,分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共十九个部,851类。此书内容是搜集摘抄古籍中可供吟诗作文用的典故、词语和一些诗文的摘句,分门别类地编辑而成。它的体例是在每一个类目里把文籍中有关的材料汇集起来,每一事摘出句子用大字登载,而后把每个文句的出处、上下文以及有关的解释用小字注在下面。注文中有时有虞世南的按语。不过此书由于在明、清刊刻之前,长期以抄写流传,遂造成许多混乱,内容体例也不一致。《北堂书钞》所引书籍是隋以前的旧本,据统计,除集部外约八百多种,而且多是三代、汉、魏,迄于宋、齐时的书,现在十之八九已经不存,因而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古类书。而且由于石室类书残卷和《编珠》的分量都很少,具有相当规模的古类书仍当推《北堂书钞》为首。此书在清代汉学家治理古籍的工作中,和《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共同起过重要作用,当时被合称为“四大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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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成颂
《作者:智果》一篇。书论。隋代释智果撰。智果,隋仁寿年间书法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亦善文学。隋炀帝为晋王时,召令写书,智果不从,遂被囚于江都。后炀帝为太子,出巡扬越,为其书《上太子东巡颂》,获释,召居慧日道场。隋炀帝谓其书“得右军骨”。此文论述了汉字造型的多种结构和变化规律,以及书法对不同汉字造型结构的艺术处理方式。本文虽不长,但对字的结构分析很有道理。在每项之下,注出所举例字,供学者参考。第一项是“回展右肩”,举出“宁、宣、台、尚”四字;在“潜虚半腹”下说“画稍粗于左,右亦须著,锭近均匀,递相覆盖,放令右虚”,举出“用、见、冈、月”作为例字;在“回互留放”下说“谓字有磔掠重者,若‘爻’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也,不可并入”。主旨在于强调统一中求变化,联系中求对比。如“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强调打破对称以求均衡;“间开间合”、“隔仰隔覆”,观察了连续与间断的效果;“回互留放”、“变换垂缩”,指出了统一中的变化;“繁则减除”、“疏当补续”,注意到了疏与密的辩证关系。同时,又把多样统一的观点贯穿到书法“语言组织”的各个单位,从“以侧映斜”、“以斜附曲”到“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第一次对书法结构组织作了纯形式的探讨,不仅打破了前人论书专重气韵而鲜言结构的格局,而且也为唐人尚法开了先风。有《书法菁华》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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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烛宝典
《作者:杜台卿》十二卷。杜台卿撰。杜台卿,字少山,博陵曲阳(今属河北省)人。少好学,北齐时官至中书黄门侍郎。北周代齐后,归于乡里。隋初被征入朝,官著作郎。开皇十四年(594年)致仕。该书约在北周代齐之后所撰,史称“尝采《月令》,触类而广之,为书名 《玉烛宝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赐绢二百匹。”(《隋书·杜台卿传》)其书于《直斋书录解题》中尚著录为十二卷,之后渐渐亡佚。此书乃黎庶昌于光绪十年(1884年)由日本旧抄卷子本影刻,实为五卷。每月为一卷,此本止于五月孟秋。卷首有序一篇,不言作者。序称《尔雅》四气和为玉烛,《周书》武王说周公推道德以为宝典,将令此作,义兼众美,以玉烛宝典为其书名。书中首载《小戴礼月令》,博引蔡邕章句释之,间采《夏小正》及《淮南时则》等,详加集证。史传、百家之言、词赋,乃至佛道经典,无不兼采。其载土风以体民生,记积习以论时俗。雷电霜雪、鸟兽鱼虫、草木荣枯,或叙其发初,或寻其大盛。若事涉疑殆,则别起正说以释之。《说郛》(宛委山堂本)存其一卷,黎庶昌所刊《古逸丛书》本,即影刊日本所藏旧抄卷子本。该书国内久佚,幸而唐时被日本遣唐使带回国内,这才得以保存下来。清末杨守敬在日本发现《玉烛宝典》(缺卷九),并将其影印归国,国内一时惊为稀世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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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氏诸病源候论
《作者:巢元方》五十卷,隋·巢元方等奉诏撰。考《隋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五卷,目一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吴景贤撰,皆不言巢氏书。《宋史·艺文志》有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又无吴氏书,惟《新唐书·艺文志》二书并载,书名卷数并同,疑当时本属官书。元方与景,一为监修,一为编撰,故或题景名,或题元方名,观晁公武《读书志》,称隋·巢元方等撰,足证旧本所列,不止一名,《隋志》吴景作吴景贤,贤或监字之误,其作五卷,亦当脱一十字,如止五卷,不应目录有一卷矣。《四库》著录本,为明·汪济川方广所校,前有宋绶奉敕撰序,考《玉海》载天圣四年十月十二日乙酉,命集贤校理晁宗悫、王举正校定《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论》,五年四月乙未,命国子监摹印颁行,诏学士宋绶撰《病源》序,是其事也。书凡六十七门,一千七百二十论,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王焘《外台秘要》诸论,多本此书,今勘之信然,又第六卷解散病诸候,为服寒食散者而作,惟六朝人有此证,第二十六卷猫鬼病候,见于《北史》及《太平广记》者,亦惟周齐时有之,皆非唐以后语,其为旧本无疑,其书但论《病源》,不载方药,盖犹《素问》《难经》之例,惟诸证之末,多附导引法,亦不言法出谁氏,考《隋志》有《引导图》三卷,注曰立一坐一卧一,或即以其说编入欤?《读书志》称宋朝旧制,用此书课试医士,而太平兴国中集《圣惠方》,每门之首,亦必冠以此书,盖其时去古未远,汉以来经方脉论,存者尚多,又裒集众长,共相讨论,故其言深密精邃,非后人所能及,《内经》以下,自张机、王叔和、葛洪数家书外,此为最古矣,王祎《青岩丛录》,尝议其惟知风寒二湿,而不著湿热之说,以为疏漏,然病机万变,前人所未及言,经后人阐明者甚多,未可以一节病是书也。此书传本极少,清末周学海取家藏旧本,以日本刻本及《外台秘要》校定,刊入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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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大义
《作者:萧吉》隋朝阴阳学家肖吉的著作。《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艺文志》都在五行类著录5卷。《四库全书总目》附录《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称此书“博采经纬,搜穷简牒,略谈大义”。此书共分5卷24篇40段,卷1有释名、辩体性、论数;卷2有论相生、论配干支、论相杂、论德、论合、论扶抑、论相克、论刑、论善、论冲破;卷三有论杂配;卷四有论律吕、论七政、论八卦八风、论性情、论治政;卷五有论诸神、论五帝、论诸官、论诸人、论禽虫。此书重点宣扬五行本原论,认为五行是“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把阴阳五行与象数和龟筮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以象数、占筮为依据的神秘思想体系,在政治上为隋朝统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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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译注
《作者:王通》亦称《文中子》,十卷。隋王通 (584—618)撰。王通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任蜀郡司户书佐,曾上隋文帝《太平策》十二篇,为朝所疑忌,弃官归家,以讲学著书为业。仿《论语》作《中说》,由其子福郊、福时记述。门人私谥“文中子”,因以名书。《唐书·艺文志》录(文中子)《中说》五卷,《文献通考》及《玉海》则作十卷,与今本合。共十篇。末附《序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时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时贞观二十三年《序》。全书崇尚儒家思想,以为“千变万化,吾常守中”,又以仁义为教化之本。提倡“时异事变”,“通变之谓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从认识论上,主张“居近识远,处今知古”。反对 “执古御今”,强调 “知之者不如行之者”,但也有“行之者不知安之者”保守的一面。又主张“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明,去就相安”,说明事物的相互依存关系。曾提出儒、释、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主张。宋阮逸作注。有 《四部备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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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
《作者:王通》一名《文中子》。为隋末名儒王通子福郊、福畤仿《论语》体例,集通生前言论,以问答形式整理而成。今有宋阮逸注十卷本。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十篇。其哲学思想确认天、地、人为“三才”,“天者统元气焉”,“地者统元形焉”,“人者统元识焉”,但又相信“天神”、“地祇”的存在。认为治乱、穷达、凶吉都有命,“君子畏之”,又认为吉凶祸福,惟人自召,在人自取。矛盾之处很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明王道”,抨击现实社会暴政,依据孟子仁政学说,提出要统治者“遗身”(即至公无私)、“推诚”,盼望重建王道政治。主张儒、佛、道三教归一,但以儒家为主。并希望恢复分封制和井田制。王通在《中说》中提出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后人因其中所记王通门人多隋唐间大臣,年龄与事实不符,或疑其为伪作,虽不尽然,但其中有夸饰之词,则为事实。中统 元世祖年号(1260—1264)。凡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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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子遗书
清初学者汤斌所撰杂著。斌之学源出孙奇逢,治程朱理学,也不废陆王之说,虽以宋儒为主,亦不废汉唐儒者之所长。主张“身体力行” ,以正心诚意,讲求实用为本。尝谓: “圣贤义理,载于五经四书,而其要在于吾身,若舍目前各人进修之实,不以改过迁善为务,纵将注疏大全辨析毫厘,与己终无干涉。” 又说:“夫所谓道者,六经、四书之旨,体验于心,躬行而有得之谓也。非经书之外,更有不传之道学也。故离经书而言道,此异端之所谓道也; 外身心而言经,此俗儒之所谓经也。” (《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 是书为其门人王廷灿所辑,复为编类,皆汤氏语录、诗赋、杂文、奏议等作,共10卷,末附年谱、誌状1卷。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王氏树德堂刻本及同治九年(1870年)睢州汤氏宗祠重刻本,《正谊堂全书》题为《汤潜菴集》。
太乙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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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苦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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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著作。清赵执信撰。此书分前、后、续谱,故亦称《声调三谱》。有合为一卷者,或分为三卷者,亦有以前后谱为一卷、续谱为一卷者,但于内容均无大出入。唐代律体盛行之后,古诗写作便产生一个避免律调的问题。对古诗声调的注意,始于明人。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说》云:“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后谢榛《四溟诗话》、胡应麟《诗薮》等亦有议及者。清初钱谦益、冯班、吴伟业、王士禛等人,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据说赵执信曾向王士禛讨教古诗声调问题,不得其详,于是独自钻研,从唐代大家名作入手,“发愤三、四月”(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终于悟出古诗与律诗在声调上的区别,著成此书。赵谱一出,又推动王士禛门生整理出《王文简古诗声调谱》(文简为王士禛谥号)、《律诗定体》等作,从此开了论诗谈声调的风气:“自渔洋、秋谷之书行,此说几于家喻户晓矣。”(梁章钜《退庵随笔》)赵谱所论,大抵以三平为正格,又多采冯班之说。后翁方纲、翟翚、许印芳、吴绍灿、董文焕等对此书所论又有所驳正,使这一项研究更趋精密。有《清诗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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