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讲 晋纪总论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值魏太祖创基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舆轸，驱驰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贤愚咸怀，小大毕力，尔乃取邓艾于农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达，东举公孙渊，内夷曹爽，外袭王陵，神略独断，征伐四克。维御群后，大权在己。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而东支吴人辅车之势。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军旅屡动，边鄙无亏，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玄丰乱内，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几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咸黜异图，用融前烈。然后推毂钟邓，长驱庸蜀，三关电扫，刘禅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名器崇于周公，权制严于伊尹。至于世祖，遂享皇极。正位居体，重言慎法，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民咏惟新，四海悦劝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辑战国之苦，腹心不同，公卿异议，而独纳羊祜之策，以从善为众。故至于咸宁之末，遂排群议而杖王杜之决，汎舟三峡，介马桂阳，役不二时，江湘来同。夷吴蜀之垒垣，通二方之险塞，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
武皇既崩，山陵未干，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郤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号，而有免官之谣，民不见德，惟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于是轻薄干纪之士，役奸智以投之，如夜虫之赴火。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网解纽。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于荆扬，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何哉？树立失权，讬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犹乱；作法于乱，谁能救之？故于时天下非暂弱也，军旅非无素也。彼刘渊者，离石之将兵都尉；王弥者，青州之散吏也。盖皆弓马之士，驱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吴先主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乌合之众，非吴蜀之敌也。脱耒为兵，裂裳为旗，非战国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邻国之势也。然而成败异效，扰天下如驱群羊，举二都如拾遗芥。将相侯王，连头受戮，乞为奴仆而犹不获。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岂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若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势动者不可以争竞扰，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御其大灾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谓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鬱北林，龙鱼之趣渊泽也。顺乎天而享其运，应乎人而和其义，然後设礼文以治之，断刑罚以威之，谨好恶以示之，审祸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笃慈爱以固之，故众知向方，皆乐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于家闾，邪僻销于胸怀。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义，又况可奋臂大呼，聚之以干纪作乱之事乎？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长久也。夫岂无僻主，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故延陵季子听乐以知诸侯存亡之数，短长之期者，盖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也。
昔周之兴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显，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又曰：“实颖实粟，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刘遭狄人之乱，去邰之豳，身服厥劳。故其诗曰：“乃裹餱粮，于橐于囊。”“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以处其民。”以至于太王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诗曰：“来朝走马，帅西水浒，至于岐下。”周民从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从之如归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劳来而安集之。故其诗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诗曰：“克明克类，克长克君，载锡之光。”至于文王，备修旧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由此观之，周家世积忠厚，仁及草木，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耉，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师傅，服澣濯之衣，修烦辱之事，化天下以妇道。故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汉滨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纯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犹以服事殷，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犹曰天命未至。以三圣之智，伐独夫之纣，犹正其名教曰“逆取顺守，保大定功，安民和众”，犹著大武之容曰“未尽善也”。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静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积基树本，经纬礼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如此之缠绵也。爰及上代，虽文质异时，功业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今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盖有为以为之矣。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不明，不获思庸于亳；高贵沖人，不得复子明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长虞数直笔而不能纠。其妇女庄栉织 ，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釁。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覩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故贾后肆虐于六宫，韩午助乱于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怀帝承乱之后得位，羁于彊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厕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怀帝初载，嘉禾生于南昌。望气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气。及国家多难，宗室迭兴，以愍怀之正，淮南之壮，成都之功，长沙之权，皆卒于倾覆。而怀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刘向之谶云，灭亡之后，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据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盖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长安，长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阳王为右丞相，东以琅邪王为左丞相。上讳业，故改邺为临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极不建，祸辱及身。岂上帝临我而贰其心，将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昭明文选》卷第四十九“史论上”载干宝《晋纪总论》 [1] 。
干宝有《搜神记》，属小说类。《晋纪总论》五臣注：此论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恶而论之，是名总论也。（《二十四史》中有《晋书》，唐太宗御撰。）
自开头至“大象始构矣”，述晋高祖（司马懿）创业之基。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硕”，大也；“硕量”，大略。“运”，气数也。
“嘉谋屡中”，“中”，去声，准也。
“遂服舆轸，驱驰三世”，“服舆轸”，五臣注：“舆轸，车也。”“服”，用也。“三世”，五臣注：“三世谓文帝时为丞相，明帝即位，迁骠骑大将军，兼武帝文学掾也。”
“性深阻有如城府”，“深阻”，别人看不透。“城府”，府库也。
“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任数”，五臣注：“数，术也。”“御”，使也，用也，驾驭。“采拔”，提拔。
作文莫妙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苏洵《衡论•远虑》），如胡适之说，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怎么说就怎么说。 [2] 但人是可怜的，历来文人有几个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在社会上、家庭中也办不到。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三国时期曹孟德是头一个人才，其次是诸葛亮、司马懿。紧、狠、稳、准。狠，曹孟德，紧也够上了；稳、准是诸葛亮；司马懿狠而不紧，稳而不准，而曹孟德、诸葛亮都被司马懿给治了。（紧走赶不上暗不憩。）争斗，操之过急则必败。
大器晚成，积少成多，智慧也是储蓄的。求知识、做学问，应如守财奴之守财然，并且要一个变俩，要生息。攒钱的人、做学问的人都有，积累智慧者却没有。然老成练达，因所见所知者多，归纳出一个东西来，此亦即智慧，此种智慧是真的有价值。物老则成精（狐狸），若以象征视之，不但物老成精，人老亦能成精。此当然也指好的方面说。特殊天才多失败，碌碌无能、无声无臭的却渐渐成了了不起之人物。司马懿可以说是大器晚成。
现在的世界，什么都要“新”，如新民主、新英雄主义。
…………
英雄是可以有的。一个群众、民族，不能无领袖，犹之人之不能无脑子，故无论是民主或独裁，都须有领袖。但英雄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为大众出力，此始是真英雄。秦始皇吞并六国，不可一世之雄，后来坏在求长生及希为子孙永久之业，故秦二世而亡。英雄不过是一个领袖罢了，做领袖的人不应老表现自己。如果如此，则恐怕将众叛心离，且其手下必定是奴才而无人才，此便悬得很。最好的英雄是牺牲自己，而是为民族、国家、大众……
三国时期曹操是头一个人才，其次是诸葛亮、司马懿。图为明朝戴进《三顾草庐图》。
新英雄主义应是为多数人之幸福利益而牺牲了自己之幸福利益。
曹孟德是极欲表现其自己，如其《让县自明本志令》。（有其苦，爬上去，费劲不说。）曹之文人气很重，后居然掌军政权，此其苦斗，然爬上去下不来台了。但还不好意思自受，想做周文王而不愿做周武王，“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真是英雄表现自己。如诸葛亮之英雄是牺牲，旧传统下之奴隶，刘备之奴才。此说在现在说起来还可以，若在当时便不能如此说。先不说这些，只说诸葛亮之牺牲，明知蜀不能取东汉，但不敢完得更快。所以说，他与其说是为国、为刘为奴隶，不如说是为朋友（刘备）而尽心、为知己而牺牲。诸葛亮是可取的。
司马懿稳而不准，狠而不紧。的确，物老则成精，没什么了不起，便多年的经验则了不得。其讨诸葛亮之方策：你来则关门，走则作揖。
（原笔记至此，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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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宝：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著有《晋纪》二十卷，今全书已佚，仅存《论诸葛瞻》《论姜维》《论晋武帝革命》及附于文末的《晋记总论》四篇。
[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有甚么话，说甚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