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卷
太仓王汝霖雨三甫著 男达材校
辨阳盛阴虚、阳虚阴盛
仲景《伤寒论》序例有云：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此乃治病紧要纲领，不特伤寒证之治法已也。一有错误，生命立休，可不详辨其确实而草率从事哉？！
然阴阳之虚实，岂易辨哉。或曰：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阳虚生外寒，阴虚则发热。阴阳之虚盛，辨之亦不难。此说虽是，然而不尽然也。
即使伤寒伤风之在太阳经，淅淅恶寒，翕翕发热。岂阴阳之乍盛乍虚、更虚更盛，治法可汗下并行乎？！又不止此也。《内经》谓寒极则热，热极则寒，又云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即在伤寒证，邪热传入厥阴经，有四肢厥冷，即热深厥亦深，仲景用承气下之者，岂可见其厥冷而谓为阴盛阳虚乎？！又伤寒入于足少阴经，有面赤、身热、咽痛等症，仲景用通脉四逆汤以温之，岂可作阳盛而下之乎？！又有内伤证中最多阴盛格阳、阳盛格阴之证，岂可见寒即作阴盛证而汗，见热即作阳盛证而下，以误人之性命乎！
霖对于此阴阳虚盛，遍阅古人之书，未有说明的确之见证。
《难经》虽亦有辨阴盛阳虚、阳盛阴虚之证，其云浮之损小，沉之实大，故曰阴盛阳虚；沉之损小，浮之实大，故曰阳盛阴虚。此属心肺虚而肝肾实、肝肾虚而心肺实，只可以用补阳配阴、补阴配阳之法，非可用作汗下者也。
又考之成注，以尺脉弱为阴不足，阴虚阳凑，阳陷入阴，则发热者，为宜下；寸脉微为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者，为宜汗。按此注释，亦属似是而非，难于摸索。况寸脉虚，汗之则亡阳；尺脉虚，下之则亡阴。仲景有“尺脉弱涩者不可下”之戒。虽有“阳陷入阴，阴气入于阳中”云云，究属以何种见症，可以确定其阴阳虚盛之真实哉？
因之寤寐焦思，再以脉理中求之。
寸为阳，尺为阴。寸盛尺虚，即阳盛阴虚。只有寸盛，为汗吐之证，即《内经》谓“在上者引而越之。”尺虚是真阴虚，仲景谓“强发少阴汗，为上厥下竭”，适与汗下相反。
又：浮为阳，沉为阴。浮主表，宜汗。沉主里，宜下。亦与汗下为不合。
再：来为阳，去为阴。来盛去虚，即心肺实而肝肾虚。来虚去盛，即心肺虚而肝肾实。宜以补阳配阴、补阴配阳法治之。对于汗下，尤不相宜。
再四研求，甚至寝食俱废，乃恍然得之于两手脉息中，且能确切无疑，冥冥中如有神助者。古人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诚不谬也。
盖两手之脉，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内经》云：人迎紧盛伤于风，岂非宜汗；气口紧盛伤于食，岂非宜下。盖人迎者，左关也。左关是肝，为风木之脏。左尺膀胱，为寒水之脏。风入于肝，寒入于膀胱，乃同气相求、物与类聚之义。气口者，右关也。右关属于脾胃，为中央之土。四旁有病，必及中央，故热邪入胃腑，有燥屎，乃可下。
又：膀胱于左手候之，邪从足太阳膀胱经而入，故左脉盛。毛孔者，膀胱之门户也，是以仲景治法，脉浮为邪在太阳表，则汗之；脉沉弦为邪在太阳腑，则利之。胃与大肠于右手脉候之，故右关沉滑且盛，是热邪入于足阳明（大肠）胃腑，唯有下之以开后门而祛之为最易也。唯右脉浮弦且长者，是邪在阳明之表分也，宜用葛根汤 以汗之，非可下之症也。若脉在中候滑数且长者，是热在阳明之气分也，宜用白虎汤 以治之。必须右关脉沉实且滑者，方为应下之症也。
况左为心、包络、肝、胆、肾、膀胱、小肠，属血，血为阴。左脉盛即是阴盛，左脉虚即是阴虚。右为肺、膻中、脾、胃、命门、大肠，属气，气为阳。右手脉盛，即是阳盛，右手脉虚，即是阳虚。且汗为血液，左手脉虚，即是血液虚之，岂可汗之以劫尽其血液乎。胃为中土，万物所归，各经之热邪入里，无不归及于胃腑，胃腑实热，必右关脉滑盛，故下之以泻阳存阴。由此观之，以左右手脉之虚盛，而决汗下，岂非确切不移之至理乎。
霖数十年来，照此左右脉息，以定阴阳虚实而治病，竟丝毫不爽，且可深信不疑。盖阴阳必一胜一负。阴盛则阳必虚，阳盛则阴必虚。即《内经》所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之义。是以可汗之症，决不可下；可下之症，决不可汗。间有表证未罢，里证又急，只可用大柴胡汤 以微泄其半表半里之邪。其胃实则气必实，故大小承气 之用枳朴以破气。阴盛则气必虚，故古人之汗药中，皆用炙草、大枣、人参。此胜则彼负，彼胜则此负，此一定不易之理，显明昭著者也。乃医者往往见应下而误汗，应汗而误下，致变生不测者，此即《内经》所谓致邪失正，绝人长命，实大负轩岐之旨也，因此不揣冒昧，将一得之愚，贡诸于世，愿世之好学深思者，共进而切磋之。
辨气血虚实
人身左半身属于血分所主，右半身属于气分所主，古人已有明文昭示后人，而见一隅矣。唯人身之左右，只能分气血，而终不能知其气血之虚实。然欲知其气血之虚实，唯有于左右两手之脉息中求之，一隅亦可以三反也。左三部脉旺，则血旺，或由于血分受邪；虚则血虚，而血分无邪。右三部脉旺，则气盛，或由气分受邪；虚则气虚，而气分无邪。此亦一定不易之理，毫无疑义。然邪正虽有一定之认识，而治法则变化无穷。盖正固仅有气血两种，而邪则种类不一。唯在医者之悉心诊察，据脉辨证，以证实其病情，择其的当祛邪之药以治之，方能奏效。此即神而化之，在乎其人，非可泥于一定也，兹姑举其大略言之。
假使左脉浮弦有力，右脉浮大而散者，即气虚夹风证，宜用消风散 （除藿朴加芪术）以治之。
又左浮紧有力，右浮大无力，或沉细且弱者，属气虚感寒，用麻黄人参芍药汤 之类。
右脉洪数有力，左脉浮虚或细弱者，是肺胃火炎，将精血耗损之证也，宜用白虎汤加生熟地 以治之。
又右脉滑实，左脉无力者，是食积证也，并有胃火之证亦如之，宜用大承气汤加归芍 以治之。
两手脉俱浮洪数实者，是表里气血俱有风热之证也，宜用防风通圣散 加减之。
两手脉俱虚弱者，是气血俱虚弱也，宜用十全大补汤 以治之。
左脉平而右脉弱者，此气虚而血不虚也，宜用四君子汤 以补气配血。右脉平而左脉虚者，此血虚而气不虚也，宜用四物汤 以补血配气。
此乃约略而言，至于四诊，亦须彻底相参，心领神会而用之，庶能应无穷之变也。霖之治病，每将左右手之脉息，定气血之虚实。再参以望闻问之见症，而用攻补兼施，或补气以配血，或补血以配气，或气血平补等法。即《内经》所谓“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不实不虚，以经取之”之义。此为万稳万妥之治法，无不应手取效者也。盖百病无不由阴阳气血之偏胜而成，如能调其阴阳气血，则诸症不治自愈。此即所谓“不平则病，平则无病”也。设徒凭其外表之见症，而不据其脉息以为证，何能分别其气血之寒热虚实？若不知气血之寒热虚实而妄治之，何能免《内经》所谓“实实虚虚，以贻人夭殃”，《难经》所谓“泻不足而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也”之诫耶？！藉左右手之脉息以辨气血邪正，固霖之创见，然治法亦深合《内经》。所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脏，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之旨。数十年来，照此以治百病，无不应如桴鼓，实万稳万当、百试百验之妙法也。霖志在活人，不敢自私，爰书其心得如此。
平则无病，不平则病论（附图并说明）
治病之道，不外乎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以协于平而已。盖人之有病，总属阴阳、气血、表里、虚实、邪正之偏胜。以阴盛则阳必虚，阳盛则阴必虚；气分受邪，则血必虚；血分受邪，则气必虚。邪正偏胜，即虚实太过而不平，不平则病矣。欲使其平，必须将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方可平而无病。犹权衡之称物，一有轻重，必轩轾而不平。亦独舟楫之载物，偏于左右，则畸侧而不平。必须将重者卸之，轻者加之，则权衡平而无偏倚之患。舟楫平，得免倾覆之虞。故善治病者，必须审明其阴阳、气血、表里之虚实。将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以协于平，则病自愈矣。如其不然，则虚者尤虚，而实者尤实，是何异权衡之轩轾、舟楫之畸侧，而不卸重加轻，反卸轻加重，岂有不偏倚太过而立时倾覆者哉？！时医不知此理，贻误何可胜言。且自古以来，但有其言，而无人得证明其一定之虚实，可以必使其平者。霖不揣鄙陋，既已辨明阴阳、气血之虚实于前，诚恐此理难明，故再援比权衡轻重之法，绘图以著明之。并将三部九候之脉，以有力、无力之简易法，而分其气血、阴阳、表里之虚实。泻其有余，而补其不足，以使其平，而病不治自愈矣。兹又略举用药之法，以示一隅。如得以此法而三反之，则无论何病，未有不愈者。此乃治病一定不易之理，亦百无一失之法也。唯欲证明阴阳、气血、表里之虚实，除脉之外，绝无别法。如能精研脉理，按图索骥，并融会而变通之，则治病如反掌，绝无望洋与叹之虞。
注：方后数字为书后“应用诸方”之序号（原为汉字序号），下同。
权衡图说
此图之用药法，不过略示邪正虚实之补泻法、治病之规矩准绳而已。至于邪正虚实之辨别，虽可于脉之有力、无力证之。唯正虚易于认识，而邪则难于分别，良以邪之种类不一耳。且此图之用药法，仅据其热邪而论。尚有阴寒积滞等证，亦见有力之脉者，诚恐误会，故再续陈一二，藉冀一隅之三反也。
唯热邪脉必滑数且实，寒证脉必弦紧或迟缓：
若左浮弦且紧者，宜用麻黄汤 类；右浮弦且紧者，葛根汤 类。
迟缓或沉紧之脉见于左者，用大顺散 类。见于右者，四逆汤 类。
又有积滞之脉，必沉牢且实：
见于左者，用伏梁丸、肥气丸 等类；见于右者，息贲丸、痞气丸 等类。
更有痰饮水气之脉，必系沉弦：
见于左者，用五苓散 类；见于右者，控涎丹 类。
再有沉涩有力之脉：
见于左，属瘀血，用抵当汤 类；见于右，属气滞，木香顺气汤 类。
此系约略言之。至于审病酌宜，唯在医者神会而变通之，未可拘于一定也。更有时症应汗应利而误下，应下而误汗及利，亦属大逆，不得不再申辩之。
如左部所见之邪脉，浮弦或浮紧宜发表，沉弦宜利小便，中候弦宜和解。此即邪在水道之间，只有汗之、利之可去，决非下之而可去之者。以小肠、膀胱，皆在左手候之。汗之者，即其邪祛从膀胱之边门而出也；利之者，即驱其从膀胱之大门而出也。是以仲景治伤寒，脉浮缓用桂枝汤 汗之，浮紧用麻黄汤 汗之；脉沉弦系邪入于膀胱之腑，用五苓散 利之；邪在半表半里之间，用小柴胡汤 以和解之，概可见矣。
凡热邪传入于胃腑，右关脉现沉实且滑者，为可下之症。此乃邪在谷道之中，唯有下之可去，亦非利小便而可去之者。以胃与大肠之脉，在右手候之，下之必由胃与大肠而出也。
其右脉沉则不可利，然右脉浮亦可发表者何也？以肺主皮毛，脾胃主肌肉，邪在皮毛肌肉间，以借其毛孔而祛出之，因毛孔附于皮毛肌肉间，驱之亦易也。故右部脉见浮实则可发表，唯见沉滑且实者，可下而决不可利，利之反竭其津。
亦犹左部脉见沉弦且实，可利而决不可下，下之反损其胃。
若误治之，即谓诛伐无辜，则热邪不但不去，必变症丛生而难治矣。故治病必须有一定之认识，方不致误。
以上所述，系积数十年经验而得，且竟历历不爽，爰特表而出之。
论望问闻切
《内经》云：上古使僦贷季理脉色而通神明。又云：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又云：能合色脉，可以万全。《难经》云：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在何脏腑也。又曰：以外知之曰圣，以内知之曰神。
由是观之，则医之对于脉色，至为切要，岂可舍此而能知外感内伤、五行六气之为病，与阴阳气血之偏胜、寒热虚实之不同哉。如不精察脉色，见其病而妄治之，未有不轻病致重，重病变危，草菅人命，谁之罪欤？！
虽治病不可舍望闻问，唯有切脉最能切实病情。盖望问闻，只可知其标，而不能得其本。假如身热如烙、面赤唇焦、烦躁不宁、神昏不省之症，人皆知为热证也。谁知风寒外束，火郁于内，阴盛格阳，热入阳明，湿温、风温、重暍、劳倦、食积、阴虚等症，均有如是之现象。如其不知脉理，究作何证以治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岂但见外表之热证，而徒用寒凉之药，以为能事者哉？！
或曰：望而知之为神，闻而知之为圣，问而知之为工，切而知之为巧。切为最可忽略之一诊，君何以切脉为重哉？予曰：前有人执此说以问仲景曰，上工望而知之，中工问而知之，下工脉而知之。仲景答以脉之沉迟与浮大，知病人发热身痛之愈否；又以脉之浮大与沉细，知病人腹痛之瘥否。则问者以脉为轻贱，而仲景答之以脉为重要，概可见矣。
况《内经》既云：理脉色而通神明。又云：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又云：能合色脉，可以万全。《难经》一则曰：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在何脏腑。再则曰：以外知之曰圣，以内知之曰神。其云内外者，即脉色是也。由是观之，四诊之对于脉色，最为重要。然再以色与脉较之，则脉为更重。何以见之？
盖色之现于外者，不过察其部分，知五行之生克。视其明暗，知疾病之吉凶。至于各经之感受六气，以及七情内伤等症，并病之寒热、虚实、表里、气血，非求诸脉理，断难明晰。
如外感风寒，必左寸关之人迎脉浮紧；内伤饮食，必右寸关之气口脉紧盛。
暑脉必浮虚，湿脉必沉细，燥脉必细涩，火脉必滑数。
迟缓之脉属于寒，滑数之脉属于热。
虚证之脉微细且濡，或浮大而散；实证之脉，洪实且长。
浮脉主表，沉脉主里。
右三部脉，以验气分之病；左三部脉，以验血分之病。
且何脉见于何部，即知其病在于何脏何腑。
如其脉理精明，再望其五色，闻其声音，问其病源，则无论外感内伤一切之病，其病之在于何处，洞烛无遗。再择直走其经之药以疗治之，如探嚢取物然。故经曰：“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可以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为下工，下工十全六。足见四诊之中，切脉为最重。如能精明脉理，再参以望问闻，方可谓出类拔萃、济世活人之良医。胡为乎医者将至显、至明、至切、至要之脉，弃之而不研究哉？！
《内经》分配脏腑诊候图
经曰：尺内两旁，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
观此《内经》分配脏腑诊候图，可知上候上、下候下为准确。至伪诀以大小肠列于寸上，谓心属丁火，小肠属丙火，肺属辛金，大肠属庚金，以为表里，殊属谬误。不知心肺居上，为最清洁者；大小肠居下，为最污浊者。岂有清浊上下不分，以居于至下者，而列于至上也？！再者澄以男女易位而言，尤属荒诞。盖男女虽分阴阳，而脏腑所列之部位无异。岂有男女可以上下左右倒置而候之耶？又经谓内外者，即上下而言。因脉只有一条，内外何能分别？！内外即作上下为近理。是以读书贵有主见，事理不外人情，幸勿被邪僻之说以误之也。
脉法刍言
自古以来，医书之多，不知其数。大都只以外表之见症而言，不知外表之见症不可凭，多有似是而非之症。甚至有外表之见症，与内部之实在根源适得其反。唯有凭脉论症，不论其外表所见何证，照脉治之，绝无不应手者。
每见世俗之医，往往仅以望闻问治病，对于切脉，不过虚应古事而已。虽有学习脉理，只知浮沉迟数为已足。不知浮虽为表邪，如见浮濡、浮微、浮散、浮革、浮芤、浮虚等脉，补之尚恐不及，岂可从事泄表耶？！沉则为里矣，不知寒邪深入于少阴，脉必沉紧。故仲景云：少阴病，身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可谓里乎？！至于湿热内阻，脉必沉迟，岂可温乎真元？！亏极并亡阳证，脉必数大无根，即喻嘉言谓“愈虚则愈数”而可清乎？！
故学脉必须先学二十八脉之形象。如能将二十八脉之形象辨别清楚，然后可知各种之兼脉。兼脉一明，则凡百病症之根源，莫能逃遁于指下矣。如此治病而不效者，未之有也。以其病有千变，脉终不变。病形虽同，而病情迥异。以何部之虚实，即知何脏腑之虚实。虚则补而实则泻，以协于平，而病不治自愈矣。即《内经》所谓“平则无病，不平则病”也。假使不知其脉，虚实何能分晰？！虚实不明，而治病不遭覆辙者，我不信也。以其五脏各有胜负，寒热竟如冰炭，邪正即如仇敌。治疗一差，性命立休。亦即《内经》“毋虚虚，毋实实，而贻人夭殃。毋致邪，毋失正，绝人长命”之谓也。霖梦寐思求，对于脉理粗知一二，用敢略陈梗概，望世之高明者正之是幸。
辨脉形与主病
浮芤洪大革，皆浮候之阳脉，而形体相似也；濡虚散，乃浮候之阴脉，亦形体相似也。
紧实长滑数动促，形体亦相似，皆阳脉也；沉伏牢弱，阴脉之形体相似也。
细微与短，结代与涩，迟与缓，形象亦均相似，皆阴脉也。
脉相似而实异，又主病不同，不可不辨。粗心按之，似难分晰；细心察之，条分缕析。
浮脉 举之有余，按之不足，主表分之脉。如有别脉相兼，则主病各异。李士材《脉诀》云：浮脉主表，腑病所居，有力为风，无力虚寒。浮迟表冷，浮数风热，浮紧风寒，浮缓风湿，浮虚伤暑，浮芤失血，浮洪虚火，浮微劳极，浮濡阴虚，浮散虚剧，浮弦痰饮，浮滑痰食。
芤脉 浮大而革，按之中央空，两边实，主失血之候。
洪脉 指下极大，来盛去衰，主阴虚火旺之候。
大脉 浮洪而散，按之无力，主阴虚之候。
革脉 弦大而芤，如按鼓皮，主精血耗损之候。
濡脉 浮软无力，主水火两亏之候。
虚脉 浮大而空，主气血不足之候。
散脉 散漫不聚，主卫阳散失之候。
沉脉 沉在筋骨间，主在里之病，视兼何脉，即主何病。李士材《脉诀》云：沉脉主里，为寒为积。沉实积滞，沉弱气郁，沉迟虚寒，沉数热伏，沉紧冷痛，沉缓水蓄，沉牢痼冷，沉实热极，沉微阴寒，沉细痹湿，沉弦饮痛，沉滑宿食，沉伏吐利，阴毒积聚。
伏脉 重按至骨始见，主阴寒凝结之候。
牢脉 沉而坚硬，主阴有余而阳不足之候。
弱脉 细软无力，主气血两亏之候。
弦脉 端直如弦，主水饮，又主肝木太旺之候。
紧脉 弦而有力，绷紧之象，主积寒之候。
实脉 浮中沉皆有力，主实邪盛极之候。
长脉 过于本位，主阳气有余之候。
滑脉 往来流利，主痰食内积之候，实火之证亦有之。
数脉 一息过于四至，为阳热之候。
动脉 厥厥动摇，为阴阳不接续之候。
促脉 数时一止，为热极之候。若见短促，为真阴虚极之证，切忌寒凉。
迟脉一息不满四至，主阴寒之候。
缓脉 不急不徐，为夹湿之候，又为胃气之脉。
细脉 细直如丝，主气血亏损之候。
微脉 极微且软，主虚极且寒之候。
短脉 不及本位，主气虚之候。
结脉 缓时一止，主阴寒凝结之候。
代脉 动而中止，亦主气血不接续之候。
数 脉本属于热，然元气虚极，阳气将亡，往往亦见浮数且散或细数无根之脉，此皆虚寒之极，亟当温补，切忌寒凉。
迟脉 本属于寒，然阳气被外邪遏抑于内，或湿热内伏，亦见弦缓、沉缓之脉，宜清泄不可温热。
此皆脉之变者也，切脉者宜融会贯通以细参之。至于切脉，必先审其六部之本脉（如心脉之洪大而散，肺脉之浮涩而短，肝脉之弦细而长，肾脉之沉石而濡，脾脉之和缓且软，皆本脉也。又春微弦，夏微洪，秋微毛，冬微石，乃四时之本脉也），本脉不见，即是病脉。病脉之形，不外乎此二十八脉也。病脉见于何部，即病之在于何经。虽病情之变化百端，亦不能眩惑于心目也，为医者亟当细心参透之，庶可为人司命焉（此约略言之，至于详细学习，须读王叔和《脉经》，并李时珍《濒湖脉学》，以及李士材《四言脉诀》等为要）。
左右两手脉候用药补泻法
左寸属心，内候心包；左关外候肝，内候胆；左尺外候肾，内候小肠、膀胱。
右寸外候肺，内候膻中；右关外候胃，内候脾；右尺外候命门，内候大肠（外者上也，内者下也）。
左三部之心肝肾属血，为阴；右三部肺脾命门属气，为阳。
如左三部脉见濡微涩小，或散大芤革之象，是阴血亏损之候，宜用四物汤 ，掺入六味地黄汤 或附桂八味汤 之类。虽有形寒发热似外感，切不可用表散药，以重竭其阴血。以汗乃人身之血液，发表以重竭其阴血。即内难两经谓之虚损不足之祸，亦即“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之候也。
如右三部脉见微细虚浮濡弱散大或结代短促之象，是元气亏损之候，宜用四君子汤 ，掺入黄芪建中汤 ，或炙甘草汤、附子理中汤 等类，以补其气。虽有胸满痞硬、大便秘结、饮食不进等症，切不可用攻利破气泻脾肺之药，以重耗其元气。若气虚而再用泻脾肺以破其气，是将元气消伐尽净，亦即内难两经所谓虚损不足之祸。如见此阴脉而误用攻下，亦即“阴盛阳虚，下之则死”之候也。
如左右均见阴脉，或浮大且散，是阴阳气血俱虚，须用十全大补汤 ，或人参养荣汤、十四味建中汤 之类，切勿杂入攻伐之品，以重损其气血。即《内经》所谓“阴阳形气俱不足者，调之以甘药”，亦即“十补弗一泻之”之义。
如左寸关浮弦、右三部虚弱者，是外感风邪、正气虚弱、不能抵御外邪所致之候也。《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宜用补中益气汤 加荆芥防风 ，甚则加羌活 ，或用消风散去藿朴加芪术芍 等。
如两手脉均见浮弦者，是风寒两邪伤及营卫之候也，宜用小青龙汤 。
如左脉浮紧，右脉虚浮者，是肺气不足、寒邪伤营之候也，宜用麻黄汤加参芪 以助正撤邪而不损肺金，或用麻黄人参芍药汤 。
如左右两手均见浮紧脉，只须用麻黄汤 而不用参芪。
如两手脉均见浮缓者，是风邪伤卫之候也，宜用桂枝汤 。
如左手见沉弦脉，是水湿内伏于阴分之证也，宜用五苓散 等。
如右手脉沉弦者，乃水饮内伏于肠胃之证也，宜用十枣汤 ，或控涎丹 。
如两手俱沉弦者，是水饮伏于三焦之症也，宜用五苓散 煎汤吞控涎丹 。
如左尺脉洪数有力者，肾火与小肠火也，滋肾丸 或导赤散 主之。
右寸脉浮洪者，肺火也，泻白散 加桔梗、枯芩 主之。
右关脉浮洪有力者，是脾胃火之在气分也，轻则泻黄散 ，重则白虎汤 ；若沉实且滑动者是脾胃之火在血分也，轻则调胃承气汤 ，重则大、小承气汤 ；如有食积症，亦见右关沉实且滑，轻则保和丸 加芒硝、鸡内金 ，重则大承气汤 。
右尺脉洪数且滑实，是命门火太旺，水不济火也，宜用疗肾滋本丸 ；若沉实滑数，是大肠火盛也，宜用大承气汤 。
如脉上部盛而下部虚，或浮濡无根者，是肾虚而虚火上炎之症也，宜用六味地黄汤 ，加牛膝、磁石、连翘、薄荷 ，清上而降下之；下部实而上部虚，是气虚下陷之症也，宜用补中益气汤 以升之。
总之，脉实证亦实，脉虚证亦虚。
见阳脉者是阳证，见阴脉者是阴证。唯阳脉无力而无沉候者，为虚寒证 。阴脉而见沉实者，为积滞症 。见于左，是血分中之积；见于右，是气分及脾胃之积。见于何部，即何部受病。触类旁通，神而明之，在乎其人，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则用之无不当，而神且化矣。
脉之部位相生相克
左尺肾水，生左关肝木；左关肝木，生左寸心火，并右尺命门火；右尺命门火，生右关脾土；右关脾土，生右寸肺金；右寸肺金，生左尺肾水。循环无端，毫不间断，故谓之相生也。五脏相生，则五脏平和而生生不息，故无病而寿。五脏不相生，则生机绝灭而疾病丛生矣。
治之之法，唯有补其下元之水火，如附桂八味丸 之类。以肾为先天之本、立命之源，即《难经》所谓：“尺犹不绝，何忧殒灭。根本犹无害，枝叶将自生。”即见此相生之脉，皆自下而上，可不信乎？！
左尺肾水，克制右尺命门火；右尺命门火及左寸心火，克制右寸肺金；右寸肺金，克制左关肝木；左关肝木，克制右关脾土；右关脾土，克制左尺肾水。其克制者，恐其亢甚也，亢则害矣。假使火无水制，则燎原莫遏矣；木无金制，则横逆无道矣；金无火制，则肃杀太过矣；土无木制，则顽固而无生化矣；水无土制，则泛滥而无归宿矣。《内经》云：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生则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亦即《内经》“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折之，弱者济之”之义，亦使其五脏更相平而不病矣。
由是观之，则脉之不相生为病，病由所生者之不足，宜补其母。脉之不相制而为病，病由制胜者之不足，不能胜其所胜也，宜补其制胜者之母，而微泻其有余。假如肝之有余，即是肺之不足。治法必须补其脾，而泻其肝，即仲景所谓治肝补脾之法也。何以不补其肺而补其脾？盖脾为肺母，虚则补其母之义也。况木盛必克土，补土既可生金，又可自强而御侮，一举而两得之，此即上工治未病也。余脏类推。
附：李士材《四言脉诀》
《四言脉诀》，始于崔紫虚所撰，后李士材略为增减，方称尽善。兹因便利初学诵习起见，爰特附此，亦足为脉学之一助耳。
脉为血脉，百骸贯通。大会之地，寸口朝宗。诊人之脉，令仰其掌，掌后高骨，是名关上。关前为阳，关后为阴。阳寸阴尺，先后推寻。
胞络与心，在寸之应。唯胆与肝，左关所认。膀胱及肾，左尺为定。胸中及肺，右寸昭彰。胃与脾脉，属在右关。大肠并肾，右尺班班。
男子之脉，左大为顺；女子之脉，右大为顺。男尺恒虚，女尺恒盛。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神门属肾，两在关后。人无二脉，必死不救。
脉有七诊，曰浮中沉，上下左右，七法推寻。又有九候，即浮中沉，三部各三，合而为名。每候五十，方合于经。
五脏不同，各有本脉。左寸之心，浮大而散。右寸之肺，浮涩而短。肝在左关，沉而弦长。肾在左尺，沉石而濡。右关属脾，脉象和缓。右尺相火，与心同断。若夫时令，亦有平脉。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之末，和缓不忒。太过实强，病生于外。不及虚微，病生于内。四时百病，胃气为本。
凡诊病脉，平旦为准。虚静凝神，调息细审。一呼一吸，合为一息。脉来四至，和平之则。五至无疴，闰以太息。三至为迟，迟则为冷。六至为数，数即热证。转迟转冷，转数转热。迟数即明，浮沉须别。
浮沉迟数，辨内外因。外因于天，内因于人，天有阴阳，风雨晦明；人喜怒忧，思悲恐惊。浮表沉里，迟寒数热。浮数表热，沉数里热。浮迟表寒，沉迟里寒。
浮脉法天，轻手可得，泛泛在上，如水漂木。有力洪大，来盛去悠。无力虚大，迟而且柔。虚极则散，涣漫不收。有边无中，其名曰芤。浮小为濡，绵浮水面。濡甚则微，不任寻按。更有革脉，芤弦合看。
沉脉法地，如石投水。沉极为伏，推筋着骨。有力为牢，大而弦长。牢甚则实，愊愊而强。无力为弱，柔小如绵。细直而软，如蛛丝然。迟脉属阴，一息三至。缓脉和匀，春柳相似。迟细为涩，往来极滞。结则来缓，止而复来。代亦来缓，止数不乖。
数脉属阳，一息六至。往来流利，滑脉可识。有力为紧，切绳相似。数时一止，其名为促。数时豆粒，动脉无忒。
别有三脉，短长与弦。不及本位，短脉可原。过于本位，长脉绵绵。长而端直，状类弓弦。
一脉一形，各有主病。脉有相兼，还须细订。
浮脉主表，腑病所居。有力为风，无力血虚。浮迟表冷，浮数风热，浮紧风寒，浮缓风湿，浮虚伤暑，浮芤失血，浮洪虚火，浮微劳极，浮濡阴虚，浮散虚剧，浮弦痰饮，浮滑痰热。
沉脉主里，为寒为积。有力痰食，无力气郁。沉迟虚寒，沉数热伏，沉紧冷痛，沉缓水蓄，沉牢痼冷，沉实热极，沉弱阴亏，沉细虚湿，沉弦饮痛，沉滑食滞，沉伏吐利，阴毒积聚。
迟脉主脏，阴冷相干，有力为痛，无力虚寒。
数脉主腑，主吐主狂，有力实热，无力虚疮。
滑司痰饮，右关主食，尺为蓄血，寸必吐逆。
涩脉少血，亦主寒湿，反胃结肠，自汗可测。
弦脉主饮，木侮脾经；阳弦头痛，阴弦腹疼。
长则气治，短则气病；细则气衰，大则病进。
浮长风痫，沉短痞塞；洪为阴伤，紧主寒痛。
缓大风虚，缓细湿痹；缓涩血伤，缓滑湿痰。
涩小阴虚，弱小阳竭；阳微恶寒，阴微发热。
阳动汗出，为痛为惊；阴动则热，崩中失血。
虚寒相搏，其名为革，男子失精，妇子漏血。
阳盛则促，肺痈热毒；阴盛则结，疝瘕积郁。
代则气衰，或泄脓血，伤寒霍乱，跌打闷绝，疮疽痛甚，女胎三月。
脉之主病，有宜不宜，阴阳顺逆，吉凶可推。
中风之脉，却喜浮迟，坚大急疾，其凶可知。
伤寒热病，脉喜浮洪，沉微涩小，证反必凶。汗后脉静，身凉则安；汗后脉躁，热甚必难。
阳证见阴，病必危殆；阴证见阳，虽困无害。
劳倦内伤，脾脉虚弱，汗出脉躁，死证可察。
疟脉自弦，弦数者热，弦迟者寒，代散则绝。泄泻下痢，沉小滑弱；实大浮数，发热则恶。
呕吐反胃，浮滑者昌；弦数紧涩，结肠者亡。霍乱之候，脉代勿讶；厥逆迟微，是则可嗟。
嗽脉多浮，浮濡易治；沉伏而紧，死期将至。
喘息抬肩，浮滑是顺；沉涩肢寒，均为逆证。
火热之症，洪数为宜；微弱无神，根本脱离。
骨蒸发热，脉数为虚；热而涩小，必殒其躯。劳极诸虚，浮软微弱。土败双弦，火炎则数。
失血诸证，脉必现芤；缓小可喜，数大堪忧。
蓄血在中，牢大却宜；沉涩而微，速愈者稀。
三消之脉，数大者生；细微短涩，应手堪惊。
小便淋闭，鼻色必黄，实大可疗，涩小知亡。
癫乃重阴，狂乃重阳；浮洪吉象，沉急凶殃。
痫宜虚缓，沉小急实，或但弦急，必死不失。
心腹之痛，其类有九，细迟速愈，浮大延久。
疝属肝病，脉必弦急；牢急者生，弱急者死。
黄疸湿热，洪数偏宜，不妨浮大，微涩难医。
胀满之脉，浮大洪实；细而沉微，岐黄无术。
五脏为积，六腑为聚；实强可生，沉细难愈。
中恶腹胀，紧细乃生；浮大为何，邪气已深。
鬼祟之脉，左右不齐，乍大乍小，乍数乍迟。
痈疽未溃，脉宜洪大；及其已溃，洪大始戒。
肺痈已成，寸数而实；肺痿之形，数而无力。肺痈色白，脉宜短涩；浮大相逢，气损血失。
肠痈实热，脉数可必；沉细无根，其死可测。
妇人有子，阴搏阳别，少阴重甚，其胎已结；滑疾而散，胎必三月；但疾不散，五月可别；左疾为男，右疾为女；女腹如箕，男腹如釡。
欲产之脉，散而离经；新产之脉，小缓为应；实大弦牢，其凶可知。
奇经八脉，不可不察。直上直下，尺寸俱牢。中央坚实，冲脉昭昭。胸中有寒，逆气里急。疝气攻心，支满溺失。直上直下，尺寸俱浮。中央浮起，督脉可求。腰背僵痛，风痫为忧。
寸口丸丸，紧细实长，男疝女瘕，任脉可详。
左寸右弹，阳可决；左尺右弹，阴可别；
左关右弹，带脉之诀。
尺外斜上，至寸阴维；尺内斜上，至寸阳维。
脉有反关，动在背后；别由列缺，不干证候。
经脉病脉，业已昭详；将绝之形，更当度量。
心绝之脉，如操带钩，转豆躁疾，一日可忧。
肝绝之脉，循刀责耳，新张弓弦，死在八日。
脾绝雀啄，又同屋漏，一似水流，还如杯覆。
肺绝为何，如风吹毛，毛羽中肤，三日而号。
肾绝伊何，发如夺索，辟辟弹石，四日而作。
命脉将绝，鱼翔虾游，至如涌泉，莫可挽留。
验舌
察舌一法，考古之医书未有详载。然在四诊中，亦属望之一途，殊不可少。至元敖氏，始以十二舌作图验证，杜清碧增以二十四舌。后申斗垣辑观舌心法，推广至一百三十七舌。后长洲张诞先删其重复，定为一百二十舌，作《伤寒舌鉴》，出奇立异，令人目眩。后王琦删为三十六舌，多数已属怪诞。至于论证，无论何舌，均属热邪温毒，只须攻泻，舌虽异而治则同。并此三十六舌，亦属多事。不如霖将实验所得，以黑、白、黄、赤之鲜、枯、燥、润，而定表、里、寒、热、虚、实之殊，简而易明，切而不浮，可以为法也。
一、舌胖而白润者，是寒湿也，用胃苓汤 （四十一）。[整理者按：括号内的数字，为本书后所附“应用诸方”的顺序号]
二、舌胖而红润者，是湿热也，用六一散 （三）加黄柏、知母。尺脉虚者，加制首乌、茯苓。
舌无津液，是燥证，但有寒热虚实之不同。
三、寒证，舌如常而无津液者，是脾不化津，或多服香燥药而致者，宜用炙甘草汤 （七）。
四、热证，舌绛乏津者，是燥热内伏，而津液受损也，用甘露饮 （八十三），加元参、知母。
五、虚证，舌淡红而光滑乏津者，是金水两亏，而下泉告竭之证也，用三才汤 （一百七十九）。
六、实证，舌黄乏津，是胃火内燃、烁干津液之证也，用调胃承气汤 （十四），加生地、麦冬。
七、舌深黄有芒刺而枯萎者，乃胃火旺极、肾水枯涸之证，已属不治之证也，用调胃承气汤 （十四），重加鲜石斛、麦冬、生地、元参，亦可救十中之五六。
八、舌苔黄罩黑而干枯者，亦胃火旺极，火极似水，为极危之证也，亦用调胃承气汤 （十四），重加鲜石斛、生地、元参、麦冬、知母，亦有生望者。
九、舌苔黑而润泽者，乃北方寒水之色也，宜用理中汤 （一○三）。
十、舌罩白苔而润泽者，是风邪在表之候也，宜用消风散 （二十九）加姜半夏。
十一、舌苔白如粉而润泽者，是寒证也，用四逆汤 （三十二）。
十二、舌苔白如粉而枯萎者，是金水两亏之证也，用附桂八味汤 （二十四）。
十三、舌质紫色而润者，乃寒证也，用附子理中汤 （三十三）。十四、舌尖绛而生刺者，是水虚火旺也，用元麦地黄汤 （一百四十六）。十五、舌尖绛如镜者，是胃火灼干肾水也，用元麦地黄汤 （一百四十六），加石斛、生地、元明粉。
十六、舌裂出血者，燥火证也，用玉女煎 （一百八十），加生地、元明粉。
察舌一法，不过视其燥润，知津液之盈亏而已。至于寒、热、虚、实、表、里、阴、阳、气、血，必须精察脉理方悉，不可但凭其舌以治之也。
外感内伤辨并治法
风、寒、暑、湿、燥、火，谓之外感；劳倦伤、饮食伤、阴虚、七情、六郁、五劳、七伤、六极，俱谓之内伤。
外感有头痛、寒凛、发热，内伤亦有头痛、寒凛、发热。粗工不知内伤亦有恶寒、发热、头痛之证，概用表药，误人性命，不得不为之辨。
外感之恶寒、发热、头痛者，由于外邪阻于营卫之间，营卫不得两相和谐也；内伤之亦有恶寒、发热、头痛者，因肺气大虚，营卫不得和养皮毛也。
然同是恶寒、发热、头痛，大有分别。李东垣云：外感之恶寒、头痛、发热，突然而起，同时并作，身觉寒而皮如烙，头痛如破，毫无间断；内伤则虽有恶寒，恶寒一阵，即身热不寒，其热非皮肤间之热，乃肌肉间之热，以手扪之便晓。此言劳倦发热之证（若阴盛格阳证，则外皮亦如烙）。
且外感之寒，虽近烈火不除；内伤之寒，得就温热即解。
外感则手背热，内伤则手心热。
外感头痛，其痛如破无休；内伤头痛，必时作时止。
外感则口知味而不欲食，内伤则口不知味而不欲食。
外感则出言壮厉而身轻，内伤则出言怠惰而身重。
此属外表之见症，未可以谓确切不移者也，尤须验之脉理，更觉显然。
风脉则左手浮缓，右手较虚，身必寒凛恶风而有汗，宜用桂枝汤 。或有左脉浮弦，右脉见浮虚者，宜用消风散（ 除藿朴加芪术）。
寒脉则浮紧，身痛，恶寒而无汗，重者用麻黄汤 ，轻者九味羌活汤 （除生地、黄芩）。若左脉浮紧，而右脉虚浮者，宜用麻黄人参芍药汤 。
又有伤风兼寒，脉紧、烦躁、无汗者，用大青龙汤 。
此属伤寒证，在太阳表证之三大纲，一经误治则变症百出。仲景虽用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不能尽其变。其他各法不赘，请阅《伤寒论》。
暑证之脉则浮虚，外现身倦、短气、头眩、面垢，宜用清暑益气汤 、十味香薷饮 ，甚则用大顺散 。
湿脉沉细且涩，外现身重、足酸，或骨节痛。脉若带浮者，是风寒湿之在表也，宜用桂枝附子汤 ；尺脉沉细带弦，口渴、小便不利者，是在里也，宜用五苓散 ；若湿热在上中二焦者，右寸关脉必沉弦带数，见症或口渴引饮，宜用苍术白虎汤 ；在中下二焦者，左关尺脉必沉细带弦，见症或小便赤涩，宜用四苓散、六一散 ，或大橘皮汤 等。
燥证之脉，则细涩无神，外现皮肤枯槁，口舌乏津，宜用滋燥养荣汤、润燥生津饮、三才膏 等；若有胃火劫津而燥者，用清燥救肺汤、泻黄散 并调胃承气汤 等。
火证之种类不一，治法各殊，难于细述，兹姑约略言之。如脉浮洪者，身热，而口不渴，其火在表也，用升阳散火汤 ；如右寸关脉洪滑且长者，或口渴，烦躁，鼻干，不得眠，是火在脾胃之气分也，宜用白虎汤 ；左寸关脉洪数有力，懊且烦，而厄厄欲呕，或目赤、吞酸者，是其火在心肝之血分也，宜用泻青丸，加川连、石决、钩藤 以治之；如两寸关脉俱洪滑且实，胸满身热，或作谵语者，是火在上中二焦之气血中也，宜用凉膈散 ；如右关脉滑数沉实者，腹满、小便利，或作谵语者，是胃火旺盛在血分也，宜以三承气汤 选择用之；若尺脉沉实且数，小便不利者，宜用河间桂苓甘露饮、滋肾丸 等；如左右手脉均现浮洪数实者，是表里气血俱有火也，宜用防风通圣散 ，或大柴胡汤 等。至于各经表里之火，难于细述，唯在医者之据脉辨证，善用之耳。
至若四时温病，《难经》俱名谓伤寒。仲景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谓温病。”其病之发，不脱太阳一经。故见脉浮而自汗出者，仲景仍用桂枝汤 以解之。若脉浮虚而用辛凉解表，必致亡阳，唯有桂枝汤解肌为最稳。喻嘉言谓此汤不但为太阳经中风之表药，即少阴经之宜汗者亦取用之，因不藏精之温病，属在少阴，不得不用桂枝以温解之。以少阴本阴标寒，邪入其界，非温不散也。唯温病之用桂枝汤，须加生地之养阴清热，功效历历可纪。霖治温病之脉浮，如有内热、口渴等证，亦用桂枝汤 加生地、青蒿，无不应验者。如有各经之见症，亦照法治之。故仲景不另立温证之治法。其不另立温证治法者，以一切治法皆在其内也，显然可见矣。或有用其方而不效者，均由辨证不明而妄用之故也。后人出奇立异，专讲温热，大失仲景之法，炫惑世人，为害何可胜言！霖据脉辨证，无论何时，用仲景汗下和温诸法以治温热病，无不药到病除。后人立说制方，欲脱此范围、另树一帜者，多见其不知量也。要知欲精治四时之温热证，非熟读仲景《伤寒论》以及精明脉理不可。
至于内伤证，亦有寒凛、发热、头痛，与外感无异，尤须辨明。如其误治，祸不旋踵。总之无论外感、内伤，脉有力、有神可胜攻，无力、无神必须补。
如劳倦伤，脉必沉弱或浮散，右部尤甚。外现体倦、发热、不欲食，或口渴、小便赤、大便硬，须用补中益气汤 治之。
食积伤，脉必右关滑盛，左三部虚弱。外现胸满、吞酸，或吐泻，宜用保和丸 ，加全瓜蒌、炙鸡金、焦槟榔、元明粉等治之。以所伤何物，即以何药为君。（如谷食神曲、麦芽，面食半夏、莱菔子，肉食楂肉、芜荑，甚则吞硇砂四五分。）
如右关弦滑且缓者，是伤寒积之证也。照前方除元明粉，加煨肉果、煨益智、炒黑丑等，甚则吞巴豆霜六七厘。
又有阴虚发热，至夜间尤甚，脉必浮濡或沉微。朱丹溪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后人用之多不效，因其川芎之辛散、黄柏知母之苦寒，以辛散伤阴、苦从火化，伤生发之气耳。不若用六味地黄汤、左归丸 等之为愈。
再有阴盛格阳之证，内极寒而外极热，身热如烙，面赤唇焦，或烦躁不宁，脉浮散且数，或数大无根，或沉细且微，亟用十四味建中汤 加炮姜以治之。若用寒凉，沾唇即毙。
又有真水大亏，阴不恋阳，真阳上冒，亦现身热、面赤、烦躁、口渴等症。脉必浮濡短促，或虚微，左三部尤甚，宜用附桂八味汤 ，或右归丸 加附子以治之。若用寒凉，必死无疑。
更有七情六郁之病，其由来也渐，非若劳倦伤、饮食伤之如外感而发之骤也。至于五劳、七伤、六极，姑置不论，兹将七情六郁之证以申论之。夫六郁尚属有余证，只须审明其何郁，用专治其郁之药以治之，亦非难治之证。
如气郁，右寸脉必沉弦且涩，宜用木香顺气汤 之类。
血郁左寸关脉必弦涩，宜用代抵汤 之类。
痰郁脉必弦滑，宜用导痰汤 之类。
脉洪数者，是火郁，如栀豉汤 之类。
脉沉细带弦者，是湿郁，如胃苓汤 之类。
右关脉沉滑者，是食郁，如保和汤 之类。
唯七情之证，古人虽有四磨汤、五磨饮、四七汤、七气汤、越鞠丸 、逍遥散 等，然除逍遥散 外，大都为破气偏驳之药，非脉之有力者，不能单独用之。须视患者究属何情，然后择一二味精专之药，加入补气血药内，方为有效。然尤须审察其脉证之阴阳、气血、虚实之在于何经，或补阴以配阳，或补阳以配阴，或补肺脾之气，或补心肝肾之血，或气血并补。如有火，宜审明其火在于何经，以专走其经之甘凉药，加入补药中以清之；如有阴寒，亦宜审察其寒在何经，以专走其经之温药，加入补药中以温之。唯温凉两药，中病即已，不可过剂，过剂则伤矣。虽然，情志之病，除药饵外，尚须怡情养性，清心寡欲，忘形于世外，放心而不求。否则虽有精专之药，亦无益也。
上述各证，大都有寒凛、发热之现象。唯实热证极少，而虚热证极多。若不究其病源，而概用凉表，决非治病之法。即进而知外感、内伤，或更进而兼知外感中之何气、内伤中之何伤，亦属皮毛而已。何则？盖六淫之邪多传变，必须究其邪之在于何经之表分、里分、气分、血分，然后以绝对之药，直达其病之所在以治之，无不霍然而愈者。假使在表者治其里，必致引邪入里。在里者治其表，是谓攻伐无辜，而徒伤其真元，必病势加重。在气在血亦然。内伤尤须辨明伤及何脏何腑之或气或血、或虚或实、或寒或热。亦以绝对之药，使直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亦无不愈者。虽然，证岂易辨哉，病岂易治哉？！欲知其病之根源，非精明脉理，再参以望闻问之见症不可。
霖对于内伤证之发热，大都用甘温药，固不必言。即外感发热，多服凉表药之坏证，元气虚极，见脉之虚大无根，或浮散、浮濡、浮芤、浮革、并数大无伦之无力者，或沉细、沉弱、沉微、并脉不至者，无论何证，每用大剂甘温药投之，无不立即解肌而热退，屡用屡验，百不失一。此即经所谓凡感受一切不正之气，勇者气行则散，怯者着而成病。霖所用甘温药者，即助怯者亦得以气行则散也。亦即薛立斋所谓今人体质薄弱，宜多用温补，少用凉泻。凡气血两亏，不论何证，用人参养荣汤 治之，诸恙悉退。又李东垣谓参芪甘草是泻火之圣药，亦即甘温治大热之义也。数十年来，用甘温药而治愈此大热证者，不下数千人。况此证在夏秋之间为尤多，岂可以夏间均为热病，而恣用寒凉攻伐以误人性命乎。如谓霖故作妄言以欺人，甘受粉身碎骨，永入无间地狱之罪。
总之，外感作内伤治则可，内伤作外感治，必死无疑。不观夫李东垣、朱丹溪之治外感，都用补中益气汤 ，加发散药。《医贯》亦以祛邪药加入补中益气汤 内，以治风寒暑湿之外感证，且谓用之无有不效，为万世无疆之利。又李士材亦谓虚体感邪，须用补中益气汤 治之。可见古贤深明《内经》“欲泄其邪，必须先补其虚”之旨。盖治病犹治国，安内可以攘外，为亘古不易之理。喻嘉言亦深明此理，谓虚体感邪，祛邪药中若不用人参领出其邪，以固其卫，邪必出而复入，转辗反复，必致不救。又云邪之入内，犹盗贼进门。若非人参之大力，助主人以斗，则主人必遭其害。是古贤之垂教后人，必须用大补以助正祛邪，至明至确，可谓谆谆告诫，不惮舌敝唇焦矣。无如时医仅习吴又可、王孟英辈之皮毛，一见发热，并不察其症情，无论何时何症，俱作温邪，恣用寒凉攻伐之药，至再至三，至死不变，可谓执迷不悟之至矣。即非内伤而确系温邪，亦决无如是之治法。要知《内经》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温证都由不藏精而起，实较内伤不足证为尤甚。此乃水不涵木，而肝木无生发之气以自焚也。即亟补真水以灌溉其根而制其虚火尚恐不及，岂可从事攻伐以重虚其虚哉？！故赵养葵每用大剂六味地黄汤 治温热证。又喻嘉言谓：冬不藏精，而感受寒邪之温病，见身热、脉沉紧、身重、嗜卧、倦语等症，即知为风温。必须用麻黄附子细辛汤 ，以温经散邪，则重者轻，而轻者即愈矣，否则十不活一。此皆探本求源，善治温热者矣。今乃反谓温证大忌温与补，虽若和缓百药并保养胃气必要如甘草者亦所大禁，卒至一唱百和，铸成大错，屡误人命而不知悔悟。竟将古圣贤绝妙之治法，弃如敝屣而不顾，一若非将病人之元气消削净尽，一息不存而不已。噫！医道之愈传愈失，不堪问也，有如是夫！谚云：物腐而后虫生，无怪乎西法之喧宾夺主也。欲保轩岐之道而不墮者，戛戛乎其难哉！
论外感风寒不可泻肺
肺主皮毛，为五脏之华盖，司卫外之职，各脏腑赖之以安居于内，各司其职也。如果肺不虚，则皮毛固密，卫外坚强，外邪焉能侵犯？！其外邪得来侵犯者，必肺虚而皮毛亦虚，卫外不固，易欺其怯弱也。
假使初感风寒，必鼻塞、流涕、咳嗽，人皆以为邪入于肺，必用苏叶、牛蒡、前胡、桔梗、杏仁、川贝、橘红、枳壳之属，以为泻肺祛痰之要药。不知风寒初犯于肺，其邪尚围困肺外，而决未入于毛孔也。何以知之？
凡属风寒皆从毛孔入之。毛孔者，膀胱之门户也，附属于皮毛而已，为外邪出入必经之地。若非肺之卫外疏失，外邪焉得而入哉？！当夫外邪之初犯也，其发为咳嗽、流涕者，犹狂呼求援也。此时肺虽怯弱，尚欲力御外侮，而决不任其内侵，以尽卫外之职，显然可见矣。唯以见困于外邪，主力军已失其效用，故鼻塞、流涕、咳嗽，盖犹狂呼呐喊，有所求援于人也。苟于此时出生力军以驰援之，固不难立解敌围，而恢复其自由。此非臆说之词，乃历验古方，有足以深信不疑者。
霖每遇此证，用黄芪建中汤 大剂治之（须用仲景原方分量十分之一，不可减轻炙草、桂枝），无不霍然而愈，是即出生力军驰援之法也。如鼻塞重者，重用生黄芪，鼻塞即开，是即助其主力军以解敌围之征象也。其意何在？即秦越人谓肺虚感寒，则损其阳。阳虚则阴盛，为肺损之渐。亦即《内经》所谓形寒饮冷则伤肺。霖即遵其旨以补肺助阳，为肺损杜渐防微之计，果应验如神，万无一失也。苟为不信，请遇此证而试治之，方知予言之不谬也。
奈何时医每诋此法为补牢其邪，谓为关门杀贼。推其意，一若必欲大伐其肺，不惮以至酷至烈之手段，非将其肺刳去之、撕毁之而不已。是何异见卫外之军，狂呼求救，而不为之援助，反从而戕贼之，伤害之。是直开门揖盗，则虽有金汤之固，能不失哉！近观社会，肺病日多，夷考其源，虽不一其端，要知都由伤风咳嗽。医者好投以泻肺之药，致成不治之症者，非少数也。
《内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欲泄其邪，必须先补其虚。是以古人之治外感，都用人参、炙草、大枣，以大补其肺。如参苏饮、人参败毒散、消风散、再造散、小柴胡汤、麻黄人参芍药汤 等以助正撤邪。岂古人之身体坚强尚须补，今人之身体羸弱反宜攻哉？！古医之专以补牢其邪，而乐于关门杀贼，以重害于人群耶？抑今医之开门揖盗，而自陷其金汤，为治病之妙手耶？！《内经》曰：形为神之舍。形坏神弗与居。是人身之构造，无异于屋宇。其肺主皮毛，皮毛犹墙壁。墙壁完善，则屋宇巩固，而神可安居于内。是治病之必须保肺，不言而喻矣。何以现今医者之治病，每以泻肺药为必不可少之品。是何异必欲将墙壁捣毁，使屋宇倾圮，以驱逐其神哉？！如此治病，必杀人如草芥矣。
况乎风寒，皆从膀胱经之毛孔而入，决不在于肺也。否则何以仲景《伤寒论》及《内经》皆曰足太阳受之，而不曰手太阴受之。足证伤于风寒于肺无与也。或其有咳嗽者，亦不过假道于肺已耳。不然，何以《内经》有五脏六腑皆有作咳云云，是更足以证实伤风伤寒皆不在于肺也。唯肺居要道之卫，为出入烦剧之门，受损大矣。补之犹恐不及，岂可再施攻伐哉。且肺与膀胱为子母相关，苟有邪贼夺门而进，以害其子，母虽怯弱，有不竭力抵御以尽卫外之职守乎？！乃医者不察，凡见外感一切之形症，每以为邪在于肺，即用大泻其肺之药。此非《内经》所谓犯虚虚之祸，而贻人夭殃者耶。噫！
治病须顾元气
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行仁政以治国，则百姓悦服，安居乐业，而不致流为寇盗。即盗寇亦变为良民，而国本以固。用王道药以治病，则元气不伤，精神不扰，而不至于变病不测，即邪自能化，而身体以健。审地势以布阵，量敌人之勇怯，用兵者则所向必捷。察病情之邪正，探病源之所在，则用药者决无不效。百姓而流为盗寇者，非乐为盗寇也，皆行政之人迫之使然也。战事失败者，非兵不勇也，皆主将之人，不知兵法而无机变也。病变不测者，非病自变，皆医者不知治病之要法也。
凡病之起，无不由于元气之虚。虽外感由于天时之不正，实则亦由正气之先虚，不能固御其邪。内伤之证更不必论矣。兹略举古圣贤治外感之病，尚以顾全元气为亟务者，证之以表证治而论。
如仲景治初起在表之伤寒，麻黄汤 内重用炙甘草以补中。治伤风之桂枝汤 用芍药以和营补血，用炙甘草、大枣以补中。大青龙汤 内亦用炙草、大枣以补中。葛根汤 又用炙草、大枣、芍药以补之。小柴胡汤 更用人参、炙草、大枣以大补元气。
又如活人之人参败毒散 ，元戎之参苏饮 ，东垣之麻黄人参芍药汤 ，节庵之再造散 ，攻表药中皆与大补药并用。
至泻火之剂，如仲景之人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 ，东垣之升阳散火汤、普济消毒饮 ，《局方》之清心莲子饮 ，节庵之导赤各半汤 等，亦皆重用人参、炙草等药。此皆洞明《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欲泄其邪，先补其虚”之旨。非补元气，不但正不敌邪而邪不去，抑且攻泻之药皆大伐元气之品，即使邪去而正不能支也。
又消导之剂，如仲景之枳术汤 ，洁古之枳术丸 ，东垣之痞气丸、枳实消痞丸、伏梁丸、肥气丸、息贲丸 等，亦皆以参术为君。
又攻下之剂，如黄龙汤 用人参，当归承气汤 用当归、炙草、大枣，凉膈散 用炙草与蜜，大柴胡汤 用大枣、白芍。
古圣贤之治实邪病，尚用大补之药以驾驭之，亟亟以顾全元气为急务。经曰：“治病之道，气内为实。”即此之谓也。无如今之医者，大背古人之法，不知元气为何物。视补中益元之品等于砒鸩，寒凉攻伐之药反为至实。呜呼！人之元气一分不尽则不死，医者何为乎反从事于攻克，必欲置之于死地，是何异小人之行苛政以倾覆国家，劣将之不知兵法而失地丧师哉！
毋盛盛，毋虚虚，而遗人夭殃；毋致邪，毋失正，绝人长命论
草木无因而不生，波澜无因而不掀，祸患无因而不至，疾病无因而不起。盖草木之生因由于子，波澜之掀因由于风，祸患之至因由自作孽，疾病之起无不因由于邪正虚实。
为医者宜审明其何经为实，何经为虚。六淫之邪，究系何邪，邪之在于何经。证之或气或血，或阴或阳。审其虚则补之，审其实则泻之。各随其经之虚实邪正以治之，则病无不愈。
如其学术未精，见识未明，如遇正虚之病，不知其阴阳气血之何虚，阴虚而补其阳，阳虚而补其阴，气虚而补其血，血虚而补其气，以误治之。则阴尤盛而阳尤衰，阳尤盛而阴尤衰，气尤旺而血尤亏，血尤旺而气尤亏。此即《难经》所谓“益其有余而损其不足。”如此死者，医杀之也。
盖内伤病，不外乎阴阳气血之偏胜所致。如阴盛阳虚之证，补其阳而不可泻其阴，谓之补阳以配阴。又阳盛阴虚之证，亦补其阴而不可泻其阳，谓之补阴以配阳。气血之偏胜亦然。倘见其盛而误泻之，阴阳气血俱伤。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已矣。夫盛盛尚致虚虚，况本虚者而又可泻之乎。倘阴阳气血之偏胜过甚者，亦须先补其虚，而后泻其实。即《难经》所谓“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当先补其阳，而后泻其阴。阴气不足，阳气有余，当先补其阴，而后泻其阳。营卫通行，此其要也。”观乎此，则古贤专注重乎虚，概可见矣。
夫邪与正，本相反而相贼也，似乎不可并治。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盛者必用补正药入于祛邪之剂内，而邪自退。唯正虚者，断不能入祛邪之药，以重竭其元气，甚致不救。此即程钟龄所谓养正则邪自除，理之所有，伐正而能保身，理之所无也。且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大实如羸状，误补益疾。若不辨别其脉理之阴阳虚实而误治之，则杀人如反掌。故《内经》云：“毋盛盛，毋虚虚，而贻人夭殃。毋致邪，毋失正，绝人长命。”以警戒后世之医者，毋以操术未精，而误人性命也。为医者读经至此，应胆战心惊，自思学问未深，见识未明，一经误治，何异操刃杀人，造孽何如。
亟应将《内经》、《难经》、《脉经》、《甲乙经》，各种本草《巢氏病源》等，以及张刘李朱四大家，并诸名家之书，悉心研究，精益求精，然后出以应世，以救人之性命，则造福无量也。否则胸无成竹，乱投药剂，只藉以为谋食之道，误人生命于不顾，试问于心安乎？！
辟虚不受补
人之行动起居，精神健旺，皆藉乎元气之充足。元气者，五脏六腑，聚于一身所结之团体也。元气足则皮毛坚固，脏腑丰厚，营卫充足，外邪不能侵，内病无由发。凡人之病，无不由于元气之先虚。或素系先天不足，而易于得病。或劳力过，致伤肺气。或饮食不节，致伤脾胃。或淫欲过度，致伤肾脏。或郁怒以伤肝，或忧伤思虑以伤心。五脏一有损伤，则元气因之不足。
盖肺主卫，为生气之脏。肺气足则外以卫皮毛，而外邪不能侵，内以行血脉，动百骸，而身体得强健。肺气一受损伤，外则卫阳不能固，而外邪得乘隙以入，内则筋骨乏气以行动，外则四肢百骸无力。肺虚曰虚不受补，则古人之制生脉散、百合固金汤、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补肺汤 等，皆大补肺气之药，为因肺实而服之乎，抑以害肺虚之人乎？
脾胃为中州之土，土乃万物之母，常得冲和之气以养脏腑气血。脾胃一受损伤，则饮食减少。既乏资养脏腑之资料，致肢体疲倦而虚火顿生，又失泌清别浊之权，或大便因之溏泄，或小便以致浑浊。脾虚而曰虚不受补，则古人之制大建中汤、小建中汤、四君子汤、六君子汤、异功散、参苓白术散 等，为因脾实而服之乎，抑以害脾虚之人乎？
肾为先天之本，立命之根，主纳气与藏志之脏肾脏一伤，则根本斲戕。小则精神疲倦，志气昏颓，腰酸足弱，致成痿证。大则气不归元，水泛为痰，痰涎上涌，喘急舌瘖。肾虚而曰虚不受补，则古人之制肾气丸、右归丸、左归丸、地黄饮、斑龙丸、大补阴丸 等，岂为肾实而服之乎，抑将以害肾虚之人乎？
心为一身之主宰，神明所生之脏，凡怔忡健忘、神昏不省之症，皆由心脏受伤，血不能生，而神明失其主宰之权也。心虚而曰虚不受补，则古人之制妙香散、孔圣枕中丹、天王补心丹 等，为因心实而服之乎，抑以害心虚之人乎？
肝为东方甲乙木，主行春令，为藏血之脏，乃五脏六腑发育之机关。所现皮肤枯槁、面目萎黄、两目失明、四肢拘挛、头摇手振、女子月事不调、肝气哕逆，并男子五淋七疝等，虽关于肾病，实则亦由于肝脏损伤，失其疏泄之司所致。肝虚而曰虚不受补，则古人之制当归生姜羊肉汤、当归四逆汤、四物汤、七宝美髯丹、逍遥散 等，为因肝实而服之乎，抑以害肝虚之人乎？
况《难经》云：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如以虚不受补为然，则既曰虚损，何为再将补益以治之？果尔，则扁鹊之言，不足信矣。《内经》云：损者益之，劳者温之。又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又云：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又云：毋盛盛，毋虚虚，而贻人夭殃。毋致邪，毋失正，绝人长命。如其曰虚不受补，岂黄帝岐伯之言，亦不可信乎？且虚不受补之说，于古无征。夫既已虚矣，虚而不补，其将何法以治之乎？将偏驳克伐之药以促其危乎，抑或延误以坐视其毙乎？况《内经》曰：不知其虚，安问其余。又曰久塞其空，是谓良工。又曰虚则补之。则虚岂可不补，而补之断无不受之理。
但虚有阴阳气血之不同，又有五行生克之各殊。阴虚而补阳，阳盛则阴愈虚。阳虚而补阴，阴盛则阳益衰。不补其不胜，而反补其所胜，则五行之偏胜更甚，而病益增。此乃当补不补，不当补而补之。即《难经》所谓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故不受也。如其审明虚处而补之，决无不受补益之理。如器皿之虚，房屋之空，而曰不能容物于内，有此理乎？！是以古人治虚证，有补阴配阳、补阳配阴、阴阳并补之法。治实证有先补后攻、先攻后补、并攻补兼施之术。王安道云：治虚邪者，当顾正气，正气存则不致有害。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王太仆云：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初学记云：实而误补，虽则增邪，犹可解救，其祸小；虚而误攻，正气忽去，莫可挽回，其祸大。喻嘉言云：虚体感邪，须用人参领出其邪，以固其卫。若不用人参，邪必出而复入，转辗反复，卒致不救。又李东垣朱丹溪治外感，每用补中益气汤加入祛邪药以治之，无有不应。
由是观之，则古人之治病，无不亟亟以顾全元气为急务，况助正自可敌邪。即李东垣所云参芪甘草为泻火力圣药。薛立斋谓气血两虚，变生诸症，不问脉病，用人参养荣汤 治之，诸恙悉退。朱丹溪谓产后以大补气血为主，虽有难症，以末治之。岂古人之立说，可视为妄言而欺后人哉。
无如今之医者，古人之书全不考究，师者衣钵相传，祖从传者箕裘相绍，逐至愈传愈失，竞尚攻伐，殊堪浩叹。倘如虚不受补之说，出于不知医者之口，尚有可原。最可笑者，竟出自医者之宣传，不曰虚不受补，即曰补弗起，更可令人齿冷矣。不见夫薛立斋、张景岳之治病，每用补药中稍加几味治病药，用之辄效，病去而正不伤，且可保以后无反复之虞者，最为万稳万妥之治法。不知人之生存于世者元气耳，元气足，则腠理固而外邪不能侵，内病亦不起。元气一虚，则百病丛生。是人之有病，无不由于元气之先虚。既元气虚而患病，治之毫不用补而专用攻伐，试问病者之性命，付托于医者之手，医者欲保其命而治其病乎，抑但治其病而不顾其命乎？！
如果虚不受补，古人之治气将垂绝之人，何以每用独参汤 三四两以救之，而犹受如是之大补乎？霖遵此法挽救垂危之人，不知其数。夫人至气将垂绝之时，亦可云虚之至矣，而大补犹足以挽救之，此则大彰明较著者也。李士材云：“近世之人，身体日弱，病之虚者，十居八九。而医之用药，百无一补，其不夭枉也几希。”无如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竟造此“虚不受补”之说，以欺世惑人。呜呼！医者之忍心害理，何一至于此乎。
辟补牢其邪
人之身体坚强，六淫之邪何能侵入？犹房屋之墙壁巩固，盗贼亦何由而入？！其邪之得能侵犯之者，皆由身体之怯弱，而无抵抗之力也。是以古人祛邪药内，必用人参、炙草、大枣等补托元气，为攻补兼施之法，乃治病万稳万妥，即遵《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即“勇者气行则散，怯者着而成病”之旨也。无如时医反之，必用大攻伐为能事，至死不悟，以为有邪决不可补，苟补牢其邪，邪不能出，为必死之症。即如调和百药，与保养胃气之甘草，亦屏弃不用。相习成风，牢不可破矣。
尝观仲景治伤寒之方，用人参、炙草、大枣者，十居七八。夫伤寒，非感受六淫之邪乎？岂仲景补之，而其邪不牢，后人补之，而其邪即牢，故相率不敢补乎？抑仲景明知有邪不可补，而故意补之以杀人乎？！苟为不然，何以时医专用大攻伐药，消尽其元气，而谓能愈人之病以保其命乎？！或以汉代时之人是血肉所成，故仲景必用补元之药以活人，今世之人乃铁石所铸，不妨镕冶之、琢削之，故必以大攻伐之法，足以遂其再造之恩乎？！霖最愚戆，不知时势所趋。今人既为铁石所铸，而犹遵仲景岐黄之法，每用攻补兼施以治之，未见有补牢其邪而死，反收十全之效者，不可胜计。且对时医目为铁石之人，经大攻大伐，而致不可收拾者，犹得大补以挽救之，岂幸致哉？！
论治寒与热
治寒热之证，本有“和、取、从、折、属”五法。王太仆云：假使小寒之气，温以和之。大寒之气，热以取之。甚寒之气，则下夺之。夺之不已，则逆折之。折之不尽，则求其属以衰之。小热之气，凉以和之。大热之气，寒以取之。甚热之气，则汗发之。发之不已，则逆制之。制之不尽，则求其属以衰之。据上所述，和取二法，人犹易知。唯从折属三法，人多不知。即王太仆所言之从折二法，似有未合。
盖“从”者，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之谓。如治阴盛格阳、阳盛格阴之证，适用此法。
“折”者，下夺之谓。如仲景云：心下有留饮，背寒如掌大，用十枣汤等下夺之。热入阳明，用承气汤等下夺之。
“属”者，经云：寒之而热者取诸阴，热之而寒者取诸阳。所谓求其属也。王太仆曰：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求诸肾。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当责诸心。又云：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所云求肾取阴壮水者，如用六味地黄汤 类。取阳责心益火者，如用附子理中汤 ，加桂心、益智之类。然不止此也。寒热之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凡感受六淫之邪，以及气虚血虚、食积痰饮、阴盛格阳、阳盛格阴、七情六郁之证，无不皆有寒热之患（请阅“外感内伤辨并治法”）。乃医者不可不辨别清楚，用切当不易之法以治之者也。
无如时医，但知见寒用热，见热用寒。寒之不寒，热之不热，则无法以治之。病人患此，则必死矣。霖生平对于此等寒与热之证，审证用药，无不药到病除，未见有不治之症者。何以世人患此极轻微之症，而致为不治之症者，比比然也。皆由医者不识其病情，只知见寒用热，见热用寒之法也。如仅知见寒用热，见热用寒，虽愚夫愚妇，亦皆知之。只须用烈火以烘其寒，冷水以灌其热可耳，何用医为？！
论治风寒不可用寒凉
若治风寒之在表者，见症必恶寒发热，左脉浮弦。用发散药内，切忌寒凉药之遏抑，以引邪入里。是以仲景治法，用桂枝汤 必须啜热粥，以助其发汗。即《内经》所谓“发表不远热”也。
假使恶寒发热而口渴甚者，是表里同病之温热证也。发散药中，酌用生地、花粉、青蒿、丹皮之类。禁用苦寒之品，因苦寒败胃。四时百病，胃气为本也。且苦从火化，虚火之证，尤为大忌。
论治病必求其本
王肯堂曰：面浮足肿，小便秘涩，未必成水也。服渗利之药而不已，则水证成矣；胸满腹膨，悒悒不快，未必成胀也。服破气之药而不已，则胀证成矣；咳嗽吐血，时时发热，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黄柏、知母而不已，则瘵证成矣；气滞膈塞，饮食不下，未必成膈也。服青、陈、枳、朴而不已，则膈证成矣，成则不可复药。此举大略而言，百病皆然，不独此四者。
此乃警醒时医不知探本求源，仅知见病治病而言。实为时医下顶门之针，当头之棒。无如古人虽言之谆谆，而多数时医，能知见病治病之法，已自负不凡，岂肯再事研究以深造之哉？！况见病治病，为通俗所公认不差。而时医只须学此为已足，故对于诊察之玩忽，漠然不识其病之真情。至于病人之生死，竟不负丝毫责任。为时医者，习惯如此，不以为意，古今一辙，殊堪浩叹！
王应震曰：“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毋耗气，遗精不涩泄，知得个中趣，方为医中杰。”不啻为王肯堂所言下一注解。治病而不知求本之法，岂非不愿为杰而甘为庸哉？！
论至虚有盛候
百病之生，都由于虚。即如感受外邪，亦无不因虚而致。故《内经》谓“邪之不得其虚，不能独伤人。”至于内病，更不必论矣。虚则必须补，故《内经》云：不知其虚，枉问其余。又云：虚则补之。以及毋虚虚、毋失正等。谆谆告诫，不一而足。
无如时医之治病，以攻伐为能事，补药为不时。如治虚证，必致速死。盖药性除补之外，皆偏驳克伐之品。若气虚、阳虚者，不补其气而助其阳，反用破气泻脾肺，并寒凉药，是催其气之绝，迫其阳之亡。若血虚、阴虚者，不补其血而滋其阴，反用发表利小便药，是劫尽其血液，而竭绝其阴精也。如此治法则无异刳去其脏腑，而逼走其元神。是以每见此谵语发狂、扬手掷足、面赤唇焦之盛候，亦即物极必反之象也。
唯六脉必细弱，或亦有洪大且数者，必浮散无根，霖每用人参养荣 汤，加附子、炮姜，大剂投之，救活之人，不知其数。唯脉左虚于右者，补精血为主。右虚于左者，补元气为主。无不手到春回！
论人参之功效
无论何病，皆由元气不足所致。人参乃大补元气之品，用之于发表药内，则敌邪于外而即固其卫，不致邪出而复入；用之于清热药中，则甘温能治大热；用之于攻里药内，则正气不致损伤；用之于内伤证中，则元气易复而诸恙自愈。
重量用于气急痰升、气将垂绝之时，可以挽元气于无何有之乡。霖每用人参至三四两，救活垂危之人，不知其数。奈时医反疾视之如砒鸩，即使用之于垂危之人，只用二三钱，必掺入破气药，反归罪人参之无效，抑何冤哉？！
论附桂八味丸之功效
人之有生，先生两肾，即天一生水之道。人之死也，亦先绝其肾，以肾为立命之根。故《难经》谓生气之源，呼吸之门，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又云：人之有尺，犹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皆言肾为人生之最重者也。
肾中藏一水一火，左肾属水，水生木，木行春令，为万物发生之源。右肾属火，火生土，土为万物之母，故肾为五脏六腑之总枢纽，最为重要，不可不补，以遂其生生不息之机也。
且肾为坎水，不易满而易招损。故肾一虚，而百病丛生。粗工见之，只知治标而不治知本，则病不但不愈，必且命亦不保。据霖经验所得，百病由于肾虚而致者，不可胜数。凡脉见浮濡、浮虚、浮大、浮散，或微细短弱，或数大无根，左虚于右，或尺脉无根者，每用附桂八味丸 治之，无不效验如神。爰将肾虚发现之各病，书之于下，俾学者知务本之法以活人耳。
治上部头面咽喉等症。头顶凸起，头顶与脑痛，双目退光，白翳遮睛，目红不痛，视物两歧，头面浮肿，口淡无味，口渴少饮，口不能言，舌不能转，耳鸣耳聋，夜间咳甚，咳不落枕（此皆肾经之脉无力荣行于上并水虚而龙火上升所致）。
治中部一切证候。腰胁酸痛，背脊强痛，心胸作痛，心悸健忘（皆由经脉失养所致）；饥不能食，食不消化，朝食暮吐，胃气作痛（因肾为胃之关，火不生土而关门不利也）；气短作喘，咳嗽见血，水泛为痰（皆由气不归原，肾气无力收摄也）；浑身水肿，单腹鼓胀（肾与膀胱相为表里，水火亏则膀胱之气化不行致水道不利，且火不生土而土不制水也）。
治下部各症。大小便秘，五更泄泻，肠澼下痢，小便不约，五淋白浊（肾开窍于二阴，肾气虚弱，则二阴之窍开阖失常也）；奔豚气升（肾不纳气也）；足心跟踝后廉等作痛，两足痿废，两足寒冷（皆由肾经之脉失养也）；脚气入腹，肾无抵抗力也。赤白带下，经水不调（肾失其摄气纳也）；经水色淡，经后作痛（肾中水火两亏而下元虚寒也）。
治一切杂症。坐卧不安，神思恍惚，寤不成寐，嗜卧无神，惊恐发狂，神志昏冒（肾藏精与志，肾虚则精神衰弱，故神衰不宁也）；痰饮内伏（真水真火大亏，水气不化而成也）；女劳疸证（土无水润，火不生土，而土现本色也）；虚火上炎（肾水虚寒则龙不藏窟也）。
唯此丸中之熟地，必须用大者九蒸九晒制之极透者，否则无效。有心活人者，须自制为妥。
舌黑与烦躁医必以为实火辨
凡百之病，无不皆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分。医者岂可不详细诊察，以重人之性命哉？！无如今之医者，大都胶执成见。不究其病之根源，妄行施治，玩忽人命，吁可危哉？是不得不为之辨也。
夫舌黑与润燥两种，以分寒热。伤寒传里，邪火内燃，火极如水，则舌为之黑。
然其黑必干而且毛，是承气汤 证。
若黑而润者，是寒极而现北方肾水之色也，是四逆汤 证。
同是舌黑，则寒热如冰炭，一经误治，生死反掌，岂可一例治之耶。
至于烦躁不安，亦有寒热虚实之分。
仲景治伤寒虚烦不得眠，烦热胸中窒者，皆用栀豉汤 主之，以邪火遏抑于内也。
至于神气散越、烦言频复者，乃元气散离、神不守舍也。大补之尚恐不及，岂可以凉表攻伐之哉。
又《内经》谓“诸躁狂越，皆属于火”，是言其大概耳。然躁亦有阴躁阳躁之分。阳躁则狂越奔走，本属于火，然亦有各经表里气血之分。
一系太阳经之风寒外束、热气不得外泄，脉必浮紧且数，应用大青龙汤 以治之。
一系阳明邪火旺盛，审其右关脉必浮弦且长者，其火在表分也，宜用葛根汤 。
若右关脉洪数有力而沉候不实者，其火在气分也，宜用白虎汤 。
至右关脉沉实滑数者，其火已入于阳明之血分也，宜三承气 汤选择用之。
又有太阳失表，热邪陷入本经血分，是膀胱蓄血如狂之证，见症少腹胀，小便利，大便黑，尺脉实，轻则桃仁承气汤 ，重则抵当汤 以治之。
此实火之在太阳与阳明，或表或里之证，均有此躁也。
至于无根之火外浮，面赤身热，口渴唇焦，烦躁不宁，或欲坐卧井中，或坐卧不安，或膂力过人，挥拳殴人，此上极热而下极寒，故其力皆在于上，唯足指必冷，脉必浮大无力，或虚数无根，或沉细且微，是阴盛格阳，或亡阳之证，为阴躁 也。亟用大温补之剂救之，尚恐不及，安可用凉泻之药，以催其阳之亟亡哉。
然不独舌黑与烦躁之有寒热虚实也，诸症皆然。故曰治病须详细诊察，岂可以人之性命为玩弄哉？！
口燥与大便秘、小便赤，医皆以为实热论
胃火焚燃，津液烁干，本有口燥、大便秘、小便赤之症。然而胃气虚弱，脾不化津，肾气不足，真水失润，亦有此症，岂可概作实热治，以误人之性命哉？！为特申论而详辨之。
经云：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则津液之化，乃胃司其权。然胃不得饮食，则津液亦无由而化。经又云：水谷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此言津液之盈亏，由于脾胃之强弱使然。又《内经》云：肾主五液，肾虚则津液枯涸。古贤所谓内水虚而求助于外水，故口燥。是以古人治口渴，用附桂八味丸，蒸腾津液，而口反不渴。又经云：肾司二便。大便秘者，由于肾水枯涸，大肠失润而干燥也。古人又云：大便秘是下元寒极，如河水冰冻，而舟楫不能行驶也。小便赤者，以膀胱为肾之腑，肾水枯而膀胱之气化失常，即《内经》所谓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也。此均属虚寒之证，与实热之治法，天壤悬殊。如其审明脾不化津，须补养脾胃，如补中益气汤，加入生脉散之类。如审明肾虚，宜用六味地黄汤、八味丸之类。况八味丸既可以生土，又可以治脾不化津之症。其口燥与大便秘、小便赤，均由脾肾之不能布化津液，而不得各走其道。
何以今之医者，大都不究其根源，一见三者之一，即以为热证之实据，而即用寒凉之剂，以大伐其脾肾生生之气，都致不救。假使即系内热而致口燥，大便秘，小便赤，亦应用补中益气汤，或用三才膏，以调养脾胃之元气，最为万全之策。断不可用寒凉克伐之剂，何也？以其所致之病源，都由劳倦以伤元气而得之也。经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谷气热，热气熏胸中，故生内热。是以李东垣制补中益气汤，以治此劳倦发热之症。
由此观之，则实热少而虚证多。寒凉之药，何可一概妄施。然则虚实有何分别？曰辨之脉理即晓。实证则右关脉必洪数有力，虚证则右寸关脉必细弱，或浮大而散，虚实可以立判。即不明脉理者，宁先补后攻。古贤云：实而误补，虽则增邪，犹可挽救，其祸小。虚而误攻，正气忽去，莫可挽回，其祸大。愿为医者，宜熟思之而明辨之。
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说
医者不贵乎识药，务贵乎识病。病情识透，则温凉补泻之药，无不皆起死回生之物。如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必轻病变重，重病致死。医之用药，岂可草草乎哉？！故喻嘉言先议病，后议药，而用药无有不当。谨将王叔和所云“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而申论之。
夫人身之阴阳，犹天地之阴阳，阴阳和而万物生，阴阳乖而灾变至。如旱魃为害，赤地千里者，阳盛极也。须沛然下雨，而万物得苏。犹病人之胃火内燃，将津液烁干，必得承气之药以釜底抽薪，则火不致燎原而莫遏矣。又如冰坚地坼，雨雪交加者，阴盛极也，必得赤日暄暄，东风袅袅，然后冰可释而雪可融。即如病人阴寒内伏，阳气逃亡，必得温热之剂，则阳气复而阴寒去矣。如其倒行逆施，则何异抱薪救火，雪上加霜哉？！
然而天地之阴阳易明，人身之阴阳难测。往往有阴盛格阳之证，外皮如烙，而内属寒极者。若见其皮肤之热，而用寒凉之剂，则阳遂亡矣。又有阳盛格阴之证，四肢厥冷，而邪火内燔者，倘见其外表之寒，而用温热之药，则肠胃焦枯矣。然何以别之？曰：必察脉理可晓。
脉之滑数有力，按之不衰者，乃实热也。虽有四肢厥冷之症，凉泻之药所必用矣。
如脉沉细且迟，或浮大而散，或细数无根者，皆阴寒之证也。虽皮烙唇焦，而温热之剂尽可服矣。
虽然，桂枝之温，只温在表，而于里寒，则力不胜任矣。至于承气，只泻胃火之在血分者。胃经气分之火，尚属膈膜，况别经之火哉。
医者欲求其治病之如鼓应桴，出于水火而登衽席者，非精脉理经络、各经之表里气血，以及药性之达于何所，则不可！
产后伤寒论
产时用力太过，致伤气分。下血太多，致伤血分。气血一有损伤，阴阳为之偏胜，则头痛发热如伤寒。或恶露凝滞于内，营卫被恶露阻碍不和，亦有发热头痛之症。
医者见之，每以为产后伤寒，即用凉表药治之。不知产后血必受损，汗为血液，若用寒凉发表，乃劫尽其血液也，必致不救。夫产时用力迸气，毛孔尽开，即有风寒，早从外解。如曰临产时不慎而得之，然产时必在房室之内，断无风邪可至，何能感受？即临盆时所受之寒，亦与外感风寒之寒迥异。风寒之寒，乃冬间天时不正之气。所感受者，必系辛苦劳乏之人，在路途中正气不能抵御外邪而致。至临盆时所感之寒，或系天气寒冷，临盆久而身体寒冷也，身体感受寒冷而发热者，即《内经》所谓寒极生热也。此寒只可用甘温药以治之。古人所谓甘温治大热，又谓产后大热必用干姜者此也，断不可与外感风寒同治。如作风寒治，必致不救。
朱丹溪云：产后以大补气血为主，虽有杂症，以末治之，可谓知本者矣。虽然，产后非无实热证也。因素有胃火之人，平时有精血真水以制之，故其火隐伏而不发。一至产后，精血与真水大亏，则水不济火而为之炎也，须察其右关脉洪数有力，或沉实且滑，轻则用干金斛，重则用制大黄加入四物汤 以治之，无有不效。
然何以别经之火所无？盖别经之火，平素虽或有之而必不盛。若心肝肾之火盛，早已将精血烁干，决不可以受胎者。即使所有之微，火临产时早已随血而去。故产妇决无心肝肾之火，以心肝肾属于血分耳，即所有者乃虚火也。只须用四物汤，或八珍汤、十全大补汤 ，补其气血而其火自熄。然则肺火何独无之？以肺属金，金为极寒之物，决无自生其火者。虽方书所谓火克金，《内经》所谓肺热叶焦者，都由胃火熏灼而然也。清其胃火，何肺火之有。
故产后之病，除此胃火之外，决无别经之火者。此系霖经验数十年而得之也。如察其右关脉无力，皆气血两亏之证也。初产一二日，须以生化汤 频服。生化汤内有川芎、干姜，即有外邪亦可去。如二日后无腹痛症者，无论其所见何病，即可用大补气血药治之，此不治其病而病自愈也。霖生平治产后症不少，虽病至垂危，无不人人立瘳，不过辨明其虚火与实火而已。噫！产后之病，虚病也，亦硬病也，有何不治之理哉？！
小儿纯阳之体论
天以阴阳化生万物，人以阴阳化生气血。夫人之生也，抱阴而负阳，内阴而外阳。阴阳两相抱负，则肢体可活动。阴阳两相维系，则营卫得调和。阴阳偏胜则病，阴阳离散则死，未有独阴独阳而能生存者也。又气为阳，血为阴，脏为阴，腑为阳。
如曰小儿纯阳无阴，则必小儿有气无血，有腑无脏乃可。如其脏腑气血并有之，何以谓之纯阳乎？经曰：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则阴阳之不能脱离可知矣。何以小儿独纯阳无阴，而能生存于世乎？！
霖用甘温药治愈小儿危险症者，不知其数。奈近世医者，每以小儿为纯阳之体，忌用温补之药。无论所见何病，不辨其寒热虚实，概从凉泻药治之。不知凉泻之药，皆偏驳克伐之品，小儿娇嫩之躯，虽系实证，其可支持乎？！小儿脏腑脆弱，即有大实大积之证，亦只宜用半攻半补之剂，庶可不伤。况非大实大积之证，而谓可用大寒大攻之药乎？！且小儿得胎后，即先生肾。是阴为人生之根，岂有无根而可成人乎？！故知小儿纯阳之体，其说荒谬之至。此说一出，世间所生之小儿，被其害者何啻恒河沙数。世间高明之士，幸勿被此种邪说所惑也。
白忌用表药说
白一症，《内经》未有说及，古书亦无详载，何以现今此症极多？都由病久而发，非若斑疹之因火而发。究其原因，皆系病人夹湿，医者不知治其湿，一见发热，即用牛蒡、豆豉、鲜生地、鲜石斛、知连苓栀之类，为世俗通套之剂，以湿助湿，将湿遏抑于内。且牛蒡、豆豉大伐其肺，肺受损伤，不能御敌，湿邪即随空虚而入。抑且牛蒡、豆豉将湿邪引入肺，肺气虚弱，遂留于内，而无力以祛出之，亦已危矣。至正气稍复，然后邪从毛孔而出，亦正气敌邪之佳兆也。汗干即隐者，盖其湿已干，故不见也。然湿何以化为白粒？经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在体为皮毛。其湿从毛孔而出者，故成细白粒，且晶亮如水。湿者，水也，其色洁白。故知湿入于肺。肺气稍复，即赶之从毛孔出也。
然何以知医者所误？每见此症，多服滋润助湿、寒凉攻表之药则多发，少服则少发，不服则不发，屡屡验之，无不皆然。且此症在秋天湿温症及疟疾症后为尤多。经云：秋伤于湿（后喻嘉言谓经文失去长夏伤于湿，秋伤于湿，应当作秋伤于燥，兹就《内经》原文言之）。用药又以湿助湿，故尤多也。即如《内经》汗出见湿，乃生痤痱之类。不过彼从外受而发，此从内受而发为异。可见此病，实非自病，全由医者误治所致。无怪古时之无此症也。
既发矣，是肺自赶其邪以外出，亟应大补其肺气，以助其力，使邪尽出乃安。医者每见其发，必再用凉表药，以为表去其邪。往往一服凉表药，而其不发者，医再以为邪陷于内，再一味大攻，必致死而后已。此非臆说，亲见多数发之人，霖每以补正药投之，无不人人立瘳。无如乡愿之流，妄谓发，不可用补，以补牢其邪。每易医治之，医者亦大诋补药之非，则随俗所尚，即用凉表，迎合病家之意。投剂之后，即使白仍发，其色必枯萎。抑且变病百端，病家至死而不悟。如此死者，指不胜屈。呜呼！寒凉发表之药，乃世俗所尚。服此药后，虽小病而变为大病，大病而变为死病。不独医者不认为误，即病家亦不以为误，反诿诸天命，悲夫！
论治湿非独利小便可去
古人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初意谓治湿极便，只须利小便而已。唯用之不但不效，反为增病者，不得不将此说以研究之焉。
夫膀胱为水湿总出路处，利小便本为去湿之法。不知水湿之归于小便而出者，均由于脾胃强健，肺气充盈，肾气输化，乃能使水气自归于膀胱而出，何用利之。即《内经》所谓饮食入胃，游溢津液，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此言无病人脏腑均强健，本不利其小便，而水湿自然排泄。
至于湿之着而成病，则必脾胃之不健运，肺气之不充盈，肾气之不输化而成。但利小便，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盖淡渗伤阴，肾气一伤，则脾胃绝生化之机，何能散精归肺，通调水道。岂非欲利其湿，反不能运化其湿，且留滞其湿，而徒伤其阴哉。况脾为湿土，无论饮食外感所受之湿，而留滞不行者，皆在于脾之不健运。故欲治其湿，必须先健其脾。若不知健脾，而但利小便，是速毙之术也。
不观夫仲景之五苓散 ，用白术以健脾，肉桂以温肾。泽泻汤 ，亦用白术以健脾化湿。猪苓汤之 用阿胶以益肺补阴。八味丸 以补肾中水火，生土而化水。虽属湿之在下者，亦用健脾、益肺、补肾之品，又况湿之在上中及表分气分者，岂利小便可去之哉？
治之之法，在上中及气分者，用平胃散 ，及小半夏加茯苓汤、甘姜苓术汤 等。在表分用羌活胜湿汤、桂枝附子汤、麻黄白术汤 等。
论急则治其标之非
《内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旨哉言也！盖病之由来必有因，能治其因，即愈。因者，即本也。病之现于外者，标也。不治其因，而治其外现之标，不但病不去，必致病反增。设遇缓症而药不对症，尚可改弦易辙，不至于大害。至于急症，命在须臾，岂容药不对症，再以稽延时日耶？！作俑此说者，何异杀人者授之以刃！
假如气虚痰升，及水泛为痰之证，此时人之性命在顷刻间，可谓急矣。医若不补其气与肾，而徒用消痰以治其标，痰必愈消愈涌，而迫其气绝矣。
又如龙雷火夹血以上升，而吐血盈盂，可谓急矣。标证必身热面赤。医若不知补肾中之水火以引火归原，而用凉血止血以治其标，非但血不止，必致血大涌如泥而死。
更且如气虚中满，须用理中、建中、补中益气汤等。若用破气疏利药以治其标，必胀满更甚。
又且肾气不化之小便不通，致腹胀且大，须用肾气丸温补下元，则小便自通，而肿胀自退。若用通利药以治标，必闭塞尤甚。
甚且如阴盛格阳、阳盛格阴、至虚有盛候、大实如羸状等之急症，治标必顷刻立亡。
如此类之急症，不胜枚举。若不探源求本，而治其标，为害何可胜言？！时医之但知其标，而不知治本，虽日杀数人，而不知悔，可慨也夫！
牛蒡子、枳实、枳壳并论
吾闻药肆中人云：各种药物需用，均不若牛蒡、枳实、枳壳之繁多。又见医者每遇咳嗽、发热等症，不辨其外感内伤，无不以牛蒡子、枳实或枳壳为必不可少之药。似乎无此二味，不成其方者。足证今之医者，最喜用泻肺破气之药也。
夫牛蒡子之泻肺发表，较之麻黄为尤甚。其性通行十二经，庸医不辨邪在何经，一见咳嗽或发热等症，即乐用之。以为无论何经之邪，皆可借此以治之者。谁知肺气一伤，卫外失司，即无邪者，亦将引邪以入也；再枳实之所以乐用之者，以其破气消痰，有冲墙倒壁之功也。
此二味之药，其泻肺破气之猛，更不言可知。即无病人服之，尚恐不支，况病者乎？！每见肺虚之人，服此二药，顿时气促欲绝、不可救药者，比比然也。故古人用之者极少。且仲景从未用牛蒡子者，以其性之恶劣，而足以大损其肺也。盖肺主气，为五脏六腑之华盖，以行营卫，主一身之治节者也。然则肺之关于生命，顾不重且大哉！况肺为娇脏，最易受损。即加意以保护之、补养之，尚恐不及，岂可妄施大攻大伐而重损之哉！何以今之医者，竟视肺为仇而气为敌，直将撕毁其肺，破尽其气而后已。不见夫古人之发表、清火、攻泻药中，都用人参以补肺（请参阅“治病须顾元气”并“外感风寒不可泻肺”说），无不处处以顾全肺气为亟务。
以人之有生，全赖一气耳。气存则形存，气绝则形死（不唯人知之，即兽亦知之。孔子曰：子之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其使形者也。使形者，气也。何医者之知识，兽犹弗如耶）。且《内经》云“邪之不得其虚，不能独伤人”，又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云“不知其虚，安问其余”，又云“治病之道，气内为实”。再古贤云“行医不识气，药方从何拟。”是以古圣贤之治病，用人参、炙草、大枣以大补其脾肺，可谓深合经旨者矣。无如今之医者，大背古圣贤之法，非唯不知补助元气，反以大攻大伐之药，为治病必不可少之品，似不置人于死地而不已。若然，何不将《内经》虚字改为实字曰：邪之不得其实，不能独伤人；邪之所凑，其气必实；不知其实，安问其余；治病之道，气绝为实。谓为古圣人教之攻伐以杀人耶？不然，圣言煌煌，经典昭彰，何以故违其法，喜用泻肺破气之劣药而恣意杀人，甘为子弗如之医哉。或曰：天道好还，无怪乎庸医之大都无后，是耶非耶，我不得而知之矣！
甘温与苦寒并论
天地间万物，至春夏而得以生长，至秋冬而肃杀者，以有温热与寒冷之分也。不见夫春夏之时，草木之葱茏畅茂，百花之艳丽争妍，天地为之光华。秋冬之时，草木之萧条枯槁，山川之黯淡无神，天地亦为之失色，然则春夏之生长者，何也？即温暖之气使然也。秋冬之肃杀者，何也？即寒冷之气使然也。
天地犹如此，人身亦莫不然。盖人之有生，全赖乎命门之真火。真火足则脾胃强健，饮食易于腐化，而元气充盈。且形骸之动作，气血之流通，耳目之视听，口舌之言语，溲便之通畅，无不以此火使之也。故张景岳以天非此火不生物，人非此火不能生。因有相火以位之辨，而制右归丸 以补此真火也。是以古人谓附桂八味丸 可治百病，试之诚然。亦即补火之力，可谓知其要者矣。况脾胃为中州之土，是后天之本，喜甘温而恶苦寒，多服苦寒，则脾胃必败。脾胃一败，则人之生机绝矣。故《内经》云：四时百病，胃气为本。又云：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可见苦寒之药，足伤脾胃。犹秋冬寒冷之气，肃杀万物者也。以甘温如春夏之生长万物，较之苦寒如秋冬之肃杀万物，则存心活人者，亟当猛省而取择以用之者也。
故霖每遇胃呆而有实火者，必取甘寒咸寒之品，无不亟亟以保养胃气为前提，用之而无不效者。若会服发表攻里药而热不退，脉现虚数不静，或浮散无根，或沉细且微者，投以大剂甘温，必解肌而热退，无不奏效如神，历验不爽。且苦从火化，不但败胃伤元，抑且火反炽盛。是以苦寒之药，暂用于胃口未败，正气未损，脉之洪数有力者尚可。唯用之须专，而决不可杂。尤须用甘草、白蜜等和之，毋使伤其胃也。若用之不专，孟浪妄施，岂不草菅人命乎。
总之，误于甘温者，如君子之过，人皆见之，而挽回也易。误于苦寒者，如小人之谮，不知不觉而无可挽救矣。初学记云：实而误补，虽则增邪，犹可解救，其祸小。虚而误攻，正气忽去，莫可挽回，其祸大。是以古人有“与其误于寒凉，毋宁误于温补”之说也。王太仆云：“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赵养葵以六味地黄汤 治温热证，李东垣亦云参芪甘草为泻火圣药，故制补中益气汤 ，以治劳倦发热，此即甘温治大热之义也。薛立斋云：“凡气血两亏，变生诸症，不论何症，用人参养荣汤 治之，诸恙悉退。”尤可见甘温之治火，比之苦寒，神效而且稳妥。
虽然，苦寒之药，非无用也。若有余之实火，非甘温之药所可治也。甘温之药，为治不足之虚火设也。不足之虚火，则苦寒之药在所大禁。是以医者贵乎识病。若辨证明确，则用甘温当，而用苦寒亦当。否则苦寒用之杀人，甘温用之亦未必活人也。其医者之杀人活人，全在识证与不识证之间而已。苦寒与甘温，神农采取之，皆所以活人者也。其治病之所以杀人活人者，非药之优劣有别，在乎善用与不善用而已矣。
唯病者虚火多而实火少。是以程钟龄之论火，以邪火为实火，宜驱，虚火为子火，宜补。谓唯有养子之法，可借为驱贼之方；断无以驱贼之法，而为养子之理。盖养正则邪自除，理之所有；伐正而能保身，理之所无也。薛立斋云：今人体质薄弱，宜多用温补，少用寒凉。可见古人以甘温为活人之药。如春夏之生长万物，对于病人之身体，有益而无损也。以苦寒须实火实体，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因其如秋冬之肃杀万物，对于病人之虚体，多所不利也。故曰甘温与苦寒，全在存心活人者，悉心省察，善于取择以用之者也。
论用热度表验病人之寒热
《内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本者非本元之本，乃病所由发生之本也。凡人之病，无论外感内伤，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外乎表里、阴阳、寒热、虚实八字。然欲分其表里、阴阳、寒热、虚实，非精明脉理不可。脉理一精，则表里、阴阳、寒热、虚实之病现于各经，了如指掌。病虽千变，脉终不变。知乎此，则病情无所逃遁矣。
乃今之医者，每用热度表以验热之轻重，脉理竟漠然不顾也。夫各经有各经之热，徒用热度表何能分别？且有上热下寒、阴盛格阳、阳盛格阴之证。又有湿热、风热，暑热、燥热，表热、内热，胆热、膀胱热，心火、胃火，肝火、肾火、肺火，大肠火、小肠火，上焦、中焦、下焦火之别，药性乃各走各经，非一种寒凉之药所可统治。宜分别各经之火在气分、血分、表分、里分之内，用专走其经之药而直折之，其火无不顿时即灭。
若不精究其根源，但用热度表以验其热度，火诚有之，则何经之火，何能分晓。即使知其经，而不知其火之在其经之表分、里分、气分、血分，尚属隔靴搔痒，不但火不能灭，抑且攻伐无辜，其病必变端莫测，甚至不救。不但实火已也，盖至虚有盛候、大实如羸状，有上热下寒、下热上寒之证，更有劳倦、食积、阴虚、七情六郁，均有发热之候。若不探源求本而用寒凉之药，必死无疑。
假如上热下寒，并阴盛格阳之证，以热度表验之，热度大增，而用寒凉之药以治其热，必无根之火，飞腾散失，而性命立休。又上寒下热，并阳盛格阴之证，以热度表验之，热度大减，而用温热之药以助其火，有不以焚其身者乎。
呜呼！医者人之性命所托，岂可徒袭皮毛，而杀人于无形耶。霖之所论如此，非敢自以为是，世间高明者不少，未知余言为然否。
论十剂缺少升降二法
人生一小天地。冬至后地气上升，天气下降；夏至后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天地以阴阳升降而化生万物，人生以阴阳升降而和养营卫。有升无降，则如有春夏而无秋冬；有降无升，则如有秋冬而无春夏。天地以阴阳升降，而万物得生长化收藏；人生以阴阳升降，而金木水火土得以平。阴阳升降之机，此一定之理。阴阳之升降不舛，则无病而寿；若阴阳之升降一有舛违，则百病丛生。故《内经》有“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之旨也。
夫升而不降，则上有余而下不足。降而不升，则下有余而上不足。
上有余而下不足者，宜补阴而降。故仲景之肾气丸 ，用熟地质重之物，以大补肾阴而下降，再引之茯苓、泽泻疾趋于下之物以降之。
下有余而上不足者，宜补气以升。故东垣之补中益气汤 ，用黄芪、人参大提其气，再引之以升麻、柴胡上升之物以升提之，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和而五脏得以平。
此即《内经》“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之义。故阴虚者切忌补阳以升提，阴已虚再升提于上，是即《难经》所谓实实虚虚。阳虚者切忌补阴而降，阳已虚而再降之于下，亦是实实虚虚。
欲知其阴阳、虚实之诀，非精察脉理不可。脉之寸虚尺实者，宜补气而升，不宜补阴而降；脉寸实尺虚者，宜补阴而降，不宜补气而升。
治病之道，不过调其阴阳之偏胜，以协于平而已矣。阴盛而阳衰，阳盛则阴衰，天地四时无不然，人生五脏亦何独不然？！
以徐子才之贤，制十剂而遗升降二法。后世不知此理，则云治病不过七方与十剂。如此则除十剂以外之病，而诿之不治可知矣！不知古圣贤早已垂法于前，特徐子才不知此二法之奥妙而忽略之，故不揣谫陋而直陈之，以冀世人之少夭枉也。
论吴鞠通误认风温温热等证在肺，用泻肺以害人
仲景云：太阳病，发热口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是温病由足太阳而发，决然无疑者也。数千年来，名贤辈出，从未有温病之邪谓由手太阴而发者。乃近世吴鞠通，将风温、温热、瘟疫、冬温等证，皆归纳于手太阴肺经，以肺为表，而制银翘散 以大攻伐之，何见识之浅陋至于此极，而犹著书立说以贻害后人耶。
夫身热头痛，微恶寒，自汗出，即足太阳之确证也。何所见而谓手太阴之证，妄用牛蒡、豆豉、荆芥以大伐其肺哉。不知肺为呼吸出入之门，邪无可容之地。何以言之？盖肺主皮毛。皮毛者，极浅薄之处。即使有邪，随呼吸而发泄无遗，故曰邪无可容之地也。《内经》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仲景云：太阳病，发热口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洵如吴鞠通所言，则《内经》、仲景之说，皆不足信矣。岂吴鞠通之见识，远胜于岐黄、仲景哉。且肺喜温恶寒，温邪亦所不畏。又肺为生气之娇脏，主一身之治节，为五脏之华盖，司卫外之职，以御外邪者也。凡外邪之入，无不由于肺之先虚，致卫外失司，不能抵御外邪，故外邪由毛孔而入于足太阳。是邪之入，必由于肺之虚，则邪之出，必欲助肺之力，方可驱之使出，而不致再入。即喻嘉言所谓虚体感邪，必用人参领出其邪以固其卫，否则邪必出而复入。转辗反复，必致不救。
由此观之，则祛邪药中，大补其肺，尚恐不及，岂可再事攻伐之哉。盖毛孔者，足太阳膀胱之门户也，不过附属于肺之皮毛而已。邪之出入，必由毛孔，而不由皮毛，不言可知矣。如果谓为温邪由口鼻而入于肺，何以《内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则温邪之蓄于足太阳，毫无疑义。又古贤谓，即病之伤寒，由外入里，不即发之温病。由里达外，岂有即病之邪反深，而在足太阳，不即病之邪，蕴蓄久而邪反浅，为手太阴哉？如其邪之浅在皮毛间，何以古人谓温病之邪，深入骨髓，由骨髓而发之于外，不易表散者哉？且《内经》谓“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则温病由不藏精而深入骨髓，肾阴之损，不待言矣。又古贤谓“伤寒必死肾虚人。”其肾阴既损，而再伐其肺以重损其母，致子母俱损，不死又何待耶。况冬不藏精而发之温病，唯有用温经散邪之法，以鼓动其肾气，而邪始得出，喻嘉言已论之详矣。
而吴鞠通必欲以银翘散，既损其肾之母，又损其肾之阳。即在太阳经之温病，尚属膈膜。况由少阴经之温病，万无可生之机。且其云头痛自汗出，身热微恶寒，与冬间即病之伤风证无异。何冬间如此见证为足太阳，非冬间而即谓之手太阴？况手太阴决无头痛自汗出之症，且只有呼吸之门，而无汗孔之门。岂邪之祛出，不由汗孔而出，乃由呼吸而出哉！彼吴鞠通故炫新奇，视生命为儿戏，竟谓温邪均在手太阴，实属荒诞不经，贻害后世者矣。
且毛孔者非自为之开阖也，必须得肺之力，方可开阖自如。既有微恶寒，自汗出，或渴或咳者，即系邪欲出不能出之际。因肺气无力以驱逐之，欲求救于大力者助之而驱逐也。故古贤之治外感，祛邪药中，皆用人参、炙草、大枣以大补其脾肺（请阅“外感风寒不可泻肺论”），使肺气足既可助正祛邪，又俟邪去而即固其卫，不致邪出而复入。此法之妙且稳，为万世不易之道。
何吴鞠通以无师之智，而爚乱成法，反用大攻大伐之药以重伤其肺。是何异开门揖盗，以引邪深入，将人之三实尽行劫尽，无可救药者哉。不观夫李东垣治大疫，用补中益气汤而全活甚众。又喻嘉言治大疫用人参败毒散者多活，而时医不用参者多死。此即《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欲去其邪，必须先补其虚之奥旨也。乃吴鞠通不但不补其肺，反以大攻大伐其肺，诩诩然自以为智，立法以传于后世。致后世医者妄信其说，尽废古法，不论何种发热，均用牛蒡、豆豉大攻其肺，致轻病变重、重病致死者，何可胜计。此皆吴鞠通之作俑，以教后世医者之杀人，不知伊于何底耶。
或曰吴鞠通之误谓温病邪在手太阴，用泻肺药以杀人。既得闻命矣，然则究用何法以治之乎？
曰身热头痛，微恶寒自汗出，或渴或咳，如脉浮大无力者，用桂枝汤 ，渴甚加生地、花粉，热甚者加青蒿。如脉左浮弦而右虚大者用消风散 ，除藿朴之破气，须重用人参以补气。如无力服人参者，须重用生黄芪。热甚口渴者加生地、青蒿，无不立奏奇功。此治风温证解表之绝妙神法也。至于无头痛、恶寒、自汗出，但热，而脉不浮者，风药决不可用。因此症非风温之表证，恐系内伤或热邪入里之证。盖风药乃大损气血之品，若邪在里而用风药，必将阴精劫尽而无可挽救矣。唯必须详辨脉证以治之，庶不误耳（余请参阅“外感内伤辨并治法”）。若一见身热而概作温邪治，必致置人于死地。即系温邪证之在表者，而用银翘散以大攻其肺，则正气损而邪必缩入以不救，况非温证而误用之哉。自吴鞠通大背古圣贤之法，谓外感之邪在肺，而用牛蒡、豆豉等泻肺药，致后人以泻肺药为治外感之必要品，以大开医界杀人之门，至不可收拾。其吴鞠通之弥天大罪，岂可容耶！此非故意攻讦，因见时医用此银翘散治温病，愈者少而死者多。以其肺气受损，壮实者或可勉支，亦属难愈，虚弱者终不免于死。霖目击心伤，欲思以挽救之，因有不能已于言而辩之也。
气有余便是火辨
凡人气盛则强，气衰则弱，气存则生，气绝则死。气之关于人生，至为重要。此人所共知，不待言矣。自朱丹溪“气有余便是火”说起，学者宗之。每遇热证，辄用破气攻伐之药，以为能事。虽病至垂危，气短欲绝，尚欲泻肺破气，必使其气绝而后已。相习成风，恬不为怪，从未有起而辨正之者，是可异矣。
夫人之生存者气耳，病则气必虚，虚则必需补，岂可再事戕伐，以重伤其气哉。如果妄投破气之药，即壮盛无病之人，尚恐力不能胜，况于已病气虚之人乎。虽丹溪之说，未敢厚非，然考之《内经》，皆谓气之不足而生火，未有气有余而生火者。是则丹溪之说，不能无惑焉。凡属火证，皆属气之不足，决无气有余之理。故李东垣谓参芪甘草为泻火之圣药。又古贤之制外感发热方中，都用人参、炙草、大枣以补气祛邪，如参苏饮 、人参败毒散、再造散、消风散、小柴胡汤、麻黄人参芍药汤、升阳散火汤、导赤各半汤 等。又仲景治热入阳明证，用人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 。治误下之虚痞，用半夏泻心汤 。治热伤津液，用复脉汤 。以及黄龙汤 之治阳明实火证，无不皆用人参补气以泻火。足证丹溪之说，不可恃也。夫既感外邪，又或内伤，则必发热。热即是火，火而即谓气之有余。如欲熄其火，必须大破其气，是何异操刀使割，而所伤必多，安可以不辨。
或谓丹溪此说，以邪火入于阳明血分，甚至谵言发狂，登高而歌，弃衣而走，而为气有余者。故仲景制大小承气汤 ，用枳朴以导气宽肠。要知此非气之有余，因其气不能运行于下焦，致气迸于上，故用枳朴以疏利之，盖有所不得已也。
此外无论何种热病，皆属气之不足，断无气之有余者。苟为不然，何以《内经》一则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热气熏胸中，故生内热。”李东垣因制补中益气汤以治之。再则曰：“凡病，勇者气行则散，怯者着而成病。”三则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四则曰：“壮火食气。”五则曰：“壮火之气衰。”六则曰：“热伤气。”凡属火证，《内经》皆谓气之不足，从未有火证而为气有余者。可见古圣贤谆谆告诫，诲示后人者，无不以先补元气为前提，已如天经地义，无可变更。
故古贤之治热病，都用人参以补其元气，是悉遵《内经》之旨。后人遵其法以治病，无不应如桴鼓而不效者也。又有难之者曰：气喘气急，谓非气有余之火乎。曰：是又不然。凡有余之气喘有三。一系寒邪外束于肺，古人都用麻黄汤 以散之。若作火治，是助其邪也。一系肺气壅塞，古人都有葶苈大枣汤 以开之。一系痰饮阻于胸膈间，仲景用苓桂术甘汤 及八味丸 等温药以治之，从未有作火治者。除此而外之气急证，类由呼吸短促，肺气垂绝，气不归原所致。因之古人都用独参汤、十四味建中汤、附桂八味汤 等大甘温之剂，方可挽救。如以为气有余便是火，而妄用寒凉攻伐之药，是速其毙也。何为乎丹溪独创此说，以惑后人耶。
然而丹溪此说，非无故也，但其言过甚耳。因当时医者，只知用补气升阳之法，对于真阴虚极而发热者，固不相宜。所以特创此说，以矫世俗宗尚之偏也。无如后之学者，对于圣贤经旨，既未窥其门径，而于各家学识，又不融会贯通。竟如盲人瞎马，误信气有余便是火之谬说，随声附和，奉为圭臬。定欲以寒凉攻伐之药，治一切热病，以迫其气绝，使身体冰冷。谓不如是，不足为退火之妙法耶。呜呼！著书立说，所以垂教后世。岂可以偏颇过甚之说，流弊于后世而贻害后人。霖之所以作此气有余便是火辨，岂得已哉。
世人误以“回生再造丸”作“人参再造丸”以为补药说
自古忠义之士，废弃当时。奸佞之流，荣誉一世。非独人也，物亦如此。
再造丸者，乃大毒大克伐之药。现今世人，皆奉为大补之品。凡病人元气不复，以及虚羸之体，皆喜服之，其害何可胜言！兹将再造丸 之内容细述之。夫再造丸者，本系治风之药，原名“回生再造丸 ”，以治真中风及大麻风等证。而可以回生再造，亦妄言之。此治风之劫药也，后愚夫愚妇，讹以回生谓人参，药肆中遂以“人参再造丸 ”名之，以图利也。其方庞杂异常，共药五十一味。除人参外，皆猛烈之毒药与大克伐药，人参不过居百分之三。况真人参世所难得，即有真人参，其可抵制五十种之大毒大克伐药乎？！其中如乌梢蛇、白花蛇、全蝎、血蝎等，何等毒物；又加麻黄、羌活、细辛、天麻、白芷、防风、葛根、灵仙、僵蚕，皆猛烈之攻表大克伐药；再加以耗散正气之物，如麝香、冰片、青皮、木香、没药、沉香、香附、丁香、松香、安息香、草蔻、白蔻、乌药等香燥猛烈之耗气药；又复加之攻利之品，如大黄、鼠矢、地龙等。此种毒烈克伐之品，用之一种，虚体尚不可当，况会聚于一丸之内，而人人反以谓补元气之药，殊不可解！
想系其取名之佳，但知有人参而服之，可以身体再造，故喜服之。是何异饮鸩止渴，漏脯充饥哉！无病之人服之，有元气为之支持，服之亦不知不觉。往往见虚弱之人服之，而气即喘促，不可救治者，比比然也，可不畏哉！
世间补药极多，何以不知购服，反以购此大毒大克伐之药，奉为补身之至实。以有限之元气，消耗于无形，欲思补之，而反以大克伐之，愚孰甚也！虽然，亦无怪也，但知有人参而不知其底蕴也。愿世人毋自戕元气而同登寿城，故特将再造丸之内容以敬告之。
医说
夫具卢扁岐黄之学，以济人利物为怀，谓之良医；若伪术欺人，草菅人命者，谓之庸医。良医必审脉理，察病情，辨经络，别阴阳，知其病根之所在，然后选择古方加减以治之，而病无不愈。庸医既不知脉理病情如何，又不知阴阳经络为何物，胸无成竹，而草草书方，则病不唯不愈，必日益加甚者，此非治病之医，乃催命之鬼也。有病者，可不择医而治哉？！
虽然，医亦难择矣哉。在今之世，医者繁多，鱼目混珠，良庸莫辨。欲求其学术精明，见病明察，治病不爽毫厘者，不数数睹。故现今患病者，求医疗治，欲脱离苦海者，戛戛乎其难哉。然而良医亦难做也。良医识见高明，不与庸流附和，庸流必群起而诽谤之，攻讦之。且良医之定方，必超出于寻常，非见病治病之法也。病家必反以谓药不对症，而置之不服。即使病家信之，而旁人必危言以恐惧之，终不能信。虽然，良医之存心，不在于人之信与否也，唯求活人而已。虽百屈百挠，终不肯与世浮沉，而随流合俗。如此则可谓三折肱之良医，造福于冥冥之中，子孙无有不昌者。否则天理昭彰，杀人者即杀自己之子孙，是以庸医之必无后也。
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似影随形。孔子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皆此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