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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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
《作者：吕思勉》由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善而成，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期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通史。全书按中国历史社会的变迁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个不同的时期，规模宏大、视野开阔，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是了解中国历史公认的权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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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史
《作者：吕思勉》记述中国隋唐五代时期历史的著作。吕思勉撰。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初版,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全书共100余万字,22章。第1章至第13章叙述政治史,主要是隋唐五代王朝的兴衰史,基本采用纪事本末体。有隋室兴亡、唐之初盛、武韦之乱、开元天宝治乱、安史乱后形势、德宗事迹、顺宪敬穆4朝事迹、文武宣3朝事迹、唐室衰亡、五代十国始末等内容。第14章至22章叙述民族、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内容,采用旧式典章制度的体例,有唐中叶后四裔情形、隋唐五代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等内容。该书是中国现代较早地系统叙述隋唐五代历史的著作,虽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旧史学的影响与考古出土资料的运用不足等缺点,但全书资料翔实,叙述周密,是研究隋唐五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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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
《作者：吕思勉》秦汉历史研究专著。吕思勉著。开明书店1947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再版。香港太平书局翻印本流传亦较广。分上下两册,凡20章126节,约60万字。上册是秦汉政治历史,分列12章79节,以纪事本末体叙述自秦始皇26年(前221)至三国末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其中第1章“总论”,主要就社会组织来论述中国历史发展到新莽和东汉之际应为一大界线,自此豪强大族势力不断成长,封建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最终导致长期分裂割据。第2、3章叙述秦代历史。第4—11章将两汉政治历史分成11个段落,进行全面有系统的叙述。第12章记叙三国历史。本书并分析了秦汉各个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政治设施的得失成败、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等。下册是秦汉社会经济文化史,分列8章47节,采用记载典章制度的体例,分别论述秦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情况,其中不乏创见。本书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编著的第一部秦汉断代史著作,具有疏导开拓之功。它史料丰富,分析精细缜密,对秦汉历史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索,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其缺点是汉代断限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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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作者：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傅斯年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他从1929年开始着手写《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由于时局动乱和公务繁忙，他先后撰写的主要章节，分别以《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论所谓五等爵》等为题目以论文形式发表。2002年，其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对这些论文进行系统整理，以傅斯年生前所定书名出版面世。何兹全在前言中曾肯定地说：可以作为傅斯年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对构成该书的几篇论文评价说：“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独到的见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造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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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传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著。成书于宣统元年三月(1909),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7册。全书共分13章,近6万字。序论、时代背景、管仲简历,共5章,约7500字。其余8章论述其政治、经济、政务、军事、教育等思想、政策、活动。全书的重点,在于论述管仲的法治思想与经济政策,这两章约有3.7万字。梁启超在写《管子传》之前,写了《王荆公》,为王安石作传。他在《王荆公·自序》中说,他对王安石非常佩服,所以要为他写传。“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简单而言,就是要借鉴王安石变法革新之经验。在《管子传·自序》中,他说管仲、商鞅、王安石是中国古代之伟人,在西方同期历史上,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商君荆公,为世诟病,……管子亦毁誉参半”。所以他要在写《王荆公》之后,写《管子传》,并且“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梁启超对管仲评价很高,他认为西方政治中讲的“国家思想”、“法治精神”、“地方制度”、“经济竞争”等,在西方也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但在中国的春秋时代,管子就讲过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管子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而且“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梁启超在写法上,不时以当时流行的东西新学的名词术语、理论观点,对管仲的学说加以疏通证明,以便于理解管子的思想。梁启超在书中对管仲的思想,有许多精辟论述,至今对人仍有启发。《管子传》是研究《管子》与研究管仲其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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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的传记
《作者：胡适》《丁文江的传记》作者是胡适。最初1956年刊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廿周年纪念刊》上，1960年6月由台湾启明书局出版，并附了作者写的《校勘后记》，本书介绍了在很多学术领域做出过开拓性贡献、在科学史和学术史上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人物丁文江的生平事迹。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丁文江和他的团队使中国地质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获得了世界声誉。地质学以外，丁文江在地理学、古生物学、历史学、教研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也有独特贡献，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作为欧化深、科学化深的中国人，丁文江在提倡科学研究方面不遗余力。在朋友的眼中，丁文江既是“良善有用的中国人”，又是“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还是精于科学、长于办事的“现代稀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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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宪法
《作者：佚名》有两部。其一是北洋军阀时期曹锟1923年制定。他以巨金贿赂议员将他“选”为总统。为给其“总统”披上“合法”外衣,又贿赂议员给他抄制此宪,故俗称“贿选宪法”。13章141条,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确认总统有权统率军队、总揽行政权和解散议会。为标榜“拥护民国”以骗人民,他选定1923年10月10日即中华民国国庆节隆重集会,“庆祝”国庆,同时宣布宪法实施,举行总统宣誓就职。其二是蒋介石制定,俗称《蒋记宪法》,中国第2部正式宪法。1946年12月25日通过,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公布时通令全国“庆祝”三天,以宣扬其所谓“民主”、“自由”。此宪14章175条,确认总统独揽大权,统率军队,另设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分掌“治权”。行政、司法、考试三院院长由总统提名或直接任命,五院间的争执由总统裁决。总统受“国大”监督,但“国大”在总统任期内并不开会。可见,两宪都是确认总统独裁。后者还规定任何政党和个人都不得以军队为政争工具,企图要共产党将自己领导的人民军队交给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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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纪事本末
《作者：黄鸿寿》民国黄鸿寿撰,八十卷,民国四年(1915)上海进步书局印行。本书多根据《东华录》及私家著述等资料,按纪事本末体例,记载自满洲初起、清初开国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二百七十余年间之史事。全书约四十万字,分类排列,每卷一事,每事各祥起汔,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并附有撰者之注释及评论。书中于清代的内政外交,如夺嫡文宗、宗室大臣诸疑狱、政变叛乱、立宪内阁、鸦片战争及与英、法、俄、日之和约等事实均“纂辑从祥,毫无讳饰”。有关法制者计有开国法制兵制及官制;官制之改革;文字之狱;严禁朋党;英法联军入京及和约;俄定爱辉、天津、北京诸条约;天津教案;甲武战争及和约、复诏变法;予备立宪之宣示、谕禁鸦片之严厉;假饰立宪及组织贵族内阁、开设资政院、铁路国有政策等多目。书中不称人民抵抗官吏之事为匪为逆,所记史实对于研究清代尤其是清末法制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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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
《作者：钱穆》钱穆著。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共分为上下两册,为当时教育部颁大学用书。1974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至1983年出版修订本第10版。1933年,钱氏首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曾先后编写过《通史纲要》、《国史读本》等发给学生课外阅读。1937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钱氏在播迁流离之余,继续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国难当头,感慨倍添,又因联大在流亡中,缺乏图书资料,钱氏于是决定于国难之日作国史,写出一部既有史料又有系统思想的通史著作。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艰难条件下,作者以随身携带积年所藏的通史笔记为基础,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寺中,终于在1939年6月写成50万字的《国史大纲》。书首冠“引论”凡2万余言,突出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他提出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的责任,因此,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层干柱。历史事态之演进,总不出这三者之外。他指出,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时期是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该书出版后,因其境界之高与议论之卓,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至今仍不失为研治中国历史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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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作者：梁启超》袁世凯复辟，9月3日,梁启超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阐述了反对变更共和政体的观点，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是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政治决裂，并揭开护国战争序幕的惊世之作。该文对杨度等鼓吹的君宪救国论提出了批驳。认为“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幡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文中引证大量史实说明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之不可逆,指责帝制复辟派“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该文坚持共和制,坚决反对帝制,给帝制复辟派以有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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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牛津运动
《作者：辜鸿铭》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也许只有辜鸿铭,才会在本世纪初,把清帝国的翰林院比作英团的牛津大学,把清代同光之际的“清流”活动,比作那以前三十年的“牛津运动”,而不顾二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中国的牛津运动的故事》,便是这样的一本书。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这本书,按照他的序言所署的日期,初版刊行不不会早于1910年2月。我们仅找到1912年在上海刊行的第二版,封面社明文字依据向德国牧师提供的中文定本,并新增附录两篇。显然,这第二版,是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修改过的所谓定本,其中有些文字是他在民国成立那年添加的,与尉礼贤的德译本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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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权宪法
《作者：孙中山》孙中山著。该书发表于1924年。其基本内容在1906年12月于东京举行的纪念《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就已提出。它是“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具体内容之一,并准备在推翻清王朝以后,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予以施行。该书是作者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心得,是他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他从选举问题入手,指出了欧美国家宪政中的弊病和缺陷,并援引一些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设计了一种能补西方国家宪法之不足的“五权分立”的宪法方案。但是,这一“五权宪法”思想。虽与欧美国家的宪法及“三权分立”原则有所差异,但就其实质而言,却是从后者演化而来的。“五权宪法”将国家政权划分成: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和考试权;每种权都是独立的。书中设置的国家机构由五个主要部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组成。其实质仍是以欧美国家宪法为蓝本,再加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考试和监察机构的职能,从而为“五权宪法”披上古色古香的外衣。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强调实施“民治”的主要手段是地方自治。要求行使直接民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认为直接民权是五权宪法的关键。虽然,作者把“自由”和“权力”的“平衡”,作为“五权分立”、“五权宪法”的基础,但在具体的政治方案中,却着重于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完满解决,致力于政体的规划,而将“人民权利的保障”问题从属于前者。该书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是企图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三权分立”政体方案的尝试,是作者不懈地追求民主主义的理论结晶,从而使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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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
《作者：孙中山》近代孙中山著。作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之后,他又领导了打倒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本书是根据作者从1924年1月到8月所作的16次演讲而整理成书的。书中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关于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首要内容;对国内民族问题,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则是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关于民权主义,他一方面阐明了封建暴政灭亡和民主制度胜利的必然性。强调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原则;对自由,他提倡争国家的自由,反对争个人自由;对平等问题,他认为要消除人为的不平等,而求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他设想了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方案,认为实现了这些方案,就可避免欧美的流弊,做到主权在民。关于民生主义,他认为人类求生存的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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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作者：章太炎》章炳麟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仍以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政治观点,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02年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一文即其代表。章炳麟在这封信中批驳了此文对革命的种种非难,阐述了中国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为当时革命派对改良派进行公开论战打响了第一炮。文章围绕着中国应“立宪”还是“革命”这一中心问题,着重驳斥了保皇派康有为提出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又针对康有为“保皇是天命注定”的谬论,认为革命是“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认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深信中国经过“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革命之后,将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信中表现作者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力地鞭挞了勾结帝国主义的满清政府的罪恶,揭露保皇派的反动本质。此信发表后引起反动派的极端恐惧,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力的鼓舞。但信中在反满思想中掺杂了不少大汉族主义的糟粕。全文万余言,以古今中外的实例佐证,阐述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观点鲜明,气势凌厉,说服力和感染力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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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变之亟
《作者：严复》近代严复所撰政治伦理论文。1895年2月发表于天津《直报》。批判中国传统的弥争之道,宣传生存竞争之说。认为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牢笼天下,平争泯乱”,致使民族缺乏竞争意识,民力日衰。极力提倡天赋自由之说,认为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之异。“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而西人则言:“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侵人自由,是国君亦不能。”所有法律,“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而设。”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有一系列差别,而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权自由:“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指出“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把统治阶级贪营私利看作中国积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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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韩
《作者：严复》严复撰写的政治伦理论文,1895年3月发表于天津《直报》。韩指韩愈,辟韩就是批判韩愈颠倒君臣、君民本原关系的谬论,阐明君臣、君民的真正的关系。严复认为一国之中应以民为主,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因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故出什一之赋以置其君,使之作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君不能独治,于是增其臣而助治,所以,民不出什一之赋,则君无以养,君不能替民锄其强梗则可以废。他指出:“民之自由,天所畀也。”(《严复集》)人人都有自由之权,民立君臣,是为了“通功易事”,互相合作,选择“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君臣刑兵都是“缘卫民之事而后有。”(同上书)“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同上书)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则相反,“秦以来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为,”而后“可长保所窃而永世。”(同上)严复以西方“天赋人权”理论为武器,揭露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及其纲常名教的反人道性,在当时思想界有着巨大的启蒙作用,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恐慌。张之洞曾命人作《辨<辟韩>书》进行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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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郎宝
福楼拜著，译李健吾。《萨郎宝》是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继《包法利夫人》之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公元前3世纪的迦太基为背景，讲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战争故事。 名家名译，李健吾先生生前未能完成全书翻译，由其旅居加拿大的孙女李昡补译完成。为李健吾先生未竟的福楼拜文集翻译事业画上了一个句号，具有特别的意义。该译本从未出版过。小说描写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被罗马打败，要担负巨额赔款，统治阶级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以致国库空虚，积欠雇佣军的军饷无法支付。雇佣军在利比亚人马道的带领下哗变，包围了迦太基城。马道爱上了迦太基统帅哈米加的女儿萨郎宝，在希腊奴隶司攀迪的引导下潜入迦太基城，盗走了由萨郎宝负责守护的保佑迦太基城的神衣。哈米加回师解救迦太基城，初战失利，幸亏萨郎宝只身走进马道的营盘，取回神衣，才扭转了局势。哈米加用计包围了起义军，又用分化瓦解、收买叛徒的办法对起义军各个击破，彻底消灭。马道被俘，被残忍地处死，萨郎宝的目光同马道的目光相遇后，如受雷击一般，也倒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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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战国时尸佼(约前390—330)著。关于尸佼的事迹，史书记载极略。《汉书·艺文志》中杂家类列“尸子二十篇，尸佼著。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长庐”，裴骃《集解》云：“刘向 《别录》，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 《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可见，尸佼在战国时十分活跃，并参与过秦商鞅变法，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尸佼的思想，《汉书》将其与李悝并称，属法家。刘向谓 “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单凭这些支言片语，很难窥其思想主旨。《尸子》原书二十篇，内十九篇，陈述道德仁义之纪，内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这对于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地理变迁有重要参考价值。可惜自汉以后，该书已残阙不全，有些地方为后人伪作。现存的主要版本有：任文田心斋十种本，称家藏元大德八年来青楼所钞本，又依惠氏辑本补抄数条，附录于后，乾隆五十二年刊。《平津馆丛书》本，《问经堂丛书》本。《湖海楼丛书》本，并二卷，《湖海楼》本经汪继培校，最为精审。此外，还有 《二十二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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