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藩镇危机
复杂边区，应慎选忠诚爱国之士，为之监护，而玄宗老年昏聩，宠溺艳妻，信任黠胡。安禄山之乱遂起于此。投降之将而升受节钺，固益起割据之野心，杀其主将而即予留后，更昭示威信之扫地。顾唐廷外治方镇，一若舍此而外，别无良法，故藩镇之祸愈演而愈烈。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近年史学界有种种看法，或以为对国内部落和种族实施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所酿成，或以为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或认为无数农民参加了那个造反①，其中亦已有人提出异议②。余尝细思之，此一动乱实深关乎中外之大防，应先分清敌我，勿庸轻易作公式的断论也。
要抉出禄山谋叛的动因，先须明了东北发展及其住民之历史。周代燕国领地达于朝鲜，汉元帝以后乃渐收缩，然辽水以西营、平、燕诸州，自汉至隋，皆吾有也。
隋文时，粟末靺鞨有厥稽（突地稽）部渠长率数千人内附，处之柳城郡（营州）北，炀帝为置辽西郡，（《通典》一七八）后改燕州③。开皇初又置玄州，处契丹李去闾部落。（《旧书》三九）入唐以后，增设尤多，如：
慎州 武德初置，处涑沫（即粟末）靺鞨乌素固部。
威州 武德二年置，处契丹内稽部。
崇州 武德五年置，处奚部。
鲜州 同上。
昌州 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
师州 贞观三年置，领室韦部。
瑞州 贞观十年置，处突厥乌突汗达干部。
带州 贞观十九年（《新书》作十年）置，处契丹乙失革部。
夷宾州 乾封中置，处靺鞨愁思岭部。
归义州 总章中置，以处新罗人，后废，开元中复置，处契丹李诗部。（此条参《新书》四三下）
黎州 载初二年置，处粟末靺鞨乌素固部。
沃州 载初中置，处契丹松漠部。
信州 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乙失活部。
归顺州 开元四年置，处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
凛州 天宝初置，处降胡。（以上均《旧书》三九）
其中又多向南移动，如突地稽部先迁幽州昌平，（《旧书》一九九下）其孙李秀又住范阳，（《云麾将军碑》）秀父谨行有家僮数千，以财力雄于边塞。（同上《旧书》）
综览上表，可知东北在百余年间，已招致许多外族（契丹、奚、靺鞨、室韦、新罗、突厥、胡人等）入居，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此等人原为照顾其有家可归，特辟地安顿，与开皇末之突厥情形相同，但与久处边疆非新近迁入之弱小民族有异；既属托庇，自应服从主人，若其诡谋弄兵，阴期夺国，直是侵略举动，岂能视为敌对斗争？如果把安史之乱如此处理，则武德、贞观间突厥之对我侵略，亦得以振振有辞矣，乌乎可。
以如是复杂之边区，分应慎选忠诚爱国之干才，为之监护，玄宗老年昏愦，溺宠艳妻，信任黠胡，遂启狄人之贪惏，累民生之涂炭。《旧唐书》三九云：“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诸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参《寰宇记》七一）其为胁从作乱而非农民起义，事迹甚明。正如桑原藏所指出，从禄山者孙孝哲、李怀仙等为契丹人，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为突厥人，安忠志、张孝忠为奚人，达奚珣为鲜卑人，苟读李泌“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通鉴》二一九）之语，则知贼军之中坚，大半为外来异族④。再从官军干部检之，高仙芝、王思礼均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与郭子仪齐名之李光弼，契丹人，浑惟明、浑释之、仆固怀恩均铁勒人，荔非元礼，西羌人，论惟明，吐蕃人，白孝德，龟兹人，对安史之乱，均曾在官军下建立相当功绩⑤。由此观之，其能简单地公式地承认为民族压迫之后果耶？必持此论，则是溃中外之防篱而为敌作伥也。陈珏人曾大致说，农民决不能是这回主要参加造反的人，禄山所凭藉的兵马，依《新书》本传，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是最基本的队伍，后来又并吞了阿布思的部落，故兵雄天下，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不会都是汉人⑥。吾人试再看颜真卿辈振臂一呼，河北响应者十五郡，求诸公私史乘，并未见农民乐意参加禄山行列之痕迹，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亦可以休矣。
说至此，吾人可进行审查禄山之履历。九姓胡于后汉为粟弋，北魏为粟特（Sogd），言语属吐火罗语系，与月氏无关，惟五胡之羯，从其以石为姓及多须两点观之，可能属于此一种，羯（古读kiät）之语原则未详。俗呼其战士曰柘羯或赭羯，但非必善战之军队，吾人研究安史之乱，首须要廓除此类误会及成见⑦。
禄山胡父而突厥母，生于突厥，开元初逃来，为互市牙郎（即今之经纪），给事幽州。廿四年失律，幽州节度张守珪请诛之，大约武惠妃、高力士受其贿，为之缓颊（详说见拙著《通鉴唐纪比事质疑》），幸免于戮。性狡黠，常厚赂往来，为之延誉，天宝元年，遂擢为平卢节度，初无赫赫之边功也。越二年，递升范阳节度，交结内宠，请为杨贵妃养儿。七载赐以铁券，进封东平郡王。九载兼河北采访，听于上谷铸钱五垆，十载入朝，求为河东节度，又许之，权兼三道，阴作反计。国忠及太子屡奏禄山必反，玄宗不听，反授以陇右群牧等都使，十年不调。十四载（七五五）十一月，反于范阳，以讨国忠为名。先三日，集大将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又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可见其蓄反谋非一日。陈寅恪谓：“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⑧，未尝无片面之理由；然封建时代将领称兵以反抗其统治阶级者，常多为同族之人，而当时异族派兵援唐者数却不少（见下文），则亦未可一概论也。窃谓中亚胡族自古习于贩贸，东来者多唯利是图（可参看第三章“安史乱中之回纥——不与吐蕃合作”，九姓胡之屡屡生事），禄山本出身市侩，复加以玄宗不次超擢，宠任无间，遂欲效法王世充而作统治汉土之计。突厥可汗之击波斯，成吉思汗之西征，均以中亚胡商为发动原因之一；更观禄山事起，阿史那从礼说诱六胡州诸胡数万，拟寇朔方，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合河西兵马使共杀节度使周泌，武威大城中七小城，胡据其五，（《通鉴》二一八—二一九）事前则“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数”，（《禄山事迹》上）又肃、代间曾官安南都护之商胡康谦被告谋叛，（《新书》二二五上）此种潜势力，吾人不应忽视。禄山既抱野心，其亲信部属热中利禄，当然乐听驱策，但以异族之故，汉将随附者无多，（《新》一三九《李泌传》）且承开元之盛，农民经济，尚属优裕，非群众所归，所以亡不旋踵而唐祚得延也。简言之，国内阶级矛盾，未算尖锐，故引不起农民起义，从另一面看，经济尚属繁荣，故惹起禄山之野心（参注⑧引傅安华说），其情况恰可互相说明。
于时承平日久，民不知战，六军宿卫皆市人，不能受甲，高仙芝、封常清等师出均败。十二月，陷东京，前锋西至陕郡。玄宗使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邪、契苾、浑、林、奚（）、沙陁、蓬子、处密、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⑨，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通鉴考异》引《安禄山事迹》）十五年（即至德元）正月，禄山建国曰燕，改元圣武。六月，郭子仪、李光弼出土门路（井陉）攻常山（恒州）禄山窘急图却。同月，哥舒翰军覆没，潼关不守，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军士鼓噪，杀国忠，缢贵妃，众遮留太子亨（即肃宗），太子于是收兵灵武，长安遂陷。至德二年（七五七）正月，禄山被其宠人杀之于东京，子庆绪继。
庆绪懦弱，政不自主。唐遣仆固怀恩请援于回纥，是年八月，回纥以四千骑至。九月，广平王俶（后改名豫，即代宗）领蕃、汉之众收西京，战屡胜。庆绪奔回邺郡（相州），乾元元年（七五八）九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合攻之，贼大溃，求救于史思明（时方驻范阳），子仪等九节度围相州，数月未下。二年（七五九）三月，思明引兵来援，子仪等大败，解围而南，思明入邺，杀庆绪及其四弟；安氏起事，未足四年而灭。
思明亦突厥杂种胡人，与禄山同为牙郎。天宝十一载，禄山奏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据《旧书》二〇〇上）十五载正月，受禄山命，攻拔颜杲卿所守之常山，郭、李军自土门来，思明屡败（据《事迹》中，十五年六月八日，郭、李败思明于嘉山），光弼进围之于定州（博陵）。潼关失守，光弼解围去，思明军势复振，河北悉陷。至德二年正月，思明进围光弼于太原，会禄山死，奉庆绪召归范阳，寖与庆绪贰，十二月，遂以范阳降。唐授为河北节度使，奈肃宗、光弼图思明过急，未发而谋泄，明年（乾元元）二月复叛。二年四月，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九月，再陷洛阳。上元二年（七六一）正月，又改元应天。二月大败光弼等军，进围陕州。三月，为其子朝义所弑。宝应元年（七六二）十月，雍王适（即德宗）会诸道节度及回纥兵马于陕州，数路并入，朝义败，走幽州。二年（七六三即广德元）正月，朝义部将李怀仙擒朝义于莫州，枭首送阙下；自思明僭号至朝义之灭，亦未足四年。
唐代处置安史之失策，先误于光弼之引还。方光弼收常山，子仪取赵郡（赵州），进围思明于博陵，于时饶阳（深）、河间（瀛）、景城（沧）、平原（德）、乐安（棣）、清河（贝）、博平（博）诸郡，犹能募兵自固，众达廿万（《事迹》中称，广平等十五郡归国），复有颜真卿辈联络于其间（李萼说真卿力言清河之富），贼后空虚，乘胜而前，不难覆其巢穴；根据既失，贼势自摇，所谓围魏救赵之法也。计不出此，引军遽退，既不能远解西京之危，复使河北多郡陷于水火⑩。原夫郭、李初意，本主张北取范阳，固守潼关，后来竟不能坚持其说，李泌说肃宗先取范阳，亦不见纳，（《新》一三九）此一失也。
用兵最要有统一之指挥，如各自为政，则军队愈多，溃败愈易。九节度之师（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11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因郭、李皆元勋，难相统属，不置元帅，已现必败之征；又复使昧于军旅、毫无功绩之阉人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牵率之，更非败不可。且当日九节度之师，号称六十万，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势以速战为利，光弼主张分军逼魏州，阻思明南下，期早日拔邺，本是上策；奈被妄人朝恩所阻，使思明得觊官军之弱点，以少破众，此二失也。
思明入邺，杀庆绪而夺其位，贼军根本未固，（见《通鉴》二二一）使唐朝当日能收拾残旅，专任大将，乘其未定，再行急击（据《通鉴》，光弼、思礼全军以归），未始不可雪丧师之耻。而乃任其从容整军，致洛阳再陷，此三失也。
安史虽乱，唐代过去之声威，犹未尽落，外方入援者除回纥外，尚有于阗（至德元）、安西、北庭、拔汗那、南蛮、大食（至德二）、吐火罗及西域九国（乾元初）。回纥之对唐，与突厥无异，止贪财货而非贪土地，诚能利用回纥兵力，对幽州策乱地，扫穴犁庭，忍一朝之痛，仍可易百年之安，乃见不及此，此四失也。
讨叛须拣忠诚之将，代宗竟毫无抉择，入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之言而任仆固怀恩，发端已错。及朝义授首，所余李怀仙、田承嗣、薛嵩、张忠志辈，乘战胜之威，本可更易，即曰赏功，予以一州足矣；更不然则废去节度名称。而乃一误再误，听怀恩言（李抱玉、辛云京已上言怀恩有贰心），各授大节（如怀仙授幽州节度使，承嗣擢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承嗣辈俱图自固，修缮兵甲，署置官吏，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庭，河北三镇非复唐有，此五失也。
总言之，肃、代昏暗，辅弼无谋，安、史虽死，而安、史之乱却未定，于是形成晚唐藩镇之祸。
注释：
①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二○一页，《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三期二六页奚风文，又王拾遗《白居易研究》三页等，并参注⑧。
②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陈珏人文。
③参《旧书》一九九下，《靺鞨传》。
④《文哲季刊》五卷二号四四○页《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
⑤同上四四一页。
⑥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陈珏人文。
⑦陈氏《述论稿》（二九—三五页）对此，最少犯了三种错误：（1）以九姓胡为月氏人。按此说首见《隋书》，而《新唐书》承用之，然九姓胡在西汉时实役属于康居，与南方之月氏各别为国，《隋书》所云，白鸟目为“全无证佐的空中楼阁之谈”，（《塞外史地译丛》二辑四二一—四二二页）是也。（2）认“赭羯”为种族之名，原义不是“战士”，按《西域记》一，飒秣建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新书》二二二下《安国传》，“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通典》一九七亦有太宗招柘羯不至之记载（关于太宗事，他书有异文，此处不具论）。马迦特（Marquart）《答沙畹问》，谓柘羯、赭羯皆波斯语takar之异译，义犹奴仆、从属，在粟特一带训作卫士；白鸟又以突厥语Sagas即战士解之。（《东洋学报》一卷三三二页）巴尔托勒（Barthold）《中亚史》云：大食作家闲说及君长之卫士，即škir或cˇ kir，义犹奴仆。但从Naršaxi所记捕喝王后之朝廷观之，显见此种卫士，徒有其名，彼系以贵族之青年子弟组成，须轮班入值于王廷，与欧洲武士子孙之服事其王侯者无异；（一八○页）依此言之，柘羯制度与我国贵族子弟之更番宿卫者相同，亦略类于初期府兵及蒙古时代之怯薛，陈氏谓“战士”之解，由于宋祁误会，则未知宋固有其根据也。若瓦德尔（Watters）言，飒秣建西北有都会名Calak，其人体躯长大而勇健，疑赭羯即其地之居民，（同前引白鸟二三—二四页）毗尔（Beal）疑为赤鄂衍那（Chagh ni n）之人民，（《译西域记》三三页注一○三）藤田丰八《西域篇》又以比拟塞种，均嫌证佐不足或对音不合。总之，善战与否（就正义之战立论），须以爱国思想及经常训练等为先决条件，陈氏独谓“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则未免陷入唯心论，且更违反禄山亦常败衄之现实也。（3）以石国或译“柘支”“赭时”与柘羯、赭羯相混比。按前者是国名，后者是通名，不过译音上截有些类似（此是译音常见之现象），其语原并不相同。
⑧《述论稿》三四页。按章嵚论安史之乱有远近四因：（1）设立节镇；（2）重用蕃将为远因；（3）攻伐奚、契丹；（4）溺惑嬖宠为近因（《中华通史》下册）。吕思勉亦承认（1） （2）两条，并称禄山之发动叛变，系与国忠不和。（《白话本国史》三册）傅安华在其《唐代安史之乱的发动与扩大》一文中，以为（1）之说不外承袭《廿二史札记》，（2）之说本自《旧书·林甫传》，然多设节镇与重用著将，均是适应某种需要而发生之制度或政策；并无主动某事件发动之力量。此种制度或政策，运用可以有利，亦可以有弊，运用方向之决定，系依赖于其他条件，所以（1）（2）两事，并不是发动之原因。彼以为凡毗邻之两种民族，如果经济发展相差极远，则经济条件较低者为物质享受所引诱，必向经济较优者施行侵略及掠夺，此为禄山发动叛变之原因，其立说之根据有二：（甲）禄山部属是一个胡人集团（引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己子”，“唯与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将军孙孝哲、蕃将阿史那承庆、庆绪同谋”，“十四载五月……以蕃将三十九人代汉将”）。（乙）当时中国之经济条件，确能引起胡人觊觎。又扩大之原因亦有二：一、当日社会下层已酿成普遍不安，大暴动之机，已经成熟。二、兵制废弛。（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五五期）概言之，傅说似比章、吕有进，玄宗对禄山，根本在过度信任，蕃将或非蕃将尚是次要问题。唯是欧、美资本主义之侵略，初非经济条件比我较低。以言中亚经济，汉以前早铸用金币，彼中商人能转运我国缯帛，赴西方牟大利，又《汉书·西域传》言：“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则胡族经济条件是否较低，尤成疑问。至禄山起后，农民响应者史册上几等于零，响应者却有九姓府六胡州诸胡及武威九姓商胡，（《通鉴》二一八—二一九）所谓大暴动之机，亦乏充足之信证。窃以为由唐廷言之，错在边兵失调，过度信任禄山而招惹其野心，由禄山言之，则是为当日中国经济繁荣所引诱，如此说法，较为浑括。若过分迷信禄山兵力，吾人只须看长安收复，主力靠回纥四千骑，及禄山之窘急图却，此疑便可以解。《唐代小说研究》云：“安禄山是胡人，玄宗要藉他统治北方胡族区域，不惜以各种方法表示宠异，以图结欢。”（旧版一○○页）即承陈氏之误解，而且看得玄宗过高。
⑨部名只得十二，今《学海类编》本《安禄山事迹》中卷作“二十三部落”，亦许是“十二”之倒衍。林应是思结之别部，奚应是奚结（《学海》本正作奚结，惟讹为蹄），蓬子一名未详。此外《学海》本尚讹契苾为契丹，思结为恩结，并校正于此。
⑩《旧书》二○○上：“肃宗理兵于朔方，使中官邢廷恩追朔方、河东兵马，光弼入土门”；《新书》二二二上：“属潼关溃，肃宗召朔方、河东兵，光弼引还”，叙事大致相类。按潼关陷在六月九日辛卯，肃宗则七月九日辛酉始至灵武（朔方），潼关溃时肃宗尚无权追召外兵，如果系肃宗在朔方追召，则其事应在七月。《通鉴》二一八只书光弼引还于六月末，（参前引《事迹》中）不言追召，当因《旧》《新》两书叙述不明之故。
11兴平节度，至德元年置，领商、金、岐等四州。
藩镇之祸
投降之将而升授节钺，固益启割据之野心，杀其主将而即予留后，更昭示威信之扫地（乾元元年，平卢节度王玄志卒，裨将李怀玉杀其子而推立侯希逸，唐因以希逸为节度。军士废立节度由此始）。顾唐廷外治方镇，一若舍此而外，别无良法者，故其祸愈演而愈烈。兹略表其割据经过如下表（名外有□者，是唐朝自动除授）：
续表
续表
已上谓之河朔三镇（又有所谓四王，即朱滔、王武俊、田悦及彰义之李希烈）。其中如李怀仙、王武俊为契丹人，李宝臣、史宪诚为奚人，李茂勋、王廷凑为回纥人，皆东北之归化人也。又如幽州之朱泚、刘怦、张仲武、张允伸，皆幽州人，魏博之韩允忠、乐彦祯、罗弘信皆魏州人，田承嗣平州人，余或无可考见，亦必多久寄其地。计五十七人中，由唐所任者只四人，又五十四人中（除去最末三人已入五代），被其部下逐杀者乃廿二人，李泌尝论士兵之善，以为顾恋田园，恐累宗族，不敢生乱，又云：“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亡身徇利，祸乱遂生。”（《通鉴》二三二）由前观之，殆不其然。三镇之祸，非师不土著之患，正师率土著之为患也。（并参下引《旧书》）各镇领州之数，时有增减，上文第记其大概，可参《新书·方镇表》及《唐方镇年表》。
河朔三镇及淄青之割据，始自代宗，除淄青外，三镇虽均中间一度曾由朝廷选任，然不旋踵而复失，成德之王氏，继世至八十余年，魏博田氏五十余年，是其最久者。此外横海、宣武、彰义，均启自德宗，宣武为时最暂，余两镇皆宪宗所收复。若泽潞则中唐割据之最后者。
若夫镇使跋扈，初无非挟军士以自重，久之军士得势，镇使反为其所左右，稍失控制，危亡立至。《旧书》一八一《罗弘信传》云：“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事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有类于春秋时代国君之政，下移大夫，大夫之政，又下移家臣，后浪推前浪，孕生自己崩溃之矛盾。《廿二史札记》二二云：“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下至五代诸帝，亦多由军士拥立，直至陈桥兵变（九六〇），风始衰歇，计传习至二百年之久。由此而观，知参加方镇运动者无非骄兵蹇将，全为自己打算，希图夺取富贵，并不代表一定阶层；同时国计民生却大受损害，驯至国力疲弊，燕云十六州奉献于外人，辽、金、元、清之入侵，胥于是基始。或者批评，“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则由过于短视，未深察乎当日东北住民组织复杂所由造成之原因；盖幽、营一带在天宝以前内附之部族，为时不过三数世，各成聚落，只知有当地之节帅，与中央联系极弱，逮燕、云割地，陷溺愈深，反观西北，陷吐蕃虽及百年，唯其陇右人民，念念不忘祖国，故张义潮攘臂起义，不崇朝而十一州归朝，诚能比较其异同，自会豁然而领悟。陈氏《述论稿》云：“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一九页）按对抗唐室者只方镇及其部将之首领，唐室固剥削，然有时地方之剥削，或比中央更甚，在广大群众视之，同是一丘之貉，初非予以支持，故部将旋起而旋蹶也。
抑藩镇之祸，多以为不可救药，观察亦误。始终怙恶者惟河北三镇，综观经过，非无转机，惜人事不臧，如下文所举耳。
1．宰相无谋 幽州为始乱之区，去京亦最远。刘氏居燕三世，穆宗时，刘总归朝，群龙无主，既籍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至阙下，（《旧》一八〇《克融传》）则宜宠以虚位，移于他方，或更正其罪名，使留者知警。乃宰相崔植、杜元颖等毫无谋略，既不能餍其欲望，反而勒令归镇，（同上及一五四《刘总传》）有同于纵虎还山，幽州再失之咎，崔、杜实尸之。
继而幽、镇两藩之乱，王涯献议先讨镇冀而后及幽蓟，策本可行，然朱克融、王廷凑竟能以万余之众，抗官军十五万余，则统制不一，玩寇邀利，宰相昧机，胶柱鼓瑟，亦崔植等之过也。
（《旧书》一四二）
文宗时，杨志诚之乱，非谋定后动者，牛僧孺乃言，“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以见解如此幼稚之人任宰相，国事安得不坏？理全国事，应见其大，岂能效市井商人锱铢之计？抑以八十万易八州归朝，价并不贵，如长为唐有，每岁八州所赋，何止此数？未得尺布、斗粟者，崔、杜之无能耳（说见前）。欲养叛藩以御外寇，懦弱无能，何一至于此！回纥自肃、代以后，绝少入寇，彼似了无闻知者，故曰幽州之三失，实牛僧孺之罪，后世犹多助牛以排李（德裕），世论之失其平者久矣！（僧孺毫无远见，可参拙著《会昌伐叛集编证》）
2．将帅失策 德宗建中三年，田悦之役，马燧、李抱真、李芃三师破之于洹水，悦归至魏州，初为部下所拒，假使官军长驱直进，魏州指顾可复，奈燧与抱真不协，（《通鉴》二二七）顿兵弗前，坐失良机，宜乎识者所痛。（《旧》一四一《悦传》）
3．计臣短视 穆宗时，田弘正由魏博移师成德，请留魏兵驻成德，其粮给出于有司，度支使崔倰固阻其请，魏兵甫归，王廷凑即叛。倰不知大体，成德遂非唐有矣。（《旧》一四一《倰传》）
4．宦官误事 李宝臣遗中使马承倩百缣，承倩诟詈，掷之道中（大历十）。李纳遣二弟入质，中使宋凤朝欲邀功，说德宗拒其请（建中三）。穆、敬两朝则有如讨廷凑之役，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内官悉选骁健者自卫，以羸懦应战，因而兵多奔北；刘悟节度泽潞，监军刘承偕常对众辱悟，及悟卒，中尉王守澄及宰相李逢吉又受其子从谏之赂，为奏请留后，皆贻误大计之彰彰者。
总言之，代、德两朝京畿之内，累遭创夷，无所振作，犹有其困难之因。元和藉廿年安定之基，财赋稍充，复得毅决如宪宗，佐以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诸谋臣，中央威权，于是一振。凡阻挠淮西军事，如韦贯之、钱徽、萧俛、独孤朗辈，皆行罢黜，故能勒夏绥韩全义致仕，讨其留后杨惠，专任高崇文讨西川刘辟（皆元和元），斩镇海（浙西）李锜（二年），逮昭义卢从史（五年），发夏州兵诛振武乱军（八年），用裴度、李愬擒吴元济（十二年），杀沧州刺史李宗奭，平李师道，复淄青十二州（十四年），在藩镇方面，则有易定张茂昭（元年及五年）、山南东于（二年）、魏博田弘正、宣武韩弘（十四年）之入朝，与夫田弘正之申领籍，请官吏（七年），程权之奉还沧、景，王承宗之愿献德、棣（十四年）。故元和之治，为中唐冠。
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安史之后，各镇相继为乱，“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余则谓开元之世，米斗不过十许钱，谷贱固可伤农，同时亦易免于饥饿。安史及各镇之乱，结果所至，适以破坏百姓之长年生息，群众不获其利而先获其害，比诸晚唐时代，农民久居水深火热之中渴望苏息者，情况显有不同。换言之，东南财赋之供给唐室，犹是次要，中唐得以不倾者，其主因实在大多数农民对唐作消极之支持，另一方面对野心军将不作积极之支持，故乱事无法扩大。
至史家所谓“方镇”，系指设置节度或观察使之区域，其数无一定，所领军号亦常变更（可参《方镇年表》）①。贞元中为节度三十一，观察、防御、经略十一，以守臣称使府者共五十。（权德舆《贞元十道录序》）元和中镇四十七（李吉甫《上元和郡县图志表》）或四十六（《唐语林》三载裴度之言）。开成初，节度二十九，观察十，防御四，经略三。（《旧·王彦威传》）余可类推。又节度名位，不过比观察稍隆重，实际无大殊异，故如鄂岳一镇，时而观察，时而节度，废置无常。
或者谓唐代初行虚三级制，有节度使后，变为实三级制，其分析亦不尽合。都督本身为刺史，但又可节制领下各州之刺史，与节度无异。节度之坏，在于权太重，如支度、营田、转运、采访等，初本别置专使充任，后乃全付之藩臣，尾大不掉，实在于此。
注释：
1《旧·地理志》列举节度、观察等使四十四镇，《廿二史考异》五八以为“据太（大）和中方镇言之”，钱氏大约因宝历元年改鄂岳观察为节度，至大和五年而复旧，《地志》称“武昌军节度使”，故有此论定也。但考《新书》六四《方镇表》，乾元元年置振武节度，领麟、胜等州，上元元年置鄜坊节度，领鄜、坊、丹、延四州，贞元三年置夏州节度，领夏、绥等州，此后无甚大更革，今《地志》不见振武三节度，所领州仍分附邠宁、朔方二镇之下，则非尽合于大和制度可知矣。